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为何拼了命也要降服高句丽？

隋炀帝为什么拼了命也要降服高句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高句丽”的“发家史”。

高句丽国公元前37年建国（《好太王碑》记载），公元668年被唐朝消亡，享国705年，历经西汉、新莽、东汉、曹魏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这半部中国朝代表，其起点，其实只是西汉王朝玄菟郡所辖的一个“土官”。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

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漊。

称“令”自然也就是个县级建制，连“国”都不是，应该就是边郡所任命的“土官”，而等到新莽时，征高句丽人伐匈奴不果，反而杀死了官吏，王莽就诱杀了“句丽侯驺”，可见此时有所提升，成了“侯国”。

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第一次遣使朝贡，宣称自己被王莽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汉光武帝也没当回事，“复其王号”，这算是高句丽称王的伊始。

自这次朝贡之后，公元32年至666年间的643年，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合计205次，其中，32年至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17次，平均23年才发作一次。而423年至666年的243年里，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要知道，在古代中国的“宗藩体系”之中，朝贡的频次，意味着在“藩属国”中的排序和重要性，推而广之，也代表着在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而在中原团结的特殊时期，则又凸显着“正统”的身份游移。

高句丽的“朝贡史”恰恰是这一常识的真实写照。

在前半段的391年里，又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东汉乱世下的100多年间，高句丽固然称王，与汉王朝的官方关系，主要仍是面对“玄菟郡”这样的郡级中央政府，固然其不时扩张，却仍旧属于东汉的“编户齐民”范围。

见《汉书·天文志》：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可见，“高句骊”为玄菟郡三属县之一，固然东汉的玄菟郡治和郡境不时向内迁移，这个时期，高句丽尚缺乏以称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权，最多就算是一个“属部”。

不外这个“属部”并不循分，在东汉殇帝、安帝年间，就曾经开端对辽东郡、玄菟郡中止军事袭扰，以至能够击败中央汉军的征伐，但是其实力不时到天灾人祸的汉末，哪怕面对辽东一隅，仍旧属于弱势。

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熄灭邑落。

这次打击，促成了高句丽的一次团结，不外当中原进入曹魏时期，238年，司马懿领兵平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给了高句丽一次扩张的良机，不外，仅仅6年后，摩拳擦掌的高句丽再次遭到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的消灭性打击，以至连都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都丢掉了。

此次征伐不同于公孙氏的浅尝辄止，毋丘俭等于是全线出击，派出玄菟太守王颀、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深化截击，此战之后，高句丽之前降服的南沃沮（今朝鲜咸镜北道）、北沃沮（珲春所在的图们江流域，含今黑龙江省、吉林省部分地域及俄罗斯沿海的一部分）、东秽（今朝鲜咸镜南道和朝鲜、韩国的江原道）地域相继叛离，致使于引发了挹娄人的南下。

70年后，高句丽重建了丸都城，并借助西晋永嘉之乱的“东风”，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展开了双方向的扩张，并与南下的挹娄、南方的百济、新罗，屡屡发作战争。

不外，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都城的鲜卑前燕政权对高句丽绝不客气，公元337年建国，342年即收兵征伐高句丽，攻入高句丽都城丸都城后，前燕军摧毁城市，熄灭宫殿，并掠走了五万高句丽人，以至将高句丽王父亲的尸骨和母亲带回作为战利品。

次年，高句丽向前燕遣使臣服，只是迎回了先王的尸骨，母亲仍被拘留作为人质，能够说，前燕的这次战争更多的是惩戒和扫荡的性质，目的只是强迫臣服，处置龙城的后顾之忧。

不外，相关于高句丽这种无法派兵驻守的“荒蛮之地”，前燕慕容氏愈加关怀阴山南边的花花世界，所以，之后雄踞北方的前燕、前秦，复国后的后燕，关于高句丽并没有大张挞伐，直到后燕末世的407年，之前被掠至龙城的高句丽人高云，反而被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兄弟推上了皇位，成为“北燕”的开国天王，当然，其地盘也只需龙城一隅。

趁着燕国无暇东顾，公元404年，高句丽也占领了辽东全境，与北燕交界，并坚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时期，正好是高句丽的雄主——好太王、短命王父子两代生动在历史舞台的时期，在此期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战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岂但攫取了汉江平原，打服了百济和新罗，以至将插手半岛的“倭国”权力服气，在中国东北则降服了扶余和靺鞨，抵达了高句丽历史上的极盛。

