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的海外传播：《论语》外译简史

《论语》是中国儒学的代表性著作，其在海外的译介沿着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展开。据不完整统计，截至目前，《论语》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外国言语文字。

《论语》的东方传播

在东方，《论语》先后传入越南、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度，《论语》传入早期以汉文方式传播，16世纪以后，《论语》才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1．越译简史。

据历史推断，越南应是接受《论语》最早的域外国度。公元前206年秦末南海郡尉赵佗树立南越国，《论语》等儒学经典随之传入越南。早期，《论语》以汉文传播，13世纪随着汉喃文的呈现，《论语》开端以汉喃文传播。184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用拉丁化文字替代汉字和汉喃文，20世纪中前期，汉喃文逐步被国语字文所取代。由于越南的历史及文字系统变更等缘由，其《论语》越译本少于韩国和日本。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越南译本始于2010年代，截至2019年只需1部。黎巧萍越译《论语选译：汉越对照》，收入“东方聪慧丛书”，2015年出版。译本包含原文、中文今译、越译文、中文解析、越文解析。

2．韩译简史。

公元前1世纪《论语》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在韩国文字被创制之前，《论语》不时以汉文传播。韩国翻译《论语》阅历了吏读、口诀、释义、谚解本、近代译本、现代译本、多元译本几个阶段。吏读和口诀是借用汉字标注汉文中没有的助词和语尾，便于阅读和了解。1443年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创制完成，汉文《论语》开端被谚解翻译。

谚解本：据韩国学界推测，李滉的《论语释义》译本初版于1557年。该书并不是对全文中止翻译，只是给疑问部分加以谚解。其后由校正厅于1590年出版《论语谚解》，李珥的《四书栗谷谚解》于1749年出版。这三个译本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其特征是在《论语》原文上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译文附在后面。

近代韩译本：1900年至1945年，译本数量逐步增加，主要面向普通大众。最具代表性的译著有三部：崔南善的《少年论语》（1909），儒教经典考究所出版《谚译论语》（1922），文言社出版《言解论语》（1932）。《少年论语》是《论语》的节译本，内容主要选取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译文采企图译，言语浅显易懂。《谚译论语》和《言解论语》主要依据朱熹的《论语集注》，译本包含原文、字解、训读和意解，其中汉字原文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字解是逐字对原文中止解释，训读是译文，意解是历史背景引见和解读。这一时期的译本除了译文浅显易懂之外，还增加了注释和解读，愈加贴近普通民众。

现代韩译本：1946年至1990年，译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向，学术性与浅显性译本并存。该阶段主要译本按时间次第排列如下：慎弦重的《（国文版）论语》（1955），李家源的《论语新译》（1956），李乙浩的《论语》（1958），论语研讨会的《论语全解》（1959），金钟国的《（国译）论语》（1959） ，车柱环的《韩文论语》（1964），表文泰的《论语》（1965），朴一峰的《论语》（1973），李乙浩的《韩字论语》（1974），桂明源的《论语》（1975），都珖淳的《（新译）论语》（1977），李明奎的《兴味阅读论语的措施》（1983），安炳周的《论语》（1984），金学主的《论语》（1985），李民树的《论语解说》（1985），张基谨的《论语新译》（1985），金钟武的《论语新解》（1989），金敬琢的《论语中庸大学》（1989），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个译本是车柱环的《韩译论语》（1964），李乙浩的《韩文论语》（1974），金学主的《论语》（1985），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车柱环的《韩译论语》（1964），译文放在前面，原文置于书末，读者即便不看，原文也能够了解《论语》。李乙浩的《韩文论语》（1974），译本主要包含译文、原文、注释，译文简单易懂，大量运用日常用语，对原文难懂的中央中止细致解读。金学主的《论语》（1985），附有长达100多页的《论语解题》，是现存《论语》译本中解释最为翔实、全面的译著。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主要依据朱熹的《论语集注》，注解细致，作为汉语学习教材被普遍运用。

