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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那些逾越特定流派者诗学主张的各自申述，其思想的个性颜色显得更为浓厚，成为这一时期诗学范畴趋于多维化的显著表征。 以谢肇淛为例，他生平虽和后七子阵营中的王世贞之弟王世懋，公安派中的袁氏兄弟、江盈科，竟陵派中的钟惺等人皆有交往，但从他的诗学立场来看，其 并未特别拘执于门户，所以也就很难将他的主张和某一派系完整对应起来。 确切一点说，他面对相继盛兴文坛的七子、公安、竟陵诸派的行动，更多的是穿越辨识其间，既有所吸取借用，又有所汰除补葺，用以建树一家之说，也因 此，他的诗学主张折衷诸派之说的特征相对突出。 如他定义诗歌“其发于情而出诸口也，不知其所以但是然”[108]的抒情实质，视其为“发舒性灵而摸写天真”[109]之载体。 这些说法要是置之于晚明的文学境域中去加以审视，容易使人将其和公安、竟陵分别标榜“真诗”，强调“性情”或“性灵”发抒之类的中心话语联络在一 起。 但他又以为，“古人诗虽任天真，不废追琢”，故不同意“反古师心，径情矢口”[110]，讥訾“今之为诗者”“率喜率易而惮精深，任靡薄而寡锤炼”，甚 至“古人法度亦卤莽灭裂，致使于尽”[111]。 这些说法，又似乎将矛头特别指向了倡言“任性而发”[112]、“自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13]的袁宏道。 这同样使人容易将他和公安派之间划分界线。 再者，谢肇淛论诗特意标示为宋人严羽所强调的“悟”，用以调和诸派之说，以为“严仪卿以悟言诗，此诚格言”[114]，“悟之一字诚诗家三昧”。 以他的了解，“悟”须经过“学”与“思”的环节得以完成，“若不思不学而坐以待悟，终无悟日矣”，又批判“今人借口于悟，动举古人法度而屑越 之”[115]，阐明从“学”“思”而入以得“悟”，也是对“古人法度”的恪守。 同时，“悟”作为创作主体的盲目活动，“存乎其人，法之所不载也”[116]，又需藉助诗人共同的审美感悟才干，而无法单纯从刚性的法度中取得。 凡此，或多或少逗露了谢肇淛勉力折衷均衡诸派之说的企图。 又以陆时雍为例，观其论诗，其中并不缺乏自我研琢的心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他盘绕“情”与“韵”关系而展开的辨说，二者系其论诗极为重要的 两个维度，如他所言，“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二言足以尽诗道矣”[117]。 它们在陆氏的诗论系统中成为有着内在关联或共通性质的两个概念，构成一体化的一种诗学话语，被以为在诗歌的审美结构中构成某种共生的关系，相 互依托，彼此取益。 推究这一观念所本，其主要根基于陆时雍对诗歌实质和审美问题的认知，并集中见之于他对诗歌发作论和措施论的诠释。 从它的基本内涵和问题面向来看，一方面，其投注于诗歌的抒情实质，认定本于“情真”的诗歌运营之正轨，所谓“诗之所云真者，一率性，一当情， 一称物，彼有过刻而求真者，虽真亦伪矣” [118] 。 这一点，显和晚明以来诗学范畴倡导性情或性灵发抒的主流话语相绾结，表示了后者诗学肉体的强力持续。 另一方面，其强化诗歌抒情的美学准绳，标誉古人“转意象于虚圆之中”致使“味之长而言之美”的“擅长言情”的情感表示方式，因而并不认可流于 直率浅露的“认真”，以为“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就如柳宗元诗“过于真，所以多直耳寡委也” [119] 。 这一点，又相对凸显了区别于当时主流话语所作出的个人思索和自我改造，将诗歌“言情”和“擅长言情”的实质和审美问题放在统筹并重的位置。
综观明代诗学思想展开变更的进程，简括起来，其既接受传统诗学的深化浸染，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成为承传诗学历史的重要一环； 又处于有明特定 的文化语境，面临当下各种思想认识的冲击，反映改造乃至超越传统诗学的时期诉求。 假如要对明代诗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作出基本的概括，那么如下几个方面应该值得我们留意： 一是交互性特征。 固然有明一代文学流派或诗人群体林立，诗家或论家层出不穷，各种派系认识和阶级认识的相互隔阂以至对立在所难免，诗学立场的歧异招致彼此观念的冲 撞屡见不鲜，但同时能够发现，不同派系或群体之间，诸诗家或论家之间，其诗学思想的交叉与混成的情形又相对突出，致使于对此我们有时很难中止非此即彼 的简单而明晰的归类。 