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海亮 | 多学科融合与古代民族谱系研讨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分离会主管主办

摘要：民族是人群共同体，对其构成与演化（谱系）的研讨充溢应战。分子人类学的兴起，给民族谱系研讨增加了新的维度。但受限于学科壁垒和族群理论的影响，部分学者对其应用于历史研讨，乃至谱系研讨能否合理深表狐疑。在评析学界研讨动态的基础上，以匈奴中心人群的兴起为例，阐释了探求民族谱系研讨新范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经过对匈奴早期人群和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遗传成分及墓地考古资料的剖析，发现匈奴早期中心人群与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密切相关；与当代人相比，在容颜、体质特征上则最接近北亚居民；单亲遗传标记（父系、母系）与全基因组水平的剖析各有优点，需求依据细致问题选择相应的研讨措施。匈奴构成复杂，尚有部分人群的谱系仍有待讨论，多学科融合的民族谱系研讨是一种新探求。

关键词：古代民族；谱系研讨；分子人类学；匈奴中心人群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目次

一、“古代民族”与“民族谱系研讨”的概念

二、民族谱系研讨措施与评析

三、案例研讨：匈奴中心人群的兴起

余 论

一、“古代民族”与“民族谱系研讨”的概念

关于“民族”的概念，学界长期有争议，学者多以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在一定的历史展开阶段构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渊源、消费方式、言语、文化、习俗习气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研讨“现代民族”有种种方便条件，有些特征在古代民族身上难以捉摸，好比认识和情感方面从文字记载上很难找出多少依据，但从共同的文化这个角度来说，能够找到可供阐明的资料，这种分歧性常常表示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所以说，这个“民族”定义同样适用于古代。

受文化人类学“民族建构”思潮的影响，“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深受部分学者认可。罗新以为“一切出往常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益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固然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装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络的社会群体。”主张以“政治体的视角”从某人群与政权的关系提示群体如何构成、如何对我群与他群的差别中止学问建构。

需求阐明的是，现代西方民族nation概念更具政治颜色，和我们“人以群分”的民族概念颇为不同，从英文的角度看，古代中国的“民族”更相似族群（ethnic group）。即便古代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我们也需求去讨论他们“想象”的基础是什么，究竟“想象”也是需求由某部分人主导的，所以，我们需求去探求“想象”与历史、理想的联络，去探求“谁主导想象”，进而去跟随“想象的构成过程”。

谢剑对匈奴氏族、亲族组织、氏族内外部结构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讨表明，匈奴部落由若干种属相同的“姓”（氏族）构成，匈奴上层是一个单系继嗣的父系氏族社会。《晋书》卷97记载“北狄以部落为类……凡十九种，不相杂错”，这是汉晋时期的状况，但应有渊源。与其说古代民族是政治体，不如说是一个亲族组织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表明，亲属关系深化影响着社会和政治生活，多数亲属制度是文化建构的，是树立在习得和多变的文化的基础上，由中心家庭、大家庭（由三代或多代成员组成的家庭）和继嗣群体（由宣称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

一个政体是指一个政治上独立或自治/自做决断的社会单位，它能够是一个复杂社会，如国度社会，由许多较小的部分组成，如狩猎采集群。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都是相对强大的政治体。维持一个人群的稳定，除了利益、权益义务还有情感，过火强调“政治体”，可能会掩盖能将不同人群汇集在一同的其他要素，不同群体（或族群）的个性很容易被忽视。有鉴于此，有学者将“政治体”“族类观念”相分离，调查某古代人群的展开进程。这一研讨途径颇有创见，但是，在研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或文献资料极度残缺的群体的时分，却力有不逮。

好比，我们研讨粟特人。北朝后期，“谱系建构”“伪托郡望”蔚然成风，很多内迁粟特家族，可能阅历了“鲜卑化”“华夏化”。学者们在判别“粟特人”“鲜卑人”身世时，大多是基于“以国为姓”“以部落为姓”或“特殊姓名”来中止的。依照这个思绪，学者们普通将“史”“康”这些人判定为中亚粟特人，进而讨论“粟特人”的变更、认同。但是，“史”“康”也可能源自“突厥”“高车”。又如唐代宰相张说的女婿少府监郑岩，墓志载其“河南荥阳人”，墓志记载其六代祖是“盘陁”，因“盘陁”是中古时期中亚粟特民族男子常用名的音译，所以，学者判定郑岩是粟特后嗣。假如墓志里没有呈现“盘陁”这个词，学者很可能会将其当成荥阳郑氏支脉来研讨。假如对墓主的先祖有错误的判别，这会极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家族、阶级演化的调查。

一些受深受英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学者以为，“民族”一词带有文化颜色的“族群”（ethnos/ethnic group）含义。这部分学者多以为，基于“言语、体质与文化等特征”中止对“民族”/“族群”的察看、描画、分类并分歧理（以为溯源研讨经常会堕入古人或研讨者自己对“过去”的想象之中），并倡导“从民族的溯源研讨转向民族的认同研讨”。“身份认同研讨”是一个很好的剖析工具，但是也颇有争议性，其预设是“假定有一个认同于社会或文化表述的先验的、原始的自我观念”，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认同有着历史的变更且相互之间常有矛盾抵触。退一步说，无论是族群认同“原生论”还是“建构论”，两者都没有承认“认同”与历史传统、理想环境的关系。

要之，西方的“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民族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络，选择一种“理论”需尽可能思索我们研讨的对象及我国学术展开脉络。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阅历了自由到盲目的过程”。戎、狄、羌、匈奴、鲜卑等称谓很可能是华夏人对当时周边非华夏群体的一种称谓，其含义可能阅历了血缘氏族、亲属部落、地缘部落、部落联盟、古代民族的不同展开阶段。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一词在古代文献虽未呈现，但“族”的分类、“族类”观念却很早呈现，其划分规范大致与当下“民族”内涵相近，基本上具备了斯大林所说“四大要素”。运用“古代民族”一词，这不只契合中国历史特性和史学传统，也契合“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概念的基本思想。

