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西州的社会展开：中央豪族的构成及影响（一）汉代的宗族、豪族、世家大族及其与政权关系的调适 “豪族”的定义比较复杂，众口一词，但是最基本的内涵是指有权力的宗族，宗族不一定会成为豪族，但是豪族一定由宗族展开而来。上古时期人群聚落以血缘纽带分离，同族之人生时聚居，共同劳动生活，死后共葬，即所谓“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族”是社会最基层的聚落单位，每一个族“族居、族葬、世业”，其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邢义田经过对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族居、族葬和世业的研讨，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在寓居方式和生活伎俩上有十分激烈的持续性。重新石器时期开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不论称之为氏族、宗族或家族，即维持着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追求富国强兵而纷繁变法，变革措施大抵是依照县邑乡里的地缘结构增强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将庶民重新编排进一个新的层级结构，以地缘取代血缘，而是在原有的聚落之上加上新的地缘性质的行政编制，非但不会破坏原有的聚落结构，以至还希望强化传统血缘性聚落的团结肉体，如齐国管仲的变法，寄军令于内政，希望抵达的目的是“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移。伍之人祭奠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一个聚落的人“祭奠同福”，阐明他们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络，为同族之人；“卒伍整于里”，就是说军队基本战役单位的士兵都来源于同一个里，也就是同一个宗族，这样在作战的时分就会“欢欣足以相死”，“守则同固，战则同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图，绘有不规则地散布在河流两岸的六十多个里；在同墓所出另一幅驻军图上，也是依山水之势散布着几十个里，显然，它们原本是一些自然构成的乡村聚落，只是后因由政权加上了里名，归入乡里组织而已，里制的树立并没有改动原来聚落内部的结构和形态。 商鞅变法对秦国宗族组织的打击可能较为彻底，但并不是说宗族组织已荡然无存，秦国厉行分异法，以小家庭为主，但是分进来的小家庭与父母的家、兄弟的家、从兄弟的家，大约还是寓居在同一个里中。而且违背分异法的惩罚只是倍其赋，并不是太过严厉，很多家庭会出于各种思索，宁愿承担倍赋而不分异。我们仍能看到秦国宗族存在的例证，好比跟随嫪毐作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秦王对樊於期也是“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李斯、赵高都被“夷三族”。官方的法律仍以灭“族”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其实是招认了“族”的存在和位置。山东的宗族权力可能愈加根深蒂固，齐国田氏之族居然庞大到需求分多次徙往关中，到第五伦家的分支时，曾经是第五批了。即便阅历秦始皇徙关东豪富12万家到关中，但秦末大乱时，关东的强宗大族仍能疾速集结力气群起反秦。普通庶民的宗族状况，能够从张良对刘邦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天涯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那些跟从刘邦的谋士武将，原本都是过着与宗族亲戚故旧生死相依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宗族，刘邦一旦复立六国，他们就会各返其国效能，回归宗族组织之中。 编户齐民的家庭是五口中心小家庭，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小家庭都会盲目地寻求更大的宗族组织的维护，其左邻右舍都是或亲或疏的宗亲故旧。宗族是两汉基层社会的主要单位，或许比中心家庭还要重要。在某一里，或某一乡，或某一县，或某一郡，总有一些宗族由于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或其他机缘而支属众多、宗族强大，这样的宗族就是当地的豪族。那些跟从刘邦的游士，其宗族原本可能只是普通的小宗族，待逐鹿胜利，他们拜官封爵，由于控制着政治资源，其宗族就一跃成为当地的豪族了。“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宗族的范围与权力，常常与该宗族的中心家庭及其首领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相关。 诚如学者所言，“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以至是不可能的” 。豪族在中央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及其与国度政权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以至是决议了汉代历史演进的进程和方向。“豪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概念，历两汉四百年，豪族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国度政权的互动方式也有不同。劳榦很早就以《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为题，做过开创性的研讨 。另外，汉朝辖境广大，不同地域之间的人文天文习俗差别较大，各地域的豪族也表示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刘敏提出深化汉代豪族研讨的两个方向：一是注重从时间的阶段性上审视；二是深化从空间的地域性上察看 ，指出了进一步细致研讨的方向。 “豪族”是在“宗族”的基础上成立的，“豪”是指这个宗族的实力和权力而言，但还是“宗族”的一种。能否被称为豪族，固然与宗族的绝对实力有关，但也与其在所在中央的相对影响力有关。小者有乡里一级的豪族，稍大者是县一级、郡一级的豪族，此三者都是中央豪族；再大者是超中央的具有全国性名誉和影响力的大豪族。一个宗族被冠以“豪”，强调的是这个宗族在某一层次上具有超越其他家族、宗族的权力和影响，对中央事务以至是国度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汉代豪族的来源途径多种多样，有的是六国贵族孑遗，他们应用祖上遗留下来的财富和权力，在天下鼎革之际依然坚持着家族相当的影响力；有的是从龙功臣，汉帝国树立，他们成为军功受益集团，各自的宗族逐步展开成豪族；有的是依托力农或经商而得的财富，固然财富不是成为豪族的充沛条件，却是必不可少的，普通而言，豪富之家更容易取得中央上的影响力，并经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权益，以稳定并扩展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有的依托强力，主要是西汉初期的俊杰、豪侠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类豪族遵照的“义”的原理与国度的政治统治请求相悖，遭到国度政权的严厉打击；最主要的途径是依托与国度权益的协作，经过入仕而光大宗族。宣元之后，国度对豪族的态度由打击抑止变为吸收容纳，入仕成为展开宗族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豪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动自身，以顺应政权的请求，家世、学问、财富、权益等要素逐步合流，最终构成东汉的世家大族，世族是豪族在汉代展开的最高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即所谓士大夫阶级，在与宦官对立的政局下被视为“清流”，世家大族是当时豪族的主流形态。但是宦官的子弟、婚姻、亲戚及投靠宦官的官吏，常常也获致庞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宗族强大，虽是“浊流”，但他们亦是豪族。 在两汉四百年的进程中，豪族与政权的交互关系阅历了复杂的调适过程。 从汉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度政权与豪族的关系比较慌张。汉初各级国度权益被军功受益集团这一特殊的豪族集团所垄断，从贾谊之际遇可见社会上升渠道之壅塞。汉武帝更化改制、征伐四夷，擢用大量能人异士，史书称誉当时之得人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 但是许倬云指出，“这时期名义上似乎生动的社会动摇，事实上只是若干惯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 ，功臣集团的权益让渡给了皇帝，但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发作什么改动。 汉帝国树立伊始就将关东残留的六国贵族及俊杰游侠视为政权的要挟。而且，豪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权力，他们力气强大，兼并土地，武断乡曲，役使贫弱，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风险力气。所以，从高祖时分起实行“徙陵”制度，将六国王侯之后、世吏二千石、高资富人迁移到诸陵，就是有意地压制关东豪族权力的展开。汉武帝除了厉行徙陵制度外，关于没有移往诸陵的豪族，应用酷吏和刺史给予监控和打击。大多数酷吏曾经担任过“御史”一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出身多为单寒的刀笔吏，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理想工具。刺史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刺史，毫无疑问代表着皇帝的企图，是皇权的得力工具。 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则是从经济上打击豪族。 但是汉武帝对豪族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在国度的强力打压下，豪族表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豪族权力为何如此顽强？这的确是个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大约有如下几个缘由。第一，豪族作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社会力气，假如政权对之打压过甚可能构成严重的结果，国度一定有实力和决计不顾结果地打压豪族。