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世说新语鉴赏辞典 ...

一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代史学家刘孝标（463－522）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部极重要的经典。自其成书以来，不时遭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欢，它所传送的那种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有如光风霁月，彪炳千古，令无数读书人心向神往，讽咏步武，历一千五百余年而不曾稍歇。

《世说新语鉴赏辞典》，刘强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大凡好书，常常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看《世说》，观感常常悬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文化思潮立论者，说它是一部“清谈之书”[1]；从名士风流着眼者，说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2]；自其大者而观之，即便称之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亦不为过；自其小者而观之，觉得它不外就是一部琐碎饾饤、以资谈助的“丛残小语”、“尺寸短书”。蔡元培先生所谓“多歧为贵，不取苟同”[3]，正此意也。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把《世说》称作一部中国人的“聪慧之书、性情之书、兴味之书”[4]，以为生为中国人而不读此书，殊为憾事！这部传世经典我读了二十余年，循环往复，欲罢不能。无形之中，《世说》成了我肉体生活中一个“不可须臾离也”的大自由，大迷题，无从逃避，也不愿逃避。不只不逃避，而且乐此不疲——乐读、乐说、乐思、亦乐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就此而言，《世说》又是我肉体生活中的大美味，大享用！我以至觉得，我所读过的一切书（那当然是极端有限的），都是为读懂《世说》所做的准备！读的遍数越多，想得越深化，我便越觉得这部书可谓汉言语文学史上一部巨大的经典，其主要编撰者刘义庆亦可谓一位巨大的艺术家——两者巨大的水平实不亚于我国古典小说的不朽名著《红楼梦》和她的作者曹雪芹！

《中庸》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大多读书，能读出书中三昧的又有几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终身真能读懂一本书，足矣！东晋“风流宰相”谢安年少时，曾请名士阮裕解说战国公孙龙子的《白马论》，阮裕遂写了一篇论文以示谢安。谢安对文中的要旨并不能马上了解，于是多次咨询讨教，直到明白为止。阮裕不由慨叹道：“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说·文学》24）

刘强辑校会评《世说新语》

这里的“能言人”亦可谓“解人”，盖指阮裕自己，而“索解人”——寻求解答的人——则指谢安。阮裕是说：不只对此一问题能够融会贯串的“解人”很难得，往常就连谢安你这样废寝忘食的求解之人也找不到了！

我于《世说》，当然不敢妄称“解人”，但自信还算是个勉力而为的“索解人”。我“索解”的结果，就是发现《世说》和《红楼梦》一样，都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巨大之书”，它们的作者，也都是我们民族出色人物中的“巨大之人”，他们的心灵，更是一颗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多乎哉？未几也”的“美丽心灵”！

法国大雕塑家罗丹说：“世界上不是短少美，而是短少发现美的眼睛。”我要说，任何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必定来自一颗大慈悲、大关爱、大宽容的“美丽心灵”。没有一颗这样的“美丽心灵”，你就是取得再多奖项，赚取再多银子，赢得再多粉丝，以至被专家学者写进了“文学史”，又能怎样？

邮票《官封弼马温》

孙悟空刚当上弼马温的时分，何等志自得满，等他知道真相，便转而埋怨玉帝老儿不只“不会用人”，而且严重地“量才录用”：“他见老孙这般容貌，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西游记》第四回）。——这世界上，有多少文学上的“弼马温”终生不曾取得孙悟空的“自知之明”，不知道红得发紫的自己，事实上“未达一间”、“未入流品”呢？

二

历史曾经证明，未来也将继续证明：在中华文化史上，《世说》足可跻身“巨大之书”而无愧！说它巨大，主要还不是从文化、文学或文献价值上着眼，而是从民族的审美阅历史、心灵体验史和人类的肉体超越史角度立论而得出的印象。从这一角度动身，假如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谓一部巨大的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的话，那么，刘义庆的《世说》亦然。请试稍作解说，以就教于读者诸君。

（一）说《世说》是一部“灵性之书”，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它的书名是灵性的。

我曾在拙著《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的《自序》中，指出《世说》有“五奇”，位列第一的就是“书名奇”。“世新语说”这书名，其实是对前代文化典籍继承自创的产物：汉代学者刘向就有一部子书，题为《世说》；汉初的名臣陆贾也写有一书，名为《新语》。

《世说新语会评》

固然“世说新语”这个书名宋以后才真正肯定下来，在此之前，它还有《世说》《世说新书》等项目，但无论如何，“世说新语”这四个汉字，曾经成为我们今天对这部书的独一专用书名了。

