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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种伦理之所以有其特殊的固有特质，并不是由于其命令的特殊性以色列的日常伦理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伦理并非不相似，而是由于在此伦理背后的中心的宗教心志。以色列预言对此心志的打造发挥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力。 先知的决定性宗教要求，并不是个别规定的遵守，不管这些规定本身是多么重要，也不管真正的先知是如此的自认为道德的守护者，而且也无论善功的义人时而如此极力地为人所强调，例如以赛亚而是信仰。不是爱，即使要求程度甚至不相上下。
在以北以色列为取向的何西阿来说，爱的确是神与其子民之间的宗教基本关系，其他先知也是如此，尤其是耶利米，在一首温情脉脉的抒情诗里，他描述了古时候耶和华与以色列的亲爱关系以色列有如其新娘。然而，这并非主流，而且独特的神圣状态从来就不是一种与神的爱的合一。其理由，我们从上面已可得知。此种对信仰的要求，在以色列内部最初可能是由先知所发起，譬如以赛亚，并且极力强调到这种惊人的地步。这也切合先知的感灵方式及其解释。 他们听到的是神的声音，而这声音所要求于先知并通过他们而要求于人民的，首先别无其他，就是信仰。先知必须自我要求信仰，而信仰无非就是献身于神所交付他们的宣示。犹太先知所要求的信仰，因此并不是路德与宗教改革者所理解的那种内在的态度。信仰真正意指的不过是无条件地信赖神的无所不能，信赖他的话语是肺腑之言，并且必定会实现，不管一切外在情势显得多么的不可能。
此一信念正是伟大的先知，尤其是以赛亚与以西结，所据以为其立场的根基。顺从和特别是谦卑，乃是由此信念而来的两大美德，耶和华最最看重的就是这两者，尤其是谦卑不止是要严格避免希腊意味下的傲慢（Hybris)，而是最终要彻底避免任何对自我成就的仰赖与一切的自吹自擂。此一理念对后来犹太教的虔信之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害怕太过幸福会招来神的嫉妒，害怕高慢的自信会遭到神的报复，这种贯穿于荷马时代直到梭伦与希罗多德时代的处世之道里的想法，在以色列那儿则因一种对人的命运既聪慧又严肃的看法而作用有限。 先知意味下的“谦卑”之要求，有伤英雄的尊荣感，而纯正的天意信仰－要求荣耀尽归于神并卑微屈从神的决意，只可能在世界君主国的近邻里赢得支配优势，而不可能在自由国家里。大王失败、其帝国毁灭，是因为他们把胜利的荣耀归给自己，而不是归于耶和华。先知自己国家里的大人物也同样亦步亦趋地自取灭亡。反之，凡是满怀谦卑与恭顺履行耶和华之道者，有神同行，便无所畏惧。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础。先知是群众煽动家，但是与现实的从政者或政治党派分子完全两回事。以此，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所谈的话题。先知的政治立场纯粹是宗教性的，全由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所激发，然而从政治上看来，其立场纯属乌托邦性格。
唯独耶和华恣肆己意操控一切。并且，对于最近的将来，其意图有鉴于其子民的举止态度，是威吓与恐怖的。大王及其军队，如我们所见，是他的工具。既然大王的作为是神所意欲的，在以赛亚看来，耶和华要把他自己召唤来的这些人灭亡的这种意旨，毋宁是“野蛮的”。对耶利米而言，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在俘囚期之后晚期的《但以理书》里，这个王因此一称谓的结果，变成一个信奉耶和华的改宗者。这些观念的性质，尤其是这些观念之为以色列的虔信所接受，再度彰显出以色列的特殊地位。 德尔菲的阿波罗在一个完全相似的情况下，亦即波斯的攻击迫在眉睫时，也对自己的人民发出灾祸神谕：忠告他们赶快逃去天涯海角。不过，这是注定的命运，而非宗教罪过的结果。其间，一个被激怒的神，即使是自己的团体神，也会降灾祸给自己的子民，这样的想法也是广布于整个古代的，特别也见之于早期希腊的诗歌里。更加特别的一个想法：一个普世的神为了惩罚人民的罪过而招来城市的敌人，并且借此而使之濒临毁灭或者真的灭亡，这想法也不是以色列所固有的。在柏拉图那儿就可找到在《柯里西阿斯》的残篇和《提玛友斯》里：同以色列那样，拜金主义与傲慢的恶德，也被视为招惹神来干预的根由。然而由哲学学派首领所做出的这种神学建构，在宗教史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耶路撒冷的街头与学院的园林毕竟是大不相同的（宗教）宣示场所，先知粗犷的群众煽动也远远异于高贵的思想家、雅典有教养的青年与（有时候）叙拉古的僭主或改革者等政治教育者，并且秩序井然的雅典人民大会及其理性规制的会议纵使鬼神作祟的惶恐迷信与兴奋过头的慷慨激昂所在多有恐怕也不会是忘我神谕的对路场合。尤其是，以色列特有的观念在那儿完全付之阙如，像是耶和华的灾祸本质，或如人民与神所立的特殊契约等，正是这些观念为整个先知的理念注入了昂扬悲怆的共鸣，亦即因破弃与这个可怕的神本身所立的契约而遭受惩罚。 因此，尽管神谕与吉凶之兆在希腊古代的个别政治决断里扮演了如此可观的角色，但这样一种先知的神义论却未自其中发展出来，不像记述先知打一开始就为了其灾祸历史的解释而发展出此种神义论为其基础。的确，灾祸的幻象并非此种解释方式的结果。耶利米即曾要耶和华保证说：并不是他为犹大招来灾祸的日子，他只不过是被命令加以宣示而已，而且宣示的是令他万分苦痛的事。同样的，我们看到，以赛亚内心里也反抗对付亚述的灾祸恫吓。
然而，对于一旦已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灾祸所作的解释还是走上了那条轨道，亦即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律法书教师，奠基于古老的契约思想上的种种观念已经指示出来的轨道。以色列奉教说的命令为金科玉律。倘若其他民族胆敢触犯耶和华的尊严，耶和华便会出面干涉。以赛亚对亚述的著名诅咒，依其理由看来，动机全然在于以下事实：愈加细察这些大王的态度，先知就愈加认为，耶和华不可能会永久默认此种态度。换言之，这位先知对于亚述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转变，但在此种转变上，任何的现实政治考量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于耶路撒冷，他的态度转变也同样是出于纯粹宗教的理由。这个腐败的城市似乎打一开始就注定要没落。西底家对耶和华的虔敬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耶路撒冷将永不陨灭。虽然西拿基立的退兵强化了这样的见解，但当他痛切感受到冒渎犯罪横行不止一如往昔，最后他又再度走回悲观主义的老路：这是极恶不赦的了。
对其他的先知而言，同样的，当权阶层的宗教态度总是关键所在。有时候，似乎任何一位先知都难免绝望透顶。阿摩司、以赛亚和耶利米想必时时陷入此种状态。 结语 然而，他们其中未曾有任何一人怀忧丧志弃绝到底。他们的未来期望，如同其政治，一样的乌托邦。此种期望从背后支配着先知的一切言行那般，从内在总摄着先知的整个思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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