好比武帝末年盗贼频起，陈启云的解读是当朝廷的敛财政策“触及郡县以下的中央时，触及土地一切者的耕田时，就遭到了有土天时益的豪族的激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均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状况。这招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普遍的不安定” 。所以后期汉武帝调整了政策，与豪族权力达成了妥协；昭帝时期诏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宣帝时期注重二千石的选拔，遏止苛暴，循吏辈出，都是这种调整的持续。第二，豪族的基础是宗族，只需基层的宗族结构不变，即便一批豪族被打压下去了，但是留下的权益空间自然会有另外的宗族填补，构成新的豪族，故而豪族的权力虽经打压，却坚忍顽强，持续展开。 甘怀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谈到西汉中期以后国度权益的向下渗透问题：“秦及汉初固然在政体上强调‘天下一家’，但其所建构的政治支配是一种虚像。其实国度权益并没有才干深化基层社会。西汉中期起，盘据中央的统治者藉（借）由选举制度，以州郡等中央长官为媒介，应用了既存的君臣关系的制度，由州郡长官辟召在地的精英。再透过长官与被辟召者之间的君臣关系，使皇权能够藉（借）由这层人际关系的网络，由朝廷扩展及于基层社会。” 中央守令所辟召之人，多为中央豪族，所以说宣元之后，汉代国度政权开端寻求与豪族协作，打压豪族的种种政策也逐步中止。 汉代国度的基础是编户小民，但是众多小民的五口之家并非孤零零地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并非以中心家庭的范围去直接面对雷霆万钧的国度机器，绝大多数小民都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宗族主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祖先的祭奠是他们肉体的归宿，中央的日常次序由豪族支配。在这样的基层社会生态下，国度政权必须为其统治树立中央基础。汉代国度改动对豪族的政策，寻求与之协作，就是为了树立一个基盘下沉、具有重心的权益结构。但是在政权中容纳豪族是一把双刃剑，豪族具有的兼并和扩张倾向又会逐步腐蚀国度的小农经济基础。正如川胜义雄所说，豪族既是乡里次序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也是这个次序的破坏者，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均衡，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置的问题。 岁举孝廉制度的确立为国度政权与中央豪族的协作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一制度创设于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汉武帝创设此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与豪族协作，而是当时随着军功集团逐步退出权益舞台，留下了较大的权益真空需求填补。汉武帝全力开动国度机器对内改制，对外征伐，需求大量人才，政权需求注入新的血液。经过岁举孝廉的制度，豪族子弟取得仕进之途，但制度的本意不是调和国度与豪族的关系，各中央并没有认真看待举孝廉，经常是“阖郡而不荐一人”。国度与豪族间的关系调整还要等候。到元帝时期豪族在汉廷曾经取得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汉廷开端主动调试与豪族的关系，寻求协作和融合，武帝时期创设的孝廉制度成为中央豪族进入国度政权的绝好通道，许倬云强调其意义说：“自此以后，中央上智术之士能够等候经过正式的机构，肯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益结构中，参与这个权益的运转。纵然这时其他权益机构，如经济力气与社会力气，都曾经服属在政治权益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原文为距字，此处已修正——作者注）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俊杰逐步演化成为中叶以后的士大夫。” 举孝廉之后仕途较为畅通 ，豪族子弟大量进入政权之中。 宣元之后，中央长吏普通都会辟除中央豪族为掾属。武帝之后实行了严厉的中央长吏本籍逃避制度，出任中央郡守、县令的官员都是外籍，这些外来者要想管理中央不得不依赖熟知一方习俗，而且在中央上具有深沉关系和权益网络的豪族来出任掾属，辅佐政事。“这种守、相、令、长等长吏由朝廷任命外郡人士的制度，突出表示了国度权益对中央社会的外部凌驾和强加性。与之相反，郡、国、县、邑的属吏以及大量的乡官里吏则都是由本地人充任，而豪族因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特别是强大的宗族权力而成为主要人选。” 《宋书·恩幸传》追述汉代仕宦的身份背景为“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后汉书·朱穆传》引《谢承书》说朱穆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由于督邮是郡中显职，新太守见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固然朱穆回答说：“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 ，但是考其身世，祖父朱晖曾为太守、尚书令，父亲朱颉官至陈相，他年少为郡督邮，自然是由于族势了。朱穆答新太守的话固然机巧，但究竟也是奉承，所谓新太守甚奇之，遂历职股肱，自然是由于新太守需求倚重中央豪族管理一方，最后举朱穆为孝廉，此为出任中央掾史的豪族提升的通常途径。黄留珠考得汉代307名孝廉，其中能肯定家世者有184人，将家世分为官贵、富豪、平民、贫民四类，统计结果是官贵128人，占69.6%，富豪11人，占6%，平民29人，占15.7%，贫民16人，占8.7%。 邢义田调查了324位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从经济背景来看，孝廉极少来自清贫之家，大多来自仕宦之族，多有曾为州郡佐吏的阅历，习经或者律令。邢先生指出：“东汉仕宦不只是德行、才干和学识的角逐，也意味着财富、家族权力和政治关系的竞争。” 由此看来，宣元之后，豪族既控制了中央的政治权益，也进入中央，在朝廷有了发言权。国度权益与中央权力分离，国度取得了豪族权力的支持，国度政权的基础愈加稳定；豪族则进入国度政权机构，取得了政治权益，得以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利益。 豪族权力的壮大，十分具有标记性的事情是元帝时期徙陵制度的废弃。元帝永光四年诏曰：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庶民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分别，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公告天下，令明知之。 尔后成帝营昌陵又不成，“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可见元帝之后，徙陵没有再被执行。在成帝营昌陵时，陈汤上疏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从皇帝的立场而言，中央权力的坐大、贫民的破产总会令他忧虑不安，在陈汤的劝恿下，成帝一度企图恢复徙陵制度，但是正多么倬云所说：“事实上，恐怕都是由于东方的大族不愿迁移，而他们此时已在中央有发言权，不再像武帝时一样随意的受人支配了。” 西汉后期，由于豪族权力的展开，小农破产状况越来越严重，为了遏制国度的编户民沦为流民或豪族的依附民，朝廷尝试出台了限田制度，哀帝时期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但即便出台的是较为缓和的限田政策，在哀帝时分的政局下也无法推行。不得罪巨室的为政准绳，岂但盛行中央，连中央一级也开端奉之为圭臬。 国度政权发作骚动的时期，恰是中央豪族发挥影响力的时分。王莽失败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触及豪强大族利益的理想主义变革，无疑是失去支持的基本缘由。王莽末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缺乏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帜令，今此无有者，直温饱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悦，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谓。莽闻之忧惧” 。王莽没有将有10万之众的饥民集团放在心上，但是当刘伯升起兵后，他则忧惧惶恐，是由于他对中央豪族具有的实力、号召力、组织才干是十分了解的，豪族人物开端起兵叛变，王莽心知大势已去矣。 余英时作“两汉之际各地俊杰起事表”，调查各个俊杰的起事地点、初期兵力、社会身份及起讫时间，得出三点结论。（1）两汉交替之际的群雄并起，乃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俊杰聚众起兵之事。（2）就已有资料统计，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白记载，据情形判别则仍似为豪强大姓。（3）边郡人口稀少，大姓未几，起事者亦少，少数士族大姓容易构成割据或独霸，而中心肠域及东南诸郡，士族大姓林立，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刘秀集团就是这些蜂起林立的豪族起事集团中的一个，“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未几都是豪族出身” ，如寇恂、岑彭、吴汉、耿弇、祭遵、刘植、耿纯、马援、窦融、李通、邓晨等。刘秀政权的树立就是仰仗南阳、河北及河西三地豪族的支持，打败其他地域豪族政权的结果。 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刘秀对前去征讨的冯异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平定安集”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伎俩。建武四年，“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 。吴汉无疑是体会了光武帝看待各地豪族“平定安集”的要旨。同样，在对彭宠叛变的处置上，刘秀表示得顾忌重重，并没有全力镇压。这一方面固然与彭宠曾立有大功，叛乱是被朱浮激成有关；另一方面，彭宠是南阳人，又是北州豪族和功臣的代表，对此事的处置方式，不只关系到光武帝自己的形象，也关系到皇帝与河北豪族的关系。