多元译本：1991年至今，译本数量大、类型多、作风多样。据统计，1990年代韩国境内共发行100多部《论语》译著，2000年以后数量更多。多元化时期《论语》译本的主要特性是译本类型多，新增大学教材、漫画、儿童读物等；译本作风多样，包含变译本、叙事性译本、文学性译本、兴味性译本等；译者除了学者和研讨人员，还包含非专业人员。19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如金都炼的《朱注今释论语》（1997），译本包含原文、译文、朱子注释译文、丁若鏞注，并且比较和解释阐明了朱子注和丁若鏞注有分歧的中央。2001年，金容沃在韩国电视台讲《论语》惹起了整个社会的惊动，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重新阅读《论语》。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韩译本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4部，包含金春英韩译《论语图解：中日韩英对照》（2005），译本图文并茂，包含插图和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韩译文、英译文。孔祥林编译《论语：中韩文对照》（2008），译本包含原文、在原文上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中文今译、韩译文，此外还附有附录，包含孔子生平、孔子家谱、春秋时期各国地图及与孔子相关的图片。朝鲜族金应俊韩译《论语：汉韩对照》，收入“大中华文库：汉韩对照”（2009），译本包含原文、杨伯峻的中文今译、韩译文。孔健（又名孔祥林）主编《中英日韩四国语论语》（2012），译本包含原文、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韩译文。

3．日译简史。

公元3世纪，《论语》传入日本。当时日本还没有本国文字，《论语》以汉文传播。保险至明治时期，《论语》以汉文训读传播。明治以后，《论语》现代日译本呈现，二战之后译本愈加多样化。

日本盛行的有代表性的《论语》日译本主要包含：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1933），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1938），金谷治译注的《论语》（1963），贝塚茂树译注的《论语》，（1973），吉川幸次郎翻译的《论语》（1978），宇野哲人翻译的《论语》（1980），宫崎市定译注的《论语》（2000），永井辉翻译的《论语》（2001）。

其中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1933），1933年初版，以学术翻译为主。金谷治译注的《论语》（1963），是战后日本影响最大的日译本之一，多次再版。译本为文库本利于随身阅读，包含汉文原文、汉文训读、现代日译文、词语注释。其特征是译文忠于原文、简约流利，尽量不加注释和解读，词语注释附于书后，便于检索。吉川幸次郎的《论语》（1978），以历史研讨的视角对《论语》中止剖析和注释，对包含其中的中国聪慧做出文学性解读，译文简约流利。吉川幸次郎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文学研讨专家之一，二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译者知晓中国历史文化，熟习日本读者的思想方式，运用较为顺应日自己了解的方式表述。宫崎市定的《论语》（2000），运用训读和现代日语两种翻译手法，统筹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永井辉的《论语》（2001），采用现代口语翻译，译文精确精练，省略汉字和注解，合适初次阅读《论语》的读者。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日译文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9部，包含徐志刚编译《论语精选综译：中、英、日》（2001），译本包含原文（繁体、简体）、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郭君武日译《论语：中日文对照版》（2004，2014线装版），译本包含原文、日译文。孔祥林编译《论语：中日文对照》（2007），译本包含原文、汉文训读、中文今译、日译文、附录，其中附录包含孔子生平、孔子家谱、春秋时期各国地图及与孔子相关的图片、常用语句索引。肖开益日译《论语图解：中日韩英对照》（2005），译本图文并茂，包含插图和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韩译文、英译文。孔健（又名孔祥林）日译《论语：中日文对照》（2008），译本包含原文、汉文训读、中文今译、日译文。孔国栋日译《论语全译：中英日对照》（2008），译本包含原文、导读、日译文。孔健译《论语：汉日对照》（2009），收入“大中华文库：汉日对照”，译本包含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孔健主编《中英日韩四国语论语》（2012），译本包含原文、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韩译文。刘德润、刘淙淙编注《论语：中日文对照》（2014），译本包含原文、汉文训读、日译文、中文今译、注释。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学者历代比较权威以及当今最新的版本十余种，旨在经过阅读《论语》日译文，辅佐读者学习日自己训读汉文的措施、学习日语的古典文法。9部译本中，孔健（又名孔祥林）译本占4部，其中3部为中日对照，1部为四国语种对照。有些译本除了提供日译文外，还增加了汉文训读和附录。