二

与此同时，北燕开国君主高云被杀之后，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冯弘兄弟相继即位为帝，不外辽西一隅之地和对北方新兴霸主北魏的献女，都无法阻挠拓跋鲜卑的铁蹄，公元436年，北魏大军兵临北燕国都龙城（即今辽宁朝阳）下，高句丽援军先其一步进入了城中，大肆掠取北燕武库，并掩护城中庶民与北燕末帝冯弘一同东渡辽水，逃亡高句丽，由于北魏安东将军古弼醉酒，竟坐视高句丽与北燕联军离去而未发作战役。

北燕武库和东渡的辽民，关于高句丽国的国力提升，能够说是决议性的，见《资治通鉴》卷123：

葛卢、孟光入城，命军士脱弊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

高句丽援军多达数万人，军士穿的居然是“弊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麻袋片子，可见当时它的文化水平之低，而龙城作为前燕起家之地，自永嘉之乱后，就是北方汉人避乱的重要“避风港”，尔后，后燕和北燕又运营多年，其武库积存和当地工匠、人力的质量，绝非高句丽可比。

这次收兵的范围，也恰恰阐明，高句丽短命王曾经做好了为北燕与北魏一战的准备，最终双方的相安无事，地道是偶尔事情。

更需求留意的是，就在此次收兵的前一年（435年）六月，短命王刚刚派出使臣安东第一次入朝北魏，“遣使朝献，且请国讳”。

意义是，朝见皇帝献方物，并且了解北魏历代世系先君的名字，好在国内“避讳”，这是十分明白的臣服表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十分嘉许，派出散骑常侍李敖亲身出使高句丽国册封短命王为“高句丽王”。

而在第二年发起对北燕的灭国之战前，北魏特意派出了十几位使者至高句丽、东夷诸国诏谕之，希望隔绝北燕的东方援助。

这是一次灭国之战前的外交大战，北燕也并没有负隅顽抗，遣使向南朝刘宋请封，南朝宋一方面对“黄龙国”（北燕）中止册封，另一方面遣使至高句丽请其支持冯弘。

高句丽的收兵，某种水平上，也算是应南朝之请。

面对高句丽的重复无常，北魏太武帝怒形于色，立行将古弼贬为门卒，严惩领兵将领，又派使者勒令高句丽短命王交出冯弘，却被对方直言谢绝，宣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这个软钉子刺激得太武帝要调动陇右骑卒征讨高句丽，被大臣以国力虚耗，需求疗养生息为由劝止。

而雄踞北方的北魏王朝居然需求调动陇西的骑兵才干征讨东北方向的高句丽，的确阐明北魏的军事力气已然运用到了极致，又面临北凉、刘宋、柔然的要挟，基本无余力征伐高句丽。

但是，拒绝了北魏请求的高句丽，于437年，仍旧遣使朝贡北魏，表示出了十足的恭顺，次年，应仰人鼻息的冯弘之邀，南朝刘宋疾速派出使者，请求高句丽将冯弘南送，短命王最终决议，谁的话也不听，径直杀死了冯弘，吞并了北燕余部。

这个例子，恰恰是高句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方权力介入“四国纷争”，也是高句丽在南北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经过国际矛盾取利的第一次尝试，结果是“本小利大”，在完整无损失的状况下，得到了整个北燕剩余权力，以至于还得到了臣属于北燕的辽西契丹、库莫奚部落的力气，将权力范围越过辽河，进入草原。

尔后，高句丽对北魏表示出极大的恭顺，终北魏之世共朝贡69次，哪怕北魏团结之后，对仅仅立国17年的东魏，也入贡了13次，同期，则只是偶尔对西魏和南梁朝贡。

但是，名义的恭顺，其实是高句丽战略展开方向转变的必定结果，早在公元427年，短命王即迁都平壤，这一方面是对北魏必定消亡北燕的防备，另一方面是扩张方向转向朝鲜半岛的必定。

高句丽所实施的“五部”+“城邑制”的中央统治方式，实践上构成了相似于中原西周、春秋时期的统治方式，由于西周时期就所谓的王畿“五邑”，属于王室统治的五个重要城邑支点，并在分封诸侯的同时设“监”。

