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素有中共“特工之王”的李克农大将在北京病逝。在其悼词中，周恩来总理亲笔加了一句话：

“大反动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惧下，李克农同为反动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同，对扞卫党中央指导机关的保险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被誉为中共荫蔽阵线的“龙潭三杰”。周恩来还曾在公收场所表示，“假如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龙潭三杰”中，胡底年龄最小，他遇害时，还不到30岁。

北平结识钱壮飞

1905年3月出生的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冬风。其父亲是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

胡底幼年启蒙于大伯胡继章的私塾书。14岁那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反动浪潮席卷全国，胡底在闭塞的小城内也呼吸到了新颖的政治空气，于是决意告别私塾，进入了当时舒城县城关的一所洋学堂——私立植民小学高小班就读。

1921年，胡底高小尚未毕业，就以第三名的成果考取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在省立二中，胡底对器乐的洗砦篪抵达如痴如迷的水平。没有多久，风琴、琵琶、鼓号、箫笛、古筝，无一不会，吹拉弹唱，样样擅长。时人誉他为“舒城才子”。

胡底虽出身于富有家庭，但自幼就有对等思想，与雇农、牧童相处密切，常常辅佐身边的穷苦庶民。

1923年，志存高远的胡底来到古都北平，考入孙中山为培育民主反动人才而兴办的中国大学，就读于国文系。李大钊、李达、吴承仕等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教授”都曾在这里传道授业。

胡底有幸结识了反动先驱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积极从事反动活动。

大学期间，胡底有认识地锻炼自己的强壮的体魄。每次离家赴京，他都先步行两天到安庆，再由安庆乘轮船到南京，后坐火车北上。他能两手平举32公斤重的一对石碓很长时间，而面不改色，口不喘气。他还通拳术，会剑术。他游泳更是技高一筹，有“浪里白条”之雅称。

在同窗吴鹿鸣的引见下，胡底与与他后来的“铁同伴”钱壮飞相识了。

彼时，钱壮飞和女友张振华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婚后住在了北京西城保险里。胡底经常去他家里做客，共同的反动理想促使二人成为披肝沥胆的反动挚友。

1925年，经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引见，20岁的胡底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育教育下，胡底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分发传单，为反动奔忙号呼，不遗余力地中止党的宣传鼓开工作。

胡底身体高大，俊秀潇洒，极富表演天才。1926年，胡底与钱壮飞等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 拍摄了一部由胡底主演的武侠片《燕山侠隐》。他们机智地以电影公司为掩护，一面宣传反动思想，一面展开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4月，风云突变，蒋介石发起了“四一二反反动政变”，国共协作决裂。在北京，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也举起反反动屠刀。4月28日，张作霖下令绞杀了中共开创人之一的李大钊。

北京城掩盖在白色恐惧之中，中共公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北京公开党的生动分子，胡底、钱壮飞等，也上了反动军警捕杀的“黑名单”。胡底得到内线报警后，改名“胡马”，字“冬风”，从北京疾速转移到上海。钱壮飞也秘密来到上海。

上海“东方范朋克”

1927年底，一艘从北方驶来的航船停靠在了上海码头，从船上下来一位衣着考究、老板气度的人，他正从北京脱险而来的胡底。

此时的上海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街头巷尾乱窜，一辆辆警车不时呼啸而过。

形势如此险峻，在偌大上海滩，到哪里寻觅党组织呢？一番思忖后，胡底决议先找份工作布置下来，从长计议。

彼时上海的电影产业蓬勃展开，各种武侠片颇为盛行。胡底拿出“看家身手”，顺利招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

由于俊逸潇洒、演技娴熟，很快，胡底被选为电影男一号，先后拍摄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片。因他已在北京主演过武侠片，所以这回演起来更是驾轻就熟，出手特殊，纵情演绎着侠肝义胆。

胡底主演的几部武侠片一经上映，便票房火爆，观众似云，好评如潮。他被“粉丝”们誉为“东方范朋克”。

美国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武打明星，也是第一位在电影中表演“蒙面大侠”佐罗的出色演员。把胡底比作范朋克，足见胡底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影响，非同寻常。

一时间，胡底成为众所周知的电影明星，这为他展开公开情报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

1928年7月，胡底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周恩来布置下，他继续以演员身份为掩护，暗中刺探情报。

仰仗在上海影坛的位置，胡底能够轻松出入国民党高官举行的酒会，以此取得了不少政界大佬的信任。就这样，被中央特科布置到“台前”的胡底，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一手情报。