此外，中国还将《论语》翻译为泰文、印尼文、马来文、老挝文、缅甸文、柬埔寨文、阿拉伯文。其中泰文、印尼文、马来文、老挝文、缅甸文、柬埔寨文译本收入在“东方聪慧丛书”，包含覃秀红泰译《论语选译：汉泰对照》（2015），张蔚印译《论语选译：汉印对照》（2015），徐明月马译《论语选译：汉马对照》（2016），陶红老译《论语选译：汉老对照》（2015），张卫国缅译《论语选译：汉缅对照》（2016），李艳焱、李毅柬译《论语选译：汉柬对照》（2017）。译本包含原文、中外文译文、中外文解析，“东方聪慧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全译、节译的方式翻译成东盟十国八种官方言语，以纸质和数字图书形态完成中华经典在东盟的范围化、零障碍传播。另外，还有阿拉伯文译本2部，包含回族马坚阿译《论语：汉阿对照》（2010），收入在“大中华文库：汉阿对照”；《论语（汉阿对照）》（2019），收入在“马坚著译文集第9卷”。马坚是中国现代出色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言语学家和翻译家，译本包含原文、中文今译、阿译文。

《论语》的早期西方传播

在西方，《论语》的译介沿着传教、通商、对外扩张途径展开。16世纪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最早将《论语》翻译为拉丁文译本，其后被转译为英文、法文等译本。18世纪初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华，《论语》被翻译为俄文。18世纪末英国希望翻开中国市场，为培育汉语人才，1809年《论语》初次从汉语被直译为英语。明末清初来华欧洲传教士对《论语》的翻译，能够视为《论语》西译的源头，并直接影响了持续至今的《论语》西译。

首先翻译《论语》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他们是第一批抵达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579年（明万历七年）抵达澳门传教，开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习俗习气。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他和利玛窦获准去往中国内陆地域。罗明坚最早把《四书》翻译为拉丁文译本，1593年《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在罗马刊印。《四书》拉丁文译本手稿现藏意大利国度图书馆，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拉丁文译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抵达澳门，在澳门学习一年中文，1583年获准去往中国内陆地域。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同年将译稿寄回意大利，目的是培育日后来华的传教士。他以为，传教士来华若不知晓儒家经典绝不会有什么收获。该书未刊行，原译本已亡佚。

1624年，教会请求来华传教士学习《四书》等中国典籍，17世纪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继续翻译、完善《论语》拉丁文译本。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1634年（崇祯七年）来华，其学生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1659年（顺治十六年）来华。1662年郭纳爵与殷铎泽师生协作翻译完成《中国的聪慧》，部分《大学》《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刊行，这是《论语》拉丁文译本第一次正式刊行，《论语》前五章藏于原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今上海图书馆。

17、18世纪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论语》拉丁文译本在西方正式刊行后被转译为英文、法文译本。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59年（顺治十六年）来华，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译本，中文题目为《西文四书直解》，以张居正《四书直解》为底本，短少《孟子》，实为“三书直解”，《论语》为殷铎泽所译。该书在欧洲影响很大，出版不久就转译为法文、英文。1687年、1688年法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节译本：《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1691年，英国出版《孔子的道德》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此书最初的目的是给来华传教士用的，但发行后在社会各界惹起普遍关注和激烈反响。英国的坦普尔、威廉·琼斯，德国的莱布尼茨、巴耶，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都读过此书，并对自身的研讨有着重要的影响。

18世纪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拉丁文译本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卫方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华传教，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中华帝国六经》拉丁文译本，包含《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小学》。出版后被转译为法文，法文译本以《中华帝国经典》为书名，1784年在巴黎出版。

《论语》西方直译史

1．英译简史

《论语》由汉语直译为英语缘于18世纪末英国希望翻开中国市场。18世纪后半期，英国完成产业反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希望与中国通商。1793年，英国派遣访华使团访华时发现汉语人才匮乏，为了寻觅适合的中文翻译不得不到培训中国神父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圣家书院”物色人选。此时英国尚未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印度是中国的邻邦，驻印总督认识到自己有不可推脱的义务，为此特地延聘了汉语教员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执教。1799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受英国浸信会派遣前往印度传教。1805年，马士曼正式拜师，开端了汉语学习，他的《论语》前十篇英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09年由塞兰坡教会出版，《论语》初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译本主要参考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包含原文、英译文、注释，并附有细致的孔子传记。