这种方式，在中止军事殖民开辟的过程中，十分有效，能够遍地开花，但是在中止大的“国战”征伐时，方面力气可才干有不逮，王畿的军力增援则会遭到距离的限制，所以，在经略半岛的大背景下，高句丽将统治中心由今天的吉林集安，迁至平壤，大大缩短了高句丽王室力气的投放距离。

不外，这次迁都，也构成了高句丽国内权力的“大洗牌”，见《魏书·百济传》：

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

这固然是高句丽的对手百济的抨击之词，却也可见在短命王时期，高句丽国内的王族、大臣、贵族的内部抵触曾经抵达一定的烈度。

内部矛盾的激化，西方战略防御态势的缓和，都让高句丽集中力气对百济中止了侵攻，最终招致了不时向南朝臣服的百济在公元472年的唯逐一次向北魏遣使求救。

但是，无论百济如何泣血求救，北魏孝文帝都拒绝了分离收兵征伐高句丽的央求，以至为了取信高句丽，连对百济王的官爵都没有册封，只是派出使者宣谕高句丽，要借道高句丽送百济使者归国。

此时，短命王作出了十分强硬的反响，直接以与百济世仇为由，驱赶了百济和北魏的使者，无论孝文帝如何言辞切责也不改初衷，最终只得作罢。

要知道，在北魏的外交体系之中，高句丽使者是位置仅次于南朝的排序，这种看重，依旧不能赢来一点面子，以至于在几年后发作了更恶劣的事情。

公元479年，高句丽居然与北方强族柔然协作瓜分了“地豆于”部族，更可恨的是，这一瓜分，北魏完整无力干预，只能坐视契丹由于恐惧二者的侵袭，而带领种落内附白狼水，奚族人也由于“地豆于”残部的侵扰，躲到北魏境内避难。

在于北方霸主北魏的数十年竞赛之中，高句丽经过灵活的外交伎俩，游刃于南朝、北胡和北朝之间，一方面给予朝贡尊重，另一方面触及实践利益寸步不让，又拉着南北两强牵制北魏，让其自始至终不敢对高句丽用兵，正是日后隋唐时期高句丽国策的先例样本。

三

在东魏被北齐取代之后，高句丽对其态度发作了急转弯，总共27年的时间里，入贡6次，特别是在北齐后期的17年间，仅入贡2次，转而靠拢南朝，同期朝贡南陈6次。

这种态度变更的本源在于北齐对北方民族采取了强势的进攻战略，而非北魏、东魏时期的一味怀柔。

按理说，北齐面对北方柔然、突厥、契丹、库莫奚的叛服无常，对旁边的高句丽应该愈加倚重，北齐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也是这么做的，在即位之初，立刻对高句丽予以册封，不可谓不注重。

但是，北齐执行这种怀柔政策时的伎俩，十分粗暴，见《北史·高丽传》：

（高洋）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从者，以低价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啥意义？就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带着大军驻扎在营州（即之前的龙城，今辽宁朝阳），派出博陵崔氏的高门子弟出使高句丽，请求其将北魏末年流落高句丽的魏国人送还，结果高句丽王没同意，直接来了个“不服就干”，打得对方吐出了5000户。

这种粗暴的武力要挟，让高句丽感到了极大的要挟，但此时百济、新罗联军在南方大败高句丽，攫取汉水流域，兵锋直指平壤，在北方又与突厥发作战争，致使高句丽南受制于百济、新罗，北受制于突厥，除了屈从别无他法，只能以终止朝贡表示不满。

不外，并没有立刻对西魏、北周和南朝中止朝贡，由于此时西魏立国未稳，南朝则处于梁、陈交替的骚动之中，所以，高句丽采取了坐观成败的态度。

等到局势明朗的北齐后期，高句丽则转向西魏、北周、南陈，致使于刚刚兴起的突厥伸出橄榄枝，以期牵制北齐，而北齐的应对战略，则是转而册封百济和新罗，以抬高高句丽对手的方式中止报复。

正由于如此，当北齐消亡，北周也很快被隋朝取代的大改造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外交的重心，却是在南陈身上，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事情。

不外，这种状况完整能够了解，由于依照韩昇教授在《隋朝与高丽关系的演化》（刊于《海交史研讨》1998年第2期）一文中的研讨，北齐文宣帝的大征伐之后，遭到重创的契丹诸部，在公元555年到584年的30年间，不时是高句丽的藩属。

