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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布罗代尔夫人作）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译成中文已有若干年了。然而命运却安排作者最早作品《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下文略为《地中海史》）的中译本，远在其他作品之后，于今天才出版——虽然该书是作者最负国际声誉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观点。人们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各自文明的特性以及局限，社会的演变和经济的偶然性，这一切在作者的历史观中远比政治因素重要得多。人们当初称之为“新历史”的东西，曾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争论，现在我的中国朋友要我在这里介绍它的含义，作为本书的序言。 然而要谈论这种新的有关历史的看法，也许该首先谈谈作者本人。F.布罗代尔生于1902年，是一位巴黎小学教员的儿子，但实际上属于法国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洛林的一个小村子他的祖母身边，布罗代尔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七个年头。他像一个真正的农民的儿子那样生活，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乡村手工活的一切（这种与土地的亲近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1909年七岁时，他来到巴黎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直到通过巴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段学习生活最终使他走上了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道路。 很快完成学业后，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教师这一职业，从而迅速融入大千世界之中：1923年这位年轻的教师来到北非，首先在阿尔及尔待了十来年，之后到西班牙、意大利。他的旅行和档案研究为后来撰写《地中海史》做了准备；随后在巴西的三年中，他兴奋地体验了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那里尚带有殖民历史的色彩，但已被变革的强烈需要所震撼，而变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经济。 在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这段对世界进行思考和发现的时期，他找到一条与过去在巴黎的所有老师完全不同的路。他热衷于阅读一本当时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这本杂志是由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正如杂志名称表明的那样，他们为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将历史研究引向对社会、经济过去的和现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而战斗着。这就不仅需要人们摆脱直到当时为止占统治地位的纯政治史、纯制度史，或者称为“战役史”的历史，还需要人们对其他社会科学给予更多的关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这样便可以尝试一种“全面的历史学”，通过研究某个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观察者寻求抓住它们深藏的脉络，将之重新安排在周围总的环境里：当时的经济气候、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相互状况、文化的分量（远的，传统文明的影响；现时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影响）。 这一创建打破不同人文学科界限的全面历史学的抱负，一直是30年代年轻的《年鉴》杂志论战的中心，它一直伴随着布罗代尔十余年关于《地中海史》的论文计划。这一他后来称之为“更伟大的历史学”的东西，将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然而命运使他意外地与《年鉴》杂志接近。当他于1937年11月返回巴黎时，正巧与吕西安·费弗尔同乘一条船（当时还没有横越大西洋的飞机），在长达三周的横渡途中，他与费弗尔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很快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 同一时期，他已在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档案馆里收集了撰写论文所有必要的材料。当他正准备动笔时，1939—1940年的战争爆发了。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但法国的战败致使他于1940年至1945年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在那里他几乎全凭记忆撰写了这部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巨著。与此同时，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深受被俘期间被动的长期思考影响的历史观，通过这种思考他认为那些最悲惨的事件（他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远，了解正在迫近的命运的意义，可能的话，还要保持希望。 难道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一历史观吗？