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杨振宁回国记：父亲三次劝归未果，“临终都没原谅他”

2017年2月21日下午，“杨振宁、姚期智两位教授放弃外国国籍，由中科院外籍院士正式转为中科院院士”的音讯瞬间传遍各大媒体，引发人们的关注。

在行动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乡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

事实上，在杨振宁参与美国籍之前，新中国曾数次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劝其回国，但都未果。

1983年，杨振宁在一本书里提到“我的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新中国政府的号召，纷繁回国，以完成“科学救国”之夙愿。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出于多种要素的思索，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海外展开。

杨振宁是海外科学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1964年春他参与美国籍，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

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参与美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白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调查杨振宁在1964年之前与国内的联络状况，关于了解那个时期滞留海外的华人学问分子的心路进程和艰难抉择是有益的。

杨振宁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面见杨振宁

杨振宁进入新中国政府的视野并试图争取他回国，还要从其父亲杨武之说起。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不时都很畅通。从笔者目前控制到的资料来看，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没有证据显现杨振宁与家里的信息往来触及回国问题，他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扰政府。变更发作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招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不时牵挂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聚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

接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想：“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央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遇压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很快，杨武之的央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在这里，几个方面要素发挥了作用。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协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明，遂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上的严重发现，在国际上惹起很大反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物理学家，而且惹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好比，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分别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庞大的赞佩和自豪，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于这样卓有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自然是新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杨武之主动提出要压服儿子杨振宁回国，于是，同意杨武之赴日内瓦就成了一件一箭双雕的事情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想，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来到复旦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探望杨武之。

在各方面的支持和辅佐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探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遗忘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引见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候和新事物，并一同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

据杨振汉回想：“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通知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时地派人去笼络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劝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便由于种种缘由，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今潮流。”

由这段话我们能够看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真的，但“由于种种缘由，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胜利。至于“种种缘由”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杨振宁紧接着与国内方面的第二次接触，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而在国内惹起极大震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繁给予报道，提振人心。

中国物理学会再次发去贺电，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情感到自豪。”同时，中国政府还决议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与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企图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

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思索到张文裕自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教员。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不时坚持联络——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

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中国政府试图经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教员，压服二人回国工作。当时，张文裕正在苏联杜布纳分离核子研讨所工作，“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

据张文裕回想，在瑞典期间，“固然授奖活动的日程布置很慌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探望了他，并且约请他参与授奖仪式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浩荡宴会”。

当然，张文裕也没有遗忘自己的任务，“向杨振宁和李政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意义，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激国内的关怀。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分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取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外，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而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约请。

据张文裕回想，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高能物理睬议，国内又派他去做李、杨二人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张文裕在与李、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明显感到1957年国内的“反右运动”给李、杨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当张文裕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李、杨二人明显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或许就是由于这个显而易见的缘由，杨振宁没有在1950年代后期回国。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聚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央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任务。

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聚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树立遭遇迂回，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

在这种状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据杨振汉回想，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往常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样还能继续做研讨？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一朝一夕，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引见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往常中国的研讨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践动身，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而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压服力了。

据杨振汉回想，杨武之回国后说：“我听了你母亲引见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大哥听，我十分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践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母亲没有从久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出路的预测完好地说给振宁，并且压服他同我的见地分歧。”

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聚会，由于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国内的状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由于同样的缘由，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聚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大相径庭！在此状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不可思议。

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岂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遭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能够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机遇成熟时回国来，往常看只能说是机遇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抵触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逝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抵触有着细致的描画和深化的印象，他说：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引见了许多新中国的树立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中央我能了解，也有许多中央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争辩。有一晚我们争辩了良久，最后我说：“您往常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样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通知你，今天我们要承认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践是错的价值规范。”这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化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作的家庭抵触：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能够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患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整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一切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快乐，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划一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特地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打开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度的降生好比婴儿的降生，只是会有更多的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假如说1957年的杨振宁还有回国的热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曾经完整没有回国展开的念头了。这不只由于杨振宁已是头顶诺贝尔奖桂冠的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还由于国内政治运动和展开波折当时给一些海外学问分子激烈的心理震动。

不回国同样能报效祖国

关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任务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十分深化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特别后两次，都带有任务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倡议，不外一方面也是父亲身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图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与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聚会，他回想说：“当时中国科学需求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曾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固然十分愿意替中国效劳，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状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停顿。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假如继续在美国做研讨，未来对中国的作用和促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见地也觉得有些道理。因而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争辩。终于父亲没能压服振宁。”

经过上述这些片段回想，我们能够看到，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是极度痛苦的。但是，杨振宁最终选择参与美国籍又何尝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正如杨振宁在留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决议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测，从大多数国度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

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长大的人，做这样的决议特别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基本就没有长期分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以为是彻底的背离。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绚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屈辱和盘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不时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关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一直没有饶恕过我。”

进一步而言，杨振宁的心路进程由于其名人效应我们得以窥见一二，但是，关于千千万万像杨振宁一样在那个年代滞留海外的中华儿女，他们的心路进程又是怎样的呢？显然，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个庞大问题。不外，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自卑感去振振有辞地指责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回国” 。

援用文献：

1，《杨振宁文集（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顾迈男：《张文裕两度争取李政道杨振宁回国》[N].新华每日电讯，2014-08-01.

3，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吴之：《原子核物理学的重要发现》[J].科学通报，1957（4）

来源丨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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