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奇：孔子，未见如此好德如好色之人也！

孔子：未见如此好德如好色之人也！

作者|宋云奇

连绵几日，夏雨缠缠；白日溅路，夜间扰烦。听窗外雨声滴答，睡浅难眠，索性开灯，翻阅古书闲览。不期而遇《春秋》，摊开再读，不觉入巷，竟忘此时是夜间。

孔子作《春秋》，一万六千言，涵盖鲁国二百四十年。说是编年史，实则简述文，以史为据，却不拘泥，纵横捭阖，夹叙夹议，是在借史，鼓吹其乱世理念与幻想。

《春秋》释义，在于克己复礼，抑恶扬善。纵览人类展开轨迹，自母系社会转入男权，人性之恶便肆无忌惮释放开来，贪欲、降服、争夺、侵占……每个朝代变换更迭，必伴有刀枪剑影、生命涂炭……当然大乱之后，人心机治，仁爱善政会实施一阵。但是时过境迁，遇到机遇，愿望再度收缩，又会呈现杀伐征战，社会纷争之乱局……

孔子所处时期，正值如此局面。诸侯争锋，思想开放，各种思潮此起彼现，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其中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最为吃香盛行。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翟、法家韩非子、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张仪等。

其实就实质而言，道、儒、墨同属一源。道家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儒家的“仁爱，义信；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天志”；只是儒、墨两家，又各自延伸为一个体系而已。孔子所著《春秋》，即借编史之机，阐发儒家乱世理想。

然《春秋》问世，因谈论偏多，记事过简，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遭受颇多非议。害得孔子当时与后来的弟子徒孙，不得不亡羊补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另做《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公梁春秋》（即《公羊传》《公梁传》《左传》），予以纠偏与补详。

固然如此，孔子《春秋》仍是中国第一编年史书，其编年记史措施，为《史记》及后世史书自创，因而称其为中国古代“史书之祖”，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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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春秋》，言简意赅，阐发肉体，影响深远，与五经四书一同，成为儒家经典。

两千多年来，历代朝廷主尊儒学，视其为乱世灵丹妙药。文人士子若想鲤鱼跳龙门，必先精六经，通四书，研儒学，融释道，晃过科举阳关道，如此之规，培育诸多儒家传人，好比孟、荀、曾，程、朱、董……塑铸无数儒家士子，好比苏武、杜甫、陆放翁，岳飞、于谦、文天祥……当然，研读儒家经典获益最大者，还属关云长。

关羽读《春秋》，明晰精要义，践而行之，勇武仗义，不负刘备与曹操；为孟德劈文丑斫颜良，华容道上捉放曹；为玄德过五关斩六将，千里护嫂报蜀汉。致使武侠变圣贤；文封“贤”，武封“圣”，庶民封“关公”，商贾封“财神”，官家褒其忠，封其为“圣君”；道家赞其义，封为“护法神”，还有佛家掖其勇，更是“不拘一格揽人才”，将其入佛门，破格封“菩萨”，相提并论伴韦陀，一左一右护珈蓝。

吾今读《春秋》，不只阅古史，亦为梳理性，穿越两千五百年，洞视孔子之心声。

孔子当世，东周初年，昔日周公旦与周宣王树立的和稳次序，曾经“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不服周王室号令，恃强欺弱，争王争霸，骚动不安。孔子所在的鲁国，当然亦在其中。素怀治国宏志的孔子，难禁心焦如焚，当上大司寇兼宰相七天，就诛杀变革派少正卯。但是三个月后，因派子路堕三都，以期防御强齐，惹起鲁国王族权臣以及齐国嫉恨，齐献美女宝马，麻木定公；权臣于朝堂攻讦孔子，构成定公对其冷远。孔子对鲁国失去自信心，遂愤而出走，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发挥志向。然却四处受阻，铩羽而归。

时允私学，诸子大都收徒授课。风闻孔子弟子三千，自得者七十二贤。孔子暮年，将其授课讲义编为六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麟经》，其中的《麟经》，即所著《春秋》。孔子逝世后，弟子又将其语录编撰为《论语》。以此构成儒家基本体系，孔子亦成为当仁不让的儒家开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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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困倦，小憩而思。眼前浮现出孔子褴衣破袖，神色坚毅，端坐陈旧马车之上，单匹羸弱老马驾辕，众位弟子身背行囊，前牵后推，不辞辛劳，孜孜行走，周游于列国。却适得其反，岂但不听其言，还不予重用，让其适得其反，郁郁而终。