1822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柯大卫抵达马六甲传教，1823年马礼逊造访马六甲，柯大卫随马礼逊学习汉语。他翻译的《四书译注》英译本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1828年由马六甲教会刊行，《四书》初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译文有注释，序文包含孔子传。译本得到了英语世界学者的注重，成为西方学术界研讨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初次将《论语》《四书》由汉语直译为英语的英国传教士都没有来华阅历。

随着英国人大范围进入中国，译者身份多元，英译本数量增加，质量逐步进步。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迫中国翻开了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后，英国人得以大范围进入中国，伦敦会理事会也决议展开对华传教活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译者身份愈加多元，除了传教士，还有汉学家、外交官、海关洋员等，我国学者也开端有认识地翻译《论语》，向域外引见国学典籍。随着译者汉语水平的进步，《论语》英译本数量逐步增加，质量也有很大进步。该阶段英译本共有15部，译者多次出版的译本只计作一次，按时间次第排列如下：1.理雅各（James Legge）的The Chinese Classics Vo1.I（1861），2.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The Lun Yu，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u，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1869），3.詹宁斯（Willim Jennings）的The Confucian Analects，A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and Introduction（1895），4.辜鸿铭（Ku Hung—ming）的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5.翟林奈（Lionel Giles）的The Sayings of Confucius，introduction and notes（1907），6.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的The Sayings of Confucius（1909），7.苏慧廉（Edward Soothill）的The Analects，or，the Conversation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1910），8.迈尔斯·曼安德·道森（Miles Menander Dawson）的The Ethics of Confucius （1915）、The Conduct of Life：the basic teaching of Confucius arranged for easyreading（1942），9.韦利（Arthur Waley）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10.林语堂（Lin Yutan）Aphorisms of Confucius，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11.Alfred Doeblin的The Living Thoughts of Confucius（1940），12.休中诚（E.R.Hughes） Part I & II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1942），13.Arthur Sadler的Selec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Texts（1944），14. E.A.Cox的Sayings of Confucius（1946），15.郑麐的The Four Books，Confucian Classics（1948）。

依照英译者身份，《论语》英译本可分为三类：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英译本、英国外交官及海关洋员等英译本、我国学者英译本。

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英译本中，理雅各和韦利译本是其中的出色代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1840年抵达马六甲传教，1843年随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中文印刷所迁入香港。1861年在香港出版英译本《中国经典》第一卷The Chinese Classics Vo1.I，包含《论语》《大学》《中庸》。译本以直译为主，贴近原文作风，运用19世纪口语体英文，译笔严谨古雅，注释详尽，但有死译硬译的现象。《中国经典》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位置，后出的各种译本并不能完整取代他的译本。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巨匠，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取得者。理雅各1873年返英，1875年牛津大学决议让理雅各做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在中国大陆地域有多种选题出版。

韦利是第一代汉学家理雅各之后出色的第二代汉学家，从未到过中国，早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1938年《论语》英文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在英国出版，西方学者以为，韦氏的《论语》英译本是西方最具才学的译本。韦利与之前传教士汉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主要依据清代经学对《论语》的解释，不外于依赖程朱理学的阐释。融注释于译文，既注重精确又注重英语言语的流利和漂亮，作风接近原文，尽力把古代汉语转化成地道的现代英语。译本所附的长篇导言与附录包含：《论语》的版本、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对等考证、注释和索引。由于译者对异域文化了解的局限，韦利的译文有误译的中央。韦利的译本是英语世界比较通行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地域有多种选题出版。

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的《论语》英译本也是比较经典的译本之一。苏慧廉1881年抵达温州传教，1910年由日本出版《论语》英译本The Analects，or，the Conversation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1937年列入牛津大学世界经典丛书再版，删减了注释部分，后又多次再版，该译本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苏慧廉以为，进入20世纪后，理雅各译本所运用的19世纪英文口语曾经不契合20世纪读者的阅读习气，有必要提供一个更现代的译本，向更多的英语读者、特别是非专业的英语读者引见、提高中国的儒家经典。他逐字逐句对《论语》中止英译，译文简约流利，尽量贴近原文作风，并附上详尽的注释。1920年他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