但是狡猾敌特机关终于在1928年底发现了胡底的共产党身份，派出大批军警和密探前往电影公司抓人。胡底于以其轻盈的技艺和特殊的武功穿堂走屋，跃过高墙，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枪击声中逃出了围捕圈，潜入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在一同。不久，他又在敌人的追捕中避往温州，隐居几个月后，转移到杭州。

胡底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进步青年，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曾被他的父亲骗回家拘禁起来，逼他接受由祖母和父亲包办的婚事，迎娶表妹张敏清。

僵持多日之后，胡底回校心切，只好被迫应允，但婚后便一去不复返。

听说胡底到了杭州，其父又将张氏送来。胡父一分开，他就与张氏协商离婚。不久，一则“胡百昌、张敏清离婚启事”刊登在上海《申报》上。自此以后，胡底就再也没有结过婚，用他的话说：“干我们这行工作的，要钱和结婚生孩子都是省事事。”

三杰相聚入龙潭

先于胡底由北京“南飞”到上海的钱壮飞，为了落脚，曾给上海市公用局填写人力车牌照，后来报考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举行的无线电锻炼班，以第一名成果被录取。

当时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与钱壮飞同是湖州人。徐恩曾见钱壮飞身体细长，戴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斯文俊逸的样子，已有几分喜欢。再加上钱壮飞不爱嘻笑多嘴，办事稳健干练，又颇能“体察”上司好恶，徐恩曾更是赏识有加，很快把钱壮飞从广告业务员的位置上选拔为局秘书。

钱壮飞站稳脚跟后，便开端寻觅挚友胡底。此时胡底已成为上海滩如日中天的电影明星，钱壮飞按图索骥，没费多大周折就在上海影片公司找到了胡底。

1929年冬季的一天，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李克农，依照组织指示，找到了正在片场拍戏的胡底。李克农与胡底同是安徽籍老乡。关于李克农在中共反动阵营的大名，胡底早有耳闻。

老乡见老乡，再加上相同的反动理想，两人一见钟情。言谈中，胡底谈起了自己的同伴钱壮飞，而正好钱壮飞有音讯要向党组织汇报。趁着李克农在，胡底便通知钱壮飞来拍摄现场见个面。

如约赶来后，在摄影棚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英杰的手紧紧握在了一同。此可谓传奇的“摄影棚三杰聚会”。

钱壮飞如此着急会晤李克农，所为何事？

原来，1929年冬，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苏区，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勒令国民党特务首脑陈立夫尽快扩展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的特务组织。

陈果夫、陈立夫是徐恩曾的表兄弟，陈立夫与徐恩曾是留美同窗。于是，陈立夫便把这项特殊任务交给了徐恩曾，并委任徐为调查科长，并让他立刻到南京走马上任。

徐恩曾固然担此重担，但他是个纨绔子弟，肉体主要放在吃喝玩乐上，就请钱壮飞代为物色特务人选。

钱壮飞以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人秘密情报的家常便饭的机遇。于是，在摄影棚与李克农会面后，钱壮飞疾速把这一重要状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李克农同样以为机不可失，又立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此极为注重，他说道：“只需敌人的特别组织中有我们自己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顺利得多，损失就会少得多。”

周恩来立刻召开中央特科会议，特地研讨了这一新状况。鉴于钱壮飞已取得徐恩曾的信任，有条件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派遣一两位忠实同志，到国民党部队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的计划，中央特科决议批准钱壮飞的倡议，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止特殊战役。

中央特科还决议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直属中央特科，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均由党小组讨论决议。还决议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和他们联络。

依据中共中央特科决议，钱壮飞允许了徐恩曾，为他筹建特务组织。为便于工作，钱壮飞带着女儿钱椒、女婿刘杞夫(内定为沪宁间交通员)、儿子钱江，跟随徐恩曾去南京上任。

1930年初，国民党指挥各地特务的最高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一座中式小楼上开张了，小楼的屋顶上架设了天线，但大门上的牌子却是“正元实业社”。

钱壮飞向徐恩曾倡议：“正元实业社”应以制造无线电小型发报机为主，这样能够欲盖弥彰。而搜集情报，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展开最适合。因而还应在各地树立新闻通讯社，招徕一批能干的记者、编辑，为我所用。

