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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讨所副研讨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讨方向为农业经济史； 黄文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硕士研讨生。 摘要：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负债，乡村金融干涸，高利贷猖獗，在当时，政府积极谋划树立现代乡村金融体系。不少学者也对乡村金融问题予以关注，对传统乡村金融问题及近代乡村金融机构等中止剖析，同时分离国外阅历提出改进乡村金融的诸多倡议。文章对民国时期学者和研讨机构对乡村金融的展开脉络、对乡村金融的理论探求、对新式金融机构和制度等相关问题的探求和研讨中止剖析。 关键词：民国时期；乡村；金融 乡村金融是指乡村货币资金的融通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主要为农业消费和农民生活提供资金保障，在乡村经济展开中占有重要位置。乡村传统金融包含传统高利贷借贷关系以及典当、钱庄、合会等传统金融组织，近代以来，高利贷借贷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典当、钱庄和合会在逐步衰落中展开。乡村新式金融不时展开壮大，其中包含银行、乡村信誉协作社和农业仓库等新式金融组织。乡村金融是金融范畴一个相对独立又具有特殊性的范畴，与农业政策和农业展开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乡村社会调查的热潮，乡村金融作为当时对经济社会展开影响较大的问题广受关注，不少政府机构、团体和学者在其乡村调查资料中都对这个问题有所反映，也有一部分特地针对乡村金融的调查成果相继问世。在吸收国外乡村金融阅历、总结本国乡村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向政府提出乡村金融改进的思绪、未来展开方向也是各方对乡村金融问题中止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对乡村传统金融的调查研讨 民国时期，负债是农民日常生活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求诸于借贷，包含货币借贷、实物借贷、赊卖预买等多种方式，来展开农业消费活动，供给全家生活所需，对付婚丧等特别时间的十分支出。农民会典当物品，来处置消费、生活中的资金需求，典当的物品种类繁多，衣服、首饰、粮食、农具等均可入当。在一些中央，会借助于合会这种互助协作的金融组织来免除高利贷者的盘剥，来借贷和蓄积资金。 （一）负债的状况 192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对浙江金华等八县的乡村中止调查的结果为，负债主数为农户的58.81%，负债额占资产额的31.6%。陈翰笙1933年对广东番禺县10个代表村的调查结果显现，负债主数比例为43.9%，其中地主负债主数占总户数的5.7%，富农占总户数的4.6%。[1]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14个地域852户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现，各地乡村负债主百分率，普通地在50%-70%以上。[2]1934年8月到1935年7月，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对十六省163县农家的地权分配状况中止了调查，结果显现各省负债主数占比为43.87%。[3] 由于农民日益贫穷化，负债主也就越来越多，债务也就越来越重。李景汉曾调查了定县5个村庄526户农家在1929年至1931年间的借贷状况，结果是1931年借债主数比1929年的增加78%。借款总额也是一年比一年多，1931年借款总额比1930年增加42%，比1929年增加133%。[4] （二）借贷的情形 民国时期高利贷在中国乡村较为常见，这一问题惹起了各界的关注。王寅生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高利贷的论述为基础，对中国高利贷作了理论论述和批判，[5]薛暮桥描画了中国高利贷的表示方式，并抨击了高利贷的危害性。[6] 就借贷的方式而言，实物借贷占有很大的比重。1933年秋冬，中央研讨院社会研讨所对广西12县1248户农家中止调查，在一年内各县农家借款家数占比为26.2%，借粮家数占比为17.94%。[7]就负债农户中各阶级分别来看，中农负债主中借谷户的比率高于富农，贫农则又比中农高。而富农借钱户的比率最高，贫农户的借钱比率最低。[8] 随着乡村经济的破产，大量现金流入城市，乡村金融干涸，高利贷利率不时增长。