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秋自述演红《刘三姐》，我差点挨枪毙

“中国的刘三姐来啦!”两个少年冲口而出，随着喊声，街道两旁店铺里的顾客、店员以及老板，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店门，自然形成两道人墙。那是1980年，“刘三姐”演出团初次巡演新加坡，一次到购买物中心观光，甫一下车，就被“发现了”。不少看过演出的观众，兴奋地围上来指着团队：“这个就是刘三姐!”“这个就是小牛!”"这个矮胖子就是莫怀仁!"……那天，他们路过每家商店，店主人都热情邀请进店参观，价格优待。“兴隆号”布店的陈老板，操粤语对他们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家剧场做事，至(才)买到票，全家十一口都得睇啦(看了)，我本人连睇三场，真是好戏，好戏!”

上面这段话，天上的国如果也有这片人间一样的媒体记者，那，只要他们把开头的“中国”二字，改成“人间”，基本就可以直接当做新闻通稿用了。

因为，2023年3月4日凌晨3点16分，电影《刘三姐》饰演者黄婉秋天上传歌去了，3月6日，连遗体也告别了。与刘三姐死生与共的黄婉秋，从此在人间，只留下电影荧幕上的她，永远的17岁。

60多年过去了，全世界的观众都没有忘记刘三姐，某种程度上，黄婉秋=刘三姐=广西——中国的一个风光秀丽的省份。

在广西，哪怕对山歌一无所知的人，都能在随口哼几句电影《刘三姐》里的“唱山歌咧，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歌声里，人们脑中浮现的刘三姐形象，一定是电影里野性机灵又俏皮可爱的黄婉秋版“刘三姐”的样子——丹凤眼、鹅蛋脸，头戴彩花、身着彩衣，如画般的桂林美景中，响彻着她清脆的歌喉……

一个演员，一部电影，就足以不朽，连一代影视皇后刘晓庆都曾不无羡慕地对黄婉秋感慨道：你一个刘三姐吃了一辈子，值了！我们多少演员一辈子忙碌，拍片无数，也难以让人们记住！

大导演张艺谋也说：“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还到桂林拍了《印象刘三姐》，如梦如幻的江山美人意境，何尝不是电影《刘三姐》给他的灵感呢。

电影《刘三姐》成功到，后来广西人也认可里面的歌是壮族山歌（中的一个曲调），其实歌是汉族彩调，黄婉秋也是生长于桂林、祖籍广东梅县的汉族客家人。一个客家妹子，如何成功饰演“壮族歌仙”刘三姐的经典形象，一生宠辱得失所系，还差点挨枪毙？让我们来听听黄婉秋的心声吧。

以下为黄婉秋自述：

1943年春节前 “小年夜”的那天，我呱呱坠地。大人们说，这是灶王爷爷带来的小鬼，长得特别难看。又因为我已经是老四了，还是个女的，所以得不到大人的宠爱。半岁、一岁之后,我越长越胖,而且白净起来了，原来鼻梁上那三道最难看的皱纹也消失了，一双眼睛水汪汪的。

这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我开始一天比一天赢得大人的喜爱。比一般小孩不同的是，我三个月就出牙齿，九个月可以放手走路。对这个“特点”,父母印象最深刻，长时间里，父母不断地对人说:“走路早，命奔波”。到我13岁学戏时，母亲还说是由于我“走路早”的缘故，“豆子鬼”那么大，就走出家门自己谋生。

长到4岁的时候，兄弟姊妹几人当中，我忽然显得“出类拔萃”起来，不管走到哪里，都逗人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有着对美的憧憬，长大了便形成对艺术的强烈向往。

父亲当时在桂林“新三友”百货公司当职员，家就住在公司里面。我经常溜出铺面来玩，商店的叔叔阿姨也爱给我梳装打扮，戴花涂粉，我就在大家的喝采下边唱边跳，那些歌呀、舞呀都是自己乱编的，叫不上名字，就知道一个劲地唱,顾客也顾不上买货，围着看我“表演”。喧哗声惊动了在里面工作的父亲，出来看见这种情状，又气又好笑，不得不厉声喊:“小妹，在这里吵什么!”这时店员、顾客似乎才想起自己的事。我扮了一个鬼脸，便给父亲牵走了。虽然有点扫兴，但我还是赢得了“战利品”——脸上的胭脂，嘴唇的口红。

我常带着“战利品”，得意洋洋地走家串户。我特别喜欢去我姑妈家。姑妈是桂剧爱好者，跟著名桂剧艺术家尹羲是挚友，我那一点可笑的“演技”,就是姑妈手把手教的。那天,我打扮得很“洋气”,正在兴致勃勃地学表演，给来姑妈家玩的尹羲瞅见了，她欣赏地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叫我“小摩登”。这个绰号，很快就在亲友家传开了，“小摩登”一直陪伴着我度过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过去结婚,兴穿结婚礼服,有钱人自备，一般人租用。新娘穿上礼服，还要两个小孩当“纱童”，跟在后面拉着罩纱。由于“小摩登”出了名，亲戚朋友结婚都来请我去做“纱童”。这可是我快乐的日子，不仅可以凑热闹，还可以得一套漂亮的衣服,有时还电头发，更是十足加二的“小摩登”了。

7岁那年，一天放学很久了，家里人还不见我回家，当时还有“拐子手”,妈妈以为我被拐走了，难过得哭起来。爸爸、哥哥、姐姐全体出动，四处寻找，谁知我在一个同学家里表演节目，乐得忘乎所以。我回家后，看见一家人着急和妈妈难过的样子，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跪到妈妈膝下保证:“以后再不贪玩了!”