英国外交官及海关洋员等英译本中，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论语》英译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主要参照了汉代孔安国的《论语》注释版本。威妥玛1841年随英军侵华，1847年退伍后成为英国外交官，留居中国长达40余年，和翟理斯共同发明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1861年译成英译本《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行动》The Lun Yu，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u，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1869年由伦敦出版。威妥玛在英译本前言中说，固然当时的学者都公认朱熹是最优秀的儒学巨匠，但他参照了汉代孔安国的《论语》注释版本中止翻译。1888年，威妥玛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海关洋员赖发洛的《论语》英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1909年由英国出版，1925年、1935年出版第2版、第3版。译本采用直译，译文简约流利，贴近原文作风。辅文本包含导论、注释和人名地名索引，其中导论引见了孔子生平背景及《论语》内容。赖发洛1886年来华，在中国海关工作长达40年。

我国学者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出版，是首部由中国人翻译完成的《论语》英译本。辜鸿铭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早期在欧洲学习，他翻译《论语》目的是要向西方引见真正的中国文化，纠正理雅各等西方汉学家对儒经的误读。辜氏采企图译法，为了让西方读者彻底了解书中的思想含义，他采取以西释中法，援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经文，在注释中将书中呈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性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译本的缺陷在于过火意译，有时随意添加原文没有的内容。

继辜鸿铭之后，林语堂应蓝登书屋约请编译《孔子的聪慧》，《论语》是该书第五章内容，选辑《论语》中与孔子关系重要的部分编译，Aphorisms of Confucius，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于1938年在纽约出版。林语堂的翻译精确生动，其笔下的孔子机智诙谐，不是传统观念激进、呆板的学究。《孔子的聪慧》出版后，在美国遭到欢送，是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之作。

此外，我国学者郑麐的《儒家经典四书》英译本The Four Books，Confucian Classics，1948年由上海世界出版社印行，《儒家经典四书》为《四书》全译本。

20世纪50年代以后，《论语》英译者以西方学者和海内外华人学者为主；多角度研讨和诠释《论语》，英译本呈多元化特征。其中西方学者、海外华裔学者以及中国香港刘殿爵的译本在海外影响较大。西方英译者除了汉学家身份外，同时又是其他范畴的学者，如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他们注重翻译背地的中国文化研讨，除了译文，还会提供有关《论语》细致的背景资料和研讨成果，同时，还以比较哲学、历史学等不同视角研讨和诠释《论语》。海外华裔译者以及中国香港的刘殿爵，通常有过在西方大学教授《论语》的阅历，比较熟习西方读者能听懂什么言语，知道用什么样的表白方式才更有效，让异域读者真实感遭到中华文化原汁原味的东西。国内学者的英译本数量较多，主要为面向国内读者的双语或多语种对照的言语学习读物和对外汉语教学读物，通常配有中文今译，对外汉语教学读物配有汉语拼音。2010年代以后，吴国珍等译本有所突破和超越。

从《论语》英译本的诠释措施来看，主要分为三类：回归原典的诠释措施，即从不同视角诠释《论语》文本原意和哲学思想的原本容颜；现代性诠释措施，用现代的理念来诠释《论语》，偏重《论语》关于理想的意义；改写、创译诠释措施，在翻译中参与自己的解读和思想。

大多数译者采用了回归原典的诠释措施，回归原典的诠释措施又分为传统的诠释措施和创新性诠释措施。其中传统的诠释措施以刘殿爵、雷蒙·道森、黄继忠、大卫·亨顿、李祥甫、斯林格伦德、华兹生、金安平、倪培民等为代表。其重点放在对文本自身意义的诠释上，译本不只提供译文，而且有细致的注释和评论，另外还有导言、文化专项词释义、附录、索引等诸多背景资料辅佐读者了解原典。

现代性诠释措施以西方汉学家、小说家利斯为代表。利斯强调《论语》的理想意义和普世价值，在翻译中倾向于用现代理念来诠释《论语》，试图将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传达给普通大众。译者在注释中援用了莎士比亚、济慈、尼采等西方名家的话语，并参与自己的点评。同时，利斯还将《论语》视为文学作品，注重文字的漂亮。

