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不难，“破圈”不易……看戴志骞如何从图书馆学家 ...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关注我们

文│李贵义

古往今来，凡是才气出众者，就好像一枚小巧剔透的钻石，人们从不同角度能看到它熠熠生辉。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就有这样一位大学者，青年时期两度赴美留学，是不折不扣的学霸；学成归来先后执掌三所著名高校图书馆，指导中国新图书馆运动；不惑之年辞去中央大学副校长职务，担任中国银行高管近20载，为金融抗战运筹帷幄；百年后其思想与功业不时被后人研讨和赞颂。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中国银行总秘书戴志骞。

奋发求学，两度赴美进修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阅历和表往常很大水平上影响着他未来终身的展开。1888年2月27日，戴志骞（英文名Tse-chien Tai）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现为上海市青浦区）的朱家角。1894至1903年，上私塾。1904至190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时因成果优秀而取得溥伦贝子奖牌（Prince Pu Medal），同时因演说最为出色而取得圣约翰校友奖牌（St.John's Alumni Medal）。他早年刻苦研习中国典籍与史册。1907至1909年，他在温州瑞安公立中学堂（Jui-An High School，Wenchow）教授历史和文法（grammar）。1909年，他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取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士学位，并再次由于演说出色而取得奖牌。1912-1913年，戴志骞继续在圣约翰大学攻读研讨生，学习研讨范畴包含哲学、社会学与教育学。1913年底，或许是由于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过于刻苦而影响到身体，他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致使于不得不暂时放弃研讨生学业。

1917年，戴志骞取得清华学校的留美津贴，以留美学生监视处（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秘书的身份第一次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就读。他抑止言语交流方面的艰难，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修完了原本需求两年时间的专业锻炼课程，取得该校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LS）。美国本国学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再次证明了戴志骞学习之勤奋。

他的友人曾回想到，当被问及第一次来美国能否讲英语时，戴先生眼光炯炯有神，天真地说到：喔，是的！但没人听得懂！由此可见戴志骞的率真性格。

1924年秋，戴志骞应用清华学校给予的为期一年的学术年假，第二次赴美，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图书馆及大学管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他调查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度图书馆事业。

的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人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戴志骞早年的奋发读书和广闻博见，为后来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图书馆学家奠定了坚实基础。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规则，学生申请到该校学习，必须在申请书上亲笔书写、精确细致地回答24个问题，以便学校就入学申请做出决议。阅读1917年6月戴志骞提交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书》中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读者一定会由衷的慨叹：时年29岁的戴志骞是如何的博览群书，德才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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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骞《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书》部分内容

引领中国图书馆运动新习尚

清华大学图书馆旧照

戴志骞1908年秋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担任该校图书室主任，1912年秋毕业后留校继续担任该职，至1914年夏辞职。在任职期间，增加了图书馆开放时间，丰厚了图书馆馆藏。

1914年， 戴志骞到北京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馆长。1917年离校到美国学习图书馆学，1919年8月回国后仍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1920年夏，他掌管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1924年，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戴志骞当选会长。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戴志骞在美留学未列席，被当选为执行部长，同年10月回国仍在清华学校任职。

1928年10月，他受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江苏大学区督学。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一次年会，戴志骞当选为副主席，再次当选为协会执行部长，兼任图书馆建筑委员会主席、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委员。1929年2月兼任国立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长，同年五月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1935年上海市立图书馆暂时董事会成立，蔡元培任董事长，戴志骞为十三位董事之一。194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改组监理事，戴志骞仍当选为九位监事之一。

戴志骞学贯中西，努力向国外引见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学习自创国外图书馆管理先进阅历，分离我国国情中止了理念创新和积极理论，推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传统的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改造。几十年来，戴志骞不时遭到业界的尊崇。

早在1918年， 戴志骞就提出“图书馆为终身学校”。他说：“学校即教育之初步也,教少年人民以温故知新之识。然学校不能教育国民之终身，人人有出学校之一日；若社会中无图书馆,则多数离学校后，即于智力上不能生长。如要国民有终身智力生长之机，除图书馆外别无较良美之法；故图书馆可称国民之终身学校也。”在40多年后的1965年，作为现代教育概念，“终身教育”由前分离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官员保罗·朗格朗提出。

戴志骞最早提出图书馆“六要素”说。1920年8月，他在北京高师图书馆暑期学校的演讲中，初次提出了图书馆管理的“六要素”说，归结起来为馆舍、环境、书籍、措施、效劳、馆长。“要素说”是新图书馆运动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新型图书馆与封建藏书楼的明显不同，就是要素的不同。新型图书馆重在为读者效劳，而藏书楼重在图书珍藏。