《释名》：“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亦曰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 谱系”即事物类别，渊源关系。正如学者们所重复强调的，在草原部落兴起阶段，以血亲与姻族为基石而结构的部族结构是部族赖以崛起的力气之源；众多要素促成了部落、民族的构成，同样，也是这些要素维持着民族边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的构成与演化是平面的、动态的，能够是真实的也能够是虚拟的（如拟血缘）。固然是变动的，但其中心要素又是相对稳定的。这些相对稳定的要素，成为我们研讨其谱系的线索。

本文所指的“民族谱系”研讨就是立足于历史文献、考古学、民族学、言语学、遗传学等资料，中止长时段、跨区域、跨族别的多角度、平面的研讨，先以身份较明白的个体为分子人类学研讨的基准点，从个体家族群体多个角度调查中心集团的兴起、演化，研讨中心家族与普通部众的关系，最终提示该民族的兴起、演化的历史过程。

二、民族谱系研讨措施与评析

上文扼要讨论了“古代民族”概念，“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溯源研讨”在中国民族史研讨范畴极为重要，成果显著，其研讨措施也饱受王明珂、罗新等人的批判。如王明珂以为，从体质、言语与考古文化上对某特征探源，并不等于民族探源；基于历史文献的民族溯源，也经常陷于古人或溯源研讨者自身对“过去”的想象之中。兹以评述的方式扼要引见我们主要采用的研讨措施与术语。

（一）文献学、历史学的研讨措施

古人很早就留意到周边异民族的存在，并留下丰厚的文献资料，以至是口耳相传或者是道听途说的记载，有些记载相互抵牾，史学的基本素养提示我们，不能盲目置信史料或新资料，需求对有关史料中止甄别，考订讹误，判定文献构成的时期背景，审视文献构成的“社会要素”（叙事学、诠释学的措施），为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视角提供保障。

《史记·匈奴列传》是研讨匈奴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这可能不是匈奴人自身的“追溯或历史记忆”，而是司马迁（或汉代人）“条理化或系统化处置的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能够以为是秦汉人对匈奴文化谱系的“想象”或认可。这一观念，经汉唐学者的注解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普遍见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开创性天时用甲骨文、金文、音韵等措施论证鬼方、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等称号都为其本名，将《史记》中朦胧记载论证成较真实可信的历史，还恢复了中原人与他们的认识过程。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姚鼎力分离言语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指出诸夏(及其前身)在西北方向上所先后面对、并被王国维视为一直如一的那个“他者”，很可能包含着前后三批不同的人们：先是原始藏缅语各族的祖祖先群；自公元前二千年下半叶起，是由前者之一部与从北亚南下的人群相混合而成的猃狁或戎狄；到战国中叶前后，才是构成于北方草原的匈奴边沿人群。这一见地颇具前瞻性。

值得留意的是，鉴于西域地域民族政权更替频繁，王国维提出了“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可惜没惹起学者们的注重，很多学者在论证匈奴渊源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蒙文通据《战国策·秦策》载义渠伐秦与《史记》秦惠文王七年五国与匈奴攻秦一事，主张“义渠与匈奴同源”，以为《匈奴列传》“北服浑庾、屈射……鬲昆”，《汉书》作“浑窳”，《史记》又作“薰育”“荤粥”，是“匈奴既盛，而浑庾为之属”，承认薰育即匈奴；又引《吴越春秋·太伯传》“古公为狄人所慕，薰粥戎妒而伐之”，以为薰粥与狄有别。他以为，应劭、晋灼、韦昭等人将薰粥、猃狁、匈奴混杂，后学者又把鬼方、猃狁、畎戎参与，则错误更甚。

王国维“史料+公开资料”的研讨措施影响深远，然这种对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不加批判地误用和乱用的结果并不能提供一种可信的古代史，反而产生更多争议。如王国维起初以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之后在《西胡续考》又主张匈奴像深目多须的西胡种。其所引资料为《晋书》中关于匈奴别部羯胡的描画，与他同时期的马短命等学者以为王氏之论证，只能证明羯胡深目高鼻多须，而不能证明来自草原之匈奴。而诸家对霍去病墓前石刻的形象解读也有分歧，所以争论不可避免。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分，林幹留意到了匈奴墓葬出土人骨的特征，不外他以为体质人类学界对匈奴墓葬人骨有争议，采取不采信的态度，回到应用图形、刺绣的老路，以至把刺绣当成“匈奴自画像”来论述自己的观念。其对资料的应用令人遗憾。

一百多年来，大批学者参与对匈奴历史的研讨，但匈奴族源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概括起来有：匈奴源于西北；匈奴源于义渠、林胡、楼烦；匈奴来源于西方；来源于阴山；来源于西伯利亚等说法。上述说法也影响了学者对匈奴体貌特征的判别，如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或相似现代中亚人的“过渡类型”。

自17—18世纪之交欧洲汉学家从言语学的角度开端探求包含匈奴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的种属。随着阿尔泰历史比较言语学体系的树立，言语学家进一步论述自己在匈奴族源上的认识。如兰司铁（G. J. Ramstedt）以为匈奴人运用的言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而蒲立本（Pulley-blank）则推测匈奴人所用是曾经消亡的羯（Keti-Kiti）语（属古西伯利亚语叶尼塞语一支）。由于匈奴语在7、8世纪时曾经成为死言语，不分明往常被以为与匈奴言语有关的某些现代部落究竟保存多少成分，故研讨的难度很大，致使于历史学界亦邻真说百年来关于匈奴语研讨，没有一个人取得胜利。这里不赘述。

受欧洲汉学影响，白鸟库吉等人开启了日本对匈奴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讨。到20世纪20年代，江上波夫分离自己多年的调查阅历及国际考古成果，讨论了匈奴的兴衰史以及社会状况。他以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从绥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展开推测匈奴故乡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阴山—鄂尔多斯一线西面的中央。之后，内田吟风进一步开辟这一研讨范畴，在讨论匈奴体貌时，也犯了王国维相似的错误，以休屠太子、刘渊容颜、马踏匈奴、诺彦乌拉刺绣等来证明匈奴属于欧罗巴种，又因匈牙利墓葬人骨是蒙古人种，为了弥合这个抵触，内田以为欧种类型的匈奴统治者留在伊塞克湖，而蒙古人种部众继续西进到匈牙利。与其他学者只强调匈奴是欧罗巴种、蒙古种的观念不同，日本的角田文卫则把匈奴人种构成看成动态的变更过程，他以为匈奴本是蒙古人种，在展开、强大后的扩张过程中，与西方欧洲人种混合，变成了相似“中亚突厥人的特征”。持这种观念还有麦高文、梅兴赫尔芬（Maenchen-Helfen）等人。

