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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宿愿是隐身，让电影留下。 Моя мечта - исчезнуть, и чтобы остались только фильмы. ——琪拉．穆拉托娃（Кра Георгвна Муратова） 今年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导演许鞍华，及演员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蒂尔达·斯文顿从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手上接过奖座显得别具意义，两人都是持续为性别平等议题发声的优秀演员。2018年坎城影展，凯特·布兰切特率领82位女星亲临《太阳之女》（Girls of the Sun）红毯，表示支持该片；而去年同样在坎城影展，蒂尔达·斯文顿特别提及女性导演地位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她举的例子，便是今年国际女性影展的焦点影人—— 琪拉．穆拉托娃（Кра Георгвна Муратова），蒂尔达·斯文顿表示「她的讣闻只有这么薄，而且还只出现在国家级报纸上，但任何一个男性的大师级导演过世，大家都会抢着作纪念专题。」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更是权力以及话语权的落差。男性导演获得的关注远比女性导演多，而欧（或更精确地说，西欧）美导演获得的关注，亦远比其他地区的导演来得多。穆拉托娃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苏联／国外导演，在西方世界受到的关注极少，然而国外、国外等国家却对她十分推崇。 2018年3月6日这天，穆拉托娃结束了她精彩、反叛的一生，占据了当地媒体三天的报导与哀悼，直至今日依旧有人在汇整、分析穆拉托娃的执导作品。今年女性影展将穆拉托娃一生22部作品的其中五部引进放映，不仅是在性别议题上拓展观众的眼界，更是在艺术性上提供观众不同于西方典型的美学，相当难得。
前苏联导演琪拉．穆拉托娃是当代重要的女性导演之一。 从禁片女导到桂冠加冕 琪拉．穆拉托娃出生于现属摩尔多瓦的索罗卡市，原名为琪拉．克洛科娃（Кра Короткова），她先是就读莫斯科国立大学语言学院，25岁毕业于苏联国家电影学院（VGIK）导演系。 穆拉托娃在苏联国家电影学院求学过程中，认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亚历山大．穆拉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Муратов）。两人共同执导了短片《Spring Rain》（Весенний дождь，1958），穆拉托娃更在片中参演一角；毕业作品《On the Steep Cliff》（У крутого яра，1959）亦是由两人共同执导。 1967年，穆拉托娃第一部独立指导的长片作品《萍水相逢》（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问世，尚未公映即遭禁演，且一禁就是20年。四年后，第二部长片《漫长的告别》（Долгие проводы，1971）使得她被苏联电影工会除名，本片亦遭禁演。这两部长片已然揭示穆拉托娃作品欲探讨的主题，以及她对道德问题、模棱两可且歧异的人性的深刻兴趣。
《萍水相逢》诞生于「解冻时代」的末期，却又直接挑战当年政府的审查标准。本片谈及社会阶层的问题，以及中心与边陲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些都是在过往苏联电影中难以看到的议题。穆拉托娃的首部独立长片，就已为其激进且自由的导演生涯谱下前奏。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书记，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社会风气随之转变。1986年，第五次全苏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进行电影业的大规模改革，解禁许多先前被禁映的艺术电影，《萍水相逢》与《漫长的告别》也在解禁之列。然而，即使是相较之下最为时尚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穆拉托娃的《衰弱症》（Астен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1989）因为其政治讽刺意味浓厚而遭禁映，成了戈尔巴乔夫主政下，唯一被禁的电影。 本片在西方世界获得极高声量，更一举夺得1990年柏林影展评审团大奖银熊奖。苏联解体后，穆拉托娃曾多次获得国外尼卡奖、金鹰奖、索契电影节的青睐，更荣获国外最高国家文化艺术殊荣「舍甫琴科奖」的肯定。