徐恩曾对这个主见拍案叫好。于是，他在南京树立了长江通讯社，并让钱壮飞任社长，统管各地通讯社发来的情报。

钱壮飞又向徐恩曾倡议在南京丹凤街成立了民智通讯社，作为长江社的分支机构。徐恩曾依旧让钱壮飞兼任社长。钱壮飞此机遇引荐胡底担任民智通讯社总编辑。

1930年蒋冯阎大战爆发前夕，徐恩曾派钱壮飞和胡底前往东北侦查东北军内部情报。他俩拿着国民党特务总部的经费，肩负着中共交办的任务，在中央特科和驻华北、东北公开人员的辅佐下顺利潜入东北。

一个多星期后，钱壮飞和胡底返回上海，为中共中央带回许多秘密情报，并与中共在东北的公开人员树立了联络。

为了对付徐恩曾，胡底与李克农在上海东方旅馆内，东拼西凑，写成了一份4万余字的情报资料上报。不明就里的徐恩曾审阅后居然赞扬道：“了不起，哪来这么多好资料?”还伸出大拇指，对钱、胡的东北之行的成果表示“敬佩之至”。

不久，为搜集东北、华北地域的情报，徐恩曾请求钱壮飞在天津树立长城通讯社。钱壮飞于是布置胡底出任长城社社长、自己的内弟张家昽为编辑。这样，胡底由上海滩来到了天津十里洋场。

在天津体魄强壮的胡底，俊逸多才，对文学和艺术造诣颇深，不只文笔酣畅，而且谈吐诙谐诙谐；加之他性格开朗生动，为人豪爽大方，很快积聚了人脉。当时天津的政商名人都热衷于打麻将，胡底就主动陪他们玩。固然自身麻将水平很高，但胡底每次都是巧妙认输，不让人看出来。没过多久，胡底就在天津站稳了脚跟，也在国民党特务总部内取得了信任。

李克农也发挥了“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腹内”的法力。当时国民党CC特务组织——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在上海以招聘新闻编辑的名义扩展特务组织。李克农应用这个机遇，公开应试，以第一名的优秀成果被录取。徐恩曾对李克农调查了一些时日之后，便委以重担——特务股股长，担任管辖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

李克农虎踞上海，钱壮飞撒网南京，胡冬风扎根天津——经过这样一番周密规划之后，全国各地各党各派的情报，经过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之手，全部为中共中央特科所控制。

徐恩曾树立“正元实业社”等特务组织的“功劳”，得到陈立夫乃至蒋介石的夸奖，因而他对钱壮飞愈加信任，让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凡往来电文、细致事务、以至自己的家事，徐恩曾都交给钱壮飞去办理。

徐恩曾还经常在人前人后炫耀自己手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员干将。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几位得力干将悉数是中共的忠实战士，他引以自豪的特务网竟是共产党人的杰作，而他送到陈立夫、蒋介石手里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同样的复制品同时摆在中共中央指导人的案头。

就这样，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战略情报由胡底和钱壮飞处汇集到李克农手中，然后再由李克农送到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处。因而，蒋介石政权内的许多中心秘密，中共都能疾速得知。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蒋介石第一、二次对中央苏区“围歼”的情报。蒋介石的兵力部署、进攻目的、进攻日期、进攻战术及指挥人员等，刚刚肯定，我方就疾速控制，由中央发往红色依据地军事指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指挥部。这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围歼”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严重作用。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这三个斗争在环境险峻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龙潭虎穴的斗士，称为楔入敌人心脏的“铁三角”，后来又将他们赞誉为“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从左到右：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缓兵之计出虎穴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担任人顾顺章化名“广化奇”，在汉口耍魔术时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因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拷问，当了可耻叛徒。

顾顺章控制着中央特科的中心秘密，他的叛变，让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被“一锅端”的庞大风险。

就在这危在旦夕的时辰，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心脏”的棋子发挥了回天之力——身处南京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密电。他当机立断，连夜派人通知上海的中共中央疾速转移。

关于钱壮飞截获并传送国民党特务绝密电报的惊险情节，我在2021年6月19日的头条文章《钱壮飞在危殆时辰挽救了中央机关，长征途中神秘失踪，真相何在？》，中止了详尽揭密，感兴味的读者可去查阅。

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音讯后，立刻给身处天津的胡底发去了密电：

“胡底，克潮病笃”。

“克”是指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因他还有个名字叫“钱潮”。“病笃”意为状况紧急，抓紧撤离。

