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边沿: 中国人文如何走向全球人文？ | 文化纵横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讨院致远讲席教授

［导读］一些具有学术前瞻性的中国人文学者曾经认识到，不只需对中国的研讨控制应有的话语权，而且更要在一些具有全球关切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的研讨方面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作者以为，德里达的不少著述的跨学科和普遍的意义早已就预示全球人文时期的到来。全球人文这一概念范围普遍，包含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等研讨范畴，我们需求从一个全球的视角对其中止研讨。这就赋予我们一个跨学科的和全球的视野，使得我们可据此讨论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中国的人文学者如欲从基本上对国际人文学界产生影响，就必须回答好这些问题。本文原载于《探求与争鸣》2018年第6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念。特此编发，供诸君思索。

讨论德里达的幽魂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可说的东西。的确，当德里达开端讨论马克思的幽魂时，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幽魂，为什么是复数的？难道有不止一个马克思的幽魂吗？”

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是正确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魂的确应该是复数的。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马克思主义不时在阅历一个展开和重构的过程。假如将此用于描画德里达的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也照样适用，由于他也是当今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法国理论家和人文学问分子。

当我们讨论德里达的理论遗产和学术肉体时，我们应该关注这一事实，即并不存在某个特定语境下的单一的德里达。由于理论的旅游和德里达的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发明性接受，实践上曾经呈现了不同方式的德里达。这一点特别见诸中国的语境中德里达理论的发明性接受和不同变体。我在本文中首先描画德里达及其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讨论中国语境中不同方式的德里达，最后提出基于德里达的人文学概念的全球人文理论建构。

▍德里达及其解构批判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近现代的法国理论的确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讨有着庞大的影响。而在一切的法国理论家和思想家中，德里达一直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判界和哲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惹起的争议也最大，这在很大水平上是由于他的解构主义批判理论通常被人们以为是一种反传统的后现代理论。我曾指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有六种不同的变体方式，其中第五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德里达的解构批判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它们试图消解庞大叙事，为一些被压制在边沿的“非主流”话语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显然，中国的这六种后现代主义方式都在西方的影响下呈现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一切这些后现代主义变体方式都曾经成为了历史，唯独德里达的批判话语仍有着较大的影响，并曾经渗透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简直一切学科范畴。毫无疑问，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者在当时一定都读过德里达、利奥塔或福柯的著作，由于对他们的著作的大范围翻译始自1990年代后期。但是由于作家和文学批判家对西方新兴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异常敏感，并且尽一切可能去了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时下最盛行和最有影响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因而他们无需阅读德里达的原著就能够对他的解构哲学和批判理论之内核略知一二。

与德里达的理论在美国学界的接受稍微不同的是，他同时在中国的文学批判界和哲学界都颇受欢送，并且有着众多的追捧者。这倒是与他在美国的礼遇相似，他在美国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而被接受，或者说他在美国的文论界的影响大大超越了他在美国哲学界的影响。当然，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判界也很受欢送，并且有着很多的追捧者和理论者；同时，他的理论也遭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的严厉批判，由于解构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着反历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固然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和共同点，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细致讨论。

在当代法国理论家中，德里达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最多，与其他法国理论家和作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方面，由于中国当时还不太富有，因而法国政府经过驻华使馆向一些译者和出版社提供了翻译和出版资助，但是德里达的著作中译本销量却很好，以至超越一些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的销量。简直他的一切著作都被译成了中文。坦率地说，德里达的一些著作是经过英文转译的，一方面由于中国学界短少知晓法语同时又对理论控制娴熟的译者，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达的著作自身艰深难懂。

好像他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一样，他的理论在中国的英语文学及理论批判界比在法语言语文学界更受欢送、更有市场，当然，转译所构成的误解和误读也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的是，杜小真在中文语境中翻译和推行德里达的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些著名的出版机构也在德里达著作的汉译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当代最早将德里达以及后现代理论引见到中国的学者之一，我自己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对德里达的理论产生了兴味，并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论文，使得西方学界了解德里达及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从中国的批判理论和理论视角与国际学界中止对话。在这里回想这一事实或许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研讨有着一定的意义。