改写、创译诠释措施以美国著名诗人庞德为代表。庞德在翻译中对《论语》原文改写、创译的成分较多，在翻译中参与自己的思想。译本1951年在美国出版，他对儒家思想的另类诠释，遭到了一些西方读者的欢送。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论语》漫画译本，由美国布莱恩·布雅（Brian Bruya）译、中国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编绘的漫画版《论语：儒者的诤言》，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现代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该译本。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英译文始于198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49部，译者多次出版的译本只计作一次，按时间次第排列如下：1.中国台湾地域的程石泉英译《论语读训解故》（1986），2.日知主编《孔子的政治学——论语》（1990），3.李天辰等英译《〈论语〉汉英对照读本》（1991），4.老安译本《论语：汉英对照本》（1992），5.梅仁毅译本《论语：中英对照》（1992），6.潘富恩、温少霞译本《论语今译：汉英对照》（1993），7.赖波、夏玉和译本《论语：汉英对照》（1994），8.王福林注译《论语详注及英译》（1997），9.丁往道译本《孔子语录一百则》（1997），10.徐志刚编译《论语精选综译：中、英、日》（2001），11.王健、李盈、谢琰英译《论语百则》（2004），12.金沛霖，李亚斯编译《孔子语录：汉英对照》（2005），13.许渊冲英译《论语：汉英对照》（2005），14.刘伟见英译《论语意解》（2005），15.刘勇英译《论语图解：中日韩英对照》（2005），16.洪青皎英译《论语精译：汉英对照》（2006），17.刘立壹英译《〈论语〉名言：中英文本》（2006），18.张雯英译《〈四书集注〉之论语选译廿则：图文版：中英德文对照本》（2006），19.香港耀中教育机构文化委员会编著《论语今译时析：英汉对照》（2007），20.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编著《甲骨文书法〈论语〉精选：中英文本》（2007），21.管晓霞英译《孔子语录：汉英双语》（2008），22.王正文编译《孔子名言精选》（2008），23.张晓文、孔艳英译《论语全译：中英日对照》（2008），《论语故事：中英对照彩绘注音》（2008），24.田野主编《论语箴言》（2009），25.林戊荪英译《论语新译：英汉对照》（2010），26.赵昱编《漫画〈论语〉全译本》（2011），27.宋德利英译《〈论语〉汉英对照》（2011）,28.梁治平英译《论语新译》（2011），29.吴国珍（Guozhen Wu） 英译《〈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2012），30.杨春燕英译《最新论语译读：汉英对照》（2012），31.王唯先，徐加胜英译《论语新得》（2012），32.孔健主编《中英日韩四国语论语》（2012），33.王国己英译《论语英译135则·唐诗英译40首》（2013），34.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公司编著《〈论语〉名句故事：中英文版》（2014），35.郭晓红主编《跟孔子学做人习英语：〈论语〉道德形容词70句英汉双语详解》（2014），36.袁万峰、刘晓楠、侯见美编译《论语：中英文对照》（2014），37.肖湘武编译《论语：中英对照·青少年解读本》（2016），38.王金安译著《〈论语〉移译》（2016），39.沈菲英译《论语选译：英汉对照》（2016），40.党争胜、毛艳君译著《论语》今译新解：英汉对照（2016），41.《话说论语》编写组编译《话说论语：中英图文版》（2016），42.罗志野译本《〈诗经〉〈论语〉〈孟子〉英译》（2017），43.陈建国英译《论语精髓：杨朝明选本》（2018），44.肖俊莲，刘金同编著《英汉对照〈论语〉经典释译》（2018），45.梅文超英译《论语精粹百句：中英对照》（2019），46.史志康英译《〈论语〉翻译与阐释》（2019），47.王方路英译《四书文言英语新译》（2019），48.刘玉梅、程强申编著《跟孔子学做人》（2019），49.赵彦春英译《论语英译》（2019）。

从英译本的读者对象来看，主要分为二类：一是以国内英语学习者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双语、多语种对照译本，二是以国外读者特别是以孔子学院汉语学习者、国内英语研讨者为读者对象的译本。

德译简史

自18世纪晚期以来孔子在欧洲一度遭受负面评价，威廉·硕特希望经过对《论语》的尽可能忠实的翻译，纠正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成见。1826年，威廉·硕特初次将《论语》由汉语直译为德语，名为《中国的智者孔夫子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在德语地域产生重要影响。威廉·硕特是德国19世纪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东亚言语，1833年开端教授中国言语与哲学。译天职为两卷出版，第一卷包含《论语》前十篇，于1826年在德国哈勒出版，第二卷为《论语》后十篇，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译文尽量采用直译，注释丰厚，序文包含孔子及其弟子生平、孔子思想等。