简而言之，文献学、历史学能辅佐我们深化掌握历史文献性质、北方民族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快速肯定研讨的重点、突破点。当然，我们在研讨中也会用到其他学科的剖析措施。好比民族学的研讨措施。究竟，在许多古代/非工业社会中，亲属联络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依附于特定亲缘关系之上的行为准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

（二）考古学的研讨措施

对北方民族来源的研讨，在文献缺乏或缺失的状况下，考古资料被以为是愈加贴近“真相”的资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下，学者盛行以考古文化来推断古文献上的民族，或以考古文化特征来追溯其族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索：能否从考古遗存中判别该考古遗存的民族属性，考古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思潮和族属理论及考古学理论的展开密切相关。

好比文化历史考古学措施，它深受“传播论”的影响，其特性就是对物质遗存中止阅历主义的提炼、描画与分类（器物组合类型学），将这些遗存置于一个时空框架之内，不同器物组合要么反映了社会和天文上的距离，要么是不同人群或不同时期的产物，而相似的器物和器物组合是某同一群人在某特定时期的产物。情境考古学以为，物质文化不只仅是生态顺应或者社会政治组织的反映，而是用来分辨以及反映社会关系的一个生动的要素。而过程考古学宣称，文化是一种整合的系统，由多个运转的不同亚系统组成，考古遗存是过去许多不同过程的产物，而非只是反映了某种观念的规范。

匈奴考古始于19世纪末的俄国人，早期的研讨者常常把匈奴考古当成一个整体中止研讨。林沄很早就指出考古学者应该依据新发现去提示文献所未记载的东西、去检验司马迁的观念，不能将北方地域的各个民族通通算作匈奴前身。其“戎狄非胡论”在国内外有庞大影响。

考古学者以为，蒙古高原中北部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及其主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接近，墓地集中、数量庞大，且有大批高等级墓地，城址、居址与其墓地间的距离在50—100公里，由此推断这一区域是匈奴的统治中心，该区域墓群最能代表“匈奴”。以此为基点，可探求“匈奴考古文化”“匈奴中心”的源头。典型匈奴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小型普通墓葬，即空中有圆形或方形石堆，以木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殉马、牛、羊等为主；陶器以轮制为主，器型以罐为主，纹饰以绳纹、迂回纹、弦纹为主。

考古学界从出土器物组合的特征及体质人类学角度探求匈奴来源有如下见地：（一）匈奴来源与蒙古高原典型石板墓文化有关，这一见地在国内外影响最大；（二）匈奴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及阴山一带；（三）匈奴由多个具有各自化特征的部落组成的，好比北匈奴来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而南匈奴的发源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中亚的匈奴则是印欧人与北亚蒙古人种的混合；（四）因图瓦石砌墓的年代相当早（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匈奴墓，分离诺颜山匈奴墓有男女性颅骨为北亚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史记》《汉书》记载的匈奴语词汇中有叶尼塞语成分，林梅村提出匈奴人的原始故乡有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图瓦地域，匈奴人的发源地主要在北部蒙古草原；（ 五）阿尔泰地域西比尔克墓地以马、牛、羊殉牲、仰身直肢、头向西北的习俗，随葬品中的牵马纹透雕铜带饰、环形铜带扣、双孔骨镳、金耳环等，具有部分匈奴文化遗物的特性，年代断为公元前5—前3世纪。H. B. 波罗斯马克以为匈奴文化中有来自阿尔泰地域的文化要素，是塞种人居民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域迁移至阿尔泰地域的结果。因公元前8—3世纪的阿尔泰地域普遍盛行侧身屈肢的西首葬，西比尔克这类遗存在该地域十分少见，学者以为这不具备代表性。

固然诸家对匈奴考古文化源头的观念不同，因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域石板墓文化同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构成一个文化传统相近、关系十分密切的特殊区域，且与早期匈奴考古遗存有许多相似要素（如器物特征及体质人类学成分），这一区域与早期匈奴的关系遭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策比克塔洛夫等以为，石板墓年代下限为公元前6世纪，而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域发现的早期匈奴遗址的时期为公元前2世纪，这两类遗址之间存在着大约3个世纪的距离，这是证明这两类遗址缺乏或是存在联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关于石板墓文化的年代，大部分学者以为该文化的年代下限同匈奴衔接（公元前3世纪），所以策比克塔洛夫将石板墓文化的年代下限断在公元前6世纪不契合考古发现的实践。

基于“戎狄非胡”的认识，杨建华等人从牌饰、器物角度对匈奴的构成做了如下推测：“早期匈奴来自南下到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北亚人……（燕、赵、秦）迫使他们退到了内蒙古西部地域的长城以北。面对秦国的统一，他们也不时结成联盟，并逐步接受来自西部的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在秦汉交替之际……逐步构成了以冒顿单于为首的匈奴联盟……在汉武帝的打击下，他们不时北退到大漠以北，并与西面的欧亚草原增强了联络，并且逐步构成了有自身特征的匈奴文化。”这一推论需求更多证据的支持，但很可能是最贴近匈奴历史的一种假定。

前文已述，考古学界对“匈奴墓葬”的判定是有浓厚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作风，固然饱受其他考古学流派的批判，但不失为寻觅、研讨“匈奴遗存”的可行措施。考古学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兴起都是为了探求一种更能阐释物质文化、社会为何变更的措施。出土资料自己不会说话，我们必须提出恰当的问题并设计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措施，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干综合其他学科的认知，去探求考古遗存对应的人群的关系，反过来，从考古器物组合变更探求该遗址人群在血缘、在文化谱系的构成或变动。