究其缘由，除了各自的阅读阅历和审美兴味趋近或相同之外，还应该特别和以下要素有关，如有明一代学问诠氏绂度的增强，学问消费、传播途径的开辟， 包含文学资源经典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并且产生普遍性的影响； 文人群体接受学问的愿望更趋强 烈，阅读的视界更趋开阔等。 从诗学思想交互性的细致状况来看，好比，明代前期馆阁文士群体和前七子就是颇能阐明问题的例子之一。 二者不论是身份构成还是文学立场，固然有着明显的差别，更何况前七子突进文坛倡导复古，其重要动机之一，即指向反逆趋于扩张的台阁文风，突破当时 馆阁文士主导文坛的垄断位置，其对立的形势显而易见。 但是这并不代表二者观念主张绝然相隔，事实上，如面向古典诗歌系统而尊崇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成为馆阁诸士古典诗歌接受中的一种倾向性态度，而 李、何诸子同样鼎力推重唐诗，认肯“近诗以盛唐为尚”[120]，这提示二者以唐为宗的立场较为接近。以馆阁诸士而言，尊崇唐诗而多将其归入抒写“性情之 正”的诗歌传承的正宗系谱，实和他们基于盲目国度认识的适用主义立场有着密切关联，传送了他们重塑诗歌价值体系、建构理想抒情范式的特定诉求， 但在同时，唐诗自身表示体制的完备性及美学特征，也不同水平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这成为馆阁诸士对唐诗价值解读的另一个方面，客观上，后者与李、 何诸子所秉持的倾向具现于包含唐诗在内的古人作品规则或措施以契合相应审美请求的技术理念，多少存在隐性的交汇点，显现特别在唐诗经典化背景下二者在 宗唐立场上的某种交互特征。 再好比，訾诋以七子派为代表“近代文人”的公安派首领袁宏道，也曾经一再论及唐诗的问题，只是看起来不乏排击之辞，如曰“奴于唐谓之诗，不诗 矣”[121]，“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122]，似乎大有反七子派之道而行之的对立意味，并且有意要向世人宣示自己“论诗多异时轨”[123]的异端态度。 不外，这些表态尚缺乏以确切反映他的实践立场，由于同样袁宏道又曾表白对唐诗的赞扬，如谓“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 指擿“近时学士大夫”“不肯细玩唐、宋人诗，强为大声壮语，千篇一概”[124]。 而其弟袁中道也曾透露宏道诗作“其实得唐人之神，非另创也”[125]的学唐信息。 这种依违两可的态度，正透露了袁宏道关于唐诗价值解读的某种复杂性，或者说体往常他身上的一种面向古典资源的“历史主义”[126]立场，这就是，并不 彻底承认作为经典文本的唐诗的历史价值以及复古之学的特殊意义。 这方面也见之于袁中道看待唐诗的态度，固然中道认定七子派“剿袭格套，遂成弊病”[127]，宣称自己“束发即知学诗，即不喜近代七子诗”，但这并未减 弱他推尊唐诗的意向，提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劝诫后代“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128]，指斥“今之作者，不法唐 人，而别求新奇，原属野狐”[129]。 上述阐明，固然袁氏兄弟不满倡言复古的七子派，有意要和其划清界线，但他们心目当中唐诗的经典位置并未因而而撼动，唐诗的习学价值未被完整疏忽， 客观上这与七子派的宗唐理路构成某种交叉。
《珂雪斋集》 二是系统性特征。 从明代诗学思想总体的演化格局观之，其在逐步改动零散性、个别性的调查方式，而倾向于从诗歌史的角度观照古典诗歌展开演化进程，“文学史”或“诗 史”的认识趋于增强。[130] 诸家更愿意站在一种历史调查的制高点来审观诗歌的展开演化进程。这种诗史观照视角的树立，在很大水平上又同明人阅读阅历的增强、学问面向的开辟、 学问接受的系统化、理性化思想的提升等相关联。 由此，他们常常并非孤立地注视于某个层次、时段、诗家、诗品等，更是将诗歌历史置于承上启下、继续变更这一有机的、运动的、完好的过程来加以审 视。 如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其格式突出的一点是依照诗体分类编次，分别为五七古诗（各附长篇或歌行）、五言绝句（附六言）、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 言排律、七言律诗（附排律），古律排绝诸体齐全，所谓“其众体兼备，一直该博”[131]，按体分类呈现系统化、整一化的特征，究其编次的企图，盖在于最 大限度地显现唐诗各种诗体的历史展开容颜。 