孙家洲指出：“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置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要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权力而刻意作出的姿势。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以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作奇妙影响。”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环境存在，这个环境就是豪族的社会影响力与东汉政权的豪族背景。 豪族在东汉的进一步展开表示为“世家大族”的构成，世家大族是豪族展开的最高形态，权益、学问、财富完成了合流，世家大族考究地望、郡望，门第观念逐步强化。西汉时可能就曾经有含糊的门第观念了，“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被萧咸婉拒后，董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 。萧咸兄萧育，“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 ，公卿子弟相交，相互荐达，出名长安，令人羡慕，颇有后世世家滋味。董贤家一时暴起，董贤父希望联姻萧家，就是看中了萧家的名望，而萧咸拒绝之，也颇有东汉高门不婚“浊流”的意味。 刘增贵从两个方面阐明了东汉的门第习尚。（1）以族势大小分，但不再是西汉之尚富贵，而是包含了整个族势，门户的大小高寒为人所看重，“名族”、“著姓”之类的说法盛行，与之相对是“寒门”、“单门”。（2）以家族德望及家族性质来分。东汉儒家既盛，又尚时令，除家势富贵外，“名士”更是社会之所尚，士人每以特立独行赢得令名，德行亦渐成家风之重要成分。世家大族从普通豪族中分出，更与“浊流”相区别。当时三大豪族权力：外戚、宦官和士大夫，构成了三个相对封锁的婚姻圈，成为东汉门第的特征。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应当明了，帝国的统治结构固然是以中心家庭的小农为基础，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小农并不是单独空中对庞大的国度机器，他们常常与同宗族的人过着聚居、共葬、世业的生活。一个聚落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宗族构成，这些宗族有的枝叶繁茂，有的可能相对零落。豪族是在中央上具有相较于其他宗族更大的力气和权力的宗族，中央次序主要由豪族主导。其次，国度政权的统治不可能永远依托国度机器的强力维持下去，它必须建构统治的社会基础，寻求与中央权力的协作。汉武帝将专制国度机器的马力开到最大，展示了极大的发起才干，但这种做法究竟不能长期持续，社会有其能够接受的极限，专制如皇帝也必须在社会的接受极限下妥协。汉武帝末年各地的盗贼，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中央豪强组织的，汉武帝的国度主义财政政策和高压伎俩迫使他们必须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朝廷派遣绣衣使者，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将骚动暂时停息，但假如国度的政策没有调整，对豪族的方针没有缓和，停息也只是暂时的，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后的政策转向，昭宣的缓和政策，表明国度放弃了高压伎俩，开端寻求与豪族的协作。再次，豪族具有双面性，其既是中央次序的首领和维护者，也是小农经济的破坏者、帝国统治基础的腐蚀者。豪族与政权协作，经过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控制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徙陵、限田、度田等有损豪强利益的政策都无疾而终，豪族最后展开到国度政权迫不得已的水平，或者说，将国度改构成豪族性质的国度。最后，豪族的兼并、领主化倾向并没有无限增长，这种恶性倾向遭到来自豪族自身某些质量的抑止。宣元之后豪族与政权开端追求协作，这个时分也是儒学开端成为国度主导认识形态的时分，通经入仕，儒学世家更能坚持世代为官，夏侯胜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桓荣族人说：“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儒家秉持的道德理想和对共同体次序的追求，使得浸润儒学的豪族对自身的领主化倾向有反方向的抑止，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就是这种类型豪族的代表。他们十分注重在地域社会内的名望，盲目抑止了领主化倾向的展开。“浊流”豪强则肆意欺凌小民，灵帝时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庶民，庶民之冤无所通知，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相对而言，“清流”愈加顾及天下国度庶民，有道义理想和为政准绳，而“浊流”只是钻营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 （二）西州中央豪族的长大及其对中央社会展开的影响 了解豪族是了解两汉史演进的一个关键，同样，了解西州豪族的长大和展开，也是了解西州地域社会及其历史的关键。西州豪族是两汉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豪族共有的结构和特征。但是还必须思索到，由于长大在帝国新开辟的边沿地域的移民社会之中，西州豪族具有某些与中原豪族不同的特性。（1）西州的豪族构成相对较晚，固然展开较快，但是他们的权力、涵养及门望，均不如中原豪族，在豪族散布地图上处于边沿位置。（2）边疆地域为多战之方，羌胡杂陈，西州豪族具有明显的武质化倾向与羌胡化特征，依托军功起家者较多。（3）由于天文位置的限制，西州豪族较少涉入中原地域的政治军事争斗，大家世族的展开和持续较为平稳和耐久。（4）由于地域偏狭和实力相对较弱，在天下骚动之时，西州豪族不会主动去逐鹿中原，具有激烈的自保特征，容易构成中央割据政权。还必须阐明的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只是西州豪族产生和展开的初期，到西晋及十六国时期，西州豪族的权力才达至鼎盛。 西州是汉帝国在武帝时期渐次西进拓展而树立的“新疆土”，经过国度有计划的组织和民间的自然活动，西州地域的汉族人口比重不时上升，从中原迁移而来的人口成分主要包含招募的普通平民、安置的贫穷流民、减刑徙边的刑徒及其家眷、被贬抑流放或是逃祸避难的官员以及因服徭役兵役而留滞者，来源十分复杂多样。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归国时劝诫新任都护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恶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较多的重刑犯被减罪徙边，还有逃难避祸之人以及郡国恶少年之类大量涌入西州地域，想一定居在西州的大多数人的素质与西域吏士差未几，这构成西州之民风与内地相比更为强硬和彪悍。即便如此，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西州中央次序就会堕入一种无序的紊乱状态。西州的移民实边、建置郡县是在国度的主导下中止的，汉朝早就树立了一套严厉且成熟的移民实边方式。晁错曾细致论述了移民实边的步骤和措施，国度须预先建筑城池、居所和相应的防御设备，从边疆屯田的步骤来看，首先实行军屯，待水利设备树立有成、地步耕作成熟之后，再募民前来。能够说，政府事前曾经在边疆新区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坚固的基础之后才开端移徙平民来接手。在这样的移民步骤和移民方式下，每一个移民都会严厉地编入政府的户籍名册，处在政府有序有力的控制之下。如此一来，新疆土之上的社会次序可能很快就树立起来了，而稳定的中央次序为西州豪族的展开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伯希和带回法国的编号为P.2625的一件敦煌文书中，叙说了敦煌名族张、阴、索氏的系谱和事迹，其中追述了张氏和索氏的汉代先祖从中原迁移到敦煌的经过，这对研讨西州豪族的构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文书头尾皆残，叙说张氏的部分前残，叙说索氏的部分后残，只需中间叙说阴氏的部分是完好的，可惜对阴氏的叙说并没有追述其先祖的迁移状况。羽田亨将这一文书命名为《敦煌名族志》，据池田温研讨，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朝廷为编辑《姓族系录》向各地讨取当地氏族的资料，《敦煌名族志》可能就是沙州官府依照请求向朝廷提供的本地氏族资料。 张氏、索氏是敦煌有名的大族，《敦煌名族志》载张氏汉代先祖曰：“［ ］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 ］孙。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帝以光有大功，寝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籍□□，子孙莫睹。” 记索氏汉代先祖曰：“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清河张氏为避霍难而举家西奔天水，后来又迁往敦煌，成为敦煌的大族。索氏的一支在汉武帝时期因忤旨徙边迁往敦煌，另一支在王莽时期也迁到敦煌，二支均出自巨鹿，依据在巨鹿时分聚居的方位而称为“南索”和“北索”，由于世系久远，不能分辨长幼，南索、北索“咸累代官族”，成为敦煌著姓。能够看出，敦煌大姓中的张氏、索氏在中原时期原本就是豪族，因逃难或贬谪而移徙到敦煌，疾速展开成为敦煌地域的豪族。 由于豪族具有文化、经济及宗族优势，即便经过迁移，也能在新居地快速站稳脚跟，成为新居地的豪族。邢义田经过对豪族迁移状况中止研讨，以为豪族展示出来的生命持续力是惊人的。汉初刘邦将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田氏迁入关中，他们入关后，仍能具有极大的财势，维持宗族的生存和展开。《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颜师古注《急就》“田细儿”条说“汉兴徙田族关中。今之高陵、栎阳诸田是也”。注“景君明”条说：“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 刘增贵调查了汉代的益州士族，将益州的外来移民分为四类，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四种移民中原有不少东方或关中的社会上层阶级，他们移入后疾速在巴蜀生根，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其中部分人控制了当地的资源，重新成为有力阶级。” 清河张氏、巨鹿索氏之所以能展开成为敦煌的大族，与其原本的宗族权力自然有密切关系。