就抗战前的状况而论，货币借贷利率（年率）在30%以上，实物借贷利率则在70%以上，普通来说是从30%到全部致使五倍。[9]依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发表的全国22个省871个县借款利率的调查，乡村借款利率年利2分以下的仅占9.4%，全年平均利率2分至4分的合起来占66.5%。[7]上述利率是依据调查中的普通利率计算得来的，对真正的高利贷利率未加计算。1909年至1924年15年间，吉林扶余等县乡间贷庄的利息从月利3%增加到15%。[10] 乡村利率增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除了资金缺乏外，最主要的是借贷者不是为了从事消费，而是为生活急需所迫。据河北定县五个村的调查，借贷用于消费的很少，1929年占借贷的23.86%，1930年占21.24%，1931年占21.91%，其他都为生活借贷或还债借贷。[11]1933年，南京市郊殷巷村有50%的农户是为了还债和交租而贷款；汤山有43%的农户贷款是还债纳粮。[12]1941年，依据山东文登县西部15个村的调查，借贷96136元款项中，用于扩展再消费的占52.03%，用作杂支款的占5.87%，用于暂时维持生活的则为42.1%。[13]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结果显现，由于乡村经济衰退，农民日益贫穷化，农民无以为生，借款绝大部分就不可能用于消费，只能用于消费，用于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2] 乡村金融借贷期限普通在六个月至一年之间，农民借款，绝大部分要有抵押或保障，很少能凭个人信誉取得贷款。[14]据1934年全国被调查的22个省850个县农民借款来源，私人约占70%。这其中，地主占24.2%，富衣占18.4%，商人占25%。[15]多数高利贷者，原本就是在地租上有所积聚的地主，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率高过地租时，则愿意把资金转移到高利贷业方面。特别是在乡村，放高利贷固然有风险，但高利贷者作为个人是不征税者，担负轻于出租土地者。一旦高利贷资本利率低于地租率和商业利率，它就会转到土地和商业上来；反之，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也会向高利贷资本转移。乡村高利贷的主要角色，是商人、地主和富农。他们合计占借款来源三分之二，如将商店包含进来，则达五分之四。抗战以后，高利贷主的阵容有了一些显著的改动，银行跃居第一位，其次是协作社和商店。[16] （三）典当与合会 典当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在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其也多有讨论。民国时期有关典当的著作，主要有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17]、宓公干的《典当论》[18]、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的《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19]、区季鸾的《广东之典当业》等[20]。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著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典当的停业状况、内部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中止了多方位的讨论。孙文郁等受中国农民银行委托，对豫鄂皖赣四省五十余家当铺中止了调查，触及其所属种类、资本、组织、停业状况、在乡村金融中的位置等。[19] 合会是中国民间的协作组织，其功用之一就是人们金融上的互助。关于合会的研讨有较长的历史，最早对合会有系统研讨的可能是外国传教士。如1778年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著有《中国民俗录》，其中对合会有描画。[21]合会真正惹起中国学者的留意和研讨，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协作思潮传人中国和协作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协作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繁从中国历史寻求相似协作社性质的组织，于是社仓、义仓、常平仓、合会开端遭到学者们的注重。固然历史记载不详，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在中国乡村依旧十分盛行，所以给研讨者提供了活的素材。