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赠官的流变，用学术理论来了解，应该怎样解释？

引言

辽朝赠官的流变，用学术理论来了解，应该怎样解释？——首先，官民因生前抵达一定的规范或因殁于王事等特殊缘由而获赠官爵，即自身卒殁赠官。辽之前的自身卒殁赠官概略赠官可溯源至西汉，其为因人、因事的恤典，尚未成型。例如，《汉书》记载：“（翟）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

一、辽朝自身卒殁赠官的流变

翟方进任相九年，卒前爵位为高陵侯，其获赠的官爵均为生前印绶。追赠官员生前的官爵印绶是两汉时期赠官的主要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赠官展开完善的重要阶段，其内容丰厚，范围扩展。以北魏为例，其赠官内容是以将军号加中央长官号（刺史、太守）为主，赠官是有一定的基准的。赠官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对那些死于“王事”者和需求显彰功劳者，朝廷都对他们实行特别优厚的赠官——超赠。

此外，在两晋南朝大多数时间内，卒前最后官号在五品或者以上，是官员逝世后取得赠官的一个必要条件，且由于细致品级的差别、散实官号、内外官号，以至文武官号的不同，在细致的赠官内容上是有所差别的，应与当时的门第观念有关。

赠官至唐代已成为“经国之常典”，其制度日渐完备。唐之赠官以职官三品（附王公及散官二品）以上作为给赠最主要的范围和对象，并延伸至五品。唐初存在二官或三官同赠的状况，但随着官制系统中职事官取代散官和爵而成为中心，以及唐朝内外兼任的消弭，其赠官基本统一为给赠职事官一官。

此外，唐代赠官奖功酬劳的目的日益突出，因而除了高级官员的赠官之外，对死于王事以及在政权争夺中寿终正寝的人士乃至普通兵众也有赠官和普赠、追赠。赠官的范围向下层展开，触及到更多阶级的身后哀荣。

总起而言，唐代的赠官内容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赠官内容走向简单化。首先表示为双赠方式趋于消逝，单赠化在天宝十一载（752）基本完成，其次表示为勋官不再充任本阶，赠勋被扫除在赠官体系外。

第二，赠官内容的京官化。唐代散官的位置逐步降低，其在唐德宗朝以后基本不再作为赠官内容，这正是外官被扫除在赠官内容之外的表示。

第三，赠官的前移化趋向。首先表示为赠官品级上的前移，其次表往常职官性质上，赠与三师、三公、三省官以及东宫官的数量不时增加，这是前移的重要标记。

第四，赠官的文职化趋向。主要表示为赠与禁卫武官和都督的数量降落较快。第五，赠官内容的主体化趋向。自肃代朝起三省官、三师官、三公官和东宫官成为赠官内容的绝对主体。五代时期的赠官承袭唐制并进一步展开，为宋代完成制度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首先，在赠官内容方面：第一，作为赠官内容的职衔不时丰厚，爵位、三师官、三公官、太子三师、太子三少、三省官、寺监官、环卫官、检校官等在不同时期均为赠典的主要内容，第二，赠官内容的高品级化趋向。内容以正三品以上职衔为主，占比达95.5%，其中从二品以上占比达93.5%，第三，赠官内容的文官化、中央官化。除环卫官和武官性质的使职外，其他的赠官类型均为文官。

中央官化的趋向也较为明显。其次，在赠官过程中表示出重武轻文的显著特征：第一，武职出身者的数量和比例更大，第二，节度使在五代各朝均为赠官的主体，此外禁军将领、诸卫将军也是赠官的重要群体。再次，五代时期呈现经常性的集体追赠现象。最后，五代时期的赠官方式较为简化，表示为以单赠某官职为主，双赠的比例较低。

二、太祖时期能否实行赠官考辨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在人死后“赠官”之俗，部族首领死后不复追赠，仍以生前的名号来称谓，如匈奴的冒顿单于，死后未有似中原王朝谥号、庙号的称谓。据《北史》记载，“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