按说孔子的治国理念，为“仁义礼智信”，进而述之，即“仁爱诚信，以德服人，中庸之道，礼乐调和”。这套理念，是梳理西周姬旦、姬靖繁荣稳定时期的阅历得出的结论，关于管理应时社会的纷乱局面，是颇有裨益的。孔子之所以失败，当是分歧时宜。

但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子于生前处处不顺，百事不逮，却在身后享尽哀荣，被历代官家奉祀为尼父、国公、先师、先圣、宣父、太师、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赫赫名号，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令世人大跌眼镜，大吃一惊，差点掉了下巴。然也阐明，孔子创建的儒家理念还是有用，不然，也不会呈现这样的情形。

溯源中国两年多年历史，只能说孔老先生生不逢时。俗话讲穷则思变，乱则思治，创业靠法，守成靠仁。孔子当时所处时期，正值群雄突起，欲解脱周王室控制、自欲为王的猖獗阶段，诸侯们有谁想听他啰嗦仁治？更不用说任用其管理国度了。

相比之下，反而是那些法家、变革家、纵横家们，好比商鞅、李斯、管仲、乐毅、孙叔敖、文种、苏秦、张仪等人，却备受重用，位极人臣。当然社会稳定之后，就需求“无为而治”、“仁义礼治”了。于是老子、孔子就又被抬了出来。

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走马灯样频繁更迭，翻烧饼般变幻王旗，儒家以及道家、法家、变革家等理政流派，亦在社会改造中不时沉浮，被官家忽弃忽用，用时奉为至宝，弃则如扔抹布，等需用之时，再将其捡拾起来。这是儒、释、道文化的政治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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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春秋》，掩卷欲睡，然却思絮奔涌，再难进入梦境。

孔老先生以一颗赤子之心，孜孜以求，克己复礼，广推以德治国，仁爱服人之乱世理念，却被当时诸侯一概冷落，因而倍感失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身影，还有其创建的儒家文化，饱受盛微兴废的命运，无不令人欲说还休，慨叹万千。

史上有人骂他是复古派，鼓吹“克己复礼”，是“开历史之倒车”。其主要罪证，就是担任鲁国大司寇代兼宰相仅七天，就诛了法家、激进变革派少正卯。

站于现今社会，穿望当时情境，觉得拿此说事，有点冤枉孔子。试想少正卯何人？乃鲁国之少正，当时诸侯国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担任制定法律规章并教化天下的司法及教育长官；而孔子担任的司寇，乃掌管治安刑狱之官，职责是驱捕盗贼和依法诛戮臣子等。少正与司寇，职责有联络，官阶差未几，即便孔子兼代宰相，也只高半格而已，何况二人还是发小，关系不时很好，假若没有鲁国公及朝中重臣力主，孔子不可能诛了少正卯。固然两人之间，政见有所不同，一个主张变革，一个主张复古；还有两人都办私学，而且少正卯之私学更受欢送，招收弟子比孔子还多。但这些均非孔子必诛少正卯之理由啊！

还有人骂孔子是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假仁假义，男盗女娼。最有力的例子，是孔子游说卫国时，特地去拜会卫灵公的素有“美而淫乱”之名的夫人南子，而且久久没有出来。惹得门外等候的子路都急了，见其出来后，禁不住埋怨他。孔子听了，急得面红耳赤地分辩说：我要做了什么愿意事，让老天厌弃我，让老天厌弃我！

其实回望历史，孔子拜见南子是有理由的，而且是必须的。当时卫灵公年轻贪玩，宠溺南子之外，还喜欢男好，荒疏朝政，好多事情都是南子夫人代其做主。孔子周游卫国，推行仁政，必定先拜南子。而且南子也崇拜孔子，听说其来卫，也派人传话求见。孔子哪有不见之理？于是两下相见，又早就于宋国时认识，还有心内各有所图，所以就聊得时间长了一些。其实那种官访场所，能发作什么事儿呢？即便南子有“美而淫乱”之名，即便二人交谈投机，用时稍长，也不能成为“男盗女娼”的理由吧？

史籍记载，南子夫人由于崇拜，还真是帮了孔子大忙，让卫灵公留用孔子，在卫国推行仁政。哪想一个月后，卫灵公与南子、孔子一同出宫，宦官雍渠布置卫灵公与南子同坐一车，行在前面；而让孔子坐第二辆车，跟在后面。孔子觉得受了凌辱怠慢，怒曰：“我从没见过这等喜好德行如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于是忿而走之，分开了卫国。