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的德译本《孔子说话集——论语》，是20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德语译本，直到21世纪依旧是德语世界的规范译本，卫礼贤与英国的理雅各、法国的顾赛芬并称汉籍欧译三巨匠。卫礼贤1897年来华传教，1904年《论语》德译本首先连载于《德亚察看报》的副刊《东方世界》，1910年译本在德国出版，1911年修订再版，并编入“中国宗教与哲学”。译本包含序文、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人物索引、内容索引和目录。与大部分西方汉学家参考朱熹注本不同，卫礼贤主要参考了宋代以前的《论语》注本。译文采用直译与改写式翻译相分离的措施，大量运用注释，述评分离。注释和述评包含人物引见、概念阐释、歧义字句、历史背景、译者感受等。译文前的长篇序文包含孔子生平、《论语》历史等。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讨出版社先后引进出版过该译本。

《论语》德译本至今已有十几种，奥天时汉学家施瓦茨的德文节译本《孔夫子说——来自孔子〈论语〉》是众多译本中较有特性的一部，译本出版后备受专业学者质疑，在普通读者中却广受好评，是德语世界中比较受欢送的《论语》浅显译本。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天时后，施瓦茨逃亡中国，“大跃进”时期分开中国，后来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和古代诗歌的翻译与研讨。节译本于1985年出版，施瓦茨将《论语》重新编排，注释较少，也比较简单。前言包含孔子生活的时期、孔子的生平、孔子的思想世界等。

中国初次翻译《论语》德译本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2部，包含李旻德译《〈四书集注〉之论语选译廿则：图文版：中英德文对照本》（2006），译本包含《论语》原文、英译文、德译文。德国张丽华、中国张捷鸿合译《论语：中德文对照版》（2014），译本包含《论语》繁体原文、德译文。

法译简史

1846年汉学家波蒂耶初次将《论语》由汉语直接翻译为《四书：中国道德和政治哲学》法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

1895年顾赛芬的《四书》法译本在巴黎出版，译本多次再版，成为《论语》法译史上出版次数最多的译本，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经典译作。顾赛芬是法国耶稣会士教士、汉学家，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顾赛芬的法译本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译文严谨、精确，很少带有个人的见解。顾赛芬与英国的理雅各、德国的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巨匠。

20世纪以来的法译本更贴近当代读者，译本愈加多元。既有偏重学术的汉学家译本，也有贴近普通读者的浅显译本，还有不同译本形态的彩绘版、漫画版译本。

学术译本中，法籍华裔学者程艾兰的译本不时是权威的法译本。程艾兰译本《〈论语〉翻译及简介、笔记、地图和年表》，1981年在法国出版，1985年再版，1992年收入“人类的巨大经书”丛书。译本除正文外，还包含前言、注释、地图、年表，并附有中文原文。译本出版后影响很大，有多种言语中止了转译，1983年葡萄牙文版出版，1989年意大利文版出版。另一部法国汉学界很有影响的译本是法国汉学家雷威安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录》，1994年在法国出版。雷威安在中国出生，1937年返回法国，后来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言语文化学院学习中文，是法国研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该译本除译文外，还包含导言、注释、孔子生平与年表、《论语》繁体中文原文和附录。此外，法国国度科研中心研讨员马蒂厄与勒布朗于2006年合译出版了《儒家哲学家》，收入在法国出色经典名著“七星文库”系列丛书。

浅显译本中，皮埃尔·里克曼的《论语》法译本于1987年出版，他还以西蒙·利斯为笔名于1997年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他是汉学家、小说家，法译本注重译文的修辞与文体的忠实性，注释较少。

在彩绘版、漫画版译本中，约瑟夫·帕尔图改编的法文彩绘珍藏本《四书》于1988～1989年在法国出版，法文漫画版《论语》卷一、卷二2012年、2014年在法国出版。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法语始于201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2部，其一为董强法译《论语：汉法对照》“大中华文库汉法对照”（2010）；董强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赴法留学，旅居巴黎12年，现为北大法语系教授。译本包含《论语》原文、中文今译、法文译文，其中中文今译者为杨伯峻。张淑琴、李津合译《论语：中法文对照版》（2010），由中国孔子基金会谋划，译本包含《论语》繁体原文、法译文。