与此同时，分离“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又“因时先后而次第之”，提出唐诗初、盛、中、晚“四变”之阶段论，依据“有唐世次”和“文章高低” [132]，分列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傍流诸品目。 如此针对有唐一代诗歌不同变更段落的划分，多少出于编者一种诗史立场。[133] 这主要体往常，他将唐诗的各个变更单元有机地联络起来，分辨贯串诸品目之间因承流变的脉络，循其编次思绪，除了从时序上分别唐诗的阶段变更特性， 同时厘清不同阶段之间“始”“来”、“源”“委”的联合关系，从而逻辑而明晰地勾勒出唐诗完好的、历史的演进轨迹。 再以胡应麟《诗薮》为例。应该说，此书的一大特征乃在于用心建构古典诗歌谱系，作者审视诗歌演化历史，作出“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 [134]的基本判别，而在确立汉、唐、明表示诗道昌盛而具标记性意义位置的同时，他严厉且精密分辨不同时期、不同诗人作品的等级差别。 如其对“八代”诗歌变更容颜和品第差别的描画：“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之阶级森如也。枚、李、曹、刘、阮、陆、陶、谢、鲍、江、 何、沈、徐、庾、薛、卢，诸公之品第秩如也。 其文日变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变而新，而前规日远也。”[135]在胡应麟看来，这种时期和诗人之间构成的“阶级”或“品第”的差别，实为诗歌史 基于“变”的运动状态所决议的，各自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不可彼此混杂。 包含他对汉魏诗歌、宋元诗歌的级别的细微分辨等，都表示了这一思绪。如他批判严羽论诗“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汉魏便鹘突”[136]，“常常汉魏并称，非 笃论也”[137]，即是留意诗歌史上“阶级”或“品第”差别的典型表示。 总体来看，《诗薮》关于古典诗歌资源的清算和剖析，反映出前人所不迭的高度的系统化和精密化，呈现注重诗歌演化的诗史观念和以诗歌史为框架的基本 格式。[138] 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古典诗歌历史脉络中止基本的梳理和粗略的勾勒，而是潜入其盛衰正变进程加以深度和系统的分辨，这既反映在其对理论层面的思 考，又表往常其对理论途径的指点，在维持时期、诗人、诗歌三位一体的基础上，中止分类别体的缕析，其中特别是作者格外留意对不同时期、不同诗人作品 “阶级”或“品第”的划分，充沛显现其对古典诗歌历史所作清算和剖析愈益精密和慎密。 能够以为，《诗薮》一书正是经过对诗歌史“变”的运动态势及其错综关系的深化调查，建构起涵盖宽广、梳理精密而可供理论参照的古典诗歌变更展开谱 系。
《诗薮》书影 三是批判性特征。 检察明代诗学思想系统，常常能够体味出寓含诸家著论当中激烈的批判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现象自身反映了明代学问群体相对生动的思想方式。 合而观之，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触及对前代诗歌的评判问题。 能够看到，宋元诗歌特别是宋诗是明代众多诗家或论家批判的重点的“负面”目的，假如说特别是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对比“盛唐诸人惟在兴味”，指擿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139]，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对宋诗展开深切反省的先声，那么时至明代，对宋诗的排击更趋普遍而猛烈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其 中，特别是七子派及其追从者执持的反宋诗倾向，不能不说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固然针对宋诗细致到有明诸家的见地，他们的态度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宋诗在明代总体的处境是趋向边沿化，质疑之声大于称誉之声。 