在讨论德里达的理论之前，我不由回想起我自己与德里达的交往。1999年，当我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访问讲学时，有幸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希利斯·米勒的引见与德里达相识并开端了直接的交往，当时他正好在厄湾校区讲学一学期，而我则是前往该校作短期访问讲学。2001年9月初，德里达完成了他初次访问中国的愿望，并在一些中国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巡回讲学。其间，我们中止了普遍的交谈，触及他的著作及解构理论在美国和中国的翻译和接受状况。德里达对他的中国之行十分称心和激动，特别注重他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巡回演讲。就在他终了中国之行返回法国之际，震惊世界的“9·11”事情发作了，许多人由于这一事情而取消了访美，但我们却又不约而同地于“9·11”之后在纽约再度相聚。十分恰巧的是，我们居然同在纽约大学的一座教学楼内分别发表演讲：他在英文系演讲，而我则在东亚系和区域研讨中心演讲。德里达在中国的巡回演讲的中译本也随后于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但他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这一事情促使他为中国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认识。

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逝世。我在悲痛之余随即于23日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次小型的追思性研讨会，题为“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判的深思”。德里达的老朋友米勒由于年迈不能亲身前来列席，但却提交了书面发言，列席会议的中国学者包含陈晓明、张颐武、陶东风、王逢振、龚鹏程、杨乃乔和高旭东等三十多人，上述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发言。

与会者都表白了自己对德里达的理论的浓厚兴味，并高度评价了他的理论对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和学术研讨的庞大影响和贡献。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遭到德里达理论的启示和影响，有些学者，例如陈晓明，不只在自己的批判理论中发明性天文论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而且还潜心研讨德里达的大部分著作，最终写出了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德里达的著作艰深难懂，即便阅读比较好的中译本也不容易了解，因而德里达研讨在中国能够说刚刚开端，不时未抵达与国际学界对等对话的层次。而本次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举行则标记着中国的德里达研讨曾经抵达了与国际同行对等对话的水平，能够说这是我们迈向更高一个层次的可喜开端。

依照我的了解，德里达的理论对中国的人文学科以及文学和哲学研讨的意义主要在于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他的解构理论消解了传统的庞大叙事，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哲学研讨的多元展开方向的构成铺平了道路；其次，它辅佐消解了所谓谬误的绝对性之神话，为一种相对的谬误观的构成奠定了基础；最后，它也辅佐消解了文学与哲学的人为界线，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的构成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德里达之于当代世界人文学科的重要意义的确是无人能够比较的。随着我们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研讨的深化，他的价值和意义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文学者的认可。在下面两个部分，我将主要讨论德里达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幽魂》，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发现一些相通的东西以及能够中止对话的共同点。

▍解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幽魂之一

固然德里达并未运用过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这一概念，但是他的著述实践上曾经预示了这一新兴的人文学科研讨的崛起。对此陈晓明也有所洞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德里达的写作作风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而且带有更多的文学成分，因而他在英语文学理论界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也就缺乏为奇了。当我们翻开他的著作《马克思的幽魂》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本书也是以一种文学言语来写作的，他在第一章中所引证的第一部作品并非欧洲的古典哲学著作，而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的台词。

的确，依照德里达的见地，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魂，由于作为当代学问分子，我们不可能不遭到马克思的影响。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并非一定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才干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由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所具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一个深不可测的中央依旧保存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

那么我们也同样能够提出另一个问题：德里达对当代人文学问分子的影响主要体往常哪里呢？我在此仅借用德里达自己的说法，以便指出，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德里达的幽魂，实践上在许多不同的范畴内有意或无意地在理论他的解构理论，固然我们并非要成为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者。

但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达擅长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也由于他的一些理论的含混性，他一直被许多中国的文学批判家和人文学者所误解，以为他的贡献只是破坏而没有建树。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引证米勒在与张江的通讯中对解构的重新解释来佐证它的后一特性。在米勒看来：

“‘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判把某种统一完好的东西恢复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它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个比方，也即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结果无法重新装置回去。”假如将这段话放回到我原来整篇文章的背景下，它绝不是说解构就像孩子为了叛变父亲、叛变父权制度，而将他的手表拆开。与此相反，这句话想表明的是，“解构”这一术语误导性地暗示了这样一个意象。德里达是在海德格尔的德语词汇“Destruktion”的基础上发明了“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术语，不外他又在“destruction”中参与了一个“con”，这样一来，这一术语便既是承认的又是肯定的了。