它是建立在同一社会内部几个叠加的历史层面之上，每个历史层面以时刻变化的节奏展开；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以几乎不变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于所有人类集团——这就是布罗代尔经常称做“长时段史”的东西；变化较为迅速、尽管还是节奏缓慢的历史，以几个十年的长周期，40年、50年，改变着有时是动荡着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循环的历史；最后，是飞快变化的历史，每天充满多变的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历史，在西米昂之后，布罗代尔将这传统的历史称为“事件”史。这三种历史同时存在，就像潮汐深处运动之上的波浪。 在这种历史观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当然，文明也在变动，比地理空间强加的僵硬界限要活跃得多。然而透过文明的历史表面的演变甚至是变革，它们的某些持久性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它们记录下来。我们每人身上都有这样深深埋藏的痕迹。它使我们各自采取不同的常常是无意识的态度，是我们通过语言、饮食习惯（有“小麦文化”、“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所有存在的一切与诸多渠道继承下来的。这些几乎消除不掉的特点有时使文明之间彼此强烈对立。 就这一观点而言，地中海是个特殊的观察点。因为很久以来，东、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在阿拉伯人入侵后的13个世纪以来，演变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一直处于对峙状态。通过所有的历史变迁和现代经济的变革，它们之间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根本冲突，似乎是难以消除的，随时准备重新出现并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 F.布罗代尔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个深奥的基础上建筑自己总体世界观。中国厚重的文明一直在引起他的特殊兴趣，这个千年文明经过了它历史的所有动荡——包括人民中国的动荡，保持了自己特殊的连续性。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于1963年所写关于60年代的“当今世界”的著作，专为18—20岁的法国学生而写）的一个长篇章节以及1979年所写、于1993年译成中文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里多次要解释这一现象。 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明代的中国为什么在发动一系列海外远征并取得成功之后（这早于欧洲人绕过好望角），错过了或者说拒绝了对外扩张的机会？为什么她选择了闭关自守？另外，中国出于什么原因，在很多主要技术（例如冶铁、印刷、造纸或纸币方面）上领先于欧洲几个世纪的情况下自满于保持这些优势而不是发展它们呢？除了有自己明确地位的政治问题的次要作用外，这些问题对他而言恰恰是文明带来的问题。 布罗代尔一直保持对中国关注的证明之一就是他在50年代，在他长期领导的高等实践研究院里创建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他吸收了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问题最好的法国专家。这个中心在巴黎至今还在。 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 我更确信，他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译成如此美丽的文字，而我们西方人很不幸，看不懂这些美丽的文字。 献给我永远怀念的吕西安·费弗尔， 借以表达我的感激及子女般的敬爱之情。 新大陆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内海，堪与紧靠欧、亚、非三洲的地中海相媲美…… 何塞·阿科斯塔：《西印度群岛博物志》，1558年，第94页 第一版序言 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能把长年累月——比我整个青年时代还要漫长的岁月——的研究奉献给它。作为报答，我也希望我的一点欢乐以及地中海的灿烂阳光能够照亮本书的各个篇章。如果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塑造人物，永不忘记这个人物，并且不断使人想起他的强大存在，这当然十分理想。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我们的行业不能有写小说那种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因此，愿意以我希望的方式阅读本书的读者，最好带着他自己对这个内海的回忆和想象，并赋予我这部作品以色彩，帮助我再现这个巨大的存在。这一点正是我尽力去做的……我认为，人们现在见到的和喜爱的这个地中海，本身就是关于它的过去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说我从巴黎大学地理课老师的教学中只记住了地中海这一课，我却执著地记住了。这种执著使我从事的整个事业有了意义。 人们一定会以为，一个比地中海更简单的例子肯定会使我能更好地阐明历史和地理空间之间的联系，特别因为用人的尺度来衡量，16世纪的这个内海比今天还要大。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颇不寻常的人物。他超出了我们的计量和分类的范围。对于他，只写“他生于……”这样简单的历史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他，单纯就事论事地加以叙述也是无济于事的……地中海甚至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那里岛屿星罗棋布，半岛穿插其间，四周的海岸连绵不绝。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地中海的诗歌多半表现乡村的田野风光。地中海的水手有时兼事农耕。