这一方面，唐诗经典化的加剧固然是主要缘由，另一方面，则和明人批判认识的增强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他们更为敏感而严苛眼光的审视下，宋诗的负面特 征与影响被极度放大。 如陆深有言“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屡屡不尽同于唐人”[140]。 这无异于对比唐诗而贬抑宋人一代之作。 至于李梦阳提出“宋人主理作理语”，“又作诗话教人”，致使“人不复知诗矣”[141]，并与何景明分别喊出“宋无诗”的口号，继后的胡缵宗又宣称“唐 有诗，宋元无诗”，“宋元非无诗，有诗不迭唐耳”[142]，则更直接而彻底承认了宋诗的价值，同时因其缺乏对宋诗加以的理性鉴别，难免流于近乎心情化的 偏激。 不外这恰恰表明，他们正是出于高度敏感和绝对严苛的审视立场，断然作出对宋诗展开彻底清算的自我选择。 与上述诸士相比，体往常“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身上的反宋诗倾向，则又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迭，并成为其诗学立场的特异之处。 祝氏审视宋诗得出的一个惊世骇俗结论是诗至宋而“死”： “盖诗自唐后，大厄于宋，始变终坏，回视赧颜，虽前所论文变于宋，而亦不若诗之甚也。可谓《三百》之后，千年诗道，至此而消亡矣，故以为死。” 他之所以极度厌薄宋诗，不啻是由于“宋诗特以谈论为高”而违离了“诗忌谈论”[143]的表示艺术，更主要的是基本于他对宋代学术思想的激烈质疑或抵 触。 在他看来，“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宋代学风专独而强势，不只于汉唐学术传统“都掩废之”，使得后世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144]， 滋长了思想惰性，而且极大地腐蚀了诗歌领地，遂有“牙驵评较”、“嚣讼哗讦”、“眩耀怒骂”种种之态“于诗而并具之”[145]。 所以，反宋诗实被祝允明归入其整个反宋学体系，包含其中的批判认识也更为激烈。 不独如此，在触及对前代诗歌的评判问题上，明代诸家将批判的矛头除了对准“负面”的目的，也指向“正面”的目的，这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他们更具 批判性的姿势。 如杜甫诗歌不时是七子派诸子在宗唐总体目的主导下重点尊尚的对象，但与此相随同的，则常常又是他们对杜诗严苛的挑剔。 像何景明自称学歌行、近体“有取于（李、杜）二家”[146]，属意杜诗颇多，然同时又质疑杜甫七言歌行“词固冷静，而调失流转”，“博涉世故，出 于夫妇者常少”[147]，人已熟知； 而如王世贞也自述早年学古所取，“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 [148] ，纳杜诗近体于少数重点取法 对象之列，足见他关于杜诗的注重水平。 但这并不表明进入他阅读和取法视域的杜诗在其心目中已臻于圆满，耐人寻味的是，杜诗包含近体在内的不同体式，又恰恰成为他指擿瑕疵的目的之 一，[149]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未尝不是与他包含盲目批判认识的求全指责的审察态度联络在一同。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则触及对本朝诗歌的评判问题。在这方面，特别如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都较系统评及“国朝”诸家之诗。 《诗薮》提示诗歌史的盛衰变更轨迹，提出“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150]，可见其对本朝诗歌的倾重。 汪道昆序《诗薮》，谓其“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瑕瑜不掩”[151]，大致不失为中肯之言。 的确，胡应麟对本朝诸家之诗除了指出其“妍”、“瑜”，也并不掩饰其“瑕”、“丑”，这包含他对同属复古阵营的七子派诸子诗歌疵病的指擿。 如评前七子及其羽翼之作：“派流甚正，声调未舒，歌行绝句，时得佳篇；古风律体，殊少协作。与嘉、隆诸羽翼，大约互有短长也”[152]； 评后七子之作 ： “于鳞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驾。 