从前引米勒的这一能动性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在西方的语境下，特别在英语世界，德里达也经常被人误解或误读，更不用说在中文的语境中了，究竟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或确切地说与法国的语境有着极大的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学者们和批判家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的兴味和关注依然存在并且将在未来的年代里继续发挥作用。关于德里达著述中的建构成分，我将在最后一部分加以阐发。

当德里达宣称他自己以及一切当代学问分子都是马克思的幽魂时，他同时也试图表明，他的解构主义理论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我们首先来回想一下他在法国学问界崛起的情形。当1968年五月风暴受挫后，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退避出来，还有一些人则对出路感到失望进而摇身一变成了有着机遇主义倾向的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假如算不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也至少能够算作一位左翼学问分子，依照美国学者文森特·里奇的说法，他是一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曾经预示，当代的全球化，包含市场经济学、技术、传媒、美国的霸权以及欧洲的统一等，将以多种方式改动世界，这些方式或好或坏地使得民主民族-国度的主权变得调和折衷了”。德里达一直对这些现象持批判的态度。的确，他也狐疑既定的制度和权威，并在不同的场所对之中止批判，这种批判的肉体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

在德里达崛起的那些年代，法国的学问界，特别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正处于受挫的状态，而他则经过消解中心认识而自然地表演了将结构主义潮流推向终极的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他又一度沉溺于“能指”与“所指”的言语文字游戏中，因而他举起解构的大旗，对人文关怀全无兴味，也无心去追求谬误和终极价值。所以毫不奇特，人们曾一度将解构看作是一种对社会理想抱有“虚无主义”态度的叛变战略。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解构主义缺乏历史感。但这仅仅可用于描画早期不太成熟的德里达及其理论，而并不能反映他的整个学术和批判生活。过去对解构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们常常只留意到了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而忽视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这一点恰恰从一开端就存在了，而且随着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在此需求特别强调的是，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德里达以及欧洲的另一些左翼学问分子的社会良知遭到深深的触动。但是这样一种剧变并没有使他们朝向“右”转，而是继续朝向“左”转。正是在那些年月里，德里达也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时地在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要么就是后来的理论者在其理论过程中遭遇到了困境？在当今时期马克思主义依然还有生命力吗？在提出上述问题后，他们得出一个大致分歧的回答：并非马克思主义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其在理论中呈现的一些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以往的魅力。因而需求经过参照当下的社会理想来对之中止理论深思和发明性建构。

德里达与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另一些左翼学问分子中止了对话，试图经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来能动天文解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他从解构的立场动身，历来就不招认只需一种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以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应该有不同的方式，因而对之的解释也应该基于这一基本的准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在当下具有生机，其缘由恰在于它在很大水平上一直处于展开和重构的过程。因而任何静止的观念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只能加速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这一观念的构成显然始自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相对主义观念，也即事物总是在变更和展开的，谬误首先应该是相对的，一旦对某个现象的解释成了最高的谬误，事物的展开就会趋于终结。

因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不只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有着相同的见地，同时他的观念似乎更为接近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谬误观，任何谬误首先都是相对的，只需无数相对谬误之和才成为绝对谬误。这样看来，我以为德里达历来就没有教条天文解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完好的理论体系来了解，因而试图提供他分离当代社会理想中止的发明性阐释。面对理论的创新和全球化时期第三世界批判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方式和游戏态度，反而愈加积极地参与当代社会理想和文化批判的理论争鸣，这一点特别见诸他自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系列著作中。

1993年，德里达出版力著《马克思的幽魂》，从而开启他新的沉思和研讨方向。他讨论这样一个现象：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堕入低谷后，马克思主义却依然好像一个幽魂普通在飘荡。但是有意义的是，这一“幽魂”是复数的，也即不止一个幽魂，而是有着多个幽魂。在他看来，一切当代人文学问分子，包含他自己在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幽魂”，当代学问分子不论同意与否，都或多或少地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启迪。这些流浪的“幽魂们”不时地尝试着发现可赖以与马克思主义相认同的中心，由于在马克思看来，他的经典著作就是他们必须与之认同的中心肠带。在这里，我们不由欣喜地发现，德里达绝不满足于仅仅阅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性著作，他一直以为，应该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因而在他看来：

