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开放时期》2003年第3期 本文作者:翟振明 现代的苏格拉底何处寻觅? 【作者简介】 翟振明,1957年生,1984年考取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讨生,1986年赴美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哲学系任教。2000年受聘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要研讨范畴为英美伦理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等。 【内容提要】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批判和摧毁的是被人们错当成价值或伪装成价值的负价值,而要 追求的是保障人以人的资历生活长大的永世的内在价值。这种永世价值与权威主义、专 制主义、反智主义、蒙昧主义势不两立,而永远以人的自由、人的威严、人的自律、人 的自治、人的自我完善、人的相互促进为中心内容。 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至少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他们都经过与人们对话来展开自己的思 想。他们都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但他们的思想都似乎在对话终了时即取得了独立的生 命,从此开端了既穿越历史又发明历史的远征。能够说,在他们那里作为私人生活方式 的思和想给我们后人的公共生活方式和个人心性涵养提供了种子和土壤,而正是这些种 子和土壤使我们得以在自家的田园里耕种和收获。孔夫子的对话如何使炎黄祖孙打造中 华肉体,已有的精彩论述数不胜数,我无力也不用在此多费口舌。不外,假如只就哲学 这种特殊形态的思想来讲,孔夫子的情形到底如何还不太明朗,而苏格拉底的确是毫无 争议地将自己的生命不折不扣整个地投入其中的人。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投入其中的, 后来的跟随者又有何表示,再看看我们现代人在哪里能够觅到苏格拉底的影子,或许不 会全无意义。 01 自命为“牛虻”的苏格拉底 在柏拉图的对话《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宣称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无独有偶不可替代 的“牛虻”。为何一个城邦需求一只像他那样四处叮咬的牛虻呢?苏格拉底说,这是因 为城邦就像一只身体庞大的动物,充溢惰性且总是睡眼惺忪。这样,要使这头巨兽在该 动的时分动起来,就需求有一只专事叮咬的牛虻来唤醒它。苏格拉底是如何实行这种牛 虻的职能的呢?那就是用提问的方式应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没有学问,有 的只是盲目无依据的偶得信心。苏格拉底是经过他宣称的“助产婆术”来启迪人们的: 他只提问,让对方回答,顺着对方的思绪继续提问,直到对方堕入言行一致自己发现自 己的无知为止。初看起来,他问的问题很简单,谁都自以为很有掌握做出正确的回答。 而倒是苏格拉底自己率先宣称自己无知,然后再让对方认识到同样的无知。“认识你自 己!”——苏格拉底似乎让人们认识了自己,但同时也让似乎认识了自己的人感到失望 :他们在聪慧的镜子面前发现自己的形象并不高大,连自己的无知都要借助苏氏的助产 术才有所领悟。此时,不论他们能否还敬重苏格拉底式的聪慧,首先感遭到的居然是被 牛虻叮咬的刺痛。 当我们说苏格拉底“实行牛虻的职能”时,很容易将这了解成是苏格拉底在生活之外 表演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自己选择了这种任务作为自己的整个生 活方式的,并且这只牛虻最后冷静地接受被他叮咬过的巨兽的死罪判决。他在死刑到来 之际拒绝以罚款赎罪的方式中止妥协,也谢绝人们的救援,由于他置信此时的逃生就等 于对自己任务的背离,而背离了这个任务,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 或多或少是由于苏格拉底的死,招致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的洞穴隐喻中把哲学家 比作被解放的囚徒。在洞穴中的一个囚徒失去锁链以后看到了影子产生的机制后,再也 不可能把影子当作真实了,他的灵魂的状态发作了不可逆转的突变。柏拉图把人的灵魂 分为三个部分:愿望、激情、明智。与此相应,人也能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逐利者、 好胜者、爱智者,其中爱智者就是哲学家。要从其他状态变成哲学家的状态,就是要使 灵魂的明智部分变成主宰,在生活中体验明智运作过程提供的最高级的高兴。有了这种 最高级高兴的体验才干的人,一定早已体验过其他两种高兴,而体验过其他两种高兴的 人,却一定体验过哲学运思的高兴。