好比，我们先对身份较明白的匈奴贵族（或考古文化上很典型的“匈奴墓”）中止DNA研讨，在肯定其遗传构成后，将其与赤狄、鲜虞或其他身份不明的游牧民墓主中止比较，调查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提示春秋战国匈奴的兴起提供参考。文献多是关于贵族、上层集团政治、生活的记载，平民常常被疏忽，考古学将平民归入研讨，可重新调查文献记载与物质文化的关系，这对古代历史、古代社会研讨来说是庞大的拓展。

（三）体质人类学的措施

古代中国“大一统观念”和“夷夏观念”有长久的传统，据伊藤清司对春秋至汉代呈现或盛行的《逸周书·王会》《山海经》《淮南子·墬形训》以及史书中的四裔传的研讨，“异民族观”常常是立足于体貌上的不同，而非文化上的异同。这种观念在晚清（以至在部分现代国度）依然很盛行。所以，从古人的体质特征入手，是“了解同情”古代社会的一种伎俩，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我们能够发掘更深层次的问题。

古人对体貌特征的关注由来已久，早期的主要靠毛发、肤色来分辨，后来逐步完善并展开成为人类学的分支。体质人类学经过研讨人类骨骼来重构其身体特征、饮食健康状况及其与环境、文化的交互影响，进而勾勒特定遗址的古代生活图景、古代人群的展开演化。较常用的措施是对颅骨、牙齿等部位的察看、丈量与非丈量。

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功用最为复杂的部分，其内部板块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会相互作用并促成更复杂的结构变更，如口、鼻、眼等的相互作用会招致头部在一定范围内发作变更以顺应功用的改动。受遗传、天文环境等要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在颅面形态上有差别，但在某一范围内又具有明显的类型学意义。这是颅骨丈量学能用于人群分辨研讨的动身点。

早期的学者应用表型特征，如颅长、颅宽、颅高、肤色、头骨外形、面部特征（鼻子外形、嘴唇厚度等）对人群中止分辨，有很大的客观性。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统计剖析的引进，这门学科的严谨性才逐步完善。王明珂等人以为“（骨骼）资料通知我们，各地匈奴人的体质差别极大，体质特征不能当作界定匈奴人的规范。因而，任何以体质特征的相似性来找寻匈奴人的祖先或后代，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见地有失偏颇。

早期关于“匈奴”人骨的审定是形态察看分离几个丈量位点数值的比较。其研讨原理是假如丈量值在某人种类型范围内，就以为是某类型人种，容易受个体大小的影响，以至没有对数值中止规范化校正，结论的可信度缺乏。体质人类学分辨人群历史的原理是假如存在多个人群的混合，混合水平越深（时间越久）则“类型差别”越小，在此基础上分离考古发现，推算各类型融入人群的时间，则可推演人群的最初的体质类型。

好比，我们知道匈奴最初在蒙古高原，后来西迁中亚。苏联学者对中亚匈奴墓人骨中止研讨发现，他们带有较多的印欧人特征，而贝加尔湖地域、蒙古地域的匈奴墓人骨以蒙古人种要素为主体，混入少量欧罗巴人种成分的混合群体。分离匈奴展开历史，推算早期匈奴为蒙古人种。因春秋战国时期桃红巴拉和毛庆沟的头骨带有某些北亚人种的要素（以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年代早于外贝加尔和诺彦乌拉的匈奴遗存，故潘其风以为他们可能代表早期匈奴体质特征；因被以为西迁北匈奴后嗣的匈牙利匈奴时期墓葬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作者由此推测北匈奴的主体居民是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南匈奴、北匈奴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早就存在着差别。朱泓进一步展开了潘其风的观念，以为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域所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经对内蒙古长城一线的和林格尔、新店子等东周时期颅骨的研讨，张全超以为其和外贝加尔新石器时期“古西伯利亚类型”有显著差别，鉴于其主要散布在蒙古高原地域，故命名为“古蒙古高原类型”。他以为这应该是史书上的“胡”，匈奴人是石板墓文化居民的继承者，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的人种类型从“古西伯利亚类型”变成“古蒙古高原类型”，这可能与匈奴的扩张有关。

上文提到，“量才录用”在古代有深化的社会背景，体质人类学的优点经过对身体特征的变更（特别是病变）来反映个体/群体健康状况及其与环境、文化的交互影响。这点在我们的研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问题认识的引导下，能让我们的采样（样本选择）与研讨更有针对性。

（四）分子人类学措施及释疑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应用基因剖析（DNA序列）来肯定进化链条的研讨，经过单倍型群和单倍型来定义种群关系。常用的DNA标记有线粒体DNA、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等。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蒙古高原新石器时期到蒙元时期人骨中止大范围测试，这给我探求匈奴中心人群的构成及其匈奴兴起提供重要线索。

部分学者以为依托分子生物学伎俩研讨民族史和家族史难以令人信服。对溯源研讨中所运用研讨措施的质疑，其中最猛烈的无疑是对分子人类学的。古DNA研讨领军者、哈佛医学院教授David Reich早年在研讨非洲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前列腺癌发病率时，曾遭到了立场温和的人类学家们质问：以为他用DNA片段去研讨不同人群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其实是在暗地里支持种族主义”。

在人类学早期展开史上，“人种决谈论”以为人的体质形态和结构与心智和文化才干之间有直接和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后来滋长了“种族主义”的众多。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学者将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当成应战当时种族主义类型学的一种伎俩。1942年Ashley Montagu出版《种族：人类最风险的神话》一书，主张种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没有生物学的支持。这成为尔后人类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讨论相关问题时的规范说法。1972年Richard Lewontin对欧亚西部、非洲、东亚、南亚、美洲原住民、安定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蛋白类型（蛋白、酶等很粗放的标记）研讨发现人类群体80%—85%的遗传多样性来自群体内部，只需15%是由于各“种族”之间的差别构成的。由此以为：“种族和人群之间有着特殊的相似性，生物性状的差别主要是发作在个体之间。把人依照种族去分类的做法不只没有社会价值。”就这样，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协作之下，一个共识构成了：人群之间的差别并缺乏以支持“生物学种族”这种概念。关于这一观念，David Reich有精辟的评论：

这个许多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共识，在没有经过多少审视的状况之下，就演化成了一种正统观念……由于这个话题充溢争议，我们（被倡议）应该避免去研讨人群之间的生物学差别。……他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惧怕这种对人群差别的探求会被用来佐证本该被丢弃的“种族”概念。他们担忧这种研讨会引发滑坡效应，前车之鉴，蜕变成历史上各种臭名昭著的伪科学。