不去阅读并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当然也包含另一些人——而且要中止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个错误。而且这将越来越显现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义务方面的失误。即方便教条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形态机构（国度、政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之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逝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来为逃脱这种义务分辩。没有这种义务感，就不会有未来。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他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都应该有某个马克思，应该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肉体。由于这将是我们的假定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成见：有诸多种马克思的肉体，也必须有诸多种马克思的肉体。

在这里，英文“肉体”(spirit)同时也含有幽魂之意。显然，德里达曾经苏醒地认识到，一切的当代理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络，因而它们不可能解脱其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幽魂曾经变成了一种庞大的肉膂力气深化到了我们的思想和研讨措施中。它无时无刻不在限制我们的理论思想和学术研讨，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因而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能够说，固然德里达曾经逝世十多年，但他的幽魂，也好像马克思以及一切其他巨大的思想家和学问伟人那样，依然飘荡在当代人文学科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就在德里达逝世四年后，特地研讨德里达及其思想理论的学术刊物《今日德里达》(Derrida Today)在澳大利亚创刊，并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不能不阐明，一位具有理论首创性的巨大思想家即便分开了人世，他的思想理论依然有着某种“来世生命”，而平凡的思想者则一旦中止著述就很快被人们遗忘。在德里达的理论创新肉体的鼓舞和奠基性贡献的引导下，我在本文最后一部分轻率地提出一种走向全球人文的理论建构。

▍走向全球人文的理论建构

就德里达的学术和理论著述来看，他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但是他的写作作风却愈加接近文学写作的作风。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文学理论批判界的影响大大超越在哲学界的影响之缘由所在。当然，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判的庞大影响，他也曾多次取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却未能得到这一崇高的文学荣誉。这又是由于他的著述与文学创作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至少阐明了德里达在整个人文学界的庞大影响，因而当他逝世时，学界明显地感到“人去楼空”，连对德里达批判得最猛烈的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也以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曾经过去”，西方人文思想进入一个“后德里达”或“后理论”时期，等等。

这一切均阐明，一个真正的学术巨匠必须是跨学科的，至少能够在整个人文学科内熟能生巧，否则他只能算作是某一个专业范畴的专家，并不能称作是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巨匠。应该说，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位逾越了固定的学科界线但同时又在本学科范畴内处于领军位置的巨匠级人文学者和思想家。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当今学界，参照世界文学来谈论全球现代性和世界主义已成为一个前沿学术课题。固然德里达并未涉足世界文学问题，但他的确从一个哲学家和人文学问分子的角度对世界主义有着浓厚的兴味，并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著述。再加之他自己的犹太血缘和曾经对共产主义有过的信心，将他视为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缺乏为奇的。作为一位有着宽广的全球人文关怀的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或多或少地涉猎了全球人文这一话题，固然他并未运用这一概念。受其宽广的人文关怀之启迪，我以为往常该是我们提出自己对全球人文的理论建构的时分了。

诚然，全球人文这一概念范围普遍，包含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的研讨，我们需求从一个全球的视角来对之中止研讨。这就赋予我们一个跨学科的和全球的视野，使得我们可据此讨论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建构，显然遭到当今最前沿的理论课题世界主义的鼓舞。固然这一课题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讨论，例如从政治学的和伦理学的角度，但是我在此主要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全球人文的视角来对之中止讨论。在讨论中特别牵涉中国文化和人文学科，由于这二者并未得到充沛的认可，在国际背景下也未得到充沛的研讨，固然中国在人文教育方面有着长久的传统。

的确，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发作了戏剧性的变更。毫不奇特，世界主义再度崛起并疾速成为当今中国乃至整个国际人文学界所热议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从德里达的犹太出身背景和学术生活来看，他无疑也和马克思一样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