我生来大概就不是读书拿文凭的料。一到学校学习，特别是一学算术，常常就不知所措。问姐姐，姐姐让我自己动脑筋。望着姐姐，我把加减乘除都猜完了，也不知哪个对，更不用说刻苦钻研了。但看起演出来，却能“感动上帝”。

我家住在市中心，附近有个桂剧院。我天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跑到剧院门口等戏快散时，溜进去看戏尾。久而久之,看门检票的伯伯阿姨被我这个忠实的小戏迷所感动，只要我一出现在门口，他们就笑着放我进去。

8岁时，全家迁往永福县。父亲与人合伙染布为生。那时刚解放不久，大兴扭秧歌，打花鼓。我在学校天天练，连饭也不想回家吃。遇到节日和各种庆祝活动，我总是走在秧歌队或者是花鼓队的前头。因为我年纪小，妈妈又会帮我打扮，头上梳着两个鬏，一边装饰上一串花，这样一来就更显眼了。大人们常说我，真象一个小演员。

1954年，我又迁回桂林，进广西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五年级。在这个新的学校里，我又自然地当上文娱骨干。一加入少先队,就参加了市红领巾歌舞团。我们排练过很多节目，比较有影响的是《喜鹊与寒鸟》，我演喜鹊妈妈。

老师们见我在文艺方面很有苗头，都鼓励我要努力读书，将来保送我到电影学校学习，当一个电影演员。有一位老师还说:“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学生时，心里将会多么的高兴啊!”那时我才12岁，还不懂得拍电影是怎么回事，虽然是个电影的热心观众，但全不懂得电影演员是怎么当的。

二

1956年春，刚读完高小第三册，寒假中的一天，我的一位同学黄幼璋，兴匆匆地跑来告诉我:街上贴有招收桂剧学员的广告。我一听就跳起来,两人不假思索,赶紧跑去报考。

“几岁了?”

“13岁!”

“小妹妹，对不起，你们每人各差一岁，今年还不能报考。”

两人你瞪我,我瞪你,又都恳求般地望着那位胡子叔叔。胡子叔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第二天，我们不甘心，又去瞅。只有两位阿姨在。这次我们学乖了，都说已经14岁。阿姨翻开本子，正要登记时，事有那么巧，昨天那位胡子叔叔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笑着问:“怎么你们又来了?”

阿姨奇怪地看看他，又看看我们。他才向阿姨揭穿我们的“老底”。我灵机一动，岔开话题，急切地说:“先看看我们表演，不行再说，好吗?”

几位招生的老师见我们情词恳切，有点受感动了:“你们还会表演?好吧，试试看。象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瞥见了“柳暗花明”,我们高兴得蹦起来。当场就施展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一个舞接一个舞地跳。

“哦，她们还真有两下子啵!”

听到老师的赞赏，我们劲头更足，手舞得更软，嗓门撑到最大。最后还表演了我们的拿手好戏：《喜鹊与寒鸟》。我扮喜鹊妈妈，幼璋扮小喜鹊。

几个老师一合议，宣布:“可以了!”

我跑回家，满怀希望地汇报了在桂剧院的“奇遇”。父母都感到意外。爸爸说:“哪有这么小就出来工作的?除非是家中揭不开锅，才赶你出去自谋活路。解放后，这几年家里生活已经很稳定，纵使再穷，也一定要送你上大学!妈妈虽然也是个桂剧爱好者，但没料到自己这么小的一个女儿要去学戏，实在脑筋转不过弯来。给我讲了过去好多艺人受欺负凌辱的例子。

一瓢一瓢冷水泼来，我心里急死了。跑去找黄幼璋。幼璋也是碰到重重阻挠，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翻出户口册就去报到了。我气急败坏地回家，冲着父母大嚷:“人家黄幼璋都已经报到了，你们还在卡我!”

大人们给我闹闹嚷嚷，也乱了分寸。爸爸说:“这样吧写信问你哥哥!”我一听，眼前出现了一线希望。

我日日盼，天天盼，盼望哥哥的回信。这时桂剧学员班已经开学了。我每天有空，就跑到门口去瞅一瞅。看见40多个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练功、练唱、学习，心里痒痒的。想到自己只能站在剧团门外看,更加难受。要知道还在学校时，我除了看桂剧外，还爱看杂技，常常被演员的过硬功夫所感动。我常想，要是我也会翻筋斗、“下一字”,该有多好!

哥哥的信来了!爸爸连忙拆开一看，信上说“小妹考取桂剧团，我觉得是件好事……”“现在解放了，艺人的地位也不同了。演戏现在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尽管分工不同,都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小妹既然那么喜欢演戏，我看她也真象个未来演员的样子。虽然她还未读过许多书，但进了剧团还是可以得到提高文化的机会。日后我出来当工程师，小妹出来当演员，都同样可以为父母争光……”

1956年3月，13岁的我，便开始艰苦的学艺生涯。那时候，剧团还是集体所有制的，每月发九元，扣了七元的伙食费，只有二块钱零花。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有一次，一位女同学才吃完一碗就没饭了，因为没法同吃得又快又多的男同学竞争，饿得她直哭。这下可教乖了我们所有的女同学，以后吃饭时，第一碗装得少少的，赶快吃完，添第二碗时把饭压得紧紧的。所以再没有谁哭鼻子的了。

每天早晨起床，老师不让我们小便，说这样练才容易出功夫。我们当时也不懂得什么卫生科学知识，真的听老师的话，等练完了功才上厕所。这时可就热闹了，催的催，喊的喊，大伙都憋着尿排着队等候。艰苦的学习环境，使我常常想家，想起家中那些虽也艰苦但是有趣的日子和往事。

那时我双手的软度较差，而“兰花指”又是花旦最关键的一招。为了这手，我每天中午休息时，都把两只手用手布绑起来睡觉；早上起得早，用热水泡手，请老师折手。为了使手背早日能反过去靠住手梗，我就这么忍着痛，硬把手背给练出来了。