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致信曹云祥校长，申请为图书馆书库与阅览室加装铁栅栏（1926年）

同时，戴志骞也是最早构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雏形。在他当年掌管兴办的北京高师图书馆讲习会上，他系统讲述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分类法、编目法、图书馆建筑等。当年北京《晨报》报道：“中国自从兴办图书馆以来，大家只知道图书馆，不知道什么是图书馆学。到了这会讲演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教育科学，一切听的人，都知道图书馆是一门科学，有研讨的价值。”

此外，戴志骞还是“学问组织”概念的先驱者。在192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他把图书馆分红为科学研讨效劳的静态图书馆和为当前经济展开效劳的动态图书馆。静态图书馆相似传统图书馆，珍藏的文献应有尽有，主要功用是保存文化，供学者和研讨人员运用。动态图书馆是顺应工业化时期的请求，珍藏的是最新的工业和商业信息文献，主要满足工业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处置理想遇到的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末，“学问组织”的概念才惹起国内的注重。此外，戴志骞还设计了图书馆民主管理制度，主张树立公共的、平民化的图书馆，提出图书馆员的职业规范等，为后世图书馆学思想的展开打下了基础。

强势转战金融界

戴志骞（ 后排左一）参与中国银行行务会议合影

在担任中央大学副校长，职业展开如日中天的时分，戴志骞却毅然选择辞职，放弃自己心爱的图书馆专业，转行到完整陌生的金融界，这的确让人们感到意外，给后人留下一些猜测。几年前，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顾烨青等几经周折，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中找到了触及戴志骞转行缘由的原始文档，即1931年《图书馆界音讯》校友动态（Among the Alumni）栏目刊登的戴志骞寄给两位美国校友的私人信件。信件坦露了他毅然转行的缘由。

其一是南京的气候环境分歧适自己养病。“1928年，我被选为北平扶轮社社员，但去年夏天赋开北平前往哈尔滨时，我辞去了这个职务。我不记得能否写信通知过你我曾经改行。7月，我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一职。中央政府不想接受我的辞职，但我再三递交辞呈，到了第四次，他们终于让我辞职了。从5月到7月，我在南京病得十分严重。6月8日，我以为，我的医生们也以为，我无法渡过这次危机，但我究竟还是努力渡过了这个难关，逐步恢复健康。当时我患了白喉以及某种猩红热，后来又患上了风湿热。南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分歧适我。7月，我设法去了北平，身体恢复了。9月，我前往中国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疆城市哈尔滨，成为一家金融商行的经理。10月底，我被派往上海和南京跟政府交涉借贷事宜。”　其二是担忧东北保险，决计做开发边疆的拓荒者。“我深信，除非其自然资源开发科学，交通设备树立完善，否则中国无法变得战争。满洲和蒙古合起来比中国本土还要更大，而假如中国疏忽这些悠远地域的展开，30或40年后，它们就将不属于中国了。满洲（东北）四省蕴藏有特别丰厚的各类矿产，而且它们那些未经垦殖的土地很合适种植谷物与豆类。将山东与河北两省的壮年汉人迁往满洲，并引进国际资本（日本与俄国资本除外），是阻止日本与俄国影响力渗透的基天性政策。”

“出于这种信心与幻想，我决计放弃我的专业，努力在荒芜的满洲（东北）边疆四省充任一名金融与投资范畴的拓荒者。我受邀担任（哈尔滨）中国殖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9月开端任职以来，我不时在哈尔滨、奉天（沈阳）、上海、南京与北京之间来回奔忙。一旦无暇，我就奋发研读公司财政、商业及其相关范畴的书籍。我喜欢我的新工作。我觉得它魅力十足。”

三是功成不居，提携后代。“我曾经在图书馆管理界和大学管理界工作了19年。我觉得我应当让位给受过专业锻炼的年轻人了。”“1928年秋天以来，我跟图书馆管理界和教育管理界隔绝了联络。往常，我在银行界工作。从图书馆到大学，从大学到银行，这些行业差别很大，但我不时都是在管理工作当中跟人打交道。”

由此可见，戴志骞辞去中央大学副校长职位转行金融界，并非有人说的由于学潮频仍或银行待遇太优厚。从他写给美国校友的私人信件不难看出，当年东北的展开潜力与严峻形势所触动的藏于其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以及他那颗关爱并且乐于提携后代的宽仁之心，才是招致戴志骞最终放弃自己心爱的图书馆学与教育专业，一心转行至金融界的基本缘由。