20世纪30年代合会研讨的代表性人物是王宗培和杨西孟，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分别是《中国之合会》和《中国合会之研讨》。《中国之合会》细致地引见了合会的种类、计算措施、会规等，是一部关于合会的综合性著作。[22]《中国合会之研讨》意在对合会中止改进，所以对合会利息按数学原理中止了精密的研讨，以求会员担负之公道，并研制了愈加合理的运转计划。[23]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在有关专著和专题文章中，对合会的方方面面中止了讨论，例如费孝通[24]和韩德章[25]对合会都有精深的研讨。 二、对现代金融的调查研讨 在旧式金融组织不时衰落的同时，新式金融机构慢慢兴起。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地乡村相继设立信誉协作社，农民银行和农业仓库等不时展开壮大，努力于有效处置当时的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积极探求树立新的乡村金融制度。 （一）信誉协作社 民国时期，乡村金融展开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农贷主要以协作社为对象，于是，协作社及协作金融成为广受关注、广被研讨的对象。近代协作主义的传播为国民党提供了理论上的自创，商业银行为过剩资金寻求出路也为协作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支撑。协作社是外来之物，于是如何促进协作社的展开便成为协作金融制度树立的首要问题。协作社创建之初，研讨主要集中引见协作社这种新兴事物之上，薛仙舟、陈仲民、王宠慧陈岩松等相继展开协作事业讨论会，同时期发行的《平民》、《协作讯》和《协作潮》等刊物是宣传研讨协作思想的主阵地。 关于协作社的讨论，主要有协作指导制度、协作社的兼营与单营、协作社组织的健全、协作社被地主豪绅控制等问题。张镜予的《中国乡村信誉协作运动》系统调查了1923-1928年之间协作社的展开状况，[26]郑林庄在《乡村经济及协作》中论述了乡村经济中的土地、资本、劳力、农场管理，以及乡村协作的种类、业务、组织、运营、分离等。[27]欧阳苹、张履鸾所著将石德兰（C. F. Strickland）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协作讲座的讲义翻译为《乡村金融与协作》一书，系统引见了信誉协作社的放贷、资金管理、会计和审计，协作运动中政府的作用，协作机关等。[28]伍玉璋1929年受中国协作学社担任人王世颖之托，编写了《中国协作运动小史》，全面引见了中国协作社的展开概略。[29]侯哲葊在乡村协作运动方面著述颇丰，在《乡村协作运动》中论述了乡村协作组织、种类（置办、贩卖、应用、信誉协作等）和协作运动。[30]在《协作金融论》论述了协作金融的实质，引见了各种类协作金融如消费协作金融、都市小消费者协作金融、农业的协作金融、特殊协作金融、国际协作金融等。[31]于树德于1919至1920年间参考日本有关协作社的文献，著有《信誉协作社运营论》，对信誉协作社的理论与实践运营做了全面引见。[32]陈振骅对农业信誉问题中止了论述，对土地信誉原理、信誉协作原理、信誉协作社等都有触及，在当时弥补了学术界对农业信誉问题关注的缺乏。[33] 以“中国乡村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深化乡村调查研讨，关于协作事业的实践作用做了更多方面的剖析。骆耕漠依据1933年12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江浙陕甘等省展开全国农民借款来源的调查结果中发现信誉协作社在农民借贷来源中位置十分有限，仅占1.3%。他经过比较乡村资金流出量高与流入量，以为信誉协作社引导资金活动的作用式微，[34]李紫翔深化调查1931-1935年的信誉协作社散布状况和比较协作社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差别，以为协作事业存在地域散布不均和人均提高率较低的弊病，[35]罗俊和孙晓村分别从资金殖利的性质和信誉协作社放款的高利贷性质剖析了其局限性，[36][37]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信誉协作社难以对复兴乡村经济起作用，忽视了其对阻止乡村金融下滑的正面作用。 （二）协作金融 民国时期的协作金融分普通银行参与农贷及协作金库两种状况，关于树立系统的协作金融系统，特别是树立中央协作金库的必要性，以及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树立协作金融系统一直存在争论，关于政府在协作金融制度的树立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意见不分歧。 