每天早上、下午都是练基本功和唱功，晚上一般可以休息早一点。我们哪里肯休息!把床并成了连铺，作为舞台，每人装扮一个角色，演起戏来。有时就在床上练功、下腰、下“一字”。有的同学干脆学着打棍子。房子几乎被我们吵得震动起来。直到老师生气了，我们才罢休。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剧团急需用人，就将我们这批小鬼调去跑龙套。当时有位指导员不大同意这样做，认为打的基础太浅了：只训练三个月，将来怎么能完成更艰苦的创作任务呢?我们对指导员的话一点也不理解，觉得上台是好事，大家早就盼望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感到自己太幼稚了。参加演出之后学的东西没有在学员班时学的多，因为每天中午、晚上都要上台，非常疲劳。

由于要准备上台，一种紧迫感威胁着我们。压脚时吊沙包提脚时在脚上绑上沙袋，这样练惯以后，解开沙袋，双脚更加轻巧。走台步跑圆场，脚上夹着筷子，使脚能有收紧的感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基本功有很大的提高，老师开始指导我们排戏了。由于我平时在跑龙套时就悄悄地学戏、正式排戏时便比较容易理解老师的教导。刻苦不负有心人，我学的东西一般都领会得比较快，也比较记得牢。

那时候，排戏往往没有剧本，老师说，戏都在他们肚子里。我们学戏时，多半是老师边讲，我们边记，记完了我也背得了。所以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大头”，桂林有句俗话:“头大有宝”。

记得我第一次演出时，老师安排我演《斩三妖》中的苏妲己。首次登场，关系着将来的前途。离开演还有一个钟头，我就已化好了妆，紧张的心情使我几乎忘记了泡大头的疼痛。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下，我很快“进入角色”，顺利地演完了这个戏。只是在开打时打掉了头上凤冠的一颗珠子。老师们很满意，说是打响了第一炮。接着扮演了“水淹金山”的白娘子，“西厢记”中的红娘，“打金枝”里的金枝，“梨花斩子”中的梨花，“双拜月”中的姐姐，“闹严府”里的严婉玉等等。

那时候我才十四、五岁。我的演出深受观众的赞赏,夸我扮相俊俏、演艺佳，我成了桂林市戏坛上的一颗新星。

戏越演越多，我也就越来越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一次我们跟老师们到县里演出，天气转冷，我双脚关节发炎肿了起来。偏偏又安排了我演出。怎么办呢?是向老师讲明自己脚痛不演，还是坚持演出?我忍着疼痛硬是上台。从没有请过假。

当时看病很麻烦，听老师讲脚痛最好是半夜起来擦擦口水。于是我天天半夜醒来，一个劲的用口水擦红肿的脚，果然很灵，一个星期就消肿了，慢慢的也就好了。后来我曾请教过医生:擦口水真这么灵吗?据医生分析，主要功效可能出自按摩，可惜当时医药条件简陋，如果用消肿药酒代替口水，说不定更有效哩。

在县里演出非常愉快，我们学员就更觉得新鲜了，一有空就去赶圩，一角钱买三个鸡蛋，回到剧团，学着老师们的样，用浸过水的纸把鸡蛋包起来放在炭头里烧(因天气冷，家家烧“火盆”),迸的一声，一个鸡蛋爆了，象打炮一样。立即剥壳，趁热进口，可来劲啦。又快又方便，这可是个新创造呢！

三

1960年初，我随桂林市演出队去南宁参加“刘三姐”会演。意外接到一个通知：黄婉秋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自治区有上百个刘三姐的扮演者，我从没有接触过电影制片厂的人，怎么会偏偏“爆冷门”呢？

事后才晓得，长影苏里导演曾经在桂林采外景时看过我的演出，他认为我聪明伶俐，又有一身的小巧玲珑的体型、无拘无束的表演，显得落落大方，更难得的是，在质朴的性格表演中略带一点野气。给他留下了印象,就把我提上名单。

启程的那天，天气特别好。领导和几个同学伴随着我，手中提着轻便的行李，像是送姑娘远嫁。我穿着朴素衣装，大概是太兴奋了，身体都似轻飘飘的。临出门，偷偷望了一眼镜子，哟，两颊的两朵红晕象初放的桃花，一双大眼，着明亮的光泽，两条细长的发辨飘飘闪光。我感到前进的路上象铺了一片金色的光采，新绿的树叶飒飒飘动，仿佛在向我招手，告诉我：小姑娘，你的前程似锦…

车台上的铃声响了，我登上了列车。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就要从南国到北疆，望着送行的亲人，突然一阵惶惑，甚至是恐惧抓住了我。离开了熟悉的老师,亲爱的同学碰上困难怎么办？眼泪不由自主的淌下来。随着火车那咣哨咣哨的节奏，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原野,我的心慢慢平静了，又开始憧憬着:长影,长影是什么样子呢?

到达长影以后就开始试镜头。发给每人一大叠材料，包括剧本，导演阐述等等，很新鲜。我们演舞台戏可没有这么多东西。仔细一看，一点也不象常见的剧本。啊,原来是“分镜头剧本”,在一句话的后面，写着中、近、远，什么意思呢?

去问导演苏里，他瘦瘦高高的个子，和蔼当中微露严肃，一副忠厚长者的风度。他耐心地教导我们：拍电影和演戏大不相同。（演戏）在舞台上可以连贯地表演,而拍电影却是东一个镜头，西一个镜头。在影片上呈现出来的连贯的情节，多半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拍摄的，然后通过剪辑拼成一气。

开始试拍了，我扮演舟妹。试服装，我又出了个“洋相”，正在发育的我，身体相当丰满，扮演小舟妹，似乎不那么合适。导演一看，严肃地对我说:“小舟妹，你去找服装阿姨要块布，紧一紧胸。”我一听,脸红到脖子根，忙用两手捂着脸蹲在地上，不敢看人，要是地上有个洞，我一定钻进洞里，丑死人了！

导演见我这个样，又说:“这是工作的需要，有什么不好意思，我都可以做你父亲了，封建。”