2001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胜利被科学界以为是生物学上最巨大的成就之一。研讨结果显现人类基因组中99.9%是相似的，但0.1%的不同意味着300—5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个体之间存在遗传变异的单碱基。2007年更新后的国际单核苷酸多态性图谱计划（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进一步提示了基因组是如何组织的，示了DNA片段是如何作为一个个模块遗传在一同的，并强调了这些模块在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是如何变更的。“质变惹起质变”，微小的差别积聚到一定水平那就是全然不同的改动。构成当代人基因组多态性的要素，有生物要素，如突变、重组、自然选择等，有天文要素，自然也有历史社会要素，如人群分化与隔离、人口大小的变更、混合等。在历史时期，世界上简直一切的族群带有一定水平上的人群混合，事实上，个体之间、不同种类间的差别首先决议于遗传物质，只需有少数基因有特异性散布就能够分辨种群（生物学意义）之间的基因组（越是天文隔绝的群体，越容易分辨）。自然科学有其术语、逻辑，人文学者要控制这些学问需求下功夫，不能盲从，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对此，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与美国国度科学院双院士、出色的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指出“我们（研讨者）将运用种族分类（racial classification）来考量这些问题（即试图在所谓共同祖先系谱的基础上将人类放置于细致的类别之中）；然后我们将对人类生物多样性的某些特定方面提供一些解释”，“关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物学上的差别是真实、重要、显而易见的。当代科学家发现，相较于试图将人们划分为所谓种族的不同类别中，探求对这种多样性中止解释才是最有价值的”。

群体遗传学与对古代墓主的DNA检测（古DNA）的分离，能够为我们研讨古代人群的迁移、融合、交流提供愈加直接且独立的证据。基于此，群体遗传学所重构的人群迁移、人群混合历史能够与文献、考古、言语学证据等相分离，以剖析人口事情与文化传播直接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仅有传统基于文献的研讨措施力所不逮的。分子人类学将提供明晰的家族/人群谱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审视传统文献，即便DNA结果不支持文献记载，我们也可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次缘由，恢复被堙没的历史。

三、案例研讨：匈奴中心人群的兴起

关于史学界、考古学界对匈奴中心集团来源的研讨，前贤的研讨固然离我们要讨论的“匈奴中心是什么，如何构成”这个主题还是很悠远，但深化了对我们深化了解匈奴时期的人群融合、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不可承认，族源研讨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不分明所研讨的对象是匈奴本体还是“匈奴化”了的人群，这是考古学、遗传学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问题的处置能否如部分历史学者所以为的那样：一定要从匈奴王族骸骨入手才干处置匈奴的来源问题？这个想法又太僵化了。我们知道，在前近代化的人类社会，一个政权的兴起总需求一个强大中心力气，这个中心就是作为匈奴崛起所依托的中心部族，相关于上层的统治阶级，普通的部众在坚持传统习俗上更为耐久，从学理上说，经过研讨匈奴早期部众的构成，我们也能探求匈奴的兴起。为了考证这种关系，我们有必要应用欧美及韩国学者对蒙古高原的古DNA数据中止剖析，以回答匈奴中心集团的兴起这一千年疑团。

（一）从母系遗传类型看匈奴内部构成

Choongwon的研讨中有13个个体（见表1）属于匈奴早期（公元前200年—前50年），其中12个个体来自蒙古国西北部库苏尔省的Salkhityn Am (SKT)和Atsyn Gol (AST)，还有一个个体来自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Am (JAG) 。因早期匈奴—西部与昌德曼人群关系密切。我们先剖析昌德曼人群的文化背景。

苏、蒙及中国学者普遍以为昌德曼墓群（也称乌兰固木墓群，1970年代就挖掘56座）与图瓦乌尤克文化是同一地域的同源文化。其特征是圆形石堆、竖穴土坑墓，盛行侧身屈肢，头向西/或北，其主体为多人同穴合葬单重木椁墓，部分单人或双人合葬的石棺墓。玛莫诺娃对其的体质人类学研讨显现其居民是欧罗巴特征较明显的混合人群，在和古代组的比较中最接近图瓦塔加尔塔施提克居民。沃尔科娃对乌尤克时期陶器的系统剖析显现，乌兰固木（石棺、木椁）的陶器基本没有变更，在公元前2世纪之际，乌兰固木文化不复存在，乌尤克陶器消逝，替代者为匈奴文化的陶器。作者进而推测，匈奴人进入当地迫使原居民撤离。这个墓地也有几座带匈奴作风的墓葬，因只需骨镞、铁镞，没有出土铜镞，马健推测乌兰固木M29、M30、M44、M50、M51年代约属匈奴中期，即在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Choongwon文章提到实验编号CHN10（考古编号AT-119）年代为晚期匈奴（公元前50年以后），与马健的推断相合。可惜的是，由于Choongwon文章没有给出墓葬的细致考古资料，我们手里也没有蒙古学者的考古讲演，这极大影响了我们对DNA信息的解读。

该墓地参与测试的16个个体有14例属于乌尤克文化时期，9例胜利提取DNA，在遗传上与图瓦的萨格利—乌尤克居民紧密汇集。Choongwon的研讨显现，阿尔泰和蒙古北部、西部在考古文化上稍有文化差别，但不时到早期铁器时期，在昌德曼（约公元前400年—200年）的萨格利/乌尤克居民与阿尔泰的巴泽雷克人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萨迦/塞克人遗传结构上坚持着持续性。DNA的研讨结果考证了考古学界的判别。

Salkhityn Am匈奴墓位于库苏尔省，由蒙古科学院历史研讨所考古队于2011—2012年清算，共27座墓，发现了14个骨弓板，其中3个有书写符号，蒙古学者以为Salkhityn 居民后来遭到匈奴单于的压榨，一部分迁移到阿尔泰山脉，参与了布兰科宾文化的构成（存在时间为匈奴鲜卑柔然时期）。Salkhityn Am墓地构成复杂，其中较高等级的墓葬以至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典型的整匹马殉葬习俗。