然于鳞则用字多同，明卿则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读，皆大有所短也。 子相爽朗以才高，子与森严以法胜，公实缜丽，茂秦融和，第所长俱近体耳。”[153] 可谓“长”“短”并见。 《诗源辩体》提出论评“国朝”诸家的准绳和目的，“此编以劝导后学为主，不直则道不见”，因而不同于“先辈论诗，多称其所长，讳其所短”，而是 “长短尽见”，既“录其所长”，又“论其所短”。 从“短”处看，与唐诗相比较，“国朝”诸家“五言古、律，五七言绝，断不能及唐人”，“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韦、柳之萧散冲淡，各极端至， 国朝人既不能学，即韩、白、东野变体，亦未有能学之者。 五言律、五七言绝，入录者诚足配唐，而全集则甚相远”[154]。 说到底，如胡应麟、许学夷这样特别是针对本朝诗歌盲目揭“短”，并无忌避，还出于潜含在他们各自文学思想中的批判认识。
《诗源辨体》 四是地域性特征。 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说，它的天文意义包含了沉淀与空间的内容，前一项指向中央既有的传统，后一项指向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定地域的文化性情和品德 正是由二者构筑起来的。[155] 有研讨者盘绕清代诗学的调查，指出其中显豁的地域性特征，以为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改动了传统以思潮和时兴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呈现了以地域性为主 的诗坛格局，并呈现多元诗歌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地域认识已渗透至诗论家思想深处一个不可疏忽的变量要素，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与倾向性。[156] 假如对比明代诗坛的展开格局，以及诗学思想的变更态势，这种情形虽说一定与之完整吻合，但也有一定的适用性。时至明代，特别是区域文人权力的成 长，中央文人结社的生动及相关活动的昌盛，增强了人们的地域身份认同与地域文学观念。 同时，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展开，交通方便化水平的进步，学问传播途径的扩展，文人学士的交往和获取信息的空间为之拓宽，区域与区域文坛之间、中央与 中心文坛之间的联络和交流趋于增强，这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文人学士对地域文学的重新建构。 胡应麟《诗薮》如下的这段陈说，研讨者并不陌生：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157] 胡氏述阐明初吴、越、闽、粤、江右五大诗派的崛起，显然是按不同的地域分类的，变相突出了这些诗派的地域性特征。 正如有研讨者所言，鉴于这些诗派作者长大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相关于明初诗人共处的大文化背景，中央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以及诗学接受等各有差别而 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小文化背景，对各诗派共同性的构成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158] 这种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所谓小文化背景，实践上也即牵涉在天文意义上指向沉淀与空间的特定构成。 从有明一代诗学范畴观之，固然一些突入中心文坛的文学流派及诗人群体成为执掌话语权益的强权力气，对引导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特别是地域传统对各派及各家产生的影响依旧不可低估。 无妨以闽、吴两地为例。