等导演走了，我才站起来，要了一块布回宿舍。一个大姐姐教我做了一件紧身衣，才过了这一关。等到要扮三姐是成年人，我就不再需要紧身了。面对慈父般的导演，我觉得自己太无知了。

刘三姐由比我年长的四位演员试拍。不管轮到谁拍戏,我总是精力集中地坐在摄影机旁，不错过任何学习机会。为此，我放弃了许多游玩的机会，也很少外出观光，我学习这么勤奋、用心，不觉引起了导演苏里和摄影师郭振庭的注意。

开拍了一大批镜头以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关领导审阅了这些样片后提出：能否挑选一个更理想、更合适拍刘三姐的演员。田汉还点了我说:“我看这个小舟妹就不错。”

一天早晨，摄制组开会传达了领导的意见，散会之后，苏里导演和摄影师郭振庭把我留下。苏里导演说:“小黄，你表演几段刘三姐看看。”

一听这话，我一下子懵了。但是，当我看见导演期待与信赖的眼光，很快又镇定下来。在摄影棚里，各种不同角度、不同颜色的照明灯，还有“突突”作响的摄影机，一齐对准了我，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徐徐步出，轻坐在床前，神情自如地试演了“绣绣球”这一段，一曲情歌随口而出，“花针引线线穿针，男儿不知女儿心，鸟儿倒知鱼在水，鱼儿不知鸟在林”。一双眼睛，脉脉含情，整个人沉浸在思念情人的热恋的幸福当中。

我的歌声刚落，就有人为我喝彩，“太好了，她那双眼睛会说话!”苏里导演不露声色，叫我再来一段“三姐骂财主”的戏。骂财主这段戏需要的是泼辣、倔强的性格，而且还要有几分山野妹子的野气，同刚才“绣绣球”时的百般柔情，是完全不同的。导演正是要在这大起大落的剧情之中，考核一个演员的适应力，这正是名导演苏里的匠心独运的地方。

我稍稍酝酿感情，怒目圆瞪、两眉横竖、小嘴紧抿双唇，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念出台词：“刘三姐，我劝你不要辜负我一片好心！”我便放声唱道:“多谢了，多谢你这好心人，谢你拦路刀一把，谢你捆人绳一根……"嬉笑怒骂，很有分寸。“好一个火爆爆的山顶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有人这样叫了起来。导演苏里点了点头。过了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婉秋，你来演'刘三姐’，怎样？”

我这才意识到这可是个不小的问题。那时虽然年岁还小，也懂得一点影剧界的“ABC”，觉得不好把别人的角色取而代之。而且，片子已经拍了不少镜头，唱歌的录音已全部录好，这时再换演员，未免不妥吧?我反映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以后，苏里说:“这孩子真善良，这些都不用你管那么多，我们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这部影片拍得让观众满意!”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剧务就通知我进摄影棚拍戏，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紧张拍摄活动。为了使影片早日与观众见面，我们没有花时间排练就进入了拍摄工作。内景是在长春摄影棚里拍摄的，外景则要到桂林、阳朔一带拍摄。时间非常之紧。这天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在树荫下纳凉休息。有人挑来一担开水。苏导演抢先上前去接担。没想到木桶底“哗”地整个脱落，他从腰到脚全被滚沸的开水烫伤了。他被送进了县医院治疗。我们的戏也只好暂时停了下来。这叫做“拔一毛而全身皆动”，他急得坐卧不安。没过儿天，他硬是离开医院回到了剧组。他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戏。烫伤处依然缠满纱布……

在拍摄刘三姐给关进莫家大楼，与莫老爷面对面展开斗争的那场戏时，开始我又按照“对歌”一场的情感去表演，结果是软绵绵的，人物形象立不起来。苏里导演说，这场戏是与莫怀仁斗争的重场戏，莫家对歌失败后又施毒计，抢走了三姐，而且还要杀害她。在这种特定情景里，冷笑、鄙视的笑……已经远远不够表达人物的内心了,必须针锋相对,当场揭穿他们的阴谋,要痛骂!这样才能表现出三姐不畏强暴、不贪财慕势的崇高品格，也正由于这样，山歌才能象一把匕首，直刺进封建统治者的心窝。

处理三姐与阿牛“定情”这一幕时，我着重用眼睛来表现三姐对阿牛真挚的爱。我灵活地把舞台上运用眼睛的特点恰如其分地用到生活化的电影中来，用眼神去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爱与情，“定情”这场戏,语言少,所以要用眼神、表情和歌声来互相沟通。阿牛从莫家把三姐救出来后，眼望着清澈的流水，沐浴着满天的彩霞，在群众的帮助下又逃脱了莫家的追赶，他们双双划着小船，有多少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时阿牛忽然想起三姐被抢时落下的绣球还揣在怀里，可又不好意思还给三姐，甚至不敢正眼望一下三姐。

演员刘世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阿牛朴实憨厚的性格。阿牛轻轻说了声“给”，使三姐觉得他真有点傻，三姐了解阿牛，更爱在此情景中的阿牛，假装生气地把绣球接过来。在这时，任何语言 都是苍白的，可是“三姐”的眼睛“一飞”,好象说“傻瓜”，阿牛转身拿起浆，没有节奏地乱划，三姐从内心涌出一股甜味，化成嫣然一笑，这短暂的一瞬，凝聚着导演和演员的多少心血啊!