很显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这种在灵魂 中做哲学的人,这种人的哲学不用体往常文字著述之中。 不外,柏拉图笔下的被解放的囚徒自己并不愿意回到洞穴去打理囚徒们的事。苏格拉 底却不一样,他偏要像牛虻一样飞来飞去四处叮咬惹人烦。固然这只牛虻后来被追以为 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从他开端的追根问底肉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照样很难为 大多数人所了解。 02 苏格拉底之后 苏格拉底以后,大约再也没有哪个哲学家把自己称为“牛虻”。这或许意味着哲学家 的思索能够脱离理想的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哲学一定要变成仅仅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 种职业。应该说,在后来的不少哲学家那里,就是哲学探求真的成了职业,他们也没首 先把它看作职业,而是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 听说,笛卡尔在二十出头做的一个梦,促使他做出以寻求终极谬误为整个生命的目的 的决议。他的彻底狐疑的措施论准绳在他的几个沉思中得到了出色的应用,他寻求到的 第一个在他看来无可置疑的谬误是“我思故我在”。这个我,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也 不是某个对象化的客体,而正是那个正在狐疑、正在思索的笛卡尔。他把自己的存在当 作思索的第一主题,不是由于敬业肉体而做出的无私贡献,更不是井底蛤蟆不知天外有 天,而是他的人格哲学化后寻求肯定性的起点时中止运思的逻辑请求。笛卡尔的沉思没 有苏格拉底面对的听众,从而也不能即刻让那些自以为有所知的人堕入招认自己无知的 尴尬境地,但笛卡尔的沉思过程也是以对传统的习气思想的质疑为背景支撑的。不同的 只是,这些传统观念的承载者在笛卡尔那里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人。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肉体实质,是要将外在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在人的理 性活动中扫除,从而在思索者自己的本真先验世界中发掘内在必定。于是,在这个理性 主义传统中展开哲学研讨的哲学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哲学追求当作完成自己生活意义 的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探险。斯宾诺莎为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哲学被赶出了犹太教会,并被 他的父亲逐出家门。他以磨镜片维持生计,而整个身心却被这样的一些终极问题所占领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结构和天性是什么?什么力气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理 智和情感是如何运作的?一切这些都基于什么理由和缘由?很明显,斯宾诺莎深信苏格拉 底的名言:“没有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斯宾诺莎藐视自己所处时期的价值观念 ,由于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永世的价值,而盛行的价值观念只不外是成见。这样,斯宾诺 莎的牛虻品德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他没有把叮咬刺激现存的政治实体和冲刷盛行的偏 见当作自己任务的主要部分而已。不外他的结局和苏格拉底也差未几:生活贫穷并谢绝 好意的资助,惹来一部分人的痛恨,赢得另一部分人的崇敬。在哲学思想史上,他树立 的照样是不朽的丰碑。 往常该让我们看看十八世纪生活在哥尼斯堡的那位最著名的小矮人伊曼努尔康德了。在康德看来,“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值得关注的东西 的全部。在普鲁士某贵族的包庇下,康德曾经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如鱼得水,大出风头 。但康德不久就疏离了那种夸大的生活方式,隐退到他内在心灵的先验世界里继续他的 巨大历险,建造他批判哲学的雄伟殿堂。康德式的批判肉体,与苏格拉底的牛虻肉体虽 然不属同一层面的东西,但在看待流俗成见的态度上,却是一脉相承的。苏格拉底的批 判对象是分立的价值成见,康德要中止批判调查的却是整个人类阅历和人类学问体系的 先决条件。康德的道德形上学,则是对一切可能的道德判别的理性基础的发掘和奠定。 康德无疑是他自己道德哲学的理论者。