同时，北齐余孽高宝宁，在北周武帝消亡北齐之后，即占领营州，先后抗拒北周和隋朝，其后台老板，一为突厥，另一即高句丽。

突厥和高句丽的联手扶持，让高宝宁以至得以寇掠幽州，援助叛变权力，直到隋开皇三年（583年）才在逃亡契丹的途中被部下杀死，而在此之前，他的求救对象是突厥，而突厥被隋朝卫王杨爽等多路出塞的兵马所牵制，未能收兵援救。

更有意义的现象是，同期的高句丽，在隋文帝代周当年，即派出了不“朝贡”的使团，得到了隋文帝的第一时间册封，尔后至开皇四年，高句丽年年入贡，似乎与北方王朝的关系，又走回了北魏时期的旧轨道。

可是，开皇四年（584年），契丹转投隋朝，这种背弃，恰恰展示了高宝宁消亡之后，特别是隋朝出塞击突厥之后，北方权力格局的变更，突厥—高句丽联盟曾经处于弱势。

正是这一年之后（585年），高句丽转而向南陈朝贡，实质上是对隋朝逐步经过招纳契丹部落向辽西扩展权力的行为的反响。

不外，隋朝对高句丽仍以怀柔为主，而将主要肉体集中于“灭陈”。

十分有意义的是，在隋与高句丽的这短暂的宁静期中，隋开皇六年（586年），高句丽迁都“长安城”。

不要误解，这里的“长安城”并不是陕西西安，他们也够不着，这个“长安城”是高句丽于平壤修建的新都，名为“长安城”。

自短命王于427年迁都平壤的“安鹤宫”开端，至此时，曾经有159年，而前一次的迁都，实践上只是修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安鹤宫”，而非我们了解的城套城的都城格局，1967年—1970年朝鲜发布的挖掘讲演显现，安鹤宫遗址约为边长622米的平行四边形，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宫城内有严厉的轴线。

安鹤宫内部的殿堂分区与魏晋时期中原的宫殿十分相似，与池、苑、大同江水的规划关系，则精确仿照了南朝建康宫城的格局，可见短命王关于东晋、南朝文化正统的认可。

同时，这种以宫城和涣散的外郭区，乃至于军事城塞构成的都城规划，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讨员许宏总结为“大都无城”，属于从先秦传承至东汉、东晋、南朝的一种都城规划方式。

但是，高句丽于586年的迁都，迁入的却是一个内城、中城、外城齐全，并有严厉里坊设置的“长安城”，而这种建筑规划，实则始自北魏洛阳城的创建。

也就是说，高句丽在与北朝（北魏）的外交蜜月时期建造了一座严厉仿照南朝样式的都城，浸显显露的是他们以南朝文化为正统的思想，而在与南朝（南陈）的外交蜜月期里，却建造了一座以北朝样式的都城，这实践上曾经转向了北朝正统思想。

当然，更重要是，此时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态势绝后宽松，隋朝的留意力和政治表态，也并未表示出对辽东的迫切兴味，高句丽王室的心态，曾经发作了变更，不再满足于见异思迁的“小弟”角色，而是追求区域中心的位置了。

四

但是，南陈的消亡，给了高句丽当头一棒，开皇十年，“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

也就是说，高句丽开端了备战，并在次年正月和五月两次遣使朝贡、献方物，思索到行程的要素，使者的派出，也当与“大惧”有关。

不外，自此之后，高句丽不时到开皇十七年才派出朝贡使者，而也就是这一年，隋文帝赐高句丽王玺书呵责其“诚节未尽”，以及“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并发出了赤裸裸的要挟，见《资治通鉴》卷178的记载：

是岁，上（隋文帝）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热情晓示，许王自新耳。

南陈的消亡，意味着中国的统一曾经不可阻挠，作为中国旧土的辽东，究竟自处，曾经成为理想的问题，否则，你的人有南陈多？你的天险有长江宽？惹急了我，就灭了你，不外，假如你谨守臣节，我就不动刀兵，以免派官管理的省事。

所以，隋文帝的玺书实质上是一颗定心丸，表态只需高句丽真心臣服即可维持独立存在，所以，在高丽王汤死后，高句丽王元刚刚即位，即上表表示臣服。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变故发作。

（开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馀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高句丽王元亲身带领靺鞨联军1万多人进攻辽西，被隋朝的营州总管韦冲驱赶，这直接触怒了隋文帝，派出了汉王杨谅带领水陆军30万征伐之，没想到后勤不济，大军损失殆尽，而高句丽也给了台阶，就此罢手。