龙门村大榕树下拍摄“定情”，三姐站在榕树下边，对着阿牛唱出了“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竹子当收你不收，笋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捡你不捡，空留两手捡忧愁。”暗示阿牛该是表白的时候了。三姐看见阿牛会意的一笑，立即反应为进一步逗弄阿牛，飞的一抛，绣球落在阿牛手中。通过这些表情和动作，体现出两人情感交融，趋于高峰，很自然地发出山盟海誓，决心百年偕老。这整段戏，我都用眼睛来向阿牛挑战，用眼睛来倾吐爱情，有人开玩笑说“小三姐的秋波真厉害”。

六、七月的桂林，热得喘不过气，尽管赤日炎炎，学划竹排，织网，也得用休息时间。当我踏上竹排，心里象打鼓一样咚咚乱跳，因为我不会游水。竹排一会儿划到深潭下面，一会儿划到险滩上头，船家熟练自如的动作、认真耐心的教诲，三姐被财主砍藤落水的情景出现在我的眼前，慢慢地使我忘记了脚下的急流，战胜了胆怯的心理，情不自禁地也划了起来。

电影上的每一瞬间，不都是导演、演员的真情流露么? 有几个镜头，一时未及选定地点，于是放舟遨游，哪儿好，就泊在哪拍。那天，汽轮拖着大货船放摄影机，再用一根绳子拉着我和阿牛划的小船。刚拍完一个镜头，需要掉转船头往回走：谁知汽轮转舵太急，船尾掀起大浪，眼看小船就要被掀翻，阿牛敏捷地往大船上一跳，顺手拉起我，当我的一只脚刚踏上大船时，小船已经被打翻了。多危险的镜头啊!导演说:“差点要开追悼会了!快，船搞好了,快上船继续往下拍!"我的腿还在发抖，又要上船，可真是考验人啊。

拍完以后，送审。样片放映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因为在这些行家的面前，我作为第一次上银幕的主角，等于进了坐着一排严师的口试考场。天气又冷，内心不觉有点颤抖。开映了!桂林的青山绿水，立即引起一片啧啧的称羡声。我全身开始放松。越往下听着映场中东一句西一句的反映，我的颤抖消失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只是感觉到影片中的刘三姐似我非我。那种随了我半生的和刘三姐融在一起的感觉，我是从这时起产生的。我怎么能演得这样好呢?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有位前辈看后对我说：“真难为你，这么多唱段，你又没有经过排练，口型都对得那么好！”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平时“偷看、偷学”的结果。以前学戏时师父经常教我“学打不如偷打精”。要巧学，要活学，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我牢牢地记住了。

《刘三姐》公映后，誉满海内外，我还获得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第三名的荣誉奖。人们说苏里导演有一双慧眼,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赞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

我在彩调团工作的四年中，先后演出了《刘三姐》、《白毛女》、《依策汉》、《金沙江畔》、《半把剪刀》、《桂花与石郎》、三看亲》《王贵与李香香》等，受到了观众的 欢迎。有个年轻小伙子，只要我们团演出，他每场必到，而且都是特号位子(自带一张小凳子)坐在第一排的前头，我们很受感 动，给他取了个名字“戏迷”。象这样的观众，还真不少呢。

从长影回来后，我一直很想再上银幕，再拍电影。也-直盼望苏里导演再给我找一个角色。如果不是那场动乱，这个愿望早实现了。因为那场动乱，我一别银幕就是二十多年……

四

贴在剧团的一张大标语（大字报），将一把火烧到了我这个23岁岁姑娘身上，我的境遇越来越不好了。我不能上舞台，他们罚我扫街，每天天未亮，就拿着长竹扫帚，扫院子，扫那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马路。“看，黄婉秋扫街!”我低着头扫我的，听见过路人在背后嘀嘀咕咕。

扫了一阵之后，我变成了一个“蜂王”围观的人象一群黄蜂将我团团围住，随着我的扫帚不断地移动，有的人一边朗读着黑牌子上的字，一边发出阵阵哄笑，他们似乎很快活，不时还有一些顽童掷来的石子。对这些，起初我感到很难为情，只觉得一双双观赏动物似的眼光射来，后来渐渐就习惯了，内心里采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我想，这场动乱，好些人从品质上暴露出了禽兽的特点。争权于朝争利于市，说到头来，还不是狗抢骨头。而侮辱好人，更反映出侮辱者无知的悲哀。所以，可耻的和被嗤笑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湮灭了良知的低级动物。不是人看“动物”，而是动物看人！

这样一想，我的内心也就坦荡了!当然，惩罚者自然不会满足于这些。他们还要继续施淫威，他们进而罚我下厨,洗菜,铲煤渣，甚至挖坟掘墓!我的“工种”不断地变着，过了一段，罚我到服装组干活。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对我的行动也不断地“升级”，终于发展为后来的“游街”。游斗”的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关在一个饭店里，不时有人来教训几句，谩骂几句。我被捆住双手，无法入睡一早，看守送来了早餐，哪能咽得下肚呢!一位好心的看守劝我多少要吃一点，免得游行时间太长，会受不了。我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游街”要开始了，我被挂上牌子，戴上米顶翎尾摇曳、镶珠嵌玉的演戏用的凤冠，有人拿着根草绳，边骂边捆绑，并用膝盖猛力一顶我的腰部，使劲勒绳又突然往后搬，来十个九十度的下腰。我感觉腰“咔”的一声，钻心地痛。我知道不妙，腰给拧坏了。

又有人给我披上一块破麻布片，用桂林话来说，这是“烂麻包”的暗喻。在团里，我的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是有目共睹、深孚众望的。我最恨别人无中生有地恶意中伤我。尽管我知道这种无端地侮辱人格的事，在那愚昧的年代里，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这对我来说总还是很大的刺激，我终于忍不住了，不禁低声哭了起来。我感到浑身痛楚，仿佛被什么人活生生地撕裂了我的肌肤，肢解了我的身体。

后来，有人悄悄取下了麻布片，大概觉得这么做有点过头。我侧头看那人，是我们团的，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在心里说，这个人还真有点良心。

在“游斗”的路上，看热闹的人特多。我站在车厢的前头，可以听见“战斗组织”的头头在传话，说的是:“走到大街中心时，汽车开慢点，群众都想看看黑线人物黄婉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现在又不是演戏，有什么好看的呢?汽车缓慢地穿过广场，向南开去，看见街上黑压压的人群，我陷入了沉思。突然间，“咣”的声响夹着骂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天杀的“麻杆”，你为什么包庇，烂麻包?!”