亲历金融抗战全过程

1931年12月23日，中国银行第十七次行务总会经过了《修正中国银行组织大纲草案》，决议设立总管理处，总揽全体行务。总管理处由常务董事组织，由总经理商同董事长、常务董事处置全行业务事务。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与总秘书各一人，分掌全行业务事务，其任免由总经理提出，商同董事长、常务董事提交董事会决议。

于是，在清华校友陈长桐、蔡承新和陈隽人的引荐下，戴志骞于1931年7月回到上海，参与中国银行。由于他自身工作才干出众，教育背景很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两次赴美留学），工作履历特殊（圣约翰大学、清华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1889-1979，1928年11月-1935年3月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提名下，戴志骞很快就受聘为代理总秘书并兼人事室主任，从而开启了银行家的职业生活。

事繁责重，负重前行。从1931年到1949年，戴志骞不时在中国银行从事管理工作近20年。在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最高管理层的张嘉璈、宋子文、孔祥熙、宋汉章、贝祖诒、卞白眉等都是中国金融界著名人物，宋子文、孔祥熙还是生动在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在(代理)总秘书岗位上的任职时间尤长，与他们多有协作，互有往来，参与了很多严重事情的处置，特别是亲历了中行支持抗战的全过程，是中国银行展开史上很重要的一位高层人物。

依据中国银行组织大纲，中国银行总秘书的职责主要有：掌管重要印信图章、电报密码、全行电台等机要事务；审核全行开支及其预算决算；审核全行房屋建筑，管理全行停业用房屋、地产及审核其买卖租赁等事宜；掌管关于本行股票一切事宜。

戴志骞签发的人事任免通告

另外，戴志骞还兼任总管理处人事室主任。人事室的职责主要包含：规划全行人事制度；办理员生的征用及考试，锻炼指导及奖惩，有关员生调整及任免事宜；审核员生俸薪津贴及人事上一切开支;办理员生请假及其他考绩事宜;规划员生之待遇、福利事项；办理其他一切有关人事事项。

从总秘书和人事室的上述职责能够推想， 戴志骞总秘书担负着中国银行全行的重要义务，参与高层行务会议，参与重要事情的讨论及决策，担任对下辖国内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指导。从其进入中国银行之日起，戴志骞就需求为中国银行的日常事务与人事管理付出多么庞大的肉体。更别提他还需求经常出差，承担视察、稽核等任务。由于责仼严重、事务忙碌，戴志骞有时即染微疴，亦不随意请假。这就难怪，在1942年10月27日，他的老朋友陈达(1892-1975)前往中国银行访问戴志骞，却诧异地发现，对方固然肉体尚好，但已然“鬓发尽白”。在当前可见的中国银行时期的戴志骞留影上，他也都是青丝苍苍的样子，跟他早年的风度翩翩、俊朗潇洒的容貌构成了鲜明对比。

健全考试录用制度。1931年7月入职中国银行后，戴志骞先是担任人事室主任，代理或正式担任总秘书后，他仍长期兼任人事室主任一职。此外，每年夏天，中国银行都会应考大学或高中毕业生。此时，总管理处便会特地组建一个考试委员会，由总秘书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则由总经理指派。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戴志骞都是中国银行人事工作的主要担任人。在戴志骞任职期间，中国银行的考试录用制度得到了健全与完善。据姚崧龄所述，当时中国银行的考试科目包含国文(中文)、英文、会计、珠算、经济常识、世界时势等，且分为笔试与口试两个环节。在笔试环节，考卷必须糊名密封。笔试合格后，考生才干参与口试，接受各个考试委员的轮番提问。口试合格者还要参与体检，体检合格才干录取。被录取的考生还必须找身家殷实、契合规则的保障人为其作保，之后才能够入行参与实习受训。反之，假如所找的保障人不契合资历请求条件，则不能入职。

淞沪会战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亲历上海“一二八事故”。在当年写给美国校友的一封信中，戴志骞讲述了他耳闻目睹的惨烈战争。“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入侵满洲（九一八事故），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不宣而战以来（一二八事故，或称上海事故），我们无疑阅历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时期。1月15日，我从北平返回上海。两周之后，上海事故爆发。战役区域离（中国）银行不是很远，离我的住处以至还要近上许多。那无疑是一段饱受煎熬的时期。我能听见日军大型舰炮发出阵阵咆哮声，震得窗户与屋顶哆嗦不已，也能听见日军飞机投下大量炸弹，传来阵阵爆炸声。从我们银行大楼楼顶望去，能够分明地看见闸北地域房屋着火时的冲天烈焰。除了面对战争的恐惧，我们还要冒着庞大压力中止工作，以避免在那个危殆时期发作金融解体。”