这书名“奇”在哪里？我以为首先在这个“世”字上。“世”字既可组成“世界”一词，亦可组成“世代”一词。“世界”是个空间概念，“世代”则是个时间概念，所谓“三十年为一世”。正是这个神奇的汉字，点明了这部书的“人世性”和“历时性”。

再看“说”和“语”。这两字其实指涉了这部书的文体性质，“说”和“语”都是与历史有关、而带有小说性质的文类概念，在经、史、子、集四部中普通放在“子部”，在“子部”中又应放在“小说家”这一类。

有人把《世说》当作地道的历史记载，其实是不够严谨的，由于历史记载在于“务实”，而小说杂记则更多偏于“猎奇”；历史著作多重在宣示道德训诫，所谓鉴往知来，而小说作品则常常逸出道德藩篱而直奔审美阅历，重在心旷神怡。

所以，这一类著作可算是历史的“边角料”和“剩余物”，大多由“好事者”为之，被称为“史余”之作，或曰“稗官野史”。而在“九流十家”中，“小说家”的位置一向都是最低的，不像往常，“小说家”以至能够成为大众偶像。

《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刘强编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

接着再看“新”字。我以为这个“新”字最能表明整部书的肉体情质。“世说”假如能够了解为“关于这世界的某一时期的传说”，那么“新语”，则暗示了它与前代的传说大不相同，它的记载，无不表示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新容颜”和“新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新肉体”。

唯其如此，《世说》这部书才干“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别的不说，这个书名到往常都很“时兴”，许多报刊媒体的栏目动辄以“世说”冠名，文人墨客写篇小品杂文，也常以“新世说”标目，“一世之说”而成“百代新语”，阐明“世说新语”这四个十分具有内在张力的汉字，自身即充溢了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无量神韵，并且曾经渗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成为“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遗产、人文符号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二，方式是灵性的。

这里的所谓“方式”，也即“编撰格式”或“文体”之谓。众所周知，《世说》是一部编撰之书，鲁迅说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5]，基本契合事实。但也要看到，《世说》的编者在编撰格式上的发明性贡献，实不亚于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叙事文本，致使于最终构成了我国文言小说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世说体”。大约而言，此书之格式约有如下几个特性：

一是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世说》依据不同的主题，分红36个门类，分别是：

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谓“孔门四科”）

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

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

《论语新识》修订版，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与《论语》不一样，《论语》的篇名普通是该篇第一则的头两个字或三个字，而《世说》的篇名则是对该门记叙主题的概括，能够统摄全篇，不只如此，各门篇名还暗寓褒贬，自《德行》致使《仇隙》，越往后越贬，大致遵照一个“价值递加”[6]的准绳。这是此书了如指掌的一个方式特性。

二是叙事以人为本，所记俱为“人世言动”，所以鲁迅称之为“志人小说”。而言、行之间，又重在记言。

三是形制上多为丛残小语，篇幅短小。长则一二百字，短则数十字，以至一句话。

四是各门条目的编排，大致以人物所处时期为序。常常先两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秦末和刘宋时也有零星记载，但不在主流。每门内容，有一种潜在的“编年”意味。但同写一个人物，相连的几个条目，一定一定有事实上的先后关系。

《世说新语新评》，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

从整体上看，《世说》的结构正是一种既以时序为经、人物为纬，又以36门叙事单元为纲、细致事情（人物言行）为目的双重“网状结构”，从而使文本构成了一个无论是在历史维度还是在文学（文本）维度都遥相呼应、气脉贯串的“张力场”。

五是每则所记，普通有一中心人物，此人处于主位，其他人物则处于宾位。作者的企图，大约是想以一个细致人物为中心，组成一条相对独立的“故事链”。条目与条目之间，藕断丝连，既留下了大量“空白”，又可独立观赏，后来的小说如《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7]的规划结构，未尝没有遭到《世说》的影响。

能够说，《世说》的这种格式，上承《论语》《孟子》等文化经典的记言传统，下开后世文言笔记小说之先河，在美学上最具“中国特征”，可谓一种英国文论家克莱夫·贝尔（1881－1966）所谓“有意味的方式”。

由于它的格式具有某种“程式化”特征，便于模仿，所以，后世续书和仿作层出不穷，这一系列的文言笔记小说格式，被称为“世说体”[8]。这一文体的阅读效果极具方式美学和接受美学的阐释价值。