原来有人用一根铁条朝我打来(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这挥铁条者是一员女红卫兵)，却被人拦住，并惹来“革命群众”的骂声。啊!是他，这个毅然伸手挡住铁棍的人，这个熟悉的外号，不正是他吗？谢谢你，“麻杆”!

这天的夜里，腰好痛!稍一动弹，便似万针扎心。我想我的腰肯定是扭伤了。妹妹跑来看我，带来了姑父姑母的问候。她叫了声姐姐，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姐妹二人相对而泣。

我们桂林市歌舞团有两个宿舍。有一天，我从我住的宿舍到另一宿舍去串门。“你就是黄婉秋吗?”冷不防,我的眼前冒出了两位“武卫”战士，都很年轻，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我从未见过他们。

“跟我们走!”高个子恶狠狠地吆喝道，并且有意很大声地拉开了枪栓。

“你们想带我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染织厂。我们今天要毙了你。你这个人，演了那么多坏戏，还拍了黑电影《刘三姐》。光长得漂亮有什么用，思想修了，变黑发霉了，留着干什么?”矮个子说。

我不禁周身打了个寒颤，我早就听说这染织厂是“武卫”战士们杀人的临时“刑场”。前几天就在染织厂的桥下枪毙了七个无辜群众,今天我看来是在劫难逃了。我无疑将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

我在歌剧《江姐》中演过江姐，当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照镜、整衣、梳头，然后面不改色从容赴死。这么一想，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豪气。我想学江姐，最后梳一次头发，可是一下找不来梳子。

我身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手表，我把它摘下来，交给一个相熟的老婆婆：“伯母，烦劳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让她多保重……从11岁开始，都是姑妈抚养我，她对我好比亲生女儿。这块上海表，买来时花了100多元，精致小巧，是我很喜爱的东西。现在，我只能用它送给姑妈，物轻情义重，聊表寸心。

做完这些，我神色自若地随他们走出大门。他们一前一后押着我，我居中。阳光照在我身上，暖融融的，我眷恋地四顾着，我觉得此时此地，一切都要比平时美丽。行人诧异地看我，也在看行人,心里淌着泪，默默喊着："再见了!人们啊，你们要多多珍重!”

忽然，前面那高个站住了，回过头来大喝“站住!”我坦然地望着他们，一声不吭。此时，还有什么比沉默更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轻蔑和厌恶呢?他们看着没法了,只好说：“他妈的,你不怕死?老子就不让你死。”两人只好把我由原路押回。

经过了这次“死”的考验,我忽然觉得生命更加宝贵了，我也更加热爱生活了。

在电影《刘三姐》中扮演丫环的刘凤英姐姐，是柳州市彩调团的演员，在我遭到折磨的时候，也是为我担惊受怕。听说我“游斗”挨打，她整日茶饭不思,哭个不停,同事劝她说：

“她在桂林，你在柳州，哭也没有用，再说，你这样伤心，哭坏了身体，她也不知道啊!”

“我要哭、要哭，她是好人，她是好人呀!”

在那动乱的年月里，我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凌辱，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那时候，连生命安全尚且不能保障，哪还敢奢望获得爱神的青眼。想不到，就在我对爱情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爱神却悄悄地敲响了我的心扉。有一个小伙子蹦蹦跳跳地来到我的面前，他叫何有才,是我们歌舞团的演员,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身材，眉眼间透露出一股机敏的灵气。（笔者注：看描述，何有才似身怀武术）

1960年,电影《刘三姐》在桂林拍戏,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他也闻风赶来看热闹。当时他个子还不怎么高，被堵在人群外。急得他爬上江边的石峰，居高临下，才得以亲睹拍戏的场面。

从此,何有才爱上了文艺,在学校里练唱歌，也练跳舞，还学讲相声，一心想当演员。功夫不负有心人，1966年5月，他考上了桂林市歌舞团。在我被“游斗”的那天，那根打向我的铁棒，是他手背帮我挡的，他保护了我，却引来了“战友”们的一片咒骂声。

能在别人危难之中，挺身而出，自己却顶住了骂名，是难能可贵的。我的腰，那天被扭伤了，他给我送来了他父亲--一个老中医配制的药酒。我被隔离审查，他与他的好友李光生千方百计给我送书和吃的，还为我递信，往家里通消息。

特别要说的是那位李光生，他就是当时我们歌舞团党支部书记的外甥，是个知青，因没有找到工作，在舅舅家帮看小孩。他月睹这不平的一切，十分同情我这个“刘三姐”—他所崇拜的演员。我与何有才的结合，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热心的帮助者。没有他给我们传递“情书"。我们的感情恐怕没有那么快就能建立起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要知道，那时同情一个“反革命”要担多大的风险啊！1972年7月15日，我和何有才结合了。

五

“……你歌那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涨大水，山歌塞断九条河。”这销声匿迹了十几年的三姐歌声，怎么传进了我的耳朵呢?是做梦，还是精神恍惚呢?1977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在回团的路上走着，一边循着歌声去寻找。哦,原来歌声来自华侨的住地。他们真大胆哪，从哪里找出一张这样的大毒草唱片来放呢？

在阳台上,几位华侨看见我注意这歌声，笑眯眯地看着我走过。我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免惹是非。尽管我不想让歌声再刺痛心灵中那刚愈合的伤疤，但那亲切的声音偏偏紧随着我，我觉得仿佛这一路上都迥响着这久违了的曲调。

我走进剧团，只见全团同志们上上下下围在收音机旁，在激动地倾听着。同志们看见我来到，非常高兴地抢着告诉我：“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故事片《刘三姐》的录音!”

啊，真的，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清新，多么柔美，一曲曲，一声声，全都是我渴盼已久的心中的歌。

1977年11月28日，《刘三姐》重新上演。这个日子，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这简直就是我的新生啊!