固然不一定一切迁往西州的中原豪族都能在西州展开成为豪族，而且西州的豪族也不一定全是由外地迁入的豪族展开而成的，但是迁入的豪族的确成为西州豪族的主体部分。 敦煌的大姓还有氾氏、令狐氏、曹氏，他们之前均是中原豪族，因事徙入敦煌。汜氏，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汜氏家传并序》：“成帝御史中丞汜雄，直道见惮，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 令狐氏，据令狐德棻撰《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开国公令狐使郡碑铭（并序）》载：“公讳熙，敦煌□□人也。□大夫□□之后，……远祖迈为汉建威将军，与翟义连谋，为莽所害，子孙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载：“令狐氏……汉建威将军迈，与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称，皆奔敦煌。伯友入龟兹，文公入疏勒，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毂。” 曹氏，据《郃阳令曹全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 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 氾雄在汉成帝时迁往敦煌，其迁移的缘由与张襄相似，皆为避祸，徙居敦煌后“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令狐迈在西汉末参与了翟义征伐王莽的阵营，翟义起兵是豪族对王莽的一次对立，令狐迈位居建威将军，自然是豪强大族。迈兵败身死，子孙逃亡，长子、中子皆逃入西域，季子称被迈的故吏维护，居于敦煌，后来展开成敦煌大族。曹氏乃曹参子孙，随着汉武帝的向西开辟，曹氏也向西迁移，在陇右河西诸郡都有散布，“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迁入敦煌的一支成为敦煌大姓，而散布在安定、武都及陇右诸郡的曹氏也是当地的豪族，而且曹氏宗族散布西州各地，相互呼应，最为强盛。 敦煌是西州最西缘的一个郡，中原人向西迁移，多是逐段迁移的，好比一个宗族先迁入陇西、安定、北地等与三辅毗连的地域，接着宗族的一部分继续向西到金城、武威、张掖，最后再往西迁到酒泉、敦煌等最西缘的郡县，“枝分叶布，所在为雄”的状况多是由这种迁移方式带来的。我们看到，敦煌的大族，有的是为避难迁移而来，如张氏、氾氏；有的是逃亡而来，如令狐氏；有的是被贬谪的犯官，如索氏；有的是主动迁移而来，如曹氏。获罪的官吏被迁移到西州的很多，武帝时因戾太子事情而被牵连的官吏，都被发配到敦煌，“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陈汤、解万年“俱徙敦煌”。因罪徙往朔方的也很多，安帝时太子废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 。顺帝时得罪梁冀的官员很多被徙往朔方。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杨赐原本也是要徙朔方的，但以曾为帝师而得免。 王莽末年是中原豪族迁往西州的一个小高潮时期。“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更始败，三辅大乱。……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王莽败，天下乱，……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 汉代人的基本生活单位，既是家庭，也是宗族，这些人避难河西，绝不会是单个人只身前往，而是要携宗带族，如杜林那样“将细弱俱客河西”。固然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陆续东还，但正如尤成民所说，他们在河西的避难寓居无疑增强了河西豪强的力气。 他们的迁移过程也证明了豪族的迁移，在大多数状况下是举族而迁，至少是某族的一个分支，而不只仅是个人或者家庭。 两汉之际，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西州构成了窦融、隗嚣和卢芳三个中央权力。窦融父兄都曾在河西为官，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王莽末年求任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抚结雄杰”，寻求与河西中央豪族分离，取得他们的支持。隗嚣起兵时的盟词为：“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 表明他的主要支持力气就是陇右地域的十六家豪族。卢芳的中心支持力气是安定三水俊杰，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很可能都是朔方部各地的豪族代表，他们后来与卢芳连谋，并取得匈奴的支持，长期割据一方。西州这三股割据权力的兴起是两汉之际天下豪族纷繁起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州豪族曾经展开到一定的水平，能够与中原及东部地域的豪族一样，凭自身力气树立中央政权以自保或者逐鹿。关于窦融、隗嚣和卢芳，下节还将详论，此处不赘。 光武帝中兴汉家，隗嚣、卢芳等权力被打击下去，投靠光武的河西窦融集团，在天下平定后，光武帝一方面出于对西北豪族的防备，另一方面出于制衡河北豪族及南阳豪族以伸张皇权，将窦、马、梁等西州豪族迁入洛阳，恩赐甚众，委以重担。窦、马、梁等宗族与皇室通婚，成为东汉一流的大族，但是脱离了西州本土，西州的豪族权力无疑遭到某种水平的抑止。但是，和西汉时期的诸种抑止政策一样，国度抑止豪族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东汉政权对豪族的妥协退让越来越多。西州位处帝国的西北边疆，东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人才格局依旧未变，运营西域、出击匈奴为许多西州豪族经过军功来展开和稳定宗族权力提供了机遇。在东汉中后期，西州地域的“羌患”愈烈，朝廷迫不得已起用习知西州天文习俗且明于军事的西州俊杰，构成了西州军事集团，构成了西州豪族的又一个展开高峰。 上文所言的敦煌张氏、索氏、氾氏、令狐氏、曹氏家族，在东汉时期都取得进一步的展开。东汉时张氏有“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 ，威震西州，出名京师；据《敦煌名族志》，索氏在东汉有“索□明帝永平中，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城。□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拜尚书郎，稍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 。可见索氏多立功西域，依托军功立族。氾氏在东汉的状况，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氾氏“孝廉纪世，名誉有闻”，氾吉为蜀郡太守，其第二子煛“高才通经史，举孝廉，擢拜为尚书，后迁左丞相”。氾孚，吉之孙，“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关于令狐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条说，令狐迈季子称由故吏维护，居于敦煌，“称六子：扶、坚、由、羡、瑾、猛。由字仲平，后汉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涣、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辉、洽、延、溥。溥字文悟，苍梧太守” 。王素指出，“东汉以后，令狐氏在敦煌繁衍生息，蔚成大族。他们仕郡宦州，累世荣华，冠冕西土，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中央豪强” 。曹氏的状况，据《郃阳令曹全碑》，曹全高祖父曹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其祖父曹述“举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其祖父曹凤“举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也是世代仕宦。安帝元初时的敦煌太守曹宗，可能就是出自敦煌曹氏，由于边郡的特殊性，没有严厉执行本籍逃避制度。盖氏在东汉时也展开成为敦煌大姓，东汉末的盖勋，“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曾祖父进，汉阳太守。祖父彪，大司农。”《谢承书》曰：“父字思齐，官至安定属国都尉。” 东汉时期表示西州中央豪族权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武威的田氏。建武年间，任延出任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 。田绀大约是田氏宗族的首领，出任武威的将兵长史，其宗族宾客纵容，为霸一方。任延一次收系了包含田绀在内的五六人，绀少子立刻汇集了数百人攻打郡城，其宗族力气的强大可见一斑。郡大姓攻击官府的例子还有酒泉黄氏。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诛杀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 。武威的大族还有段氏，《通志·氏族略》：“汉文帝时段邛为北地都尉，成帝时段会宗为西域都护。” 段氏由于多在西州任官，所以落籍武威，东汉后期显赫一时的段颎就是出自武威段氏。还有贾氏，在东汉末西州兵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贾诩，就是出自武威贾氏。 庞参为汉阳太守，去拜会当地贤人任棠，“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 。假如任棠的微意真的如庞参领悟的那样的话，则可见汉阳强宗权力之强大，致使于任棠要采取这种“哑剧”的方式晓谕太守，其中有其避祸自保的要素。即便是庞参过度联想了，但是他一下子联络到“欲吾击强宗”，也是由于他对汉阳强宗势盛的状况有所了解的缘故。 《三国志》记载了酒泉一桩豪族间的恩怨，“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 。赵氏、李氏应该都是中央豪强，李寿杀赵安后，并不担忧官府的清查，只是担忧赵安儿子们会报复，当赵安三子同时病死、赵家宗族的权力衰落时，李家大喜。后来赵家女儿刺杀了李寿，值得留意的是，县长感其孝烈，不肯清查其义务，中央政府关于豪族间恩怨所持的态度，颇可玩味。赵氏当时与庞氏联姻，庞淯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庞氏想必也是酒泉豪族，赵家的女儿嫁给了同郡庞氏，是中央大族间通婚的表示，东汉后期豪族间构成了固定的婚姻圈子，十分注重门第的匹配，这种习尚也传到了西州。 