地中海既是油橄榄和葡萄园的海，也是狭长桨船和圆形商船的海。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就像不能从正在塑像的匠人手中把黏土拿走一样。普罗旺斯的谚语说： “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因此，我们不下工夫就无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耐心，需要作很多尝试，当然也免不了会犯一些错误。海洋学家、地质学家乃至地理学家眼中的地中海，已经十分清楚明了。这是一些公认的、有名称的、标明方位的领域。但是，历史学怎样看待地中海呢？很多权威见解提醒我们：地中海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也不是个为强国独占的禁区。认为这个先决问题并不存在，认为地中海是个不需要说明其特性的人物（因为他的特性早已被说明，已经很清楚，一眼即可辨认），认为根据地理轮廓的虚线分割世界通史就可以把地中海手到擒来，持这些见解的历史学家必定倒霉。因为，这些轮廓对我们的调查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让地中海的历史的一端止于埃库莱斯山门口，另一端止于古城特洛伊周围的海上走廊，人们能够写出即使为期只有50年的历史吗？地中海历史的框架范围问题，作为首先提出的问题，引出所有其他的问题。划定地域界线，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关文章、回忆录、书籍、刊物、调查报告浩如烟海。其中一些是纯历史学著作；另一些同样重要，是由邻近学科的学者——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工艺学家——撰写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地区，比这个内海及其光芒普照的陆地，被如此清楚地阐明过和清查过。但是，我们不怕冒对前人忘恩负义的危险，敢于说：这一大堆出版物就像铺天盖地的尘埃一样，把研究者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使用过去的因种种原因已经过时的语言的论著太多了。这些论著感兴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这幅镶嵌画上的某一块小小的方砖；不是地中海宏伟壮观、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丰功伟绩和大量的杂闻轶事，它们与我们关心的强有力的、缓慢发展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论著中需要修订，需要推倒重写，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复活的地方委实太多了。 对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没有确切的了解，也无法写出一部地中海的历史来。这项任务看来不是单独一个历史学家所能胜任的。在16世纪，地中海国家无不拥有收藏丰富的文献资料馆。这些文献资料逃脱了火灾、围城以及地中海世界遭到的各种灾难。然而，要清查和发掘这些毋庸置疑的资源，这些最丰富的历史金矿，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的20次生命，或者20名研究人员同时为此贡献他们的一生。也许这样的一天将会来到：在历史的工地上，人们不再用这种小手工业作坊方式工作……到那时，或许可以不再根据仅仅包含部分第一手材料的书籍，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来编写通史。不言而喻，尽管我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依旧没有整理完我从档案中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献资料，我的书是建立在必然不完备的调查基础上的。我预先知道，本书的结论将被检验，被推敲，并被其他结论所代替。这正是我希望的事。历史学就这样前进，而且应当这样前进。 此外，由于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处于不利的历史地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如回光返照，随之出现的将是17世纪这个严峻的退缩的时代。因此，正如吕西安·费弗尔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好题目”。这个题目难道就不值得去研究了吗？了解地中海在近代初期的演变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在那时候，世界不再以地中海为中心，不再为地中海的利益和按照它的节奏生活了。人们一直谈论的地中海的迅速衰落，在我看来并未得到证明，或者不如说，事实似乎证实一切恰恰相反。但是，撇开这场衰落不谈，我认为地中海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含义，因而使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都感兴趣。我甚至认为，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给人启示，不乏严格意义上的“用处”，而这种用处正是尼采对历史学本身的要求。 我不想就这个题目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大发议论。这一题目的虚假性——请理解为它的困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险性，我都已经一一列举。我再补充一句：任何历史著作都没有帮我指引正确的方向。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 既然天平两边的托盘都装得很沉重，我倾向于冒险的这一边，并且贸然认为值得大胆一试。我这样做对吗？ 为我辩解的理由正是这本书自身的历史。当我1923年着手撰写时，这是一部探讨菲利普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论著，其形式是传统的，毫无疑问比较谨慎。我当时的几位导师非常赞同。