不外,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康德假如要生活得 与自己的道德哲学相契合,就必须每件事都依照他自己提出的“绝对命令”的请求去做 。好比说,康德以为“绝对命令”请求人们在任何时分都不能撒谎,假如他忠实于自己 的道德哲学,就绝对不能撒谎。其实,这样的见地,只需在对康德道德形上学的博览群书时才会构成。依据康德,人之所以需求道德,正是由于他是在外在必定的他律的作用 下去争取道德立法的自律的一种存在。假如他完整受制于外在的因果必但是没有自我立 法的才干,他就与普通的自然物没有区别,因而也就谈不上道德义务和道德诉求。假如 他完整脱离了外在因果律的限制而成为自身行为的绝对主宰,他就成了上帝,只可能做 最好的事,也同样与道德问题无关。由于人是他律与自律相互竞赛的场所,自由意志才 需求以理性的名义发出“绝对命令”去规范自己的行为。至于最后人的行为在多大水平 上契合绝对命令的请求,那就要看自律与他律双方的力气对比了。康德在他的哲学中当 然不会包含对自己身上这两种力气对比的预算,更不会将自己看作与上帝同类的脱离了 外在因果判定性的绝对主体,所以不论康德自身的实践行为能否契合他的“绝对命令” ,都不可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的道德哲学发作矛盾,由于他也生活在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动 态张力中。 到了现代西方,特地从事哲学研讨的人数量急剧增加,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把 哲学研讨当作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从事这种职业也只是在营生过程中服从社会的分工 ,而不与自己的内在人格发作必定的联络。这样,苏格拉底式的质问固然作为这种学术 自身的请求被继承了下来,但质问的对象主要已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而是业内的 同行。除了从事哲学这个行业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哲学专家们在关怀讨论些什么问题。 应该说,大多数哲学教授们并没有觉得自己要表演“牛虻”的角色,也没有多少人等候 他们表演这样的角色。当哲学的学术化变成过度的技术化时,它的直接的文化批判功用 就基本丧失了。 在这样的学院化、技术化的常规中,真正强有力的哲学思想就要以例外的方式显现自 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开端以史无前例的爆破性批判力让人震耳发聩, 随它而来的却是使哲学疾速失去社会批判才干的深度专业化和技术化过程。实践上,由 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将一切有关伦理价值问题的讨论宣布为毫无意义,一切对盛行价值观 念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也毫无意义。于是,在他们那里,苏格拉底式的批判肉体被科学主 义所替代。他们在批判传统形上学的同时却把哲学的价值深思功用一概丢弃,成为哲学 的文化批判肉体的最大扼杀者。所以,像萨特、福科这样的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现 实影响力的哲学探险家,就被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旗帜的哲学特地家们目为哲学学术的大敌。 苏格拉底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福科之流的确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势不两立,但他们却是 苏格拉底批判肉体的真正继承者。先不说他们的思想对盛行价值观念的推翻作用如何比 “牛虻”有过之而无不迭,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论他们的哲学这一点而言,他们也 无愧于当代苏格拉底的称号。萨特终生未婚却身边美女如云,还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福科以特殊的笔触写下了《性史》,他由于寻求同性恋性行为的终极体验而死于爱滋 。这些事情似乎互不相干,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同一个道理:以自己的原创思想为自 己生活的最后依据的人,不可能将同代人偶尔接受的盛行价值观念视作崇高,也不会承 认任何思想范畴之外的权威。 03 “理想主义”的吊诡 柏拉图是理想主义的最大代表之一,而柏拉图对话中的主角是苏格拉底。由此看来, 苏格拉底的牛虻肉体无疑是理想主义肉体的一个模范。但是,苏格拉底被处死时,罪名 之一是腐蚀青年,也即破坏了年轻人的信心,事实上,苏格拉底所做的也的确是让人们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后放弃原有的信心。这样,有些人就会觉得大惑不解:理想主义不是 要以树立坚决的信心为前提吗?