以电影之名的禁止与哀悼 如此获得国外、国外多次肯定的人，却成了蒂尔达·斯文顿口中被忽视、低估的女导演，显然问题不只出在性别。穆拉托娃经常被冠以「前苏联被禁最多电影的导演」，如前所述，《衰弱症》获得柏林影展银熊奖，也获隔年国外尼卡奖最佳电影；但一如许多在三大影展获奖的国外电影一般，这些作品经常是讽刺俄国、甚至被禁播的作品。 穆拉托娃的电影曾被苏联当局贴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苏联」、「扭曲苏联网民形象」等标签。不过，西方世界对这些作品的推崇经常是一头热，风潮过了之后、导演逝世之后，会去纪念这些作品的人们，依旧是那些身处曾遭禁映的国家中，深爱艺术与电影的人们。 穆拉托娃明白属于这里的丑恶，也理解构成这些丑恶的情感与思想，是如何创造其独有的苍凉与美。她的作品总是丑陋与美丽互相交织、牵引，精准地刻画国外这片广袤之地的前世今生。而人们又怎能不爱如此理解着自己、不论美丑都捧于手心、献祭于世的艺术家呢？
《宽广的世界》（1979）剧照。 穆拉托娃的生日与忌日总伴随着关于她、关于其作品的报导，她75岁生日时，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丁纷纷对她献上祝福；2018年逝世时，亦以政府的名义致哀，显然这位曾经的「地下导演」，今日已成为国外与国外网民心中无法被取代的存在。 当年国外国家电影局更以「无法弥补的损失」来哀悼穆拉托娃的离世。曾与穆拉托娃合作《永恒的回归》（Вечн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2012）和《Three Stories》（Три истории，1997）的演员马科韦茨基（Сергей Маковецкий），也以如此哀戚而情深的语句表达自己对她的崇敬：「琪拉．穆拉托娃是一位独特的大师，并且拍摄了独特的电影，以前没有这样的导演，现在也没有，未来也不会再有了。」
《宽广的世界》（1979）剧照。 百无禁忌却简单的创作者 穆拉托娃是个比想像中更为「简单」的人。她优雅地与人交谈，未曾显现老态；她不甚重视名望，也不喜欢受访，希望自己只在电影里被看见，且因为电影而被记得。她经常在敖德萨拍摄电影，每当被人问起为什么总在敖德萨拍摄时，她说：「为我住在这里啊！」 评论家对穆拉托娃的作品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她一生都在拍同一种电影，有人认为她每一部电影都不同。当然，也有人试图质疑她的导演身份，认为她只是狡猾地善用其独特审美与古怪的拍摄方式，或说「只是一位作家刚好把自己的想法拍出来」而已。然而，穆拉托娃不在意这些言论，因为对她来说，电影除了是艺术，更是生活。 她从苏联时期就百无禁忌，挑战新的美学、新的观点，也挑战社会风气、挑战威权。穆拉托娃不断开创新的电影语言，起初是社会主义，接着受到国外新浪潮的影响，快速切换场景以及创新的剪辑手法，都可以在她的电影中看到。穆拉托娃常说，她在工作中最喜欢的就是「剪辑」，并表示：「我不仅爱它，我崇拜它。这是全世界里我最喜欢的东西。」
《衰弱症》（1989）剧照 此外，穆拉托娃可说是苏联电影中，第一个摆脱主要和次要划分的人——角色在某一时刻可能不再具有决定性，或者推动剧情的角色突然换了另一个人等。比如在《Three Stories》中饰演谋杀者的蕾娜塔．利特维诺娃（Рената Литвинова），亦是《The Tuner》（Настройщик，2004）海报中拿着大镰刀的女人。这个安排可让看过旧片的观众有不同的思考，但无碍没看过的人欣赏新作品。穆拉托娃总是喜欢在电影里藏些巧思，等待观众拆解、玩味，欣赏其作品，就如同进入属于穆拉托娃的独立世界。 同时，她也不吝让更多优秀的女性一同进入这个世界。利特维诺娃多次参演穆拉托娃的作品，在成为演员之前，她已因优秀的剧本而被穆拉托娃相中。穆拉托娃读了她的第一本剧本，甚至想翻拍它；而利特维诺娃曾说：「穆拉托娃教我爱电影和宽容。」