在他们看来，这部论著应列入外交史的范围；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外交史对文明、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见证人，都采取相当鄙视的态度，而且囿于成见，绝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阐明谨慎国王注1的政策，这首先意味着认准这位君主和他的谋士在根据变化不定的形势制定这项政策时所负的责任；确定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再现西班牙的世界政策的总图，而地中海只不过是这幅总图的一个局部，而且还不是始终占有特殊地位的局部。 到了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势力事实上一下就转移到了大西洋。不管菲利普二世的庞大帝国是否意识到危险，它必须在那里迎接挑战，必须捍卫其蒙受威胁的存在。猛烈的钟摆运动把这个帝国推向与海洋相联系的命运。重视这种内在运动，研究西班牙政策的实质，而不是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评说千秋功罪，此外还认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虽说野心勃勃，却往往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这样做已经脱离了外交史的传统框架。最后，透过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远征活动（如果把令人惊心动魄的勒班陀战役排除在外，西班牙的活动几乎暗淡无光），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现引人入胜的画面以外，还起着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作用；就这样，在终于吸引我的这个巨大题目面前，我受到了诱惑。 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在法国，只有少数历史工作者努力把这种史学研究提高到庄重的地位，而在德国、英国、美国，甚至在近在咫尺的比利时，或者在波兰，人们已经不再拒绝给予它这种地位了。要从地中海的复杂整体中了解它的历史，也就是要遵照这些工作者的建议，接受他们的经验的指点，助他们一臂之力，从而为推广一种崭新的、经过重新思考和设计制作的、值得超越我们国境的史学形式而奋斗。当然，这将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旧形式的——因为必须同旧形式决裂——跨学科的历史学。这样做虽然并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抓住地中海这样一个历史大人物，利用它的庞大题材，它的种种要求，它的反抗、圈套以及冲动，以期创建一种崭新的史学，不同于老师所传授的那种历史，这是个好机会。 任何著作者都以破旧立新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树，并力图做到这一点。即便地中海仅仅迫使我们摆脱了原来的习惯，它也已经给我们帮了忙。 本书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我不愿意忽视这种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也不愿意仅仅满足于为这种历史撰写地理性质的导言；这种导言照例毫无用处地放在书的开头，浮光掠影地描绘矿藏、耕地和花卉，随后就永远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个春天都重新开放，似乎羊群在迁移途中停止下来不再前进，似乎船只并不在一个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如果这个词语没有脱离其完整的含义。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需要加以思考的。首先是依次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进行研究，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复杂的范畴内怎样起作用，以便更好地阐明我的历史观。因为我知道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 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写的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对这种现在仍燃烧着激情，对这种当时的人在他们和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中亲自感受过、描述过和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应持怀疑的态度！这种历史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愤怒、愿望和幻想。在16世纪，随着真正的文艺复兴而来的，是穷人和卑贱者的文艺复兴。他们渴望写作，渴望叙述自己，渴望谈论别人。这种珍贵的文字材料却往往歪曲事实真相，侵占业已流逝的时间，并在其中据有不真实的重要位置。假如历史学家设身处地去阅读菲利普二世的文件，便会觉得仿佛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缺少某个量纲的世界，这当然是个充满激情的世界，是个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那样盲目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躲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 因此，我们终于能够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终于能够在历史的时间中区别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或者不如说，我们终于能够把人分解为一系列人物。