为何以破坏人们的信心为己任的苏格拉底不是理想主义 的敌人,倒成了理想主义的英雄呢? 这样的困惑,主要是我们被长期灌输的对理想主义的错误了解构成的。我在以前的文 章中提到过,很有些人错误地把“人文主义”了解成“关注人类事务多于关注自然现象 ”,因而把中国传统哲学不恰当地归结为“人文主义”。这里,状况相似:很多人把“ 理想主义”了解成“胸怀一个坚决的信心并为了这个信心去努力斗争”,至于要坚持什 么样的信心才能够成为理想主义者,人们很少过问。但是,假定有人坚决地持有这样的 一个信心:“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应该为成为我或我的后代的奴隶”,并为这个 信心的完成无所不用其极使出浑身解数终其终身,我们显然不能将他称作“理想主义者 ”。由此看来,要成为理想主义者,岂但要看你能否有坚决的信心,而且还要看你的信 念的内容为何。那么,什么样的信心才可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信心呢?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价值论问题,没有特地论证,是不可能从准绳上论述分明的。但是其中有一点十分清 楚,那就是,理想主义者要追求的目的不能是由时政或流俗所设定的,由于时政和流俗 与“理想”概念相对立。于是,我们经常称之为“崇高理想”的东西,假如它触及的主 要是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或分配的支配权问题,就很可能与“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相反,那种对肉体自由的追求、为了这种自由而对没有理性依据的盛行价值观念的抵 制或蔑视,倒与苏格拉底的牛虻肉体一脉相承,因而也就在很大水平上取得了理想主义 的神韵。所以,像“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口号,像“我不同意你的观念,但我要誓 死捍卫你自由发表自己观念的权益”这样的名言,无疑都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辉。 有人常常要我们以为,一个人为之斗争的目的实践上受益的人越多或越具整体性,这 个目的就越具理想主义颜色。因而,“巨大”的理想似乎一定要以“大多数人”为关切 的对象。触及人数多的事情叫做“大局”,而有理想的人任何时分都要“服从大局”。 但是,让我们对比一下如下两种说法,第一种:“为了全局的利益,宁可错杀一百,也 不可错放一个”,第二种:“为了避免不可逆转的哪怕一个冤案,宁可错放一百,也不 可错杀一个”。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理想主义?任何对理想主义的原本意义有所理 解的人,都会知道,代表理想主义的是第二种说法,决不是第一种。但恰恰是坚持第一 种说法的人站在了“大局”的立场上!由此看来,把理想的光环让芸芸众生去烘托,是 张冠李戴、误入歧途的做法,是让理想主义消灭的滑稽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 里秦皇在“剑”字的书法中悟出的所谓压倒一切的“天下”的理念,就是一种与理想主 义南辕北辙的冠冕堂皇的玩艺儿。 这样,理想主义似乎即刻触及一个悖论:理想主义要追求的理想必定是价值理想,但 它的主要旨趣又是对价值的摧毁。这个悖论如何抑止?原来,正像我在先前的著作中论 证过的那样,应该被追求的价值和应该被摧毁的所谓“价值”不是一种东西。真正的理 想主义者要批判和摧毁的是被人们错当成价值或伪装成价值的负价值,而要追求的是保 证人以人的资历生活长大的永世的内在价值。这种永世价值与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反 智主义、蒙昧主义势不两立,而永远以人的自由、人的威严、人的自律、人的自治、人 的自我完善、人的相互促进为中心内容。只是,由于这些中心内容不是人为地制造的, 而是生活自身内在地规则的,在大多数状况下,我们并不需求刻意去倡导它们。只需那 些冒充的所谓价值被拆穿被丢弃,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返回到他们的价值理想的家园。 真正需求我们系统研讨的倒是,由于人们在追求这些内在价值经常常发作抵触,我们的 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处置好这些抵触又不采用伪装的价值来替代原本的永世价值?历史与 理想都通知我们,冒充价值压倒合理价值是社会政治过程的自然倾向。所以苏醒的理想 主义者应该做的,就与苏格拉底式的“牛虻”所做的相差无几了,那就是,拆穿来自权 势和流俗的认识形态伪价值的原本面目,将其肃清出价值的圣地。 对理想主义有了这样的剖析,我们也就了解为何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诺贝尔文学 奖总是落到具有激烈的社会批判认识的作家身上了。对权益政治的批判比较容易了解, 而对盛行道德伦理习气的批判则难以被大多数中国人了解。