这个事情，韩昇教授的考证是由于高句丽境内契丹别部的叛离，招致了高句丽王的追击，致使于进入了隋朝的辽西境内，这也是之前隋朝痛斥高句丽的“固禁契丹”的理想反响。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假如高句丽军是为了追逐一个潜逃的契丹别部，为什么要由“高丽王元”亲身带领？

所以，要么，这是隋朝边将设计的一个借口；要么，这就是高句丽王元亲身挑起的战争，而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阐明，隋和高句丽双方之中，有一方需求一场战争。

而从准备状况来看，绝不是隋朝，那主谋者只能是高句丽。

首先，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

这条记载意味着隋军主力是经临渝关动身，沿辽西傍海道北行，这条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狭窄和沼泽密布，所以，一旦遭遇水患，交通就会被彻底截断，数十万大军直接就被卡在塞外了。

其次，从东莱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风，漂没极多，意味着一是对沿海风信气候不了解，另一方面就是船只太小或船型不适合，抗风才干太差。

最后的结果，则在轻描淡写中透着残酷：

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

农历六月出临渝关，九月即回师，短短3个月时间，30万大军死者80—90%，也就是光死者就抵达了24万—27万人。

之所以是这样一个结果，本源就是“主因怒而兴师”，刚刚混一南北的隋文帝正在建功立业的兴头上，任何直接的威严应战，都会请求臣子以最快的速度打回去，而这个举措，恰恰是高句丽最乐见的。

为什么？

由于历史天文与今日天文之不同。

今天从关内到东北，经过辽西走廊，地势平整，十分容易，但是在隋唐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地貌与今天有基本的不同。

首先，华北平原在今天雄安一线到大海，被一系列的大湖泊和河流、沼泽，隔为两段，北端以幽州为中心，人口稀少，处于半农半牧的阶段，南端有一系列的人口密集区，如相州、魏州等地，是农业十分兴隆的地域。

这样的地形，使得汉代到北朝的河北地域交通，依赖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平缓地带行进，构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群。

直到隋炀帝开大运河，河北地域开出了新的“东道”，就是靠近大海，沿运河水路北上到幽州的道路。

能够说，哪怕是在当时隋唐的国境内行军，这两条路也绝对算不上好走。

更大的艰难出往常从北京到东北的道路上。

在隋唐时期，辽西走廊仍未“干透”，你没看错，就是干透，沿着山海关出关的道路，也称辽西傍海道，在这个时期仍旧是泥泞的险途，沿途有大量的沼泽，道路狭窄，并不利于大军的大范围行动。

在汉代前后，进入东北的道路，比较方便的，常常是出燕山山脉后，北上医巫闾山山麓，进入辽西大凌河谷地带，北上营州，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经草原地带再折向东方渡过辽河，进入东北腹地。

这是一条持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道路，经过效率也真实说不上高。

进入今天的辽宁省腹地之后，当时辽东的重要城市都在辽河沿岸，其下游流域又是一个庞大的水网沼泽地带，大部分地域人烟稀少，只需部分城池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

所以，隋唐征伐高句丽的陆上后勤线，等于是在短少居民聚落依托的状况下，从幽州前推近2000里，这一路上，完整用人力、畜力推进，耗费之大不可思议。

五

天文的要素，我们能够视为“天灾”，而隋朝的赋役制度，则只能称作“人祸”。

隋文帝本就不愿意给中央官府或者说府库保存过多的粮食和物资，而乐于将这些租调寄存在关中、河东的国度大仓之中，这是一种强干弱枝的伎俩，关于从北齐手中降服的河北地域，特别如此。

这就意味着，固然汉王杨谅所统辖关东州郡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农业兴隆，却并不控制多少物资，“就近取材”或是“远路调拨”，都会面对上文中提到河北道中部自然水网阻隔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大军动身的后勤总基地一切的物资，可能就是小猫三两只。

从开皇十八年二月作出战略决策，到六月份，大军曾经开拔出关，也就意味着整个战争准备时间满打满算不到4个月，关于《李卫公兵法》中强调要有3个月合练的隋唐行军而言，整个战争准备的时间相当于没有。