这也许是人们最不能原谅我的地方，即使我断言传统的划分也是把生动的和完全合为一体的历史分解成好几段；即使我同兰克或卡尔·布兰迪相反，断言叙述性历史远不是一种客观的方法或者特别好的客观的方法，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即使我断言，并接着指出，这些平面只是阐述的方法，我在本书的叙述进程中不会禁止自己从这一平面走到另一平面……但是，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呢？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这本书结构混乱，我希望他们能够承认，本书的各个部件还是符合制作规范的。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抱负过大，不要责备我有高瞻远瞩的愿望和需要。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巨大的权力的历史学，难道在1946年会有现代的人文主义吗？埃德蒙·法拉尔在1942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 1946年5月 又：我的债单很长。说得明白些，开这张单子需要写一本书。我就讲主要的吧。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思念巴黎大学，思念25年前我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埃米尔·布尔儒瓦、乔治·帕热斯、莫里斯·奥洛、亨利·奥塞尔。我最初转向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应归功于亨利·奥塞尔的指点，他对我的浓厚的友情一直鼓励着我。在阿尔及尔，我得到了乔治·伊韦尔、加布里埃尔·埃斯凯尔、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勒内·勒斯佩斯的友好帮助。我很高兴1931年在阿尔及尔听到亨利·皮雷纳的出色的讲课。 我特别感谢西班牙的档案保管人员：马里亚诺·阿尔科塞尔、安赫安·德拉·普拉萨、米格尔·博尔多瑙、里卡尔多·马格达莱纳、贡萨洛·奥尔蒂斯……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他们还是我学习西班牙语的启蒙老师。我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全体以及我们在西班牙的“历史学”首府锡曼卡斯进行的讨论。在马德里，弗兰西斯科·洛德里格斯·马林以王子般高贵的风度接待了我……我同样感谢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档案保管人员。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我要特别感谢著名的天文学家、杜布罗夫尼克档案馆无与伦比的保管员特吕埃尔卡先生。他是陪同我漫游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好友。 曾经给过我帮助的我在阿尔及尔、圣保罗和巴黎的同事和学生的名单很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特别要感谢厄尔·J.汉密尔顿、马塞尔·巴塔荣、罗贝尔·里卡尔、安德烈·埃马尔。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提供帮助。在我被俘时期的难友中，有两人参加了我的工作。他们是巴黎上诉法院的律师阿代-维达尔和城市设计家、业余历史学家莫里斯·鲁日。最后我没有忘记《历史杂志》小组的莫里斯·克鲁泽和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曾经慷慨地给予我的帮助。夏尔·贝蒙和卢伊·埃桑芒恩当时曾在《历史杂志》上保护过我们这些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在对本书作最后的修改时，我考虑了马塞尔·巴塔荣、埃米尔·科纳厄尔、罗歇·迪翁和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我从《年鉴》杂志所得的教益，是我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大家知道我正尽力偿还这一债务。我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马克·布洛赫有过初次接触。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的。 最后，我还可以补充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吕西安·费弗尔的亲切的和有效的关怀，我的这项工作无疑不会完成得这么早。他的鼓励和指点，使我摆脱了我长期对我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可靠性所怀有的忧虑。如果没有他，我肯定会重新进行调查和收集材料。投入规模过于庞大的事业的不利之处是，有时会使人乐而忘返。 第二版序言 我对再版《地中海》这件事犹豫了很久。我的一些朋友劝我不作任何改动，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改动。他们甚至说，对一部已成为经典著作的作品来说，不改动是有利的。我能合情合理地相信他们吗？在我们的越积越多的知识重压之下，在人文科学——我们的毗邻科学——的推动下，今天的历史书陈旧的速度要比昨天快得多。转瞬之间，书中所用的词汇已经上了年纪；书中的新鲜内容已变成老生常谈；由此作出的解释也要重新斟酌。 而且，《地中海》不是始于它出版的1949年，甚至也不是始于它作为论文在巴黎大学进行答辩的1947年。1939年，即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年鉴》杂志光辉灿烂的初期刚结束时，本书即使不是已经完全写完，也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它就是这个时期的直接成果。因此，读者不要把第一版序言的某些论点搞错了。它们所针对的是那些在今天的研究领域里，不然就在教学领域里，已被忘却了的旧立场。我们昨天的论战在今天已成为无的放矢。 因此，我早就确信这一点：再版需要作认真的甚至彻底的修订。我还确信，作为再版的理由，仅仅把1949年由于当时物质方面的困难我未能发表的地图、草图、图表和插图送交付印是不够的。我不仅要考虑到新的知识，而且还要考虑到新的研究方法（这往往走得更远），所以有的地方要进行大量的修订、增补和改写。好几章不得不完全重写。 正如亨利·皮雷纳所反复说的那样，任何综合都会激发人们重新进行专门的研究。继本书之后进行的这些研究并不缺乏。