中平元年（184），羌人起义，北宫伯玉等劫金城人边章、韩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 边、韩俱是金城的大姓名族，著名于西州，在中央上颇具号召力。麴氏也是金城大族，“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麴胜袭杀祖厉长刘隽” ，王宗维以为“祖厉，东汉时为武威郡辖县，位置在金城榆中东祖厉河下游，此麴胜大约就是金城榆中人” 。三国魏晋时期金城、西平涌现了许多麴姓将帅，想必金城麴氏在东汉时曾经有一定的宗族权力基础了。两汉之际安定的卢芳遭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得以分离朔方，连谋匈奴。东汉时期安定最著名的大族是皇甫氏，皇甫规祖父棱出任过度辽将军，父旗出任过扶风都尉，兄为雁门太守，为官宦世族，东汉后期皇甫规平定羌乱，立有大功，皇甫族盛极一时。后来其兄子嵩平定了黄巾起义，威震天下。 安帝永初四年（110）朝廷因羌乱欲弃凉州，“议者咸同”，此时虞诩向太尉谏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辟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缺乏当御。” 此论一出，太尉大呼“微子之言，几败国事” 。虞诩指出当时实践上是壮勇无比、习于兵事的西州豪强牵制了羌乱的向东蔓延，假如朝廷丢弃他们的故乡，一旦西州豪强聚谋起兵，朝廷将难以抵御。虞诩的话击中了朝廷公卿心中的“隐忧”，这一层利害一旦明了，弃凉之议遂告中止。朝廷依照虞诩的倡议，辟西州俊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抚循，由此可见西州地域的俊杰权力及其武质化特征，使得朝廷不得不正视之。 东汉时期豪族逐步世族化，完成文化、族势和仕宦的合一，家学渊源成为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冯培红在调查了汉晋敦煌大族的展开进程后指出：“东汉后期，敦煌大族注重儒学文化树立，以经学传家，并追求官宦仕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 敦煌大族的这一演化趋向与东汉时期整个豪族的世家化趋向是分歧的。西州表示出这一趋向的，也不只敦煌一地。以“凉州三明”为例，皇甫规被梁冀排斥，“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 。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 。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张奂删定《牟氏章句》，著《尚书记难》；皇甫规教授门徒，表示出很高的学养深度；段颎武质倾向较强，但也是折节好古学；这种状况在西州豪族中可能并不少见。据《敦煌名族志》，固然敦煌索氏以军功起家，但是至东汉中后期有索堪，甚有才名，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有索展，游学中原，师事太尉杨赐；有索翰，师事司徒王朗；由此可分明看出索氏从军功型大族向儒学名族转换的痕迹。更典型的是氾氏，据《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东汉中后期氾氏有氾煛，高才通经史；氾孚“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孚志节尤高，耽道乐业，州累辟命，司空曹公察孝廉，皆不就。下惟潜思，不窥门庭，或半年百日，吟咏古文，欣然犹□，精黄老术。苍梧太守令狐溥与太常张奂书曰：‘仲夏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其见重如此。病卒”。“氾咸，字宣合，为侍御史辅之玄孙也。咸弱冠从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行不苟合。初，咸当世非政分歧，门无杂客。太常奂致书与令狐溥曰：‘宣合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是以尤屈’。” 这里尤可留意者，是张奂与令狐溥之间关于本地人物的品评谈论，感染了中原士大夫之间好品评人物的习尚。令狐溥官居二千石，张奂为九卿，均是敦煌大族的代表，他们之间互通书信，联络密切。令狐溥致书张奂，言氾孚“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张奂也曾致书令狐溥，言氾咸“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我们隐约能够看到一个敦煌中央的士大夫交际网络，他们之间谈论的主题是本籍人物的学养、涵养、立身处世之道等。由于资料的缘由，我们只看到了张奂与令狐溥关于本郡人物的品评，但是我们不能扫除有更大的西州士大夫之间的交际网络与更多的品评行动的存在。东汉时人极重地域，史籍中常呈现“名震西州”、“著名西州”、“名闻西州”的评价和“西州士大夫”、“西州俊杰”的泛称，隐约可见一个以“西州”作为地域单元的认同存在。张奂和令狐溥既是敦煌的代表，也是西州的代表，假如他们就西州其他地域的人物中止谈论，当不无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会依据场所不同而取最小条约数，张、令狐同为敦煌人，相关于西州，敦煌可能是他们之间认同的基础，但是假如相关于中原士大夫，西州则是他们的认同基础。张奂与安定皇甫规交往甚笃，他们之间的“认同”想必就是整个“西州”了，在某些时分，他们之间就整个西州人物中止谈论品评是十分可能的。 但总的来说，在中原士大夫的心目中，西州豪族的特质依旧是“习于兵事”、“壮勇无比”，凉州是“寡于学术”，西州豪族的文化成就不被中原士林看重，西州最顶尖的人物也没有进入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中心圈之中。以当时士大夫相互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而言，无一西州人。皇甫规是西州豪族的代表，“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皇甫规曾经是西州第一流的豪族了，但是在中原士林中居然“素誉不高”，党事起的时分，天下名贤皆列为党人，而规并不在党禁名单中，皇甫规在“清浊”对立中是支持党人的，但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士林，都没有将他视为党人。这里的“耻”字用得活灵活现，皇甫规的“自首”也不被朝廷接受，只是这样的态度得到了党人的好感。张奂虽名列党籍，但是在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 张奂带兵围歼窦武固然是被宦官所骗，但是他“不知本谋”，阐明他与士大夫中心圈的疏离。假如他与中原世族联络较为密切，对当时的政治意向有所了解的话，以张奂的政治倾向看，他是不会助纣为虐，破坏士大夫们诛除宦官的计划的。段颎则是“曲意宦官”，更为中原士大夫不齿。金发根列东汉党人地域散布表，将三辅与西北边郡合起来调查，其中所列属于西州的党人有张奂、皇甫规，如上所论，都有些牵强；金先生还列了盖勋，但二次党锢均与他无关，而且他与贵戚还有说不清的关系，只是盖勋与刘虞、袁绍相谋诛除宦官，具有反宦官的政治倾向。但假如只是在政治上反对宦官，那么党人之定义则稍嫌普遍了。 总的来说，西州豪族与党人的关系是很疏离的，西州豪族的展开，特别是在文化上相较于中原世族是滞后的。 邢义田调查了东汉孝廉的地域背景，东汉105个郡国中有41个无孝廉可考，属于西州的郡国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张掖、酒泉、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朔方、五原。安帝时，王符说：“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 虞诩说：“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 举孝廉是当时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这条路关于西州豪族来说，并不通畅。邢先生留意到，“边郡的孝廉完整集中在顺帝朝以后，这应该和顺帝以后，边乱日亟，习于边务的北边人士才有了表示和留名史册的机遇” 。西北边乱的严重为西州豪族的上升提供了机遇，刘增贵列《后汉各州公卿数量比较表》，凉州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例为0.88%，出有三公3人，占三公的比例是1.90%，三公比例÷人口比例＝2.16；出九卿11人，占九卿的比例是3.36%，九卿比例÷人口比例＝3.81，三公比数仅低于司隶，九卿比数高居一切州之首。刘先生解释这一现象说：“凉州状况特殊，一方面人口甚少，另一方面外患频仍，立功边域者常常成为公卿。凉州公卿中期以前的皆为安定梁氏（梁统之族，卿占六人），梁氏为外戚，与普通士族有别。其他公卿如张奂、段颎、皇甫嵩、王邑皆在汉末，至于董卓、李傕更是状况特殊，故比率偏高。” 出自西州的公卿集中出往常后期，与孝廉集中于顺帝之后的情形是分歧的。这与西州的战略位置及羌患有关，是特殊状况，并不能阐明西州豪族的仕途有多通畅。 汉武帝之后，以迁移到西州的原中原豪族为中心，构成了西州的豪族权力。王莽末年又有一批中原豪族避难西州，加快了西州豪族的展开，两汉之际构成的窦融、隗嚣、卢芳三个中央权力就是西州豪族权力得到较大展开的表示。东汉树立后，西州一流的大族都被迁往中原，与皇室联姻，成为外戚大族；西州本地豪族的展开遭到国度政权的抑止，但是这些抑止措施效果有限，在东汉中后期应用羌患的加剧重新崛起，以其武力特征令中原大族侧目。西州豪族自身也呈现世族化的展开趋向，涌现了一批通经好学的代表。固然如此，西州地域的学术展开水平究竟有限，并不被中原士人主流看重，西州第一流的大族人物也没有能进入当时士大夫网络的中心圈。东汉中后期羌患渐烈，朝廷大量起用西州俊杰平定叛乱，不得不给西州豪族更多的入仕方便，因而西州可考的孝廉集中在顺帝之后，出任公卿的西州俊杰大多依托军功而起。这一状况的改动要到西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变乱，五胡乱华，大量中原大族避难河西，河西的学术有了质的飞跃，乃至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 （三）隗嚣、窦融与卢芳：西州三大豪族的割据与统一 本书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及汉朝中央与中央的互动这两个互动方式下调查西州的历史。汉帝国的西北边疆扩展成“西州”，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开辟西州的前期，无论是移民、屯田、驻军、征伐，西州都是作为一个“客体”，被中央王朝发起、组织的各种力气来“运营”、“开发”。待西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展开到一定水平时，西州的中央权力逐步展开、沉淀，西州亦取得一定的“主体性”，本地人士的地域观念逐步增强，构成了特殊的中央利益请求，并具备了完成这种请求的力气。西州的“主体性”增强后，其能量将以某种方式反响中央，两汉之际西州构成的隗嚣、窦融和卢芳三个割据权力，就是西州权力具备了一定主体性的表示，他们在光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表演了或正或反的角色，发挥了或推进或阻挠的作用，构成了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一次反响与互动。 