我曾借用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1899－1986）的小说题目，把《世说》称作“沙之书”，由于它的确是一部“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活页式”文本，无论你何时翻开它，都恍如走进一座“小径分岔”的文字迷宫、故事迷宫和人物迷宫，留连忘返，不知所之。这样一种文体方式，看似简单低价，其实非有大才气与大手笔者莫能办，所以我说刘义庆是个巨大的艺术家。

上述两点，早已逸出文本之外，以至逸出时间之外，这是《世说》历久弥新的文化密码，也是其作为“灵性之书”的最佳证明。

《世说学引论》

（二）说《世说》是一部“人性之书”，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它的分类是高度人性的。

《世说》的36门分类，不只具有“分类学”的价值，致使于成为后世类书仿效的模范，而且还具有“人才学”以至“人类学”的价值，它表示了魏晋时期人物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也浓缩了那个时期关于“人”的全新的审美认知和价值判别。

我们知道，孔子论人，招认人在智力或根性上存在差别，曾说：“中人以上，能够语上也；中人以下，不能够语上也。”（《论语·雍也》）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这里的“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者，所指其实就是“中人”。可见孔子是以“中人”为分水岭，把“人”分红了三类。这也就是所谓“三品论人”的方式。

降及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特别开列了一张《古今人表》，对孔子的“三品论人”进一步细化，将古今人物分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品级，开启了“九品论人”的新方式，并直接催生了曹丕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三国时的思想家刘邵，又写成《人物志》一书，对人的内在才性中止细致入微的学理剖析，成为中国古代人才学理论的扛鼎之作。

《人物志》

成书于刘宋初年的《世说》，正是遭到汉末以来人物品藻和玄学清谈习尚影响的产物，它不只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时也展示了那一时期对“人”的全新观照和了解方式。

班固的“九品论人”方式，还只是诉诸伦理道德的功利判别，规范是单一的，眼光是静止的，结果是固定的，所谓“盖棺论定”，不可更改。而《世说》则“发明”了一种全方位、多角度、平面式的对“人”的认知评价方式，将“人之为人”的众多品性分红自“德行”至“仇隙”的36门，加以全景式的、客观的展示，和兼容式的、动态的观赏。

这36个门类的题目，都是当时与人物品藻和审美有关的文化关键词，分散来看，各有其特征，合起来看，其实也能够了解为一个体的“人”的众多品性及侧面。

从这个角度上说，《世说》既是一部展示众多人物言行轶事的“品人”之书，也是一部把“人”所可能具有的众多品性中止全面解析的“人品”之书——毋宁说，它是用1130条小故事塑造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总体的人”！《世说》的这一格式创变，在我国人物美学展开史上的贡献可说是“划时期”的，充沛表示了对人性了解的普遍和深化。

其二，作者的视角是客观的、多元的、宽容的，因而也是人性化的。

固然很多学者以为《世说》乃“成于众手”，刘义庆只是挂名主编，但分离刘义庆的出身、履历、性格及生平思想，我以为，“为性简素，寡嗜欲，喜好文义，文词虽未几，然足为宗室之表”（《宋书·刘义庆传》），且与名士、文人、僧侣多有交游的刘义庆，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其作用是决议性的，主编身份真实缺乏以概括其贡献，至少也应该是“第一作者”。

刘义庆塑像

我们固然不能说刘义庆就是一个玄学家，但作为一个由晋入宋的文人政治家，无论在政治观念、文化兴味、哲学思想等方面，他都表示出鲜明的玄学气质来，则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玄学气质，毋宁说是一种追求肉体超越、生命自由的气质，所以在《世说》中，我们看到了儒、释、道、玄等诸多思想的交汇、碰撞、合流。顺便说一句，有玄学肉体的人可能一定是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材，但普通也绝不是冷血嗜杀的残忍之辈。只需看看《政事》门的数十条故事，便可明了刘义庆认可的乃是宽厚仁慈的无为之治，而不是严刑峻法的苛酷之政。

唯其如此，刘义庆才干用超越自我和时期局限的“第三只眼”来看待世界、历史和芸芸众生。这只眼睛简直能够同等于所谓“上帝之眼”，它明亮在历史之前，也照烛在历史之后，由于它有着某种常人稀缺的“神性”，因而才更接近于“人性”的本真。