无独有偶，时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在其1932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日记中，有11处记载戴志骞在“一二八事故”中的据守。如：“（2月23日）戴志骞来电讲演战事情形，文曰：日军分路进攻吴淞、庙行、江湾、八字桥，均溃退。昨晚我军乘胜追至岳州路。现闻日军总退平凉路。中央明令蔡统制在沪各军租界安，”（2月24日）夜得戴电，谓两军在庙行激战一昼夜未决。”“（2月25日）得戴电文曰：庙行仍在对峙中。吴淞方面无甚战事，日机炸新龙华，沪杭车仍依旧通行。”“（2月26日）戴电谓日飞机炸杭飞机场，又日军几围江湾。”“（2月27日）午间得戴电曰：阵线仍如旧，双方均作耐久防御工作。”“（2月29日）戴电如下：（一）我军昨日放弃江湾镇，主要阵地未变；（二）日军进占闸北，我军尚力抗。前方各防线已早妥备，日援续到大批。”“（3月2日）戴电如下：和，无诚意。日援纷至，一部自浏河登岸，压榨前方，我军全部退守真茹、南翔防线。”等等。

战争环境中，在烛光下坚持工作的中行员工

由此可见，抗战中的中国银行员工面临着多么大的风险，而他们又为确保战时中国的金融稳定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在强敌入侵，上海战事吃紧的危难时辰，中国银行总秘书戴志骞与同事们一道据守岗位，苦撑危局，努力确保中国银行的顺利运转，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南大部分地域，原有中国银行的很多分支机构无法正常停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为了拓宽金融效劳网络，戴志骞受命前往东南亚积极布设分支机构。1938年戴志骞掌管在越南河内、海防筹设中国银行分经理处，1940年开辟了缅甸仰光经理处。1942年中国银行成为国际贸易专业银行，主要承担外汇运营管理工作，戴志骞掌管树立的海外分支机构，在突破敌人经济封锁，转运抗战物资，经收华裔捐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军侵华期间，敌占区的中国银行分、支行全部被日军霸占或控制，抗打败利后戴志骞两次参与从敌军手中接纳中国银行并准备复业的工作。第一次是1945年9月，戴志骞奉派赴东北接纳，10月抵达长春，会晤当地中国银行留守人员，谋划复业措施。但是由于东北政局发作变更，接纳未果，回到关内。1945年12月，戴志骞第二次担负接纳任务，担任接纳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任天津分行经理。在接纳过程中，戴志骞积极征调人员，使天津分行很快恢复了停业次序。

戴志骞写给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松荪的书信

除了在中国银行担任总秘书，戴志骞还在政府机构兼任职务，为稳定战时经济金融贡献力气。如在1942年5月，四联总处暂时理事会决议筹办银行人员锻炼所，戴志骞等九人被指定为筹备委员，积极筹备相关事宜。不久戴志骞又被指派为十一位所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同年9月，四联总处为求得各行局人事制度统一，特地设立人事制度设计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徐继庄担任主任委员，戴志骞担任副主任委员。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四联总处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打败利后，戴志骞还兼任四联总处天津分处副主任一职。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面对国民党的溃败，戴志骞对国民政府十分失望，他在1948年12月视察中行新加坡分行时说：“国内战局，国民党曾经没有希望，新加坡中行不要再迁移了，最多是改朝换代，（中行）还是中国人的。”他没有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但也没有选择留在大陆。

戴志骞是我国第一位取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戴志骞以其在图书馆学界的庞大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关注。早在1923年，英国人伍海德所编英文版《中华年鉴1923年版》的名人录，就有“戴志骞”词条。尔后不时到上世纪40年代，在国内外编辑的中文、英文、日文《中国名人录》等辞书上，都有对他求学阅历、工作履历和著述成果的引见。1949年10月以后，戴志骞先去香港、后又赴阿根廷定居，从此远离了中国图书馆界。但是，他在图书馆管理与研讨方面的高超造诣以及突出贡献，依然铭记在当代中国学人特别是图书馆学人的心中。1954年11月，台湾地域“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台北召开，戴志骞居然被增聘为名誉理事。1963年3月，戴志骞在阿根廷逝世。

十分之人必有十分之功。作为一位具有激烈爱国情怀，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和银行界都有出色贡献的精英人才，对 戴志骞的研讨目前主要体往常图书馆学范畴，显然是有缺憾的。戴志骞在中国银行担任总秘书近20年，阅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张嘉璈、宋子文、孔祥熙、宋汉章等民国时期金融界、政界风云人物有工作交集，先后参与了不少严重事情的决策。因而，很有必要增强他在银行界任职期间各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剖析研讨，起到见贤思齐、知往鉴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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