胡底临危不惧，镇定自如地与钱壮飞内弟张家昽商议：“我已被敌人察觉，身份裸露，决议今晚就走，迟了恐怕走不脱。你不用惧怕，你是无党无派的，反动派不会对你有什么尴尬。”

一番踌躇后，胡底又说:“我打算从海道到上海，路费还不够……”未等他说完，张家昽就明白了，表示一定想措施处置。

张家昽回去与妻子商议后，将一副手镯兑换成现洋一百元，送给在天津海河码头边英国租界公园内等他的胡底。这是他们商定好的会面地点。

为预防意外，机警的胡底交替乘坐轮船和火车，终于保险抵达上海的真如车站。中共闸北区一个支部的担任人奉命将他秘密送到一个同情中共的白俄侨民家荫蔽起来。

胡底缓兵之计后，国民党特务当局会同天津日本租界捕房巡警，气势汹汹地冲进秋山街长城通讯社。但是，此时社内4楼胡底办公的大房间空空如也。

钱壮飞和李克农也于4月27日在上海潜藏起来。

在上海的躲藏点，胡底见到了“铁同伴”——李克农和钱壮飞。三人相视，一声长叹：“究竟还是裸露了！”

中央苏区显才艺

1931年8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胡底分开上海，由香港绕道潮汕地域，溯韩江而上，冲破广东大埔封锁线，进入闽赣中央苏区依据地。

他的“铁同伴”李克农和钱壮飞，也先后保险抵达中央苏区。

在红都瑞金，胡底先后担任国度扞卫局执行部预审科长、侦查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扞卫分局局长兼执行部长等职务。

1932年春，胡底兼任了红军总政俱乐部主任，除敦促连队文化文娱工作以外，主要是组织晚会和演出节目。

胡底发挥自己的专长，以满腔热情投入中央苏区红色戏剧活动中，集编辑、导演、演员三种身份于一体，把苏区文艺活动展开得绘声绘色，成为红军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和中央苏区最大的剧社——工农剧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带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起义，参与工农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官兵来自北方，在江西水土不服，思想上产生了动摇，军心不稳定。

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早就知道胡底在上海滩曾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这次，他要人尽其才。他交给胡底等人一项任务：经过文艺演出的方式，慰劳起义将士，宣传我党政策，稳定起义将士的政治心情；要想法启示他们的醒悟，使他们认识过去是为军阀打仗，往常是为苏维埃而斗争。

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胡底与钱壮飞、李伯钊等文艺主干，突击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为谁牺牲》。这部话剧的故事梗概是：

一位青年农民为生活所迫，从乡下挑菜进城去卖，不料被国民党强行拉去当兵，参与了“围歼”苏区的战争。不料，国民党军被英勇的红军击溃，这位青年当了红军的俘虏。青年惦念家中的妻子，请求能回家乡去，得到红军的批准。回家途中路遇流落街头、卖唱乞讨的妻子，青年百感交集。此时，青年又被国民党抓兵队抓走，被第二次送上战场。当他再一次被红军俘虏后，便决计留在苏区当红军。后来，他的妻子也在红色互济会的辅佐下来到苏区，夫妻终于聚会。

在这部“大戏”中，胡底与李伯钊主演青年夫妻，钱壮飞饰演蒋介石。在起义部队演出时，效果超越了预期，在起义战士的心中激起了共鸣和震动。这部戏在部队里巡回演出了一个多月，对宁都暴动战士的思想的转变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胡底不分黑白天夜地创作剧本，再接再励地登台表演。在中央苏区的四年时间，胡底创作并参演了《暴动的前夜》《两条阵线的斗争》《阶级》《义勇军》《热河血》《松鼠》《沈阳号炮》《活菩萨》《改组之前》等多部剧作，经过话剧笑声所独具的审美凝聚力，团结了宽广工农兵大众，在红色戏剧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三幕话剧《松鼠》就是胡底戏剧作品的典型代表。该剧描写一个当过列宁室主任、机智诙谐的红军战士，奉命打入“围歼”的白军中，以其高度的表演才干，被反动军官信任提升为三班班长，后带领全班战士起义的故事。

这部话剧主题思想在于，提示情报侦探工作是红军胜利的必备条件。胡底有丰厚的公开工作阅历，又在扞卫局工作，以自己共同的阅历和特有的才气，使剧中的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极富特征，将原本严肃的题材，表示得轻松自然、跌宕多姿，赢得大众的赞扬，成为苏区戏剧中的一部杰作。