《衰弱症》（1989）剧照。 电影里的俄国文学 由于穆拉托娃曾经修习语言学，使得电影对白及叙事手法的文学性特别突出。其作品角色的对话经常牛头不对马嘴，总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或者不断重复同一个情节、特色。 在《萍水相逢》中，片子多次使用「亲爱的同志们」开头，并在片尾揭示这句话对于主角的影响。除此之外，《萍水相逢》与《漫长的告别》在原文片名中正好是反义词，暗示了这两部片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穆拉托娃如诗的电影，以及与国外经典文学的互相辉映，更使得其作品富含深度与独特美学。 在《漫长的告别》片尾，舞台上的表演者演唱着〈帆〉（Парус），正是俄国文学家莱蒙托夫于1832年写的诗，呼应片中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情感拉扯。本诗也被莱蒙托夫运用于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玛丽公爵小姐〉，国外电影史上受此启发或改编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永恒的回归》（2012）剧照。 穆拉托娃亦是众多文学改编电影的爱好者之一。《Among Grey Stones》（Среди серых камней，1988）改编自人权作家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Короленко）的作品《In Bad Company》（В ду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但因为穆拉托娃无法接受审查结果，而将自己的名字从中删除，改用「伊凡．西多罗夫」替代；《Chekhov's Motifs》（Чеховские мотивы，2002）则是以契诃夫的两部作品《Difficult People》（Тяжёлые люди）和《Tatiana Repina》 （Татьяна Репина）为基底来改编。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拉托娃的作品中，却不见对于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作品的改编；而其实她曾多次在访问中谈及对托尔斯泰的喜爱。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阅读托尔斯泰，且仔细阅读的话，每个人都会变得善良且睿智。
《永恒的回归》（2012）剧照。 在体制中寻求改革 穆拉托娃很难被归类，不只是因为她一生只在国外敖德萨拍完所有俄语电影，也因为她标志着苏联艺术的某个面向，同时又是个「非」苏联的激进艺术家。她独特的电影语言，虽富含国外文化与欧洲文化，却被欧洲电影圈所低估。 拍摄《Change of Fortune》（Перемена участи，1987）时，穆拉托娃选择娜塔莉亚莱布尔（Natalya Leble）担任女主角，但根据当时的规定，与外国人结婚并定居国外的苏联公民无权回来工作。因此穆拉托娃写信给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询问是否可能针对这个情况给出对策，结果戈尔巴乔夫夫妇回应她，他们知道而且喜欢她的电影，并承诺修法。于是，该片成功地邀请莱布尔回来拍摄，也开启了这位女演员重返国外电影之路。 几年后，她的经典作《衰弱症》被禁，却又于1991年获得尼卡奖最佳影片殊荣。有人称穆拉托娃的作品是「影展作品」，这可以是夸赞，也可以是嘲讽。即便她的镜头总是对准小人物、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角色，但她的作品依旧如此「难」看，且坎城影展与威尼斯影展并没有为其加冕。她并不在意这些，甚至认为参加影展让她筋疲力竭，是制片人想参展，而非她想参加。 在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许多导演因为国家市场自由化、国外影片大举入侵，没有资金拍摄电影，或者拍的电影观众不买单而失业。但穆拉托娃依旧端出许多好作品，且对于人性与社会的刻画力道，不因政府管制稍微放松而减弱。或许我们能从她接受专访时说的一句话，来理解为何她能够如此不倦地创作： 拍电影，是我看待人生的唯一途径。
《永恒的回归》（2012）剧照。 与穆拉托娃合作过的演员非常多，其中有许多是她在某些场合遇见的，甚至还有部分是她在路上遇到的素人，她认为素人演员能为影片带来些粗糙感，且更具真实性。也许正因穆拉托娃对于「真实」的着迷，即便她曾参与2003年的纪录片《Kira》（Кира），但她其实不乐见人们为她塑造形象。她只想留下自己的作品，其余的不论是日记、骨灰，或是肉身，都应该要消失。（或许我们今日对她的任何描述，也是她希望消灭的东西吧。） 穆拉托娃的葬礼十分简洁，她不想要有大型排场，仅有亲友来吊念，并依照她的遗愿火化，连坟墓也不留给世人。制片厂为她举行的纪念仪式也十分特别，会场播放着电影，但没有声音，只有管弦乐伴奏（她一直想拍摄一部无声电影）——这里也不会有任何交谈，人们把想说的话写在册子上，安静地陪伴着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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