《世说新语研讨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固然36门分类暗寓褒贬，但作者的立场却是客观的、多元的、宽容的，是淡化道德判别而深化审美判别的。你以至能够说，作者是无立场、无是非的，只需是人的品性和特性，优劣、雅俗、美丑、善恶等，作者一概“等距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不加客观评判，而置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关键是——作者置信读者会做出自己的判别。

老子说：“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老子》第一章）早已揭橥言语作为“言道”、“达意”工具的有限性。孔子也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以“信而好古”的他选择了“述而不作”（《论语·述而》）。顺此思绪，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

这样一种纯客观的“不言”、“不议”、“不说”的立场和视角，其实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谓的“道”。而这个“道”，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也就是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故庄子又说：“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自得而忘言。”（《庄子·外物》）

在《世说》中，我们能够找到充沛的例子来证明，刘义庆是个看重“不言之教”的艺术家：

谢太傅（谢安）绝重褚公（褚裒），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德行》34）

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伏滔）、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言语》72）

桓茂伦（桓彝）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赏誉》66）

刘尹（刘惔）道江道群（江灌）：“不能言而能不言。”（《赏誉》135）……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刘义庆大约深知“言不尽意”之道，或者，他自知是个“不能言”的人，所以才选择了“皮里阳秋”式的“能不言”。

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价值中立”视角，毋宁说乃是一种“大观”视角。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似乎不负任何道义的义务，喜怒哀乐、妍蚩美丑，全交由他们去“表演”，自己则抱持“无可无不可”的心态，纯作“壁上观”。《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假如说作者客观之“言”乃是“形下之器”，那么，将这种“形下之器”降低到最小值以至彻底“删除”，无疑是明智之举，由于只需这样，一部充溢“人与事”的书，才干最大限度地接近“性与天道”[9]。所以，我们看到，看待一个人格上有严重污点的人，只需他在某一特定瞬间的言行，发出了人性的光辉，作者总能够报以同情以至是观赏的眼光。

《神超形越——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义庆似乎要通知我们：人是有缺陷的，人性是复杂的，但人又是心爱的，值得观赏和同情的，特别是，人性的闪光之处是能够照亮理想世界的黑暗的。在看似不留余地的叙说中，作者不只给那些历史人物掸去了时间的灰尘，也给道德减了压，给人性松了绑，这是一种“巨大的宽容”，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境地和大聪慧！

其三，对女性才智的观赏和发现。

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尴尬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历来对孔子的这句话，文过饰非、曲意解说者多有，但大家别忘了，圣人首先也是个“人”，他说的每句话，必定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语境，断章取义式的了解难免会以偏概全，致使于把他对某一部分女性的某一部分缺陷和特性的批判，误以为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全盘承认。

不外话又说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抵达“不怨天，不尤人”的“耳顺”境地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在细致的接受过程中，让人产生了对女性不利的印象，以至让大多数女性不盲目地“对号入座”，也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西汉学者刘向撰有《列女传》，对历代契合儒家道德的女性予以惩处，惹起后世史家纷繁效仿，这固然可算是一个创举，但以“三从四德”惩处女性，还不如直接惩处男性来得痛快。

《列女传汇编》

相比之下，《世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得不同流俗。《贤媛》一门看似推重女性之“贤德”，实践上是标举女性之“才智”，32条故事个个精彩，可说是一篇缩微版的“女世说”，如此集中地赞誉女性的才干聪慧，意义真是非同小可。

此外，像《言语》篇中的“谢女咏絮”，《文学》篇中的“郑玄婢引《诗》”、谢安称誉“家嫂”，《任诞》篇中的“阮籍别嫂”、“阮咸追婢”，《惑溺》篇中的“荀奉倩与妇至笃”以及王戎妻“卿卿我我”等故事，无不表示出一种崭新的、不是“俯视”而是“平视”的女性观。

这固然是魏晋之际女性位置有所进步的表示，又何尝不是刘义庆个人的女性观的折射和投影呢？而对女性的尊重和观赏，正是《世说》作为一部“人性之书”最有力的证明。

遗憾的是，这种对女性才智的观赏和发现，在后来的古典小说中却被疏忽以至丢弃了，我们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女性依旧处于被贬斥、被丑化、被敌视、被清算的位置，直到古典小说的巨大名著《红楼梦》横空出世，旧道德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才遭遇到最有力的应战以至彻底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女清男浊”，以至是“女尊男卑”。