隗嚣是西州割据权力中力气最强的一支，隗氏乃天水豪族，隗嚣好经书，“少仕州郡”，后来得到王莽国师刘歆的赏识，可能是经过征辟途径，歆引隗嚣为属官元士。由于隗嚣有在京城做官的阅历，他在家乡甚有名望。刘歆反莽被杀，隗嚣由于与刘歆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于是返归故里。假如王莽的新朝持续下去，隗嚣在政治上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但是新莽的覆亡使隗嚣的命运呈现转机，正如荆邯所说的“隗嚣遭遇运会” 。 隗嚣成为陇右中央权力首领之过程颇为迂回。初，在王莽末年天下俊杰纷繁起兵的浪潮中，隗嚣季父崔、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等策谋起兵，隗嚣劝止说：“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 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出隗嚣并不倾向于投机冒险，他好经书，与刘歆兴味相投，是以一个儒生的容颜呈现的；另一方面能够看出隗嚣缺乏对天下形势做出正确判别的才干，王莽之政已惹得天下怨怒，东方起义者甚众，王莽军队接连失败，有识者皆能看出天下大势，而隗嚣却表示得畏葸懦弱。隗嚣的情形与光武构成对比，“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 。光武也是儒生，但是面临与隗嚣大致相同的局面时，光武所展示出来的谋略与胆识不是隗嚣可比的。隗崔、隗义、杨广、周宗等不顾隗嚣的反对，聚众数千人攻杀了王莽任命的中央长官，反事已成，担忧“宗族何辜”的隗嚣反倒成为可能被拖累的宗人，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隗嚣固然没有参与最初的起事，但是起事的俊杰们以为应该选一名素有威名的人来做首领，才能够号召中央，统一众心，负有名誉的隗嚣于是被推举为上将军。史书的记载比较戏剧性：“嚣推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 令人费解的是，隗嚣岂但没有参与起兵的谋划，而且得知后还反对，为什么众人还要推举他为首领呢？隗崔、隗义既是隗嚣的父辈，又是起事的谋划者和指导者，在他们之当选择一位出来不是更契合常理吗？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缘由。第一可能是隗嚣在宗族中的位置，他可能继承了隗氏宗族之大宗的位置。隗嚣少仕州郡，可能就是由于他是隗氏嫡宗的关系，史书没有其父的引见，很可能其父较早逝世，隗嚣继承了大宗位置。《后汉书》对隗崔的描画是“素豪侠，能得众”，固然他是隗氏宗族的成员，但倾向于“侠”的一面，不见有仕宦的阅历，只是纵横乡里的土豪，无论是在宗族中的位置还是在乡里的名望，皆无法与隗嚣相比。隗嚣是以儒生的容颜呈现的，而且少仕州郡，在中央上具有影响力。后来征辟入京，成为国师的僚属，西州以一偏僻之地、文化落后之乡，竟能出一位得到刘歆这样当世最具学问名望者赏识的人物，自然是中央上的自豪，隗嚣的名声可能遍于整个西州。第二，或许是更为重要的缘由，即隗嚣曾参与反莽活动。隗嚣与刘歆有密切的关系，而刘歆的败亡恰是由于反莽之谋的失败，在当时天下纷繁起兵反莽的局势下，隗嚣是反莽的先行斗士，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隗嚣“移檄告郡国”中也强调了这一事情：“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 隗嚣由于这一事情而返归乡里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在起事檄文中对这一事情的鼓吹，无疑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隗嚣曾经的反莽阅历的记忆。由于具备以上种种条件，看来隗嚣的确是陇右能够推举出来的最有号召力的人选了。事实上，这个选择的确收到了效果，仰仗隗嚣的号召力，陇右集团疾速集结了十万众，击杀了王莽的雍州牧和安定大尹，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隗嚣权力疾速抵达鼎盛。 尔后不久，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征召隗嚣等入京，其军师方望力劝止之，嚣不听，执意进京。当时更始政权的形势看起来十分好，“是时海内俊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隗嚣并无逐鹿天下之心，见到更始政权统一天下似乎有了头绪，便决计投靠，却没有看见更始政权内部的重重问题及天下形势瞬息万变的可能性。这次分开自己的依据地贸然进入长安的阅历十分激烈地影响了隗嚣之后的政治决策，后来他坚决不投诚光武可能就是源于这次进京留下的心理阴影。抵达长安后，隗嚣被封为右将军，隗崔、隗义坚持旧有的封号。可能由于在长安遭到了冷落，并亲身感遭到了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瓦解的风险，隗崔、隗义计划逃回天水脱离更始，隗嚣此时做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决议，向更始揭露了自己的叔父，隗崔、隗义被诛，隗嚣因而升任御史大夫。隗嚣在长安的权位来自更始帝，但更始帝的权益究竟是有限的，当时“赵萌专权，威福自己。……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 。“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隗嚣的不如意不可思议，当赤眉入关后，他竟与张卬等谋劫更始东走，而张卬等的计划是“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 ，与此等层次的人为伍，可见隗嚣的无法和政治水平的平凡。后来事情败露，隗嚣逃归天水，召集旧部，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在两汉之际的大骚动中，窦融的身份阅历了多次转换。窦融宗族乃大姓豪族，祖上世代为官，到王莽摄政时，窦融是王莽阵营中的一员，以强弩将军司马的身份镇压了翟义、槐里赵明、霍鸿的反莽军事行动。莽末天下群起叛变时，窦融先后跟随王匡和王邑“平叛”，王莽败后窦融投诚更始大司马赵萌，赵萌甚重之，为校尉，成为更始政权的一员。赵萌荐窦融出任巨鹿太守，窦融鉴于东方的紊乱及更始政权的无力，不欲出关，由于其高祖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在河西地域树立了深沉的关系网络和权益基础，具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窦融与兄弟商议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根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能够看出窦融对更始政权的前景并不抱达观态度，他怀着顾全宗族的目的，选中了在经济上“殷富”，在武力上有“精兵万骑”，在天文上便于“根绝河津”以守的河西，于是连日托请赵萌，得以改任张掖属国都尉。乘更始政权暂时掌控全国局势之时，窦融求得了张掖属国都尉的官职，其合法性来自更始政权。窦融来到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河西各郡守令都尉分歧以为：“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此时的河西五郡应该都归属更始政权，其守、尉的任职与窦融一样都得自更始政权的任命，却都以为天下“未知所归”，河西应当团结，推举一位首领以自我保存并“观时变动”，于是窦融被推举出来任河西五郡大将军。起初服属隗嚣，后来服属更始的河西五郡，此时团结成一个利益相连、进退与共的集团。隗嚣从长安逃归天水据故地后，河西五郡名义上依旧服属于他，但曾经是自成一体了。 卢芳在王莽末活动在安定三水一带，应用当时人心机汉的状态，诈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结交当地俊杰和羌胡，乘莽末天下紊乱之时，应用豪族及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占领了安定及其周边地域。更始入长安后，卢芳接受征召，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卢芳被三水俊杰推为上将军、西平王，衔接西羌、匈奴，成为西州的一支重要中央力气。 值得留意的是，西州三股割据权力的兴起，既与当地的豪族有密切的关系，也与西羌、匈奴等游牧部族有密切关系。窦融到河西“抚结雄杰”，就是欲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后来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在河西孤立无党而自动解印绶去，可能就是由于他们自身不是河西的豪族，也未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尔后，窦融对河西的政治权益中止了调整，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库钧为金城太守，这些太守要么自身是西州著姓，要么与窦融一样，曾有家族成员在河西为官，具有一定的权益关系网络，能够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经过此次调整，河西集团内部权益与利益得到了妥善调和，集团的凝聚力得到增强。陇右及其周边地域普遍散布着种类繁炽的羌胡。羌胡善骑射，是一支劲旅，隗嚣对之采取笼络招诱的政策，“初王莽世，羌虏多背离，而隗嚣招怀其豪酋，遂得为用” 。“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 窦融在河西“怀辑羌虏”，河西地域散布着大量的羌人、小月氏、匈奴人及各种杂胡，这些游牧者比汉人愈加善战、骁勇，在军事上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气，后来耿恭在引荐窦固时说：“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 ，可见窦融对羌胡也是笼络怀柔。 无论是隗嚣还是窦融，都必须对西州羌胡种落中止招诱和笼络，西州的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究竟都落后于中原，之所以能在两汉之际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由于其羌胡劲兵在军事方面的优势。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就是看中这里能够征召羌胡“精兵万骑”，张掖属国的部族构成首先是匈奴浑邪休屠部未能迁往五属国的部分，还有秦胡、卢水胡等 ，此外也有不少的羌人。卢芳起兵首先依托的是三水属国的羌胡兵，并取得了安定地域豪族的支持。更始败后，也是三水俊杰共立他为上将军、西平王，尔后他立刻做的事情是“使使于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人立卢芳为帝，居于匈奴，其弟得以将胡骑返安定。