从母系遗传结构上看，这13个个体（其中两人为同胞）在母系遗传构成上能够分为欧亚大陆东部（其中JAG样本在父系、母系上都属于典型的东部类型，另外几个在父系上为西部类型）和西部两大类型，这一趋向在青铜时期晚期的蒙古高原曾经存在。依据蒙古学者对Salkhityn Am性质的判别，特别具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殉整匹马作风，分离其部分个体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和昌德曼萨格利/乌尤克（Sagly/Uyuk）紧密汇集（图1），或者能够以为她们在文化和血缘上属于同一人群（或者分开不久）。匈奴经过封异姓、通婚关系控制其他部落，假定我们能更分明天文解SKT005、07、012这三个墓的考古背景，或者同位素信息（锶同位素比值能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外来人口还是自小生擅长斯）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SKT墓地的性质，或许这三个个体是匈奴本部与异姓通婚的结果。因母系遗传类型在分辨人群的精确度上不像Y染色体那么敏感，我们能够把研讨扩展到整个匈奴时期。

据Leland Liu Rogers对Tv、Bulgan、vrkhangai和Arkhangai省匈奴时期（从天文上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匈奴）的49个个体的母系遗传类型检测显现，从总体上看，62.5%的“匈奴人”（文化上）属于东部mtDNA单倍型（青铜时期石板墓居民的东部类型为57.7%），但东部匈奴人与石板墓和其他青铜时期mtDNA基因库都存在显著差别。中部匈奴的mtDNA频率与青铜时期的蒙古中部或蒙古帝国人口没有显著差别。固然石板墓人口样本量有限（12例），但中部匈奴和石板墓人口之间的接近性一直大于匈奴和其他青铜时期地域人口之间的相似性。似乎阐明，石板墓居民是中部匈奴人的直接祖先，即产生石板墓考古文化的人口很可能对匈奴文化做出了严重贡献。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逐水草迁移，然亦各有分地”“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固然MtDNA在分辨人群的精度上不如Y-DNA，但不同区域匈奴墓主在母系构成上呈区域性散布且有差别，阐明所谓的“匈奴”人在婚姻构成上依旧坚持着地域性，或者说匈奴政权的树立并没有突破原有的相对稳定的人群结构，似乎印证了匈奴人的婚姻习俗可能是氏族外婚、部落间婚姻。

（二）从父系遗传类型、全基因组水平反推早期匈奴中心的兴起

Y染色体更能精确划分父系主导的游牧社会的人群结构，Choongwon在对匈奴早期墓葬的研讨中提到8例男性，分别来自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Am (JAG)和中北部的Salkhityn Am (SKT)见表1和图1和图2。

图 1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晚期匈奴与周边人群的关系（底图来自 Choongwon）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晚期匈奴个体和石板墓文化人群、乌尤克—昌德曼文化人群的关系6例匈奴早期的SKT个体与昌德曼人群密不可分，另外6例在亲缘上介于昌德曼和乌兰朱和之间（有不同水平的关联）。

图 2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匈奴与石板墓、乌尤克人群的关系（底图来自 Choongwon）

全基因组水平上早期、晚期匈奴个体和石板墓文化人群、昌德曼文化人群、萨尔马泰、汉地人群的关系。到匈奴晚期，昌德曼成分急剧减少，大量增加了乌兰朱和石板墓人群，并有一定水平的萨尔马泰人群、汉地人群成分。

年代为公元前200前100年的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墓主无论是父系（C2b）、母系（F1b）显现其与东北亚/东亚人群的关系，全基因水平则显现其与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关系最密切。这一类型在新石器时期就呈现于东北亚，被以为是东北亚的土著人群，石板墓人群与其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其继承者。父系遗传类型R1a1、R1b、Q1a2a来源于中亚印欧语人群，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就曾经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据Y-full网站上的测算，Q-L330构成于8000年前，R-Z647/R-Z645至少构成于4500年前）假如仅仅从遗传类型上看，很容易会得出早期匈奴中心人群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R1b（SKT02和06是同胞兄弟），这个时间段离匈奴的兴起过于悠远。那么，我们能依据上面提供的信息来推断匈奴早期中心人群的遗传类型，进而推断匈奴中心人群的兴起么？这里有必要剖析墓地的考古特征，剖析他们与周边人群的关系。

Salkhityn Am墓地年代最晚为公元前50年，其6个早期个体构成了一个基因簇（早期匈奴—西部，图1），从全基因组水平上看，其92%遗传成分相似于昌德曼（阿尔泰—萨彦地域）乌尤克文化，少量成分与伊朗相关。Salkhityn Am墓地距1970年代挖掘的乌兰固木墓群较远，中较高等级的墓葬以至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典型的整匹马殉葬习俗，作风颇相近，暗示乌尤克文化居民在蒙古国西部、北部的影响力。

据《史记》记载，匈奴“东攻击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隔昆、薪犂之国”，考古学者以为昌德曼/乌兰固木带有匈奴作风的这批墓，很可能是匈奴向西部的扩张（公元前2世纪）当地部族成员融入匈奴的产物。依据《史记》的记载，浑庾和丁零，均居于西北，普通以为丁零是塔加尔文化的代表者（卡拉苏克人、丁零最具亲缘关系）。但乌兰固木墓地的属性则争议很大，如诺芙哥罗多娃以为昌德曼墓地是丁零人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不时向西北迁移留下的遗存；温策道尔吉以为是坚昆的遗存；林梅村推断乌尤克—昌德曼文化居民是文献记载的“浑庾人”。林梅村以为“浑庾”“浑邪”“呼延”读音相近，一脉相承，乃匈奴四大异姓部族之一。武沐更是以为，昆夷、浑庾、浑寙、浑邪一脉相承。固然昌德曼墓地的族属需求更多深化的研讨才可肯定，但能够肯定的是这里的居民不太可能是匈奴早期中心。

部分Salkhityn 居民遭到匈奴单于力气的压榨，迁移并生活在阿尔泰山脉。据研讨，阿尔泰山—西萨彦岭在考古文化上有颇多交流，且很相似。基于这个判别，我狐疑Salkhityn Am墓地中遗传构成倾向昌德曼人的这6个个体可能是林梅村所说的“浑庾人”。