明初闽人高棅曾对他编选唐诗专集《唐诗品汇》的缘起作过交代，该编《凡例》所载他和“闽中十子”之冠林鸿“论诗”的阅历人所熟知，其曰：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缺乏，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 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突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 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159] 这段记载显现，高棅认同林鸿取法盛唐之见及编选《唐诗品汇》，当直接遭到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宗唐权力的感染，同时追踪并接受同为闽人严羽的诗学思 想，表明他对本地特别自南宋以来构成的宗唐诗学传统的高度认可，地域认识俨然凸显其中。 而至晚明闽派诗人代表谢肇淛，其论诗虽已主要穿越于七子、公安、竟陵诸派之间，有意折衷而调和之，然闽中诗学传统对他的影响并未完整消泯。 如他从严羽那里吸取了“悟”这一用以调和诸派之说的重要观念，以为“诗之难言也”，“要之，仪卿之所谓悟者近是”[160]。 这仍不失为其接受地域诗学传统的一个标记。[161]相较于闽中以宗唐为主的地域传统，吴中的诗学更像是一种混合类型，或宗唐或主宋，或唐宋并举，容纳 性较强。 以生动于明前中期吴中文坛诸士为例，都穆《南濠诗话》曾说： “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 卷石耳。”[162] 所言大有为宋诗辩护之意，也印证了曾跟随都穆习诗的文徵明对都氏“雅意于宋”[163]的评价。 但这并缺乏以证明都穆仅仅专注于宋诗，如他对李梦阳诗“取材汉魏，而音节法乎盛唐”就颇多称誉，以为“命意遣词，高明绝俗，识者以为非今之诗也” [164]。 这也间接阐明他对唐诗的注重，特别是对诗宗盛唐的认可。再追踪都穆的习诗阅历，他少时学诗于沈周，[165]而沈氏于诗兼法唐宋，“初学唐人，雅意白 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166]，所以人称其“不专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学”[167]。对从学者的都穆而言，沈周的取法态度多 少会影响到他的学诗阅历。 这也能够用来解释他既抬举宋诗又不废唐音的其中一个缘由。相似的状况也发作在文徵明身上，他自称少时学诗即从陆游入门，[168]接触的是宋诗，又质疑 俗尚“言诗皆曰盛唐”[169]。 固然如此，他又接受唐诗，“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战争为主”[170]，“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171]。 故而，说文徵明于唐宋诗兼而取之，或许更契合他的诗学立场。相较于以上诸人，祝允明的态度迥然不同，他的总体倾向是宗唐，指出“诗之美善，尽于昔 人，止乎唐矣”，“洋洋唐声，独立宇宙，无能间然，诗道之能事毕矣”[172]，可见其对唐诗的倾心。 这和他猛烈的反宋诗立场构成鲜明的对比。吴中诗学的这种混合特征，实践上也表示了士人诗学观念的驳杂，[173]这应当与该地域相对深沉而开放的人文环 境有关。 以上关于明代诗学思想总体特征的调查，只是择其要而言之，若进一步细究，应当还能够梳理出若干的线索，限于篇幅，在此不再铺展。 鉴于有明一代历史跨度较大，文学流派或诗人群体众多，诗家或论家层出，诗学文献丰厚，诗学思想系统因而显得十分庞杂，需求讨论的问题很多。 本书在针对这一范畴展开系统和深细研讨方面，还只是做了若干尝试性的工作，关于笔者而言，这不外意味着此项研讨暂时告一段落，未来尚有触及明代诗 学思想范畴的其他研讨工作需求去展开，因而确切地说，已完成的相关研讨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而并不代表工作的终点。 与此同时，也期冀经过这一课题的研讨，能够廓清明代诗学思想展开历史的基本线索，特别是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点和面上拓展和深化有关的调查，以愈加 全面、深化、明晰地揭橥明代诗学思想的演进轨迹。 （全文终）
《前后七子研讨》 郑利华 著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受权发表，原文刊于《明代诗学思想史》，2022，上海古籍出版社。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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