所以，大军以至还没有推进到高句丽境内，只是出了临渝关，就曾经被辽西地域的恶劣交通折磨得断粮、疫病，整个战争能够说一开端就输了。

假如说，这只是由于恶劣交通的问题招致的后勤总解体，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真正的基本缘由，应该是为了对付隋文帝的“严令”，整个河北地域的官僚系统全速运转，也缺乏以支撑一支后勤补给线长达3000里的大军的供给，这是“国力”的问题，也是“组织才干”的问题，都不是一两道圣旨能够处置的。

这次战败，直接招致了隋文帝对高句丽态度的大转弯，哪怕是百济主动请求联兵攻打高句丽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拒绝，缘由很简单：

紧随其后的开皇十九年，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征伐都蓝可汗，这实践上开启了隋朝扶持突利可汗，也就是日后的启民可汗全取东突厥汗国的一系列战争的序幕，这场纵横捭阖的大战略，不时到隋文帝仁寿三年刚才收官，启民可汗彻底臣服于隋帝国的治下。

所以，为了“里子”，也就是北方更大的要挟，隋文帝只能坐视自己接受了庞大损失的征辽战争无疾而终，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启民可汗在榆林朝见隋炀帝，双方表演一场君臣尽欢的戏码时，高句丽在突厥汗廷的使者被启民可汗自己抛了出来。（见《隋炀帝为什么宁可困死江都也不回关陇贵族的老巢？》）

依照《隋书》的说法，隋炀帝此时就定下了征辽之策。

所以，隋炀帝征辽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其父隋文帝的“面子”，一定要把这个依托山高水险而抗拒天威的小国彻底降服。

同时，东突厥汗国在启民可汗的治下回归统一，权力慢慢恢复，高句丽都开端主动地勾勾搭搭，也就意味着，假如不能对东突厥中止足够的武力威慑，很有可能会发作叛离，这关于隋炀帝而言，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远不同乃父，隋炀帝为征辽战争中止了充沛的准备，无论是水军的战船，还是运粮的大运河，以至是事前在辽西的积谷存粮，都昭示着他要中止一场大范围武装游行的野心和决计。

脚踏实地地讲，假如不是为了向东突厥和各国使者张牙舞爪，隋炀帝完整不需求发起高达200万人的力气，中止这样一场战争，他只需求派遣几路大军一步步地蚕食过去，就能够在与高句丽的国力对耗中获胜。

问题是，他的目的基本不是高句丽，而是被隋朝的战略据点营州与高句丽隔开的东突厥汗国。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见《资治通鉴》卷181：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对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另见《资治通鉴》卷180：

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上一条，是隋军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军队布置，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突厥时，元寿所提出的对东突厥张牙舞爪的编成，简直完整一样，只是把相去30里改成了40里，旌旗千里不绝，完整分歧，等于是将当年由于防卫需求而不得不放弃的“耀武”之法，用在了高句丽战争中，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另有一种解释说，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截断内亚延伸至草原再到东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贸易道路。

问题是，从草原进入东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就是营州，这个枢纽，被隋唐两代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突厥与高句丽权力沟通的途径，岂但被其阻隔，还被长期游牧在辽西的契丹人所阻隔。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征辽时，契丹人，都曾经脱离了突厥、高句丽的控制，转而服属于中原王朝，也就是说，辽东和草原的沟通，在战争发起前，就曾经被隔断。

这也是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位皇帝发起征辽战争时，草原帝国都曾经是中原帝国的臣属，也就是说，不再成为公开的边患。

所以，说征辽战争是为了截断某个理想存在的联络，自身属于臆测，但是，一个比较虚幻，却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隋唐帝王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让草原人耐久地臣服于“圣人可汗”、“天可汗”？

既然不能动刀兵，对方又是畏威不怀德的蛮夷，那么，超大范围的“军事示威”，又能够顺道“复中国旧疆”、“报中国子弟之仇”，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只需逾越了山海屏障，高句丽的国力和战力远远不能和东突厥相提并论，摧毁它远比再消亡一次东突厥更容易，能够说是最适合的“开刀”对象，更何况除了隋炀帝时期之外，唐太宗和唐高宗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内乱团结的高句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降服它正是机遇。

至于隋炀帝为什么拼了命也要降服高句丽，根子就在这个“服”上，隋炀帝三次出师，最终满足的，也不外就是“臣服”，而非消灭，也就是说，他对高句丽的态度，与隋文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就承认了当下很多关于“统一”的解释，或是那些将高句丽视同于辽、金、后金的奇谈怪论，试问，假如只是高句丽只是诚心臣服，而不上版籍，又算哪门子统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