柔然与契丹同属东胡系，其言语、习俗有相似之处。而大漠草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固然称号不时变更，但“人既不曾消逝，民族也不曾完整决裂，他们发明的一切一切，是以‘荫蔽方式’似明似暗地、大名鼎鼎地默默传播着”。既然匈奴、柔然的君臣在死后有不追加称号的行为，那么，之后同样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突厥、回纥、契丹等也有可能有此习气。

在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前，契丹在唐朝和回纥汗国之间摇晃不定，叛服无常，其受唐制和草原旧俗的双重影响。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大贺氏首领窟哥内附于唐，唐太宗“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唐之官爵开端授予契丹君臣，汉官渐施于部族之中。

契丹族与“赠官”间的最早联络是在开元六年（718），首领李失活卒殁后，唐玄宗“为之举哀，赠特进”，唐朝用汉制的官爵来笼络契丹贵族，以密切外藩邦交。

此外，契丹还曾长期运用回纥官印，《旧唐书》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度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会昌二年（842）后，方换为唐朝官印。

揆诸理想，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契丹当较多吸收回纥之旧俗，并未于部族中实施“赠官”，汉制的官爵则须由唐朝皇帝授予或向唐政府请封。契丹在依附于唐朝之际，其首领卒殁后，唐以官爵为赠，以示恩宠，叛唐归附回纥时，草原政治文化传统占领上风。另外，从契丹语中的可汗、于越、夷离堇、俟斤、梅录、惕隐、详稳等官称来源于柔然、突厥、回纥来看，契丹在建国前无“赠官”当是事实。

神册元年（916），阿保机建元称帝，而此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该年三月，“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鲁为阿庐朵里于越，百僚进秩、颁赉有差，赐酺三日。”至神册六年（921），“诏定法律，正班爵”。

辽初庶事草创，阿保机因袭草原旧俗，似未行赠官之举。但《耶律智先墓志》云：“后太祖登九五位，追悼旌饰，□封楚国王，以报其忠爱先识之德也”，文意指阿保机追赠耶律释鲁楚国王的爵位。

而《辽史》则记载，重熙二十一年（1052）七月，追封于越释鲁为隋国王，《皇子表》也记释鲁于重熙中遭到追封，《辽史》的两处记载均未提及太祖时期追封爵位之事，然墓志书刻于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志文中的相关内容为其家族后人追述先世功德的笼统描画，故该处志文有误。

当然，也有可能是《辽史》记载有疏漏。由于针对《辽史》纂修过程的迂回，元好问就曾慨叹道：“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流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元末修成的《辽史》舛讹百出，特别是辽初史事的粗疏简单，曾经被史家所诟病。

可是，检索《辽史》及碑刻资料，的确未发现太祖时期的赠官记载。就是阿保机诸多的“佐命功臣”中，除韩延徽卒于应历九年（959），被辽穆宗赠与尚书令外，其他如死于太祖时期的耶律曷鲁、萧敌鲁、萧阿古只、耶律斜涅赤、耶律老古、康默记、韩知古等元勋，均未发现太祖有赠官之赏。

另外，阿保机即位后，也没有像中原王朝开国皇帝一样，为了显现自己皇位的正统性，追尊自己的祖先为皇帝，这也间接证明辽朝在太祖时期并未实行“赠官”。

三、太宗至景宗时期赠官的流变

检索《辽史》，发现赠官之例最早见于《赵思温传》：“（会同）二年，有星陨于庭，卒。上遣使赙祭，赠太师、卫国公”。辽太宗耶律德光听闻赵思温逝世，派遣特使前往吊祭，并以“太师+卫国公”的双赠方式赠赏思温官、爵。细铎之，会同元年（938）九月，“壬子，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著于令”。此外，《刘承嗣墓志》记载：“嗣圣皇帝都城大礼，圣泽无私，崇德报功，行爵出禄。

会同二年（939），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总起推测，大致在会同元年（938）后，一套依从汉制的官爵体系初步在辽朝确立，自身卒殁赠官也应时而生。

结语

总的来说，分离《辽史》和辽代石刻资料，发往常太宗至景宗时期有较少数量的官员取得官爵的褒赠。固然史料十分零散，但仍可窥见该时期赠官之类别、方式、品级、对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