胡底创作的话剧，大都触及深化敌内部获取情报或与公开党组织互通情报的情节，赞誉了中共荫蔽阵线战士的聪慧与英勇。显然，这些剧作具有一定的自传性，有些情节是“龙潭三杰”念念不忘的切身体验和险象环生的亲身阅历。

自从1931年秋抵达中央苏区后，具有文艺专长的“龙潭三杰”都参与了多部红色戏剧的演出。钱壮飞表演过众多角色，尤以表演蒋介石最为出色。李克农善演喜剧，特地演反派人物，演得十分胜利，被誉为“滑稽博士”。胡底俊秀潇洒，以出演正面人物为主。李克农对胡底评价很高，多年后还赞扬道：

“胡底年岁最轻，而文笔才气最高。”

长征路上立奇功

1934年10月，因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歼”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

由于对敌阅历丰厚，胡底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扞卫局侦查科长，沿路搜集情报，并处置各种突发状况。

胡底身负重担，遇事冷静，擅长剖析，思想矫捷，办事果断，同时，又很尊重同事、下级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意见。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他总是以磋商的口吻。长期的白区公开秘密斗争，锻炼成他那临变不惊、达观豁达的个性，深得大家的敬重和反对。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渡乌江时，遇到敌机一次大轰炸，总部三局局长钱壮飞在轰炸中失踪了。胡底得知后，心情十分难过，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不会!我置信他不会出事的……”他不愿置信这是真的。

后来听说周恩来曾派人前往出事地点寻觅，但仍未找到钱壮飞。胡底因而而很长时间心情繁重。

在行军途中，胡底给给身边的战友讲述了他与钱壮飞在敌人心脏做公开工作往事。他深情地说：

“钱壮飞是经过白色恐惧严峻考验的坚决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才智横溢、胆略过人、我党不可多得的出色战士。我很敬重他深化虎穴、机智英勇地同敌特面对面中止斗争，作出杰出贡献的反动肉体。他遭不幸，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呀!”

1935年4月27日，红军总部机关来到了滇黔公路曲靖段的一处村庄，将这里作为暂时驻地。胡底立刻派遣侦查员四处展开侦查活动。

胡底派遣书记员刘奇和几名侦查员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潜入到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左近敌占区内，截获了一辆汽车，并捕获了车上由龙云派遣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顾问副官。

胡底从被俘副官的口供中了解到昆明左近敌情动态，控制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状况。

而从汽车上缴获物资中，有一批红军伤员急需的云南白药，有足足1000包加400瓶。而最可贵的，20份十万分之一比例的云南地图，上面对金沙江沿岸的重要地点标得清分明楚。

胡底立行将侦查科捕获的敌少校副官和重要物资、军用地图等一并送交周恩来。当周恩来将军用地图送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大喜过望，大笑道：

“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往常我们过云南入川，龙云也来献图，兆头不错啊！”

导演“龙云送图”这一传奇活剧的，正是胡底！

仰仗这张云南地图，毛主席指挥红军将士巧渡金沙江，让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四川阿坝州树立的胡底烈士留念广场

南下途中遭谋害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懋功地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议一、四两方面军执行北上方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分红左路军和右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顾问长等中央指导被分配到左路军。因侦查科归刘伯承直接辖辖，于是胡底等人也被编入了左路军。

胡底挥泪告别了老战友李克农，跟着朱德和刘伯承来到了左路军。左路军由专断专行的张国焘掌管一切、指挥一切，朱德与刘伯承的意见很难被采用。

张国焘还秘密指使他的心腹对原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特别是政治扞卫局的干部，实行紧密监视，胡底的处境对峙不下。

1935年9月2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继续北上，并以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担任人名义，电令左、右路军全部南下。这无疑是对中共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的严重寻衅。

依仗人多枪多的张国焘还公开地在部队内批判中央指导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右倾”。苦闷至极的胡底固然遵照朱老总“顾全大局、宽大为怀”的教导，但有时也以他特有的诙谐讽刺一下不可一世的张国焘。

一次，张国焘作讲演，大骂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右派”，胡底俏皮地对周围的人说：“张国焘是‘石榴派’！”

监视他的人不懂此话的意义，赶紧向张国焘告密。张国焘一听，怒不可遏，当场污蔑胡底是“国民党特务”、“反反动”。曾是北大高材生的张国焘，自然明白胡底俏皮话的深意:像石榴一样，外面光溜美观，可一吃尽是籽，不只中看不中用，而且一肚子鬼点子！这不是在讽刺诅咒我张国焘吗？

气急败坏的张国焘给胡底戴上了莫须有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奸细”的帽子，当即下令取消胡底的马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累赘行军。不久，他又下令取消胡底微薄的粮食供给，并以凌辱的方式责令胡底当总部的马夫。

温饱交迫的胡底只挖好野菜、采蘑菇充饥。不幸的是胡底一次采食了有毒蘑菇，构成严重中毒，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神志不清。他时而嗟叹，时而控制不住闷在心头的愤恨，大骂张国熹有野心，用枪杆子要挟中央，企图攫取党和军队的指导权。高烧昏迷中，他咆哮道：

“张国焘是法西斯!”