我们知道考古文化具有滞后性，Choongwon将公元前100年的匈奴墓葬视为早期匈奴，这一时间界定，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早期匈奴”。战国晚期，一个相对强大的“匈奴”部落/集团曾经兴起了。产生这一误差的缘由，很可能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是由于学界曾经确认的匈奴文化遗存和它前身的容颜差别很大，因没有明白的断代依据，常常将部分遗存断代过早，或者只能推测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与匈奴相关的遗存。由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错误称，杨建华等学者把《史记》中以冒顿为首的匈奴称为“文献早期匈奴”。从这个角度看，在考古学族属、考古学分期（包含测年）为DNA检测在研讨古代人群分化提供了方向，但考古文化的滞后性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一人群更早段历史的探求。

Choongwon提到另外6个早期匈奴个体，在遗传上介于早期匈奴—西部和乌兰朱和石板墓集群之间，其中四个与早期匈奴—西部（39%—75%）和乌兰朱和石板墓（25%—61%）有不同水平的血缘关联（图1），剩余这6个个体的身世或许是我们了解匈奴中心人群兴起的关键。

在匈奴兴起以前，蒙古高原中部是石板墓文化人群（公元前1000年—300年），东部主要是乌兰朱和石板墓（公元前1450年—前1150年）所代表的人群。依据Choongwon的研讨，石板墓人群和乌兰朱和两者在遗传构成上一脉相承（遗传图谱紧密堆叠无法分辨），显现出明显的东北亚人群遗传特征。这两个群体都是反刍动物（牛马羊）牧民，也有挤马奶特征。石板墓考古文化呈现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蒙古草原东南部，约公元前700年取代了赫利克苏尔—鹿石文化（DSKC）和蒙古中部其他青铜时期的考古文化，并持续存在到匈奴时期。石板墓文化的扩展，有时会破坏和根除沿途的前DSKC遗存，最终抵达了最北的贝加尔湖东部地域（个体PTO001的遗传图谱可证明，图1）。

我们知道，考古文化的更替与文化交流、人群融合密切相关，假如不是石板墓人群的扩张，很难想象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会发作这种状况。而且石板墓人群运用的陶器、消费工具和日用装饰品等与之后的匈奴人群有显著的亲缘关系。有学者在评述“匈奴与石板墓文化关系”时提到，“这一观念难以解释石板墓文化墓多东首葬、石椁葬，而匈奴多北首葬、木椁、木棺葬的矛盾”。对此，乌恩以为：一是目前挖掘的大多为匈奴立国以后的墓葬，木椁墓可能是遭到中原的影响，触及匈奴稍有身份的居民之中，而且有木棺的墓葬在棺外围以石块，仍坚持石板墓的传统；二是匈奴强大之时，其居民成分发作了很大变更，影响到墓葬结构和掩埋习俗。

图3 各遗传成分的散布与扩张表示图（底图来自 Choongwon）

上：表示青铜时期晚期到早期铁器时期蒙古高原三大成分，即北边的贝加尔湖成分，西边的阿尔泰青铜晚期成分，东边的乌兰朱和石板墓成分。下：表示匈奴帝国早期、晚期两个阶段人口来源，匈奴晚期参与了与萨尔马泰和汉地相关的人群。

匈奴立国并没有突破传统的部落结构，《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逐水草迁移，然亦各有分地”“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哪怕是在后匈奴时期的草原部落中，血缘以及拟血缘观念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匈奴控制广大的蒙古高原，经过联姻、分封异姓贵族来控制的，同姓主兵居于外，异姓主政居内。早期匈奴墓中，处于早期匈奴西部和乌兰朱和石板墓集群之间的6个个体，很可能就是早期匈奴的中心人群向北扩张与当地人通婚融合的结果。到晚期匈奴的时分，石板墓人群的遗传成分急剧扩张，而青铜时期蒙古西部、北部的那些遗传类型、遗传成分急剧减少（图2），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石板墓人群与匈奴扩张的关系。

在公元前 600 年后蒙古阿尔泰山地域相继呈现了昌德曼文化与巴泽雷克文化。较石板墓文化（出土随葬品）而言，昌德曼文化与巴泽雷克文化的展开水平较高，但这两支文化未东进至蒙古高原腹地，反而是石板墓文化南下、西进并统一了蒙古高原的中东部地域。在人类历史上，“文化水平较野蛮”的人群降服了“展开水平较高”的人群（文化），之后又被更高级的文化“降服”，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或者说“匈奴”人群的兴起也能否如此？普通以为，由于游牧民的活动性、生活资料缺乏足够的贮藏以及区域宽广容易逃避统治等要素，他们难以构成复杂的政体，但是匈奴政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树立了，他们兴起的缘由颇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求。

（三）从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墓主身份推测匈奴中心的兴起

2018年，《自然》（Nature）发布了《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这篇文章的附件旋即惹起了众多研讨者的关注。应用DA39样本（即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的遗传学检测结果，网友撰文“揭开匈奴单于身世之谜”。原始资料显现，DA39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a1b，其下有两个大分支：R1a1a1b2-Z93（印度伊朗分支）和R1a1a1b1-Z283（欧洲分支）。固然其Z93位点的结果是未测出，但在Z283位点为阴性（由此欧洲分支被扫除），可推测样本DA39属于Z93印度伊朗分支（构成于4500年前）。

图4 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M1 大墓（引自《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2017—2019 年挖掘简报》）

高勒毛德2号墓位置于呼尼河谷东，甲字形大墓是匈奴贵种的墓葬形制，位于墓地中心，周围有圆形石堆墓丛葬墓。对出土皮革制品的碳14测年表明M1及其陪葬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M1墓南北长48米，封堆高3.7米是已知范围最大的匈奴墓葬（高勒毛都1号墓地最大的M1南北长35米，测年显现，年代为公元前44—74年，基于器物形制的判别被以为是公元20—50年间，墓主是某位单于），有28座从葬墓，但只需1座是中型甲字墓，其他27座都是小型墓。其丛葬墓的排列、等级和2号墓地另外两座大墓相比略显低格。如2号墓地中部M55大墓南部至少有5座中型甲字形墓，南部向东是一排中型甲字墓，周围有零星的小型甲字墓和独立圆形石堆墓；北部M12大墓东西方有一排中型甲字，往南是小型甲字和独立石圆形堆墓。学者多以为这三座大墓很可能是匈奴“匈奴单于或者左右贤王”级别，其周边中小型“甲”字形墓葬掩埋的可能是他们的妻妾、亲属，墓地周边的其他小墓，掩埋的是低等级的匈奴贵种及该氏族中的其他部落成员。