这些研究推动着我前进，但今天也束缚着我。我需要用很多篇幅来指出，从1949年起在与本书直接有关的一些领域里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特别是下列作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康和他的学生、胡里奥·卡罗·巴罗哈、让·弗朗索瓦·贝尔吉埃、雅克·贝尔克、拉蒙·卡兰德、阿尔瓦罗·卡斯蒂略·平塔多、费德里科·查博德、于盖特和皮埃尔·肖尼、卡尔洛·M.奇波拉、加埃塔诺·科西、让·德吕莫、阿尔方斯·迪普龙、埃莱纳·法萨诺、勒内·加斯孔、霍塞·根蒂尔·达·西尔瓦、雅克·厄尔斯、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维托里诺·马加拉埃斯·戈丁奥、埃尔曼·克朗邦斯、亨利·拉佩勒、罗贝尔·芒特朗、费莉佩·鲁伊斯·马丁、费雷德里克·莫罗、鲁希埃罗·罗马诺、雷蒙·德·罗韦尔、弗兰克·斯普纳、伊奥尔若·塔迪埃、阿尔贝尔托·特嫩蒂、乌戈·图西、瓦斯克斯·德·普拉达、皮埃尔·维拉尔，此外还有已故若塞·维桑斯·维弗斯和他杰出的学生组成的小组的研究成果。我经常和他们密切合作，参加这些研究工作。 最后，我在威尼斯、帕尔马、摩德纳、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锡曼卡斯、伦敦、克拉科夫和华沙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的阅读和研究，使我大大充实了第一版的资料。 这些成捆的庄稼都要收进谷仓。于是又产生了一些棘手的方法问题。这些问题立即在全书范围内出现。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从纵深两方面展示地中海地区复杂多样的生活的著作。增加材料势必要挪开、取消一些老问题，然后要遇到一些难于解决而且没有把握解决的新问题。此外，开始撰写本书和这次再版本书之间相隔15年。这段时间内，作者本人也有了变化。如果不对论证作某些调整，如果不对贯穿全部论证的总问题，即作为论证原始依据的空间与时间（地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作某些调整，修改本书是不可能的。这次，我明确并突出了在第一版中粗略提出的某些观点。经济学、政治科学、某种文明观和一种更加认真细致的人口统计学都激励、推动着我。我增加了很多新的观点。如果我没有夸大的话，这些观点使我对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作了新的阐述。 然而，根本问题依然如故。这是所有历史研究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又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和一种隐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惹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顽强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这个始终有待阐明的决定性矛盾，是认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适用于生活的一切领域，并根据不同的比较条件，必定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 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采用结构和局势等术语。后者表示历史的短时段；前者表示历史的长时段。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结构，也有各种不同的局势。这些局势和结构的延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历史学接受并发现多种阐述。这些阐述在纵的方向从一个时间“台阶”到另一个时间“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也有横向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一点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已经用比较简明扼要的词语作了说明。在那篇序言中，我讲了我最初的意向并宣告本书各章的连续性。 1963年6月19日 第二版的地图和略图是根据我的要求，在雅克·贝尔坦的领导下，由高等研究院第六系的地图绘制室绘制的。我要特别感谢玛尔泰·布利阿塔小组、玛丽阿娜·马恩夫人、A.特南蒂和M.克尔在核对书目和订正校样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第三版序言 在第三版的开头，我只有几行字要写。首先我要说明：这一版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进行新的修订。不能为此责备出版者，问题在于出版事业今天正面临重重困难。今天能再版这样一本厚书的确殊非易事。 因此，我放弃了由于考虑到10年来很多论著已经改变了地中海巨大画幅的某些细节乃至整块整块的画面而对我的著作进行修改的打算。土耳其丰富的档案正逐渐向我们开放，尽管开放得缓慢，在我看来甚至太缓慢。 变化最大的是史学研究的总问题。我对社会、国家、经济的看法已与过去不尽相同。读者在参阅我撰写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在那本即将出版的书中，我更好地表述了我的观点并解释了地中海的相对繁荣的继续存在。这是一种在我看来令人吃惊的继续存在。本书很久以前取得的这项研究成果至少在目前依旧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我真诚地、无保留地为此而感到高兴，也就是说，西班牙、意大利和这个内海其他国家的昌盛的或者至少是相当光辉的岁月，在被传统史学剥夺了以后，又经我之手归还给了这些国家。 1976年3月16日 第四版序言 这一版只作个别细节的改动和补充。详见第一卷第578页及以下各页和第二卷131页。 1979年6月8日  1989年，布罗代尔夫人与顾良（左一）、施康强，在布罗代尔生前的工作室合影。  费尔南·布罗代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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