《红楼梦赋图册》之湘云醉卧

君不见大观园里的那些美丽女子，无未几才多艺，敢爱敢恨，个个是男人世界中难得一见的“性情中人”！能够说，《红楼梦》所塑造的性情女子恰与《世说》所发现的才智女性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那个对女性的美有着深化体察和感悟的贾宝玉，其实继承了酷爱女性到“情痴”境地的荀粲、阮籍等魏晋名士的“文化基因”。杜甫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义庆和曹雪芹，可算是一对心心相印的“隔代知音”了。

（三）说《世说》是一部“诗性之书”，至少也有两个理由：

其一，它的文字是诗性的。

《世说》乃中古言语文字的“活化石”，是许多喜闻乐见的成语典故的“集散地”，凡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其“简约玄淡，尔雅有韵”（袁褧语）的文字所倾倒，所服气。在后世文人的诗词中，《世说》中的人、事、物、语，都有着惊人的“援用率”。

那些美好的文字，如王子猷的“何可一日无此君”，谢道蕴的“未若柳絮因风起”，司马绍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桓温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篇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赏誉》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等等，稍加改动便是绝妙好辞，它们不只是诗歌的“素材”，它们自身就是诗！

鲁迅称道《世说》的言语，谓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正是掌握住了这种在叙事文学中并未几见的诗性特质。难怪每当人们发现一则文字隽永、意蕴丰厚的掌故妙语，总是会说“可入《世说》”了！

其二，它的总体审美兴味是诗性的，能够唤起读者超越性的生命体悟和形而上的哲学思索。

曾鉴清制通草画红楼梦人物人物

中国古代的小说书，除了《红楼梦》，很少有像《世说》这样触及人的存在问题并做出超越性或诗性解答的。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犹如一个超凡脱俗的理想国，从园中人经常赋诗联句，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西哲“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著名命题，而《世说》中的《雅量》《容止》《任诞》《巧艺》诸篇，实则早已点醒人的自我超越和诗意栖居问题。

能够说，《世说》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率先在“说部”中寻求着“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肉体出路和灵魂皈依。

更有甚者，此书通篇表示了某种调和与容纳，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度，大风流，作者的眼光是别有赏会的那种：儒与道，礼与玄，庄与谐，雅与俗，智与愚，狂与狷，一言一动，一颦一笑，一象一境，一丘一壑，凡是表示了人的客观能动性、主体发明性以及自我超越性，作者无不报以“了解之同情”，予以真心肠观赏和传神地描画，这使得无论何时何地的读者，只需开端阅读这本书，总会产生一种“近在天涯”的亲切感、现场感，似乎无意间走进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性画卷。

《宋本世说新语》

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喜闻乐见的故事、传神写照的描画、活色生香的文字，正是附着在这样一艘解脱了空间和重量羁绊的时光之船上，才取得了抵达往常和撞击心灵的庞大能量和撩人魅力！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之所以诱人，正在于人的“繁重的肉身”在王子猷“造门不前而反”的那一刻，飞升到了一种自由澄明之境，难怪明人凌濛初评点此条说：“读此飘飘欲飞！”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诗而胜似诗，并非哲学而富含哲学气质——这就是《世说》带给人的充溢哲思和诗性的审美愉悦。它不时地启示我们思索：人究竟应该怎样超越自我的局限和世俗的藩篱，虽不遗世而自高蹈，虽不显赫而自高尚，完成真正的“神超形越”[10]？

有人把《世说》当作“史料”来看待，以至用于阶级剖析的斗争哲学，这正如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一样，真实是“见木不见林”、弃其“神”而就其“形”的一孔之见。暴殄天物至此，煮鹤焚琴若斯，可发一叹！

三

刘再复所撰《红楼梦悟》一书，在阐释《红楼梦》时，也提到了《世说》：

《世说新语》不写帝王功业，只写日常生活，它记载了许多遗闻趣事，呈现了许多人物的音容笑貌，从而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喜剧基石。《儒林外史》能够说是《世说新语》的伸延与扩展。中国小说有轻重之分，“重”的源于《史记》，“轻”的源于《世说新语》。《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太“重”，学得走样。《红楼梦》则轻重并举，而且举重若轻，有思想又有天趣，极深化的思想就在日常的谈笑歌哭中。[11]

《红楼梦悟》

刘先生以“轻”“重”论文学，可谓别具只眼。更尴尬得的是，他从小说史的角度动身，把《世说》称作“中国小说的喜剧基石”，是古典小说中“轻”的一脉的源头，真是言人未言，道人未道。