后来他称帝于五原，也是匈奴谋划，由先前各自起兵的五原的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迎立的，卢芳权力“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和隗嚣、窦融一样，卢芳既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也寻求与羌胡的分离，但不一样的是，隗嚣、窦融招诱羌胡，能将羌胡兵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应用的主要是散布在属国及内迁到郡县中的外族，而卢芳却是寻求塞外匈奴本部的支持，其政权是匈奴所立的一个傀儡，对匈奴的依赖性较大。 更始败后，隗嚣示好光武帝，接受了光武政权册封的“西州大将军”，配合了邓禹在关中的军事行动，围歼赤眉，阻击公孙述。光武帝统一天下采取先东后西、远交近攻的战略，为了牵制公孙述而极力笼络隗嚣，对他“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 。这里固然用“敌国之仪”，但隗嚣与光武之间并不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光武接受了隗嚣的服属，构成了君臣关系，只是为了表示优厚慰藉之意才采用了“敌国之仪”的殊礼。后来当隗嚣首鼠两端的态度明显后，光武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恰阐明先前曾经构成了君臣关系，所以这里才“正”之。由于割据益州的公孙述并不比割据西州的隗嚣更有实力和正统性，所以隗嚣才“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 ，而关于刘秀，固然不一定甘心，但并不像对公孙述那样“耻为所臣”，故接受了封号，构成了正式的臣属关系，采用了光武政权“建武”的年号。 但是隗嚣在割据与统一之间摇晃犹疑，并没有坚决的立场。有史家将隗嚣的失败与他优柔、重复的性格联络起来，李景星《四史评议》说：“《隗嚣传》纯写其游移不定，忽止众人之起兵，忽从众命而自立，忽应更始之征，忽违更始而去，忽为汉击贼，忽拒汉讨蜀，忽上书诣阙，忽假辞不朝，忽遣子入侍，忽称臣邻封，自古有如此举措而能成事者乎？” 隗嚣的确缺乏对天下局势的苏醒认识和对自身出路的明白定位。原本天下纷乱，英雄辈出，固然天下思汉，但俊杰崛起，异姓一定不可胜利，荆邯评说隗嚣：“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迭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 假如隗嚣不甘心臣属于人，自当抓住运会，仰仗西州劲兵，招诱英雄主动出击以争天下。原本时局纷扰，武力相争强者胜，奉天承运只是胜利者的专利，结局亦未可知。但是隗嚣选择了“卑辞事汉”，“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 ，丧失了逐鹿中原的机遇。既如此，他就应该专注事汉，以求功赏，但后来又叛汉依蜀，前功尽弃。 隗嚣与班彪对天下形势曾有一次讨论： 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团结，数世然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迭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庶民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从隗嚣的设问来看，他以为天下形势之走向要么是战国纵横之局复起于今，要么是重新统一于一人；从他反驳班彪的话来看，他似乎对刘汉复兴不以为然，以为他姓亦可如高祖一样创建新朝。从他的话我们似乎觉得他在为自己争夺天下寻觅合理性，但是他没有高祖的雄心与才略，并没有出而争天下，似乎只是希望天下维持着团结并立的局面，自己能够割据一方，重现战国的局面。但是隗嚣又没有为重现“战国”局面而行动，反而归附光武，为其平定东方赢得了时间。而且，经过秦、西汉二百多年的统治，皇权大一统观念深化人心，统一天下是皇帝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诚如班彪所论，周末与汉末之形势截然不同矣，未来的皇帝绝不会允许任何割据者的存在，六国之局不可再现，隗嚣要么选择自己去争当那个统一天下的“一人”，要么选择一主归附，以望胜利之日计功受赏。但是他既不出争天下，也不专附一主；既助光武稳住西州，使之能够专力平定东方；但是当东方平定后，又反欲脱离光武，与卢芳、公孙述分离对立之，其选择岂但重复不定，而且相互矛盾。《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俊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 张玄的话应该在某种水平上表示了隗嚣的心机和企图，但可笑可悲的是，隗嚣心中最高的谋划只是“可为六国”。这种谋划使得隗嚣堕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不愿看到光武统一，但是又为光武平东方赢得了时间；起初自耻臣属于公孙述而斩杀了其使者，后来为了对立光武帝又接受了公孙述的爵号。 窦融曾经致书隗嚣，表白了自己对他选择的不解。 亲遇厄会之际，国度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悁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胜利，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致使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 窦融的话可谓句句击中隗嚣内心之关键，而且指出隗嚣尔后不是依附于卢芳就是依附于公孙述，战国并立之局不会呈现。无论是示之以利害，还是激之以亲情，隗嚣依旧执迷不悟，最后被光武政权消灭。 隗嚣的选择，主要归责于他个人。将之归于其他要素，好比陇右豪族的中央性，或是西州经济、军事、天文等要素的局限性都是次要的。他之起兵并不是主动为之的，性格犹疑重复，政治识见平平，关于天下形势和自身未来都缺乏正确的判别和定位，以至还妄图倒退到战国团结并立的局面中，特别可见其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隗嚣后来在阻挠光武统一的事情上表示出令人难解的偏执，我们或答应以从他之前两次长安之行的痛苦阅历中寻觅缘由。隗嚣第一次进入长安是由于得到刘歆的赏识，被征辟为元士，但是随后刘歆由于阴谋反莽被杀，隗嚣被牵连而分开京师，其中细致的情形无从知晓，但是此事情给隗嚣留下了不小的阴影，长安的凶险、政治的黯淡使他心有余悸。影响更为深重的是隗嚣第二次长安阅历，当时更始进入长安，招隗嚣等入京，隗嚣不顾方望的劝止而入京，但进京后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取更大的胜利，反而遭到冷落，致使于其叔父们阴谋逃归天水。隗嚣由于揭露了叔父们的阴谋而升任御史大夫，但是在更始政权的权益格局中，更始帝自己权益有限，遑论处于依附位置的隗嚣，而且揭露自己叔父的行为一定让隗嚣接受着庞大的心理与行动压力。赤眉入关后，隗嚣与张卬等阴谋劫更始，阴谋败露，“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 。这次仓皇狼狈、险象环生的逃亡在隗嚣心底留下了重重的心病和阴影，在逃归天水的马上，隗嚣一定对自己当初没有听方望的话后悔不迭，为叔父的死自责不已，或许此时他就暗暗下定决计，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支配。当刘秀统一东方后开端运营西方，敦促他进攻公孙述的时分，隗嚣直接面临的压力骤增，想到公孙述一亡，自己只能再一次入京，曾禁受制于人的阅历及历史上种种兔死狗烹的先例，令隗嚣对刘秀的统一前景惊惶不已，故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挠。假如我们说隗嚣患有某种肉体上偏执的疾病，也不会离事实太远，这种偏执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张玄在河西游说时说的“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可谓隗嚣心事的真切表白，“虽悔无及”是隗嚣经过张玄的口说出了自己长安之行的切肤感受。王元说隗嚣时说：“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 ，隗嚣对此自然有刻骨的体会。总之，隗嚣不愿再分开自己的依据地，不愿失去权柄而再一次受制于人，所以他后期的一切行为，都能够从此中寻觅缘由，面对窦融“于众何如？于义何如？谓吏士何？谓留子何？”的劝说，依旧坚执己见，顽固到底。 窦融固然也像隗嚣一样，在两汉之际阅历了身份的多次转换，但是相较于隗嚣的优柔重复、进退失据、偏执地阻挠光武的统一，窦融是目的明白的，政治识见高明，行动坚决，辅助光武完成了对西州的统一。当初更始政权败亡时，“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这些人大都劝说隗嚣归附光武，促进统一；当隗嚣叛汉态度渐明时，这些人有的东归光武，有的西走窦融。班彪当初从隗嚣时，就力劝隗嚣归汉，并作《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于是班彪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 。窦融到河西后，固然河西五郡分离成一个集团，但名义上还是依属于隗嚣的，正是窦融对隗嚣所说的“从役于将军”，但此时窦融及其集团依旧处于张望状态，河西集团的自保性十分明显，当初五郡推举首领时的初衷原本就是“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窦融以为“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所以必须首先自保，然后观时变动，选择真主。鹈饲昌男经过居延汉简中呈现的年号简对两汉之际河西的政治意向中止了研讨，从开端称“复汉”，到更始政权的“更始”，再到赤眉的“建世”，再到不知何以纪年而运用平帝的“元始”，再到光武的“建武”，河西地域运用的年号频繁改换，这既阐明河西政治意向的不稳定，也表明河西采用的战略是不得罪任何一方权力，力争避免战祸，河西在不时变换年号的过程中自我保存，察看时局，以寻觅真命天子。 班彪抵达河西后就劝说窦融归附光武，大约此时前后，隗嚣派遣的辩士张玄也抵达河西，劝说河西分离陇右、巴蜀抗拒光武，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当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由于班彪的劝说，更由于窦融精详当心，对天下形势深思熟虑之后，河西集团决计投靠光武政权，派出长史刘钧赴洛阳，所谓“奉书献马”就是策名委质，树立直接的君臣关系。在此之前，河西是经过隗嚣而归属光武的，此时隗嚣叛迹越来越明显，窦融有与隗嚣不同的政治判别与选择，所以不再经过隗嚣，而是直接通使洛阳。鹈饲昌男指出“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明河西的“建武”年号是间接得自隗嚣的。