不外，林梅村推测呼尼河这些贵族墓主可能是早年跟随匈奴的其他氏族首领之墓，而非匈奴本族墓。呼尼河墓地有部分竖穴土坑墓（无葬具，随葬品有陶罐、马衔、马镳、箭头、弓弭、漆器等）和其他匈奴墓不太一样，因这类墓葬主要散布在内蒙古河套地域，林梅村推测其很可能是来自林胡的匈奴异姓贵族兰氏。呼尼河墓群庞大、有甲字形墓、圆形积石陪葬等多种类型，不能扫除有投靠、归附“匈奴”的其他人群，但1号、2号墓地中范围庞大的高等级墓葬应该是匈奴单于级别或单于家族的墓主。

假如我们判别无误的话，那么匈奴中心的单于家族的身世之谜就能揭晓。其父系遗传R1a1a1b2-Z93显现其源自中亚，从常染色体上看，M1墓主身上曾经看不到多少来自西部欧亚地域的成分在东欧亚地域的族群内部中止比较，相关于华北汉族，他带有更多的北亚成分，更接近现代的赫哲、达斡尔、蒙古这类人群，阐明其祖上很早就抵达蒙古高原，且长期和蒙古高原东部人群石板墓人群通婚。

固然没有其他疑似“匈奴单于”墓主的遗传数据，但从曾经发布的匈奴墓葬居民的形态特征以及遗传数据看，大部分“匈奴”人在在长相上、在的确遗传成分上更接近今天的北亚地域的人群，这一特征越到匈奴后期越明显，这说从侧面阐明了石板墓人群与匈奴中心人群的关系。

匈奴政治结构里，诸侯王众多。贵族为显现身份，大量运用朴素的葬具、精巧随葬品，葬俗里曾经吸收了许多异族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假如没有明白的身份，仅从墓葬范围上判别墓主身份极易招致倾向。在匈奴墓葬格局中，贵族墓周围有大量从葬墓，从葬墓墓主有本家族成员、有部众、也有异姓心腹，但主要应该是本家族成员及本部部众。在贵族墓主身份不明的状况下，对普通从葬墓墓主的测试就很有必要，假如主墓墓主和部众的类型分歧，则该家族、以至该部族的遗传类型得以肯定。遗憾的是遗传学者在设计课题时没有留意到这点（随机采样在统计学上很有必要，但不利于我们处置考古学、历史学问题），希望学者们在后续的研讨中予以注重。

余 论

中国疆域广大，东西南北文化差别较大，但历史展开的总脉络是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联络密切，在血缘、言语上相互影响，共同发明绚烂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度。古代民族的兴起、演化充沛表示了中国民族展开的多元性与整体性这一特征。

民族是人群共同体，“古代民族”包含多个“部落”，固然其内部构成异常复杂，但总有些中心集团，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几个人群无缘无故的聚合在一同，他们一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正如研讨草原民族的学者所说的，草原部落有自己的传统、惯例、风习和祖先神话，假如部落由不同言语或种族的人群混合而成，那么上述层面会促成其统一同来并共享认同观念。在部落兴起阶段，以血亲与姻族为基石而结构的部族结构是部族赖以崛起的力气之源。众多要素促成了部落、民族的构成，同样，也是这些要素维持着民族边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是平面的、动态的。

古代民族谱系研讨，简而言之就是依托历史文献、考古资料、遗传学等资料，中止长时段、跨区域、跨族别（群体）的多角度、平面式的研讨，在充沛应用各种研讨伎俩、深化挖掘隐含的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回答她们如何由“部落”凝聚成“共同体”，又是怎样与周边人群联络，构成更高层次的“民族”。

文献关于古代民族早期历史的记载极为稀缺，这些留存的资料是学者们中止研讨的文献基础。但是这些资料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能简简单单就将史料记载当成信史来用，忽视其“构成”的历史要素，容易因史料记载的差别而难以抉择。姚鼎力对《魏书·序纪》、罗新对“嘎仙洞的被发现”、陈勇对“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剖析给我们诸多启示，这一途径还能够扩展到对其他家族/民族的研讨。

另一方面，因民族早期资料稀缺，所以对这段历史的研讨常常倚赖考古学，但是考古发现又有一定的偶尔性，且经常会遇到“考古族属”这个难题。例如，匈奴人群构成很复杂，但以单于家族为首的那批人肯定是匈奴中心（后来的中心家族还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等），这就为我们探求匈奴中心的来源、兴起打下稳定的坐标，以之为参照，可检验“匈奴墓葬”中贵族与平民的关系，经过“考古文化”与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综合讨论，为探求历史上匈奴人的变更提供参考，为“族属的考古”提供证据。

在匈奴兴起以前，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临近的陇山地域普遍散布“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存的居民与蒙古高原石板墓居民是什么关系？与文献记载经常提到林胡、楼烦、义渠、北狄等是什么关系？林胡、楼烦被匈奴吞并后发作了怎样的改动？能否在匈奴统治中心找到相关考古遗存？体质人类学和对“匈奴墓”出土遗骸的DNA检测，证明了“匈奴墓”墓主由多个不同血缘群体构成，我们需求进一步研讨这些群体哪些是匈奴的中心成分，部众与中心人群是什么关系，不同群体怎样融入并成为“匈奴”，当政权式微后这些群体发作了怎样的变更，和同时期/后世周边人群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动态、量化地调查“民族”的展开演化。从学科角度来说，对出土遗骸的DNA检测我们能够做逾越时空的“血缘关系审定”，深化考古学、历史学的研讨；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就是探求“古代民族构成与演化的机制”，为了解中华民族的构成、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展开提供自创。

为顺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请见谅。

关注我们

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左侧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