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当二里头考古的进度条走到2%

我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第四代队长，今年是我当队长的第三年，也是我在二里头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20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短，但在二里头面前，我和我的前辈们一样，都很年轻。

我们在2019年做过一次统计，二里头考古60年来，挖掘遗址近5万平方米。依照目前的速度，二里头的考古工作全部完成需求3000多年，往常进度条才刚刚走到2%。

二里头这样的都城遗址，资料价值严重，遗存种类丰厚，堆积十分复杂，挖掘过程需求我们如虎添翼，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多伎俩、最大限度地去获取资料信息，因而必定需求时间。

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溢猎奇的人，一直等候，前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考古工作带给我的影响，它是一个不时有新发现的进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降生什么传奇。

最新发现“四车道”道路

今年9月，我们发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近期取得的一些严重收获。2020年秋季至今，我们新发现了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还有宫北路上的门道、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等。

新发现的这200余米道路，宽约16米，大约相当于我们往常的4条车道。这还不是最宽的，宫殿区外围的道路最宽能抵达20米左右。在汽车逐步提高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道路的宽度也只需10米左右。二里头遗址至今挖掘了5万多平方米，仅仅发现了两段间距1米宽的双轮车辙的痕迹，阐明当时双轮车的数量十分少。所以，铺设这么宽的道路，通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用。

分离60多年的考古研讨，我们以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经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规整的功用区，用两纵两横4条道路搭成一个“井”字形框架。在这个“九宫格”的规划中，祭奠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3个最重要的区域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这完整契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性，代表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域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度的都城。

依据近年的新发现，我们以为二里头都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构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属于不同家族，极可能已呈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规划。

二里头建都之初就呈现了这4条道路，不时到政权被推翻，这些道路系统才被破坏。这样严厉、明晰、规整的规划规划，阐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次序井然，暗示存在成熟兴隆的统治制度和方式。这是进入王朝国度的最重要标记，可能也是“杂乱无章”“头头是道”这些成语的源头。

这里提高一个小学问，器物相对好辨认，道路是怎样挖掘的呢？靠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认土。

中国的考古遗址大部分是土遗址，我们将其分为两类——自然构成的土和人活动过的土。这两类土的颜色、质地、所含物质都不同。例如，挖墓坑的过程会穿透很多层土，相当于把这些不同层次、颜色和质地的土无认识地搅拌，这些土被挖上来，等人掩埋之后，再回填。所以墓葬土又叫“五花土”，这给考古人提供了辨认依据。

同样是经人活动过之后的土，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宫殿的土和道路的土都坚硬、质密，如何细致分辨？

修建宫殿就跟往常建房一样，要先挖一个基础坑，在坑里铺上一层约10厘米厚的土，用工具把它夯打坚硬，再铺一层，再夯打……这样的两层土之间是有分界的，我们在挖掘过程中就能看到宫殿土的特质：纵剖面分层，横截面呈长方形。

道路的土也分层，但由于长期行车走人，路面上的覆土被碾压踩踏，土的特性又不一样。车和人的重量有限，踩压不了多深。土层不时累积，会构成像千层饼一样的纵剖面，每层不外毫米之差。除了今年挖掘的一段路面铺嵌了碎陶片，二里头时期的道路基本都是土路。

不爱武器爱酒器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把原料可贵、技术复杂的铸铜技术大范围运用在战争上（挖掘的铜武器不外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需几厘米长的铜箭头），而是用来消费大量酒器，已发现20多件。

我们挖掘出几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酿酒的、盛酒的、温酒的，这些器物内壁都检测出了酒的成分。当时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数低，冬天喝比较凉，所以会温酒，酒在加热之后酒劲更大。只需社会消费力展开到一定水平，呈现了粮食剩余，人们才会酿酒。所以，饮酒在当时是贵族的特权。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说大禹品味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饮酒活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社交，除了吃苦，还有调整社会关系、表示社会等级的重要功用。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比较丰厚。普通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挖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需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普通生活用水的需求。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消费所需。

考古有时分就是先想象，再寻觅线索，一步步去考证想象。挖掘没有终了，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中央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固然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近年来，我们还初次发现了制陶遗存。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名义、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挖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阐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除了挖掘到重要现象，经过综合研讨得出比较牢靠的结论也很有意义。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好比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阐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运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阐明二里头依旧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求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备，普通都会被再应用一段时间。

二里头是这样，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考古挖掘和研讨好像侦探破案——发现千丝万缕、找到逻辑关系、树立证据链条、得出有压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讨的魅力和乐趣。

二里头考古工作展开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盛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制定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表示二里头价值的严重问题，持续不时地工作。第三代队长许宏教员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二里头宫城是经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考证得到的。实践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经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布置而逐步取得的。

好比，最近刚发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式规划，也是经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化研讨、剖析，推测“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然后从关键地点挖掘考证，并逐步扩展范围探求出来的。