早在本世纪初，他的专著《论世界主义与饶恕》就在英语世界出版，极大地推进了世界主义在国际学界的研讨。正如出版者所宣传的，这是一本“令人入迷和引人入胜的著作”，以一种可读的但又引人深思的方式来著述，提示并使人面对这样两个日益紧迫的问题：难民和包庇权之间的日益慌张关系和友好款待的伦理学；和解与大赦之间的两难，由于历史上血腥的大屠杀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庞大的创伤，但是要想让人们遗忘这些痛苦的记忆而抵达彼此的饶恕则需求相当的胸怀和气度。当然，这两个问题对德里达这样的人文学问分子特别有着吸收力，因而他对之抱有一种宽广的全球人文关怀，希望经过对他人，包含自己的敌人，所犯差错的饶恕来抵达世界主义的崇高境地。

依照我的了解，世界主义也能够被看作是一种人文主义，或者说一种超越了普通意义的全球人文主义，这样它也就应当被视为全球化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高级阶段。世界主义的特征不只体往常酷爱本国的同胞，同时也要酷爱外国人，特别是当他们受苦受难时更是需求关爱。

此外，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还应该关爱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包含动物和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能够延缓自己的生命。人类彼此之间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抵触以至矛盾，他们也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有着矛盾和抵触。但是作为世界主义者，我们应该饶恕那些侵犯过我们利益的人或危害过我点。

我们都知道，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康德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由于其对世界主义的研讨而在近期更为人关注。康德对世界主义研讨所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一种“世界法律”，也即一种超越了国度宪法和国际法之上的第三种公共法律，这自然诉诸全球人文关怀。在这种世界主义的框架内，个人享有地球公民的一切权益，而不只仅是享有某个特定国度的公民的权益。

应该指出的是，康德的“地球公民”（citizen of the earth）也来自古希腊犬儒派哲人第欧根尼所鼓吹的“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之概念，只是其范围愈加普遍。今天，当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时期谈论世界主义时，我们自然会参照康德的哲学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超越他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理论概念，完成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世界人文主义（cosmo-humanism）或当今时期的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想指出的是，德里达的确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并将其提升到全球化时期的高度。

我们都知道，德里达对悖论是颇有兴味的，他也特别擅长使得不可能的事故得可能。这样看来，他便将这些悖论看作是“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les）。好像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等理论概念，世界主义在西方和世界其他中央的呈现也不是偶尔的，固然它率先出往常1990年代的西方学界，但实践上曾经有了漫长的历史，或者说“前历史”。在沉寂了多年后只是在进入全球化时期后这一理论思潮再度兴起并疾速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话题，由于全球化提供给它恰当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

既然世界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某种平行的要素，因而中国的儒家哲学中也有着丰厚的人文主义理论资源。在儒家学说中，我们愈加乐意欢送并款待来自远方的朋友。即便我们的朋友或同胞曾做过一些有损于我们的事，我们也应当饶恕他们，从而做到“一笑泯恩仇”。在这里我仅稍加阐发一下我对世界主义的意义的深思，然后着重论述一种全球人文的概念。当然，这只是我基于其他人的研讨以及我自己的能动发挥所中止的客观建构，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就教于国内外学界同行。在这方面，德里达给予我的启示远远多于大部分当代思想家。但我们想看到的是就这一有争议的话题的更多讨论以至争论以便呈现一种多元的世界主义走向，特别是从全球人文的视角中止的不同建构。

因而在我看来，世界主义说到底就是人文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应该在今后朝着一个多元的方向展开。所谓“单一的”世界主义也好像单一的现代性一样是不存在的。

固然当下人文学科研讨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日益堕入低谷，这一点特别见诸于欧洲学界，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研讨依然吸收着众多的人文学者和学生，这一点特别见诸于当代中国。既然中国在孔子的时期就开启了漫长的人文教育，并逐步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传统，因而中国应当对全球人文研讨作出更多的贡献，由于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光辉绚烂的文化传统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此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因而在我看来，中国的人文学者不只需在国际学界就中国问题的研讨发言，同时也能够从我们的中国视角动身讨论诸如全球人文这样一些具有更为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从基本上对国际人文学界产生影响。既然全球人文是一个大的话题，需求另文特地讨论，我这里稍微作些阐发。