就拿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 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的两部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来说,假定首先在中国 大陆出版,且作家匿名,很有可能被当作低级龌龊的情色作品看待。在书中,我们找不 到我们习气了的“崇高理想”的影子,也看不到持不同政见者对时政的猛烈批判,有的 倒是对“不道德的”男女性行为的不加批判的描写发挥。人们会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 反理想主义吗?为何有人偏偏要颠倒是非将其当作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来推崇 呢?往常,撇开高行健能否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不谈,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对盛行 道德观念的批判正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想主义的主要特征,假如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盛行道 德观念属于冒充的价值的话,对其中止批判或将其摧毁当然就是极具理想主义倾向的了 。这样的话,假如有人把嬉皮士或像麦当娜那样的勇于突破已有界线的性感歌星划入理 想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在现代哲学家大都放弃了“牛虻”角色之 担当的状况下,这些民间的另类分子居然也或多或少地与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不谋而 合。 04 背十字架的哲学家 既然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角色,往常已大都由哲学界之外的人表演,那么他们或许正混 迹在“网络诗人”、“美女作家”、摇滚乐手、性感艳星、先锋画家、实验影人、或其 他另类群体之中。但我们或许不能对他们抱有太大的希望,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在 某一方面不盲目地与苏格拉底相仿,有些人以至不知晓也无心去知晓苏格拉底究竟是哪 条街哪间店的掌柜。在这里,我们没法儿在严厉分类的基础上界定何种另类群体中必有 苏格拉底角色的表演者出没,由于这里没有逻辑的必定性。那么,既然在哲学从业者那 里也可能会有常规之外的现代苏格拉底式人物,我们如何觅得他们呢? 哲学家要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而不只仅当作一种职业,基本上是在价值理论范畴的事 情。普通地,你有什么样的形上学和认识论,对你的生活方式不会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由于这里还没马上触及到生活道路的抉择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而你的伦理价值哲学,如 果你真心置信的话,则会对你的言行产生决议性的影响。假如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对 盛行价值观的批判落真实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他就很可能会发现,被人称作“崇高纯 洁”的某些东西其实粗鄙不堪,而被人看作“下流龌龊”的某些东西其实健康美好;人 们的所谓“高雅”常常只是装模作样,人们的所谓“低俗”其实会是人之必须。假如他 把自己这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公之于世,他就会在多数人面前以“道德败坏、灵魂腐朽” 的面目呈现。这样,就算他真的是在大学哲学系任职,很多人也会以为他的德行有悖于 他的职责。不外,假如我们能发现他的踪迹,加上一些眼力和胆识,我们就能够觅到现 代的苏格拉底了。事情的真相是,只做权益政治的批判者,你最少会经常被以为代表了 民众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假如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你又不与政治 权益为伍,那你就四面楚歌,英勇壮烈了。或许,当自命的道德护卫者悲叹“人心蜕化 、世风日下”之时,新的一代在被“牛虻”叮咬后正从伪价值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准备回 到永世价值的家园故里。就算如此,人们回到家里,大约也不会在哪个良辰吉日忽然想 起向早已作古的“牛虻”敬一杯。看来,要想做个现代的苏格拉底或任何时期的苏格拉底,你就得准备好最终孤身一人背起十字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