“张国焘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

“难道中央会这样怯懦，被这个土匪的枪杆子要挟住了吗?不会的……”

监视他人，立行将胡底的这些呓语向张国焘密报。张国焘一声奸笑，杀心顿起！

据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扞卫局秘书长的欧阳毅将军回想：胡底大病一场之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狼狈不堪。五军团担任后卫，经常收留他。由于欧阳毅在中央苏区内曾与胡底同事，他出于同情，去请示五军团首长之后，便将胡底托付给该军团照顾。后被张国焘得知，他当即下令总扞卫局局长曾传六派人将胡底抓到张氏的直属通讯营。

曾任侦查科指导员的雷钦，七十多年后著文回想道：

开端几天，在行军路上，我们还能看见胡底被两个人押着行走。他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身上衣着一件油腻的旧衣服，脚下穿了一双藏民的长筒靴，肩上背着两只小羊皮口袋，浑身都是泥水，行走十分艰难。见他如此情形，我们的心里真难受。而他见到侦查科的同志，为避免惹起省事，也不说话，只是我们笑一笑，用眼神相互问候。

正所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武打明星、威震敌胆的“红色特工”胡底，居然落得如此凄惨境地，让人不胜唏嘘！张国焘不败，天理难容！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在川北阿坝通令部队南下。左路军总部即由阿坝南下，经查理寺、斯达坝，向绥靖县转移。

9月中旬的一天，在斯达坝与松冈之间，总部扞卫局长曾传六向张国焘讲演：“胡底走不动路，怎样办?”

张国焘冷漠无情地当即回答道：“胡底如走不动路，由你们自行处置！”

在杀人不见血的张国焘的遣词中，“处置”就是“处决”。

于是，当天夜里，胡底被几个残酷无情的“红军战士”和“反动同志”用绳子活活勒死，并草草地掩埋埋在路旁河沟边。

中国反动胜利后，安徽省舒城县胡氏老宅的亲人们，翘首期盼着离家数十年的胡底，凯旋而回，荣归故里。但是，他们等了三十多年，依旧“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胡底，似乎消逝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

固然张国焘的错误道路及其叛党罪行早已得到了清算，但由于种种复杂缘由，胡底仍长期遭受着冤枉。

物换星移。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年已古稀的胡底胞弟胡其昌，不经意地拿起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上一篇引见中共公开党斗争故事的文章，吸收了他的眼光。而让他如五雷击顶、难以置信的是这篇文章的一行备注：

“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

日夜怀念哥哥的胡其昌老泪纵横，此时才水落石出：原来，文中已牺牲的“胡底”，居然是自己失踪数十年的亲兄胡百昌！

为了进一步确认，胡其昌放下报纸，立刻提笔给这篇文章的作者钱江写了一封长信。

而钱江，正是胡底当年的“铁同伴”钱壮飞之子。他读了胡其昌的信，飞速写了回信。

在信里，钱江将他所了解到的胡底的状况悉数告知了胡其昌，并掷地有声地指出：

“我肯定你信里所说的大哥胡百昌，正是胡底无疑。”

随后，胡其昌先后给国务院、中央调查部写信，请求重新检查并追认胡底为反动烈士。在钱江的倾力辅佐下，申述信很快呈到了有关指导的案头。

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对此事高度注重，责成工作人员草拟了细致资料。1981年11月27日，罗青长将这份资料批转给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并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胡底“应追以为反动烈士”。

程子华研讨后，次日即批复道：“同意胡底同志为烈士。”

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

“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反动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反动烈士的状况告知其弟妹。”

随后，一张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属光彩证，被挂到了胡家老宅的堂屋。胡底波澜壮阔的反动生活和英勇的反动事迹，直到此时，才传扬天下。

而这一刻，离胡底被冤杀，整整过去了46年。

安徽舒城胡底留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