由此可见，孔子这位老先生，也真的太天真太心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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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之所知，关于孔子以及孔孟之道，批判最甚的是五四时期。当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瞿秋白等文化先驱，就曾猛烈抨击过儒家的霸道、仁政、中庸、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呼吁科学、法制、民主、对等，召唤“德先生与赛先生”。

特别鲁迅先生，更是在其作品中，矛头匕首直指孔孟之道。好比于《狂人日记》中，痛斥“仁义道德”是“吃人”；在《阿Q正传》中，描画阿Q“样样合于圣经贤传”，最后下场却异常悲剧；于《孔乙己》里，将至死放不下“儒生”架子的孔乙之洋相出尽；在《祥林嫂》里，将祥林嫂之死归结于“三从四德”的荼害……

名义看，鲁迅似乎对孔子“咬牙切齿”，但是剖析当时的社会背景，阅读他的全部著述，我们却又发现，事情原非这么简单。首先，鲁迅批孔，主要是批判以孔子为开创的儒家文化，将国人都变成了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矛头所针对的，是应用孔孟之道塑造国民性格的官家；同时，鲁迅关于孔子自己，却是十分认可的。好比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孔丘先生确是巨大，生在巫鬼权力如此旺盛的时期，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在《无花的蔷薇》中，又把孔子同释迦摩尼、耶稣基督并列，称之为“巨大的人物”；于其他文章里论及历史，还说“孔墨都不满足于现状，要加以变革。”可见其关于孔子的肯定。

不只如此，鲁迅关于孔子的肉体，甚者赞誉有加。好比孔子终身不曾得志，但却初心不改，追求“仁义”，鲁迅就很赞扬，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信服的。”（《鲁迅全集·第三卷》）

由上可知，鲁迅对孔子之褒贬，是站于文化高度，着眼于国度安危，民族兴隆，主因在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仁人志士不时寻求救国途径；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既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修正。所以“爱之深，恨之切”，以醒国人，拯国救族，其情之深，其意之切，让人为之动容。

至于几十年后，那场文化“浩劫”，彻底“砸烂孔家店”，要将“孔老二”完整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还是不说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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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己观念，孔孟文化最大缺陷，是捉襟见肘，孤芳其说而否其他。过火强调“仁治”作用，而忽视了“法治”的重要性。同时不能与时俱进，更新已有思想理念。

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亦有“恶”共生。人之善，生温爱，却易让人生惰懒；人之恶，强抑弱，却能激起新动能。动能是社会展开助推剂，不展开只需被动挨打的份儿。问题之关键，是给动能设堤坝，定规则，并真实监视而行之，这就是法治的意义和重要性。

当然固然如此说，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其于释、道、墨、法，以及五四以后引进的科学、民主、对等等文化，依然华夏文化之主流。

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文化春风化雨，温润人心，是华夏历代官家乱世良药。特别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仁德、智信等理念，培育了一大批忠君爱民，精忠报国，“仕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的仁人志士，影响着无数文人士子奋发进取，报效民族国度。

思絮至此，眼前不由走出一长串孤傲而又宁折不弯的身影：屈原、苏武、杜甫、白居易、陆游、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海瑞、于谦、史可法、秋瑾、瞿秋白、彭德怀……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化身，是华夏民族真正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肉体所在！

当然，两千多年过去，社会展开到今天，国际之间诸强争雄，文化经济互融互通，我们仅靠儒释道文化治国理政，肯定是远远不够了。我们还要像鲁迅等文化先驱说的那样，要引入“德先生、赛先生”，不只需“以德治国，仁爱诚信”，还要发扬“科学、民主、对等、法治”，与之配套，互为补益，构成合力，才干完成共振前行。

现今举国上下，践行之“价值观”，就融汇贯串，补全儒道之缺，参与科学、对等、民主、法治西学先进理念。既有调和环境，又激扬发明积极性，同时更以法治为堤坝，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之运转。此纲要若能真正落实，当是国度之幸，民族之福也！

作者简介：宋云奇，笔名蓝风、沉郁之狼、苍茫等。作家、评论家，高级编辑职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会员。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文学作品集六部，长篇小说两部。曾任《躬耕》文学杂志主编、南阳文学院副院长、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河南省作协理事。南阳作家群主干作家。供职于南阳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