首先，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人文学科或多或少遭到了冲击，一些眼光短浅的指导为了缩减不用要的财政开支，常常首先拿人文学科开刀，试图经过削减人文学科研讨的经费来缓和财政危机。固然有这样一些不利的要素，但是人文学者和理论家依旧有着中止新的理论建构的愿望。

在文学研讨范畴，世界文学问题越来越吸收学者们的研讨兴味，正在成为新世纪另一前沿理论话题。在言语学研讨范畴，面对全球英语的影响，我也提出了全球汉语的概念，以为在全球化的时期世界言语体系将阅历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哲学界，一些有着讨论普遍性论题和树立新的研讨范式的雄心的哲学家们也效法文学学者，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希望中国的哲学家对这一研讨课题作出奠基性的贡献。以至在最为激进的历史学界，也有相当一些学者曾经对世界体系剖析和书写全球历史作了不少建树。有鉴于此，我以为我们当下要对“全球人文”这个话题中止理论化，此外，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学的学者们也的确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并能够经过有效的对话走向一种新的理论建构。

其次，既然关于“全球人文”中止概念化不无一定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或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一研讨课题的对象是什么？难道我们仅仅将一切国别的文、史、哲诸学科范畴加在一同就算作全球人文研讨了吗？这种思索显然是太简单化了。好像世界文学的概念一样，全球人文也应该有一个选取规范。也即它努力于讨论诸如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化、世界图像、世界言语体系、世界哲学、世界宗教以及世界艺术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或者我们也能够从全球而非本地的视角来讨论一切人文学科面临的基本问题。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只需在国际学界就中国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更要对那些具有全球人文关怀的基本理论问题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应当是我们的理论志向和历史任务。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不时努力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思想及理论，并且努力于将其引见引入中国。西方的一些出版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将一些西方的学术和理论大家的著作引荐给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以至一些二流的汉学家的著作也有了中文版，广为中国青年学子引证。

而相比之下，不少中国的一流思想家和学术大家的著作却在中文世界以外处于“边沿化”的境地，只需极少数侥幸者的著作被一些汉学家看中并译成西方言语，但由于发行渠道不甚流利也难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凭着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外语著述水平，直接用英语著述，经过与英语世界学术同行的猛烈竞争，最后脱颖而出在英语世界发出了一些微小的声音，但这依然与西方学术巨匠在中国的俯首阔步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言语障碍所致，但我们应该思索的是，我们提出的话题能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在当今这个全球信息十分兴隆的时期看来曾经不那么无懈可击了。假如传播媒介不畅通，或者表白不流利，再加之一些人为的要素，那么越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东西或许越是难以走向世界。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屡见不鲜。

最后，既然全球人文讨论的是全世界的人文学者都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表白的媒介自然就十分重要。固然中文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所运用的言语，但在全世界被普遍公认的通用言语依然是英语，这一点特别见诸于自然科学界和人文学术界。

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固然在他所生活的时期英语并未像往常这样盛行，但他的一些著作却同时用德文和英文撰写，因而在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德里达在当今人文学界的影响更是得助于英语的翻译和传播，他一直给予翻译他著作的英译者最大的辅佐。固然他出于民族和身份的思索，在很多场所只用法语演讲，但他在一些英语国度的学术会议上直接用英语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能够肯定的是，他的学术思想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以至超越了在法语世界，否则他也会像他的一些法国同行一样至今仍遭到“边沿化”的境遇。而较之他的不少法国同行，他却早已成了蜚声全世界的思想家和人文学术巨匠。

这样看来，走向世界就一定要首先走向英语世界。即便在不远的未来，汉语果真也成了一门影响甚大的国际性言语，英语也不会式微。我们假好像时用这两门言语著述就能够自由地表白并发表我们的一孔之见，而不用等候他人来发现我们并将我们的著作译成英语了。

当前，一些具有学术前瞻性的中国人文学者曾经认识到，不只需对中国的研讨控制应有的话语权，而且更要在一些具有全球关切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的研讨方面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留念德里达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他的不少著述的跨学科和普遍的意义早已就预示了全球人文时期的到来。

本文原载于《探求与争鸣》2018年第6期，原题目为“德里达的幽魂：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图片来源于网络，欢送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络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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