1 协作金库 系统的协作金融制度主要是经过树立各级协作金库机构体系而完成，有关协作金库的讨论，诸如性质、业务、资金来源、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成为协作金融制度研讨的重要内容。协作金库即协作银行，以放款于协作社为目的。作为乡村协作金融的重要内容，协作金库常在乡村金融、协作金融等研讨中被论及。姚公振的《中国农业金融史》、丁宗智的《八年来之协作金融》、张绍言的《协作金融概论》、陈颖光和李锡勋的《协作金融》等，不同水平上论述了协作金库的定位、作用、影响及展开倡议等内容。[38]-[4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兴起对协作金库的特地研讨，主要触及协作金库的制度、展开和运营运作。陈维藩的《协作金库论》讨论了协作金库的来源和其他国度设立协作金库的状况。[42]叶谦吉探求了我国协作金库制度意义。[43]薛树薰讨论了协作金库的实质及其组织系统，[44]以为协作金库最理想的组织层级应该是三级（县、省、中央）。周耀平的《抗战中培育起来的协作金库制度》论述了在抗战时期设立协作金库的状况与特性，强调其必要性，弥补了当时学术观念的缺乏。[45]谢子诚的《协作金库制度之研讨》系统地讨论了协作金库的规章制度、各级协作金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作金库与信誉协作社的联络等。[46]寿勉成的《我国协作金库之沿革与未来》[47]和黄肇兴的《中国协作金库展开史之俯瞰》[48]都叙说了抗战前后协作金库的设立、特性及展开沿革。顾尧章的《新县制下协作金库规程之商榷》对协作金库的基本状况及展开状况做了系统的论述，[49]为后续研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协作金库的运停业务包含放款、存款、汇兑和代理收付等，李奇流在《协作金库业务论》中对协作金库的各项业务做了细致调查。[50]除此之外，对各地域协作金库的研讨也有不少成果，如凤纯徳的《四川省协作金库及各县协作金库之概观》、魏竞初的《广西协作事业回想》、陈兆适的《湖南的协作金库》以及郑厚博的《贵州省县协作金库业绩之剖析》等，在这些论著中对四川、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域协作金库的组织、展开、业务和铺设机关等做了细致研讨，[51]-[54]丰厚了区域金融史的研讨素材。 2 银行放款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商业银行乡村放款热潮，为濒临解体的乡村注入了有限的资金，外部资金给协作社及协作事业带来了诸多影响。商业银行能否应该主导乡村金融、商业银行进入乡村金融市场后的利害等被各方所关注。吴承禧的《中国银行业之农业金融》[55]和骆耕漠的《近年来中国乡村金融中新事态》[56]应该能够算作是商业银行参与乡村金融评价的代表作。 近代银行有了一定的展开，但是城市游资充溢缺乏出路，投资乡村是处置城市游资的一个渠道，起初能贷款乡村的银行屈指可数，投资乡村多采取间接伎俩。[63]商业银行乡村放款呈现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协作金融系统还不健全。[57]言穆渊应用已有的研讨和所能搜集的各种调查资料、银行讲演，对1931-1937年间的银行经放的农贷数量中止了估量。[64]随着业务的展开，银行资本投资乡村踪迹显著，如上海银行在内地设置分行或者新设乡村仓库等，对农民中止小额放款，并有信誉协作社、运销协作社等中止资金融通的状况。国民党政府1936年设立农本局，目的强化银行资本乡村金融活动组织性，[65]集中力气为协作金库、农业仓库、农田水利等中止贷款。 农业银行作为新式金融机构出往常近代中国乡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作后随着工商业的展开而开端的。关于农民银行的设立及相关业务，唐启宇论述了农民银行与乡村协作事业的关系。[58]曹钟瑜系统地对农民银行诸方面中止了论述。[59]林嵘、姚公振等对中国农民银行所推进的农贷及最初10年的展开史中止了梳理。[60][61]吴承禧对农业银行的设立、停业状况做了统计，[55]林和成提出将中国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央农业银行。[62] 有人以为中国只需农贷政策，而没有农业金融制度。随着乡村金融理论的推进和制度的演化，很多参与者、组织者纷繁发文剖析演进中的乡村金融制度的进步之处和缺陷。协作金融之外，还有关于土地金融的讨论和研讨，主要触及的问题有土地金融的性质、目的、体系、业务及资金筹措等。[66]-[68]中国地政研讨会黄通在《土地金融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土地金融的学理和实务，对当时的土地金融政策与措施中止了评述。