俄译简史

《论语》俄译缘于彼得一世的对外扩张。1715年，彼得一世向中国派遣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实质是搜集情报以配合沙俄对中国的扩张。东正教传教团团员沃尔科夫于1729年翻译了《四书》，译文采用直译，未出版，手稿保存至今。1820～1821年俄罗斯汉学奠基人之一比丘林翻译了《四书》及朱熹为《四书》所作的注释，未出版，手稿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讨所和鞑靼斯坦国度档案馆中。译文采用编译法，有选择地转述其中内容，并按自己的想象重新排列。1863年，第十届传教团修士司祭西维洛夫翻译《四书》，未出版。直至1868年，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翻译的《论语》俄译本，编入“中国文选第二卷”出版。译本采用直译，译释分离，优点是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缺陷是译文显得冗长，破坏了原文的作风。1910年，俄罗斯儒学研讨奠基人波波夫的《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俄译本出版，该译本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论语》译本。译本包含《论语》译文和注释，注释提供注疏译文和译者的见解。

苏联时期（1917~1991）的译本主要是节译本和专著中呈现的《论语》译本，主要包含：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语》前三章（1921）；康拉德的《论语选》，收入《中国文学选》（1959）；波兹涅耶娃的《论语》节译本，收入《东方古代文选》（1963）；克里夫佐夫的《论语》节译本，收入《古代中国哲学》（1972）；谢缅年科的《论语》节译本，收入《孔子的箴言》（1987）；马拉亚温的《论语》译本，收入《孔夫子与〈论语〉》（1988）。

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语》前三章译本被誉为俄译范例。1921年苏联汉学开创人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因政治缘由只译了《论语》前三章，1978年由其同事整理出版，又于2002年收入由其女儿班科斯夫卡娅编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集》两卷本的第一卷。译本包含《论语》译文和注释，注释提供注疏译文和译者的阐释。谢缅年科译本将科学研讨与浅显论述相分离，在俄罗斯发行量最大，再版次数最多。1987年，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谢缅年科的专著《孔子的箴言》出版，书中附有《论语》节译本，约占原书一半。1994年，谢缅年科依据《孔子的箴言》修正和补译成《孔子·论语》出版，1995年再版，1998年译本收入布柳门克朗茨编《孔子：智者的教导》，其后该书多次再版，在俄广受欢送。2009年谢缅年科的《论语：格言》俄译本出版，2012年再版。谢缅年科译本采企图译，译文倾向口语化，译句简短，言语作风接近《论语》，译文鲜有注解和评论。

俄罗斯时期（1991至今）的译本主要包含：戈拉瓦乔娃的《论语》译本发表在《边疆》杂志（1992），马良文的《论语》译本（1992，2001年、2007年再版），西门诺科的《论语》全译本（1994），贝列洛莫夫的《论语》全译本（1998），卢基扬诺夫的《论语》译本（1998），马尔德诺夫的《孔子·论语》（一、二卷）（2000）。

该阶段以贝列洛莫夫“翻译+汉学”研讨方式的《论语》全译本最为著名。贝列洛莫夫的《论语》全译本1998年出版，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论语》译本的精髓，可称得上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是“翻译+汉学”研讨方式的学术结晶。贝列洛莫夫是国际知名汉学家，具有中国血缘，出生于俄罗斯，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接受教育。译本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见孔子的生活和学说，第二部分为《论语》译文和注释，译文简约，直译和意译相分离，注释兼收并蓄。马尔德诺夫的《孔子·论语》（一、二卷）是将科学研讨与浅显论述分离较好的译本。该书2000年出版，第二卷包含《论语》译文、注释，2001年修订再版，更名为《儒学·论语》。译文言语简约，注释未几，采用夹注。外语教学与研讨出版社于2009年引进出版该译本，收入“大中华文库”。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俄语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3部，主要包含：乔平译本《论语：中俄文对照版》（2006），译本包含原文、俄译文。袁正明编译《论语印疏：中俄文解读》（2011），译本包含梁立生篆刻的《论语》印文、《论语》原文、中文解读、俄译文。关月月主编《〈论语〉思想术语俄译选读》（2018），译本从《论语》当选取了28个中心文化词汇，每个词汇下面包含：汉语释义、俄语释义，《论语》中的经典语句、中文今译、俄译文。

（作者为原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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