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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察看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2022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盘绕这位被冠以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诸多名号的著名人物，从学界到民间，展开了许多研讨和留念活动，把本就颇具热度的“阳明热”推向了新的高点。 诸如“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等哲理名言，还有“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样兼具诗意与哲思的话，经常见诸于许多图文音频，当然还有朋友圈。 为何今人如此喜欢王阳明？王阳明何以由凡入圣？今人对王阳明能否也有误读？我们无妨先从其人生轨迹看起。 起落无常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家世听说能够追溯到琅琊王氏。但众所周知，中古之前的家世追溯大抵难以考证，只能聊备一说。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中成华辛丑科进士第一人，也就是俗称的状元。弘治一朝，王华在京城做官，先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 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从11岁开端，他便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学习。据冯梦龙的记载，孩童时期的王阳明不好好诵读经史，整日召集小同伴“打仗”。王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勒令儿子好好读书，长大考状元。王阳明却回怼：“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能中状元吗？”，“若只需一代，虽状元也不稀罕。”这一通回答让王阳明严严实实挨了一顿揍。 冯梦龙的描画或许不乏夸大之处，但王阳明的性格的确异于常人。或许也正因如此，他固然天资聪颖、家教极佳，但会试之路却不是很顺。22岁、25岁两次参与会试，均名落孙山，28岁第三次参与会试，才终于如愿以偿。
《传习录》资料图 弘治十二年，王阳明成为进士，次年授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尔后的七年里，他虽偶尔外放差事，但不时在京城做官。直到正德元年，35岁的王阳明为救同僚忤逆刘瑾，不只挨了廷杖，还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就连父亲王华也遭到了牵连，调任为名存实亡的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故事为后人所熟知。可事实上，这段时间并不长。王阳明起初想要归隐山林，后来大约是怕拖累家人，还是决议去龙场上任。他先规避暗害，后兜兜转转，直到正德三年才抵达贵州龙场。两年后，刘瑾被凌迟处死，王阳明也得到了起复的任命。 在明代中后期重复回转的政治氛围中，重回官场意味着王阳明的仕途春天来了。尔后由于平定农民起义出色，王阳明的职衔持续上升，正德十三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随后，王阳明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刻到来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封藩南昌的宁王起兵叛乱。七月十五日，王阳明起兵平叛，八月二十日攻克南昌。随后与回师的叛军主力激战，生擒宁王。固然尔后阅历了诸多迂回，王阳明以至一度央求辞官归隐，但最终还是在嘉靖登基后得到了选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至此，他的职位曾经追平了父亲，实权则更大于状元父亲。 由于父亲逝世，王阳明擢升南京兵部尚书不久便回家守丧。普通守丧期满，朝廷就会起复重用，但是，王阳明足足在家呆了六年，朝廷一直没有理睬他，王阳明在大放光彩之后，就这么骤然跌落谷底。 直到嘉靖六年，由于广西叛乱太过棘手，朝廷又想到了王阳明，升职随之而来，让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衔指挥两广战事。次年，在战后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逝于南安。 按理说，为国效命至死的王阳明应该享用尊荣，但迂回又来了。由于涉嫌“擅离职守”，王阳明不只没能得到贬责，就连爵位也被撸掉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王阳明身上，可谓贯串一直。 盖棺定论不容易 王阳明的精彩故事不止在于他的生平阅历，其身后之事也同样迂回。都说“盖棺定论”，但放在王阳明身上，这“定论”的“棺盖”偏偏要反重复复落下好几次。 王阳明仅用一个多月就平定了宁王叛乱，依照明朝的封爵规则，此等大功，不能不封，因而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就有了授爵之议。但是，由于王阳明是王琼引荐的，而王琼与掌管朝政的杨廷和关系慌张，招致王阳明跟着受牵连。 最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岁禄一千石。但是，封爵居然不给铁券，就连一千石的岁禄也压根不发。这就好比你得到了某项严重奖励，但既没有证书，也没有奖金，尴尬不尴尬？ 好在王阳明不是普通人，对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逝世之后，这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惯例，作为伯爵的王阳明应该追侯爵，儿子承袭爵位。但是，先前王阳明一再请辞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于是，这逝世后的“盖棺定论”成了省事事。
王阳明故居（资料图） 桂萼掌管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功过相抵”——平定叛乱固然有功，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痛快两相抵消。至于王阳明的学说，则被全盘承认。 嘉靖皇帝关于这个处置还不称心，他觉得王阳明固然立了点功，但那又怎样？在皇帝的亲身干预下，最终的处置结果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彻底归零，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盖棺定论”。 固然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展开，王学的传播曾经无可阻挠： 一方面，王学关于本心的认知颇有“解放心灵”的意味，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聪慧，自然受人欢送。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王学固然被称作“反动”，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送； 另一方面，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王学自然合适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王阳明很注重培育学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育学生，门人范围疾速壮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阶、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
徐阶像，图自青浦档案 在这些人的推进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依呼应有的规则，追封新建侯，追谥文成。隆庆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尔后不时持续到南明弘光朝。这一轮平反运动，算得上是第二次“盖棺定论”。 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盘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誉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端。 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历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不时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繁下场参战。反对者以为王阳明的学说损伤朱子学，以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只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 大臣们争持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 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经过皇帝之口，彻底承认王阳明从祀的路径，究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承认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遭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史无前例。 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以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 一百多年后，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奖的同时，也批判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斥同辈的态度。 “阳明心学”真的万能吗？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判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生动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认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圆满契合了士大夫的需求——有志于建功立业者，能够用“追求本心”鞭笞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能够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需你能压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原本就容易剑走边锋，以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契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盛行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位置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独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听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终身伏首拜阳明”。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粮食”。就连毛泽东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示，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教员杨昌济的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听说，不少都被总裁、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曾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特地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影视剧片段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缘由，一是王阳明的位置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缘由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理论，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阳明是圣还是人，前面的讲述曾经曾经很明晰了。其实，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固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作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义务感与体验心深深启示了日自己。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调查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进。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中国，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相似的状况，都急切渴求改动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解救国度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关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示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措施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能够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兢兢业业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不屈不挠，直至于胜利的进程。特别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白更有滋养心灵的效果。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料图）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一定那么有积极意义。而以笔者的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倾向？进而呈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展到理想中，问题就会表示为“我以为是正确的，那就能够做”。只需你能从本心动身，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契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度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能够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 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分歧适于绝大多数人。关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气，与其堕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依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诚实实地循序渐进，修成正果。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固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理想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常常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判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 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胜利案例并未几。由此可见，“一念开通，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收人，也能在一定水平上自我鼓舞、熏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 本文系察看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念，不代表平台观念，未经受权，不得转载，否则将清查法律义务。关注察看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兴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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