我又一次地扮演了刘三姐。在排练时，尽管一切我都很熟悉，但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冲啊!杀啊!”和“四人帮”的帮气影响，重新表演柔和的动作还真有点不自然。加上随着年岁增长，生儿育女，体型也发生了变化，演起来自己总感到不满意。在排练第四场“定情”时，有的同志看完后开玩笑地说:“妈呀，要擦老姜了。”

多年来的以政治代替一切，演员几乎没什么练功习艺可言。我明显地发胖了。这种体型在舞台上是不能轻松自如的。我必须采取措施减肥。

我的发胖，不能全怪外界原因。我也曾自暴自弃过。记得，1974年，我将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过去的局长郭文纲和他的老伴拎着一只大母鸡，走了老远的路来到北郊有才家看望我。聊了一会儿家常，郭局长问我:“婉秋，你知道什么叫做自强自重吗?”我点点头，感到这问话一定有着深意。

果然,老局长语重心长地说:“你看那株玫瑰，花凋谢了，香气还在，身上的刺还在。人也要象玫瑰，即使倒下了，也要'香如故’,骨气如故……群众爱《刘三姐》，也渴望生活中的'三姐’和神话中的一样刚强。我相信你一定能早日重返舞台!”

两位老人走了。我低头看自己快要生产的大腰身，不禁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谁叫我根本没节制地吃呢?谁叫我在生老大后没听妈妈的话，去买一块布来缠腰呢?想至此，我不免感到心寒和丧气，同时也懊悔不已。

后来，这个“肥胖症”一直令我吃苦不迭，《洪湖赤卫队》复演，我担任主角韩英。有一幕重场戏说的是韩英越狱，我爬上石磨，企图攀窗逃走。当然，“石磨”是道具，其实是木架，竟承受不了游击队长的轻轻一站，吱吱嘎嘎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散架。我见势不妙，顾不上还应当在其上昂昂然唱上两句，就慌慌张张赶紧越窗跳了出去。但闻“咚”地一声，好响。观众有俏皮者大叫:“好一个胖韩英。”一时间，观众和舞台上的演员都大笑起来。乐手们笑的差点拉不准音了!我也失声笑了。然而心里在哭……。

我开始了减肥的艰难历程——

练体形，每天上午，压腿，原地跑步，跳跃。有时候与蹈队的演员一起练功，数天下来，我浑身无处不痛，睡觉那次减肥是有收获的，体重终于降了20多斤。

从1960年电影《刘三姐》问世至1980年，整整20年，也是我息影沉寂的20年。20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海外为观众献艺。1980年夏，香港联艺娱乐公司和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发出邀请，广西文化局组成了《刘三姐》演出团，出访香港、新加坡。出发前一个月，排练十分紧张。香港的观众很注重演员的外观美。我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广西出去的。所以，为了广西，也为了香港的观众，我当然应该注意自己的体型了……

我还得进一步把体重减下去!我每天只吃一小碗稀饭和半只包子,晚上请厨师帮助，有才买几味中药与一两瘦肉蒸来吃。既得力气又减肥，坚持了一个多月，体重又降了10来斤。

1980年10月10日，我们演出团一行67人从广州出发，跨过罗湖桥到达香港。

在港澳,特别是东南亚观众的心目中,我就是“刘三姐”的化身。他们认为“刘三姐”就是黄婉秋，黄婉秋就是“刘三姐”。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亲切叫我“三姐”。

一下火车，就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电视台就报道了我们赴港新闻。我们下榻于九龙的“女青年会”宾馆,演出则在香港北角新光戏院。在这个陌生的异地，有着许许多多热爱《刘三姐》的影迷和观众。首场演出的晚上，各方代表送来了很多的花篮，首演十分成功。主办者自豪地说:“一切尽如人意，港人终于看到了'正宗的刘三姐’!”

在港的13天中，演了11场。连轴转的演出和社交活动，使我连好好地上一次街、买件好看的衣服的时间也没有。更没有时间去探望亲戚和好友了，只有遗憾和抱歉了。

10月20日，我们抵达新加坡，住在大中酒店，在新加坡一流的国家剧场排演。当晚在剧场楼上吃完晚餐下来，102大门口停着许多车，数百观众一直在等着，我一出门就被包围起来，要求签名留念。为了不耽误同志们休息，我只签了一部分。第二天晚上，我同有才商量，用同志们吃晚餐的时间(约一小时)给外面的观众签名，我不停地挥笔，忙得满头大汗，但看着那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我把累和饿全都忘记了。

“婉秋，你要有身份一点，不要随便什么人都给签字。”个别领导提醒。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是个演员，虽然稍有名气，但这名气是怎么来的?还不是因为群众的喜欢和热爱才有名的吗?”

我觉得应该理解观众，一定要到观众中去，一定不要使他们失望。所以我一连签了九个晚上，同志们都支持我这样做。

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最使我感动，她一连九个晚上都来看戏。她找到我说:“好姐姐，我太喜欢《刘三姐》啦，真是百看不厌!”每天晚上她都在十字路口等候我们的汽车经过，就为了短短的瞬间与我们招个手，说一声再见!