至建武五年（29），“遣使取得胜利，窦融自光武帝处得到玺书，授予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张掖属国都尉、凉州牧官职与黄金二百斤。至此，窦融与隗嚣作为不同的权力存在，得到了光武帝的正式招认，光武帝对西部的控制取得了重要的效果。在河西，‘建武’的年号在名义上固然没有变更，但是以隗嚣权力影响下的建武三年至五年夏，与光武帝直接控制的建武五年秋以后相比，河西地域的政治状况应当是有所区别的” 。后来窦融带领河西的军队，配合光武帝两面夹攻，消灭了隗嚣的权力，为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赐窦融的玺书中，光武说：“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 固然得到了窦融的投诚，但是之前双方究竟没有直接交往过，光武心中并不是一点疑虑也没有，而且当此“臣亦择君”之世，光武的这些疑虑是完整能够了解的。光武在玺书中将这些话明白说出，既坦诚又高明。窦融等得书惊叹“天子明见万里之外”，复上书致款款之情：“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 窦融也十分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愿与选择。后来光武得到窦融指责隗嚣的书信，诏报窦融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叛臣见之，当股栗羞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 对窦融是愈加的信任。李景星评议《窦融传》说：“又将光武与融往来之书详悉载入，以见其心心相印，无所用其诈虞。其尤得力者，则为融让隗嚣书，句句为嚣谋，却句句显露己之本谋。随又载光武诏书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云云，见融之所为，朝廷无不周知。忽从两面叙，忽从一面叙，忽用暗写，忽用明写，千态百状，五花八门，总显显露融之心事全在光武心事中，而光武心事又全在融心事中也。其有始有终，君臣交美处在此，而作者用笔之妙处亦在此，此真可谓写生妙手矣。” 此诚精彩之论，得其情矣。 卢芳的权力是与匈奴密切联络在一同的。两汉更替之际，匈奴处在呼都而尸单于的指导下，趁着中国骚动无暇外顾，匈奴重新树立了在北方草原的霸权，又一次将西域归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恢复了对乌桓、鲜卑的统治，与冒顿单于时期匈奴达至鼎盛的方式很是相似。《剑桥中国秦汉史》剖析：“但是相似之处与理想相比更多是名义的。主要由于中央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历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 固然如此，但是此时匈奴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内部战乱招致的实力分散与衰落，使得匈奴能够对中国内部战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始二年，刘玄遣使使匈奴，单于谓使者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收兵击莽，空其边疆，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刘玄政权拒绝了匈奴的狂妄请求，但是起兵安定三水的卢芳却接受了匈奴的条件，匈奴于是遣数千骑迎卢芳至匈奴，立为汉帝，将卢芳留在匈奴中，使其弟领胡骑回安定活动。匈奴经过支持割据者来影响中原的政局，当彭宠叛变时，“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 。北部边郡的起兵者，如五原、朔方、代郡等都与匈奴有联络。建武五年（29），在匈奴的谐和和谋划下，“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随着光武统一陇右、巴蜀，开端集中力气处置北方问题时，卢芳就面临庞大的压力了，光武的招降战术开端起作用，建武十二年（36），“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 。十六年（40），卢芳入居高柳请降，被封为代王。后来由于光武忽然中止了卢芳的朝见，令其忧恐，遂又潜逃匈奴，最后客死大漠。 卢芳能长期割据于西州之一隅，首先是莽末天下战乱之局给他可乘之机，应用人心机汉，打着刘氏后嗣的旗帜，有一定的诈骗力；而且，他得到了三水、五原、朔方、代郡等地俊杰的支持；其起兵依托了三水羌胡，后来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每当权力不支时，都在匈奴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割据之地偏在北部，排在光武统一序列的末位，所以存在的时间较长。无论是对卢芳还是对彭宠，匈奴的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收兵最多时也仅七八千骑而已，反映出匈奴因内部的问题而力不从心，彭宠、卢芳权力渐次被光武消灭。光武末年匈奴团结为南、北二部，明、章时期北匈奴在汉朝的打击下西去，南匈奴附汉，处在汉朝的维护和监视下，不再有要挟中原的实力。 隗嚣、窦融、卢芳三股权力在刘秀统一战争中表演的角色，能够视为西州力气对中原腹地的一个反响，表示了西州力气的长大，是西州对中枢的第一次反作用。下一章我们讨论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二次反响。 第四章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一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期特征 光武帝重建了刘氏江山，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时移世易，两汉树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作风、社会的结构、国势的走向均有很大的差别。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阅历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东汉国势的走向。在某种水平上，以至能够说这两个均以“汉”为名的朝代之间的“异质”断裂并不少于“同质”持续。 历史分期表示了史家对历史展开脉络的掌握和了解，在“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学者的历史分期中，东汉处在一个转机过渡期。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步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步构成。有日本研讨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这样的分期自创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措施，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分歧的规范，并非对西方理论教条中止硬性套用，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展开的内在依据动身的立场，其成果与魏晋封建论的结论有可相互印证之处。历史研讨普通依照朝代更替来分辨，做法固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规范，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掌握，做出契合历史内在动摇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表示。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严重转变：第一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第二次是唐宋之际。以这两个严重转机作为过渡期，有的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做出如下分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独立构成、展开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汉中期到西晋，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中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异族”醒悟，其权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个过渡期，唐末到五代，是外来权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从宋代到清代，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期。 真正有意义的时期分辨，应从中国文化展开的动摇大势，做内外两方面的调查。第一，从内部向外部展开的途径，即上古某时期中国某一地产生的文化，慢慢展开并向四方扩散的途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扩散的情形。第二，是反过来看，中国文化向四方扩散，由近及远，促进了其左近“野蛮民族”的醒悟，这些“民族”醒悟的结果，则时时呈现强大的力气，向中国的内部产生反作用的权力。这就像水波遭到池子周围堤岸的阻挠，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本书所讨论的两汉王朝与西州相互作用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由中心扩散到边沿，再由边沿回波到中原腹地的互动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回波”作用主要发作于中原农耕国度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国度的回波作用要大于南方少数族群的回波作用。 对中国历史的第二次严重转变，唐宋改造论的相关讨论曾经很多，但对发作在东汉时期的历史转机，学界讨论并不充沛。谷川道雄以为，汉武帝的扩张使得汉帝国将匈奴、羌、氐等部族都归入帝国的幅员中。汉帝国扩张的完成也意味着民族抵触的复杂化和猛烈化，东汉时期的羌人骚动，就是由于不堪汉朝重负惹起的，招致了东汉的衰亡。汉代的历史，就是帝国对外展开胜利后，结果反作用于自身的典型例子。对中国社会史的展开，可从中国文化的对外展开，及由此而引发的周边族群向中国内部渗透这两个矢量来掌握。由此两个矢量看来，汉帝国的确是一个对外展开的顶点，而帝国的解体则是向着由其自身产生的反动潮流转化的转机点。谷川氏“两个矢量”的观念，对掌握中国社会史的展开具有较大的启示性。第一个矢量是中国文化要素向周边的扩散展开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