事实上，《世说》自始至终都洋溢着这么一种超越伦理道德、是非功过的“喜剧肉体”，能够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诙谐文学正是从《世说》开端的。诸如《言语》《任诞》《排调》《轻诋》《假谲》等门类充溢诙谐感自不用说，就连《伤逝》《忿狷》《汰侈》《俭啬》《惑溺》等门类，也随处可见让人忍俊不由乃至捧腹大笑的开心故事。

特别是它那短小、轻灵、隽永的方式特性，不是和我们今天喜闻乐见的“段子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世说》不是没有触及历史道义、国度兴亡和个人悲剧，但它绝不在任何一个悲情对象身上做过多的盘桓与流连，作者不时变换的视野和被剪裁成吉光片羽似的人、事、物、语，使人世间原本繁重乏味的一切，变得短暂、轻快、生动、美丽！

《美学散步》

作者似乎在说：一切都将过去，肉体终会消灭，永世的，不外就是那一瞬！一个不心爱的人也会由于那一瞬，变得妩媚可喜！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土生土长的喜剧肉体。成所谓“乐天知命故不忧”，生活再艰难，世道再黑暗，都无法阻挠我们饱经沧桑和忧患的脸上随时绽放出如花笑颜！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紊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期，但是却是肉体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聪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期。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肉体的一个时期。”[12]

乍一看这段谈论似乎充溢矛盾和悖谬，但它所描画的又恰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的“艺术肉体”表往常《世说》中，就是一种充溢灵性、人性和诗性的“喜剧肉体”。而且，越是骚动不安、礼崩乐坏的乱世，越是盛产这种巨大的艺术肉体和喜剧肉体，由于一切虚伪的道德偶像、金科玉律和“绝对谬误”都被推翻了，打碎了，世界——人的世界和言语的世界——显现出了赤裸裸的荒唐和狰狞，这时分，独一具有观赏价值的，只需“人与自然”——而且是“自由”而非“自为”意义上的“人与自然”！

所以，我们看到，在魏晋那样一个乱世，“存在”的废墟上竟开出娇艳的生命之花来，对人生悲剧性和荒唐性的发现，使名士群体转而去追求它的喜剧性和艺术性：药与酒、啸与歌、仕与隐、美貌与才情、山水与巧艺、恋情与死亡……无不显现出可观、可赏、可笑与心爱的一面来。

《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

学理一点说，正是汉代以来建构起来的儒家“认识论”体系的瓦解，才迫使人们转而去拥抱老庄、去探求那“无中生有”的“本体论”，进而从“礼”走向了“玄”。当我们回眸一望的时分，发现他们的成果是巨大的，正如宗白华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试想，假如没有这种“超越一切而上”的艺术肉体和喜剧肉体，乱世人生该是多么的无聊和无趣！

总之，《世说》肇始的这种“艺术肉体”和“喜剧肉体”，不只于我们民族有价值，于东方文化有价值，以至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一个酷爱生命、自由和艺术的人，都会为之倾倒，为之唏嘘，为之流连。日自己大沼枕山就曾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诚哉斯言也！

注释：

[1]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7页。

[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更》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3] 蔡元培：《寿鹏飞<红楼梦身手辨证>序》，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3页。

[4] 刘强：《〈世说〉与卯金刀氏》，参见拙著《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6]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8] 据笔者统计，自唐至今，“世说体”续书仿作盖有数十种：唐有张询古《五代新说》、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刘肃《大唐新语》；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明有李绍文《皇明世说》、何良俊《何氏语林》、王世贞《世说补》、焦竑《焦氏类林》与《玉堂丛语》、林茂桂《南北朝新语》、郑仲夔《清言》、江东伟《芙蓉镜寓言》、周应治《霞外麈谈》、曹臣《舌华录》、赵瑜《儿世说》、张墉《廿一史识余》；清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王晫《今世说》、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章抚功《汉世说》、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李文胤《续世说》、汪琬《说铃》、邹统鲁、江有溶《明逸编》；民国则有易宗夔《新世说》、陈灨一《新语林》、夏敬观《清世说》、庄适《三国志捃华》等，近年又有《十分道》《禅机》等书问世，表示了这一文体强大的生命力。

[9]《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知“性与天道”好像“生死”以及“怪力乱神”等话题一样，或许只需“不言”“不语”，才干更接近其实质。

[10]《世说·文学》76载：“郭景纯（郭璞）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阮孚无意之间，道出了晋人风流的理想境地和肉体实质。

[11] 刘再复：《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2]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