六

一次，到河南巡演，到焦作市影剧院的时候,已近下午两点。由于司机对道路不熟，一路上又经常出现车辆堵塞，故未能按时到剧院，白白多坐了两个小时汽车。早上的二两早餐，此时早已化作热能了,一路上大家又不敢多喝水，真是又饥又渴又乏。当晚演出的票已卖完，必须马上卸车装台，大家只好在附近胡乱买了些食品塞饱肚子，接着就七手八脚进进出出地忙活了起来。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在不显眼的墙角站着一位不修边幅的小伙子。他不自然地不住地搓着手，一双机灵的眼睛象扫描镜一样逐个扫视着陌生的演员们，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

连绵的小雨一连下了几天，河南的五月仍然寒气袭人。在这个演出点的最后一场开始后，团里一位同志来到我身边说:“外面有个小伙子要求一定要看看你。”“好吧!”我随口答道，“最好在幕间休息时间。”

休息铃刚停，只见一位年轻人走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笔记本,激动得声音颤颤地喊道:“三姐!”我请他坐下慢慢说，他显得很不自在，借着灯光，我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胸前佩戴着共青团徽章。不过他话出口以后，就变得自如多了，开始侃侃而谈起来:“我是个影迷,我最爱看电影《刘三姐》,我更喜欢你演得好，演得真。多少年来，我多么想能亲眼看看你啊!听说你过去受过不少苦，我又担心又难过。听说你要来这里演唱，我，不，还有我妈我爸和很多朋友同学，都很高兴。那天我看见你们来了，在卸车，我就在寻找……”

哦，原来那天那个小青年就是他!听着他的暖心话，我不禁思绪如钱塘潮一般翻涌:自从电影复映,戏剧复演后，多少人和多少信写着和说过和他同样内容的话啊!而我呢?只不过主演了这部影片，人们就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和荣誉!这些年来，我为不能创造更好、更新的东西来献给这些关心我的观众而深感内疚。想着想着，我不禁又浮起了几分惭愧。

末了，他抖索着双手递给我笔记本，请我一定签个名留念。十分钟休息真是一瞬间，我要上台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告辞而去。

拆完台已近午夜，接着就是紧张的装车，以便第二天早行。想不到，那位小伙子又来了，同志们议论纷纷，都说他一定是个“痴仔”。一个个七嘴八舌当面议论着他。而他似乎并不怎么介意，他嘴角露出一丝痛苦的笑意，还抢着帮我们背道具箱。怎么劝阻他也不听。一次又一次，一箱又一箱，一声不吭地背着，扛着。渐渐地，大家为他的忘我劳动感动了，尽管还有些同志在开玩笑，但更多的同志却向他投以感激的眼光。

终于搬完了!我拿着肥皂走到他面前，让他去洗个手。他说:“姐姐呀，你们马上要离开啦，我真舍不得!几天来高兴死了!今晚能候着帮你们一点忙，就算我对你和你们团献上一点敬慕钦佩之心吧!我还会到新乡看望你的!”说完，便走了。我望着那单瘦的身影，一直在灯光下拉长，又渐渐地缩短着，淹没在迷濛的细雨之中。

新乡演出的第二场刚结束，我正在卸装。有人说，“婉秋，看那个'痴仔”又来了。莫理他!"甚至有个别小鬼说“叫剧场人员把他赶出去!”

“千万别这样做!”我叫何有才把他请进来。他又是被雨水浇得浑身湿漉漉的。而且今晚半夜他还要坐汽车回焦作去上班。他顾不得歇一歇，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盅和一个笔记本，说:“婉秋姐姐!那天回家，全家人十分高兴，都怪我没有把你接到家中来玩玩今天送你一个口盅，希望你演出累了、渴了，时常盛茶喝,保护嗓子。这本笔记本让你在巡演中记载美好的事情!”接着又动情地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温暖和关心，平时人们，甚至父母有时都看他不起，所以他非常感激我，一定要送我这件小礼品……。我接了过来，觉得这不仅仅是口盅和笔记本，而是他和观众的一颗真心。

我问起了他的情况，原来他是一位工人，由于父母反对和阻挠他爱上一个农村姑娘，精神确实受过一点打击。

临分手，我煮了几个鸡蛋，连同一支从日本带回的圆珠笔送给他。他接过热乎乎的鸡蛋时,竟激动得流了一脸泪水。忽然,他非常恭敬地低头行了个礼，我赶忙制止。他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你让我再叫一声姐姐，你千万答应我吧!又说:“姐姐，我要带这蛋回去让妈妈尝尝，让她老人家尝尝三姐亲自煮的蛋!”

黄婉秋自述内容来自她的1988年出版的自传，黄婉秋过世后，这两天我一直在寻找，想为最“刘三姐”，写点有价值的报道，不辜负这篇土地，还真找到这这本早已被人间普遍世遗忘的泛黄小册子。

自1980年随团巡演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黄婉秋才跟海外观众初见面，此时，她37岁，距电影《刘三姐》那个艺术形象已整整20年，她因之蜚声海内外，宠辱受尽。海外并无“WG”，观众对黄婉秋的爱，纯粹出于对电影的热爱。

据说，当影片在香港演出时，有三位英国妇女买票进入影院。影院工作人员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听得懂中国话吗?”这三位英国妇女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不但听得懂,而且还会唱呢!”说罢便拉开嗓子唱了几句:“哎，山顶有花山脚香哎……。”四周等候入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喝彩。

巡演回国后，一位香港同胞来信说:“我们全家看了六场《刘三姐》，我的老父亲一人更是天天都看，深深地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的桂林山水所感动，也被你的演技所倾倒。我们还在想，是风景烘托了你的美丽,还是你使风景更加怡人，都把人给弄糊涂了啊?另外，我们又想，四人帮’横行祖国大地，糟踏了多少好演员的青春啊!我们全家由衷地祝愿你早日重返舞台和银幕，使我们了解和看到你的今天。”

另有一位67岁的侨胞来信说:“我一天接连看了三场《刘三姐》，要不是我年老和因天黑路难走,还准备看第四场呢! 我在18年前看电影次数最多的就是《刘三姐》，那次共看了19场之多，晚上我就放录音听，非听一遍不能入睡。我真有点担心，如果将来不放映了，不知怎么度日啊!”

一位新加坡刚入学一年半的儿童，用中文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刘三姐阿姨，我想你!”

如今，黄婉秋逝世了，任何喜爱《刘三姐》的观众，也不能与她人间互动了。只能在电影里一次次重刷她的荧幕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黄婉秋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所说：天上，人间，我心永远与你们同在！

（黄婉秋，表演艺术家，广西桂林，1943-2023） 视觉中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