[69] 三、乡村金融方面的综合研讨 除了对细致农业金融机关、各种资金融通方式和各项举措中止调查研讨外，还有不少成果从制度构建和实践操作层面对乡村金融的如何展开中止过探求，这类研讨普通视野比较宽广，不只牵涉农业内外，还分离历史展开脉络、参酌国外情形，自创新理论、新措施对当时农业金融问题中止综合的探求，关于当时处置农业资金难题及后续破解农业展开问题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制度构建方面 1933年，王志莘等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乡村复兴委员会的委托，邀集数人研讨乡村金融问题，出版了《农业金融制度论》，对各国农业金融制度中止了概括性研讨，分别剖析了各国农业金融制度的展开、实施及其趋向。[70]尔后，有针对各国农业金融制度中止个别研讨的成果，如《日本之农业金融》《德国之农业金融》《美国之农业金融》。[71]-[73]汪洪法剖析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的整体形势和农业金融体系的整体状况，同时引见了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度农业金融体系的展开状况。[74]李撝谦的《农业金融》论述了农业金融的意义、供需、我国的农业金融设备，以及世界各国的农业金融制度等。[75]侯厚培、侯厚吉的《农业金融论》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农业金融的实质、种类、机构、资金，旁及农业仓库、协作运销和乡村高利贷等问题；下编分述德、法、英、意、美、苏、中、日及其他各国的农业金融制度的构建和体系的展开。[76]姚公振《中国战后农业金融政策》一书讨论了战后农业金融政策的含义与特质，参考第一次欧战后各国农业金融机构展开的史例，倡议我国战后各级农业金融行政和业务机构中止应有的调整。[77] （二）实践运作方面 中央银行经济研讨处编辑了《中国农业金融概要》，该书在叙说了中国各地农业金融的概略，包含农户负债、借贷方式、借贷利率、还贷状况等内容之后，对各种农业金融机关，包含典当、合会、农工银行、农民银行与协作社、商业银行做了引见，并就如何改进中国农业金融提出了倡议。[78]林和成将自己在美国从事银行及经济方面学习所得，分离实地调查国内金融机关所得，编撰《中国农业金融》一书。[79]朱若溪在《农业金融流通之设备》中对信誉协作社、储蓄会、农民借贷所和米粮抵押所得程序、运营措施等问题都有引见。[80]他还对农业信誉、乡村信誉协作中止了剖析，论述了乡村贩卖协作、销售协作、消费协作的重要性、实质、种类和从事的业务。[81]乔启明《农业金融》一书讲述农业金融的意义、特征、种类、机构、实务、资金谋划和运用，以及协作金融的机构和金库等。回想了中、外农业金融的演化，提出改进我国农业金融业务的措施。[82]郑林庄在《战后中国农业金融》中，探求了战后农业资金的筹集、农业金融机构的调整、农民负债的处置等问题。[83]王世颖的《农业金融简论》述及农业信誉的作用、种类、利率、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农业资金的筹措等。[84] 四、结 论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金融如高利贷借贷等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典当、钱庄和合会在逐步衰落中展开。资金缺乏招致农业凋敝，农业不景气反过来又使得乡村金融问题愈加突出，为处置农业危机，一些理论的参与者、学者在引见国外乡村金融理论和展开阅历的同时，剖析中国树立新的乡村金融制度所面临的环境、存在的问题、推进的途径以及政府的作用等，纷繁提出了树立乡村金融制度的想象。 在当时经济整体萧条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探求固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了一些阅历，但是整体上也未能从基本上处置当时乡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关于新式金融机构的展开，杜恂诚有过总结，他以为乡村新式金融需求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干稳步推进，需求政府的自律清廉才干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表示了当时中国乡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一定这次乡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胜利。[85] 参考文献 [1]茹春浦.农民的负债与整理[J].乡村协作月报，1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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