四代队长的60余年“接力”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发现的，当时他在豫西寻觅“夏墟”，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了随处可见的陶片。我是河南人，1976年出生于南阳市唐河县，199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96年被分配到考古专业。我和徐先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只是直到大二学习夏商考古，我才知道他的杰出成就。

1959年秋，二里头工作队的第一代队长赵芝荃先生和同事就进驻展开考古工作，接连完成了二里头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基址挖掘，发现了宫殿区外贵族墓葬、铜玉礼器、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让人们对二里头遗址整体规划有了概括性了解。

1979年，郑光先生上任第二代队长，他和同事进一步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挖掘了以铸铜作坊、祭奠遗存、贵族墓葬为代表的遗址，发现了大量器物。他们还在这里建了工作站，1987年，二里头村给工作队划拨了5亩土地，考古队员才有了固定住处，这个工作站不时沿用至今。不外那时分没有特地的取暖设备，房间里得烧煤，听说有一年大风倒灌进烟囱，郑光先生都煤气中毒过。

1999年起，许宏先生成为第三代队长。接下来的20年，是二里头考古取得最丰盛成果的时期，发现了“超级国宝”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又找出了一座宫城。勘探、挖掘出的“井”字形4条大道，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奠区等划分在不同区域内，这算是中国第一个主干道上的“十字路口”；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这些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讨生院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开端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岳石文化与周围同时期文化的关系》。为了搜集资料，我到二里头遗址参观学习，在当时一号宫殿的弥补挖掘工地，看到了主殿下面坚硬的夯土和其中铺垫的成层卵石、深深的水井，很是震动。由于触及较多二里头遗址的内容，许宏教员还是我的论文争辩委员之一，给了我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

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工作。那时分考古研讨所的人员未几，但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又很多，像安阳殷墟这种大的考古项目可能会有四五个研讨人员，其他大部分队伍只需一两个研讨人员。当时二里头工作队的另一名成员恰恰考上了研讨生，只剩下许宏教员。于是，2002年硕士论文争辩终了，我就被他约请来队工作。

从2003年起，我开端辅佐许宏教员掌管现场挖掘；到2010年，工地上的事基本是我在细致担任。我还是考古讲演《二里头：1999-2006》的主编之一，并承担了其中近半的写作任务，还有大量的谋划与统筹工作。这部400万字的讲演后来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严重成果和2014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许宏教员以为我“贡献庞大”。

二里头的前两代队长，都在岗位上工作了20年。因而我的上一代队长许宏就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也不会超越20年。2019年3月，他主动辞职，引荐我来担任队长，他觉得是时分让我来带起这支队伍了。

那一年真实太慌张了，同时担任多项重要工作。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放，同期举行二里头遗址科学挖掘60周年留念大会，我在发言最后没忍住落了泪。我说很感激各级政府、各界人士特别是当地村民的鼎力支持，他们为二里头付出和牺牲了很多……当时各种心情纠合在一同，忽然就眼眶一热。

二里头考古的下一个20年

我刚来的时分，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关注度还比较低，我们主要就是做挖掘研讨的本职工作。我还担任跟当地的农民打交道，包含联络考古挖掘占地的事。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至少占用过100户以上农民的耕地。考古占用农地一两个季度，农事就耽搁了，所以会依据占用时长和面积，依照一定的规范给他们赔偿。

有些考古挖掘占用农地，对方可能会提很多请求。但洛阳周边的老庶民十分质朴，很支持也很信任我们，由于他们知道“考古队不会让我们吃亏”。

考古学是个与时俱进的学科，随着资料的积聚、科技伎俩的应用和多学科的参与，考古学的理念与措施不时进步，从考古挖掘中获取的资料信息会越来越多。往常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相比前60年，有了很大变更。

往常，我们科学制定勘探、挖掘、研讨规划，优先关注最能表示二里头价值和意义的中心问题，继续探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框架、遗址的精确范围、外围防御设备、祭奠遗存、网格差别等，探求与二里头文化散布区内各级聚落的深化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化等严重问题。

另外，我们继续加大与其他学科和学者的协作，让科技开辟二里头遗址挖掘研讨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希望能处置二里头时期的自然背景、经济基础、科技水平、资源来源、交通网络、社会关系、礼制系统、管理方式、统治文化等重要问题。

我们也要加快考古挖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讲演的编写出版速度，增强对挖掘资料的研讨、阐释成果的发表和转化应用。整理资料、编写讲演的过程，是对考古挖掘成果的研讨过程，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基础资料，研讨成果反过来又能提升挖掘和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此外，我们还需求做很多宣传、传播工作，宣传好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为民众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和肉体文化滋养。

在二里头这样重要的遗址工作，我很侥幸，更多的是要承担更大的义务。既要有“功成一定有我”的自信心、任务感和义务感，努力做好当下的挖掘、研讨工作；也要有“功成不用在我”的心态，科学规划、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依据赵海涛口述整理）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