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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老衙山东仅存 县衙起始于秦代设立郡县制，称“县治”，到明代称“公署”，清代称“衙署”，是散布于全国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星转斗移，沧海沧海，到现今能见到的比较完好的县衙建筑群，除了河南的内乡、叶县和山西的平遥以外，别无觅处。即墨县衙建筑群的配套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其一堂、二堂、三堂的建筑却都有幸保存了下来，这在山东省内是独一否二的，称得上是弥足可贵。 即墨于秦代设县，原县治位于平度，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迁入往常的即墨市立法街29号。此县衙历经元、明、清数代10余次修建和扩建，逐步构成了一个完好的建筑群。现存即墨古县衙一堂，即正堂，或称“大堂”和“公堂”，正殿东西宽11.2米、南北长13.75米，左右耳房各东西宽5.1米、南北长11.75米，建筑面积为273.85平方米。正堂于1999年进行了一次大维修，堂内恢复了旧时装配，并在门口立柱镌刻上了施政楹联：“堂外四时春微风甘雨，案头三尺法烈日严霜”。维修后的正堂古朴典雅，雄壮严肃，在一片古柏的映托下，重现出昔日风采。这次重修还在西配房旧址内发现一个“地库”，为它处县衙所不见，至于它的用处，还有待进一步研讨，这无疑为即墨古县衙添加了一层神秘颜色。 大堂的中间设有暖阁，上悬一匾，书有“明镜高悬”字样。暖阁是知县颐指气使、审理案件的法堂，也是迎送圣旨、接待上宪和举行庆典活动的法定场所。暖阁前方有两块石板镶嵌于公开，名曰跪石。知县升堂时由屏风东边进入暖阁，入座后开端堂训。用朱笔点名，刑书唱名，皂役传呼。被告跪东边跪石，被告跪西边跪石。有功名的举人、秀才、宦官之类，则面向外跪于大堂前的滴檐上，或者站着不跪，这就是所谓的“礼服君子，法治小人”。只需等到的确证明他有罪时，才能够命礼房师爷摘去他的顶戴花翎，革去他的功名，然后才干命令他面向知县跪石。 正堂后面为二堂，除左右配房外，还有完整相称的东西两配房，总建筑面积为238.98平方米。在明代，二堂普通被称为“退思堂”或“思补堂”，是处置普通民事的中央。清代很注重“省刑爱民”的统治措施，主张恩威并济，实行刑罚与调处相分离的准绳，凡因户婚、田土、债务等惹起的民事纠葛，知县常常在此喻以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之类内容，对当事人施以规劝、化解。二堂的公案、陈设与大堂基原形同，但其仪卫、执事则简单得多。二堂东厢房为茶室，是知县办公中间暂时在内饮茶小憩或与师爷、幕宾、僚属商议处置措施和对策的中央；二堂西厢房间为招房，是招书办公的中央。二堂前两侧配房各五间，东为会文馆，也叫东华厅，是接待外来文职官员的中央；西为会武馆，是接待外来武职人员的中央。 三堂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寝室，建筑面积为149.41平方米。另外，有些涉密案件和不宜公开的案件也会在这里审理。
许铤上书开“海禁” 据清朝同治年间编辑的《即墨县志》记载，自即墨县衙建成以来，主政的县令有260余位。其后固然有所增加，但数量不会太多。在大堂里面的墙上，悬挂有历代即墨县令更迭表和著名县令的简介。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到此赴任的许铤就是其中一位。 许铤是河北武清人，进士出身，他只身一人抵达即墨后，就忙着走村串巷，访贫问苦。那时的即墨，土地瘠薄，海口封锁，一片凋敝的现象。作为一县之主，许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样办呢？惟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挥地域优势，开海口，通商贸。这件事儿，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要冒着“杀头”的风险。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端，简直每一个皇帝都发布过“海禁”令，定制就是“片板不许下海”，一再宣布“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当然，“海禁”并非始自明朝，宋元时期都曾实行，但从“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看，明朝无疑是最严厉而且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朝廷实行这种政策，对即墨地域的影响显而易见。 关于朝廷的政策，许铤显然是分明的。但为了老庶民的生存，他还是在到任不久就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章。在这份奏章中，许铤提出，“本县系本省末邑，偏居一隅，与海为邻，既非车毂辐辏之地，绝无商贾往来之踪”。由于老庶民缺乏养家糊口的手段，每到征收赋税的时分，让人忧虑不已。历史上管仲变革造福齐国，缘由是什么呢？“全在榷利”，即贸易市场的获利。圣上若开恩，给“登莱赤子开一线生路”，就不能再实行海禁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嘉靖十八年，本县城阳社民牛稼者”，自己投资搞起了海运，在淮安觅船，飞行两昼夜抵达金家口通贸易。正赶上“是岁大饥”，“沿海居民赖之以不死”，结果是不只是牛家暴富了，跟着他跑生意的人也都发了财。因而，“夫所谓海防者，本以防倭兼以防贼，非以防淮商也”。“夫防所不当防，禁之而未必能禁”，反而使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约束和障碍。应当推行“拓荒田，招移流，筑堤岸，通商艘”的政策，“即万一遇饥馑，有此生路，亦不至坐毙，此无量之利也”。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个中央官为中央着想、为庶民谋福祉的拳拳之心。 或许正是由于许铤的言辞诚恳，感动了远在北京的圣上，朝廷终于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允许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等即墨境内的海口对外展开海上运输，货物直通苏、闽、浙一带，沿海贸易日趋繁荣。据在女姑口发现的《重整旧规碑文》记载：“我即邑（即墨）自前明许公（许铤）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也就是从那个时分开端，青岛就曾经慢慢不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一个具有一定范围的贸易港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能有今天的延展，许铤功不可没。
康霖生断案留佳话 在即墨历任县令中，能像许铤那样名留青史的，还有清代的康霖生。 康霖生是河北磁县人。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考中进士，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出任即墨知县。他固然在任仅仅两年，即积劳成疾，殁于任所，却留下不少佳话。 听说，康霖生在上任之前就已听说当时即墨官员之中有不少人贪污腐化，胡乱判案，因而到任后，他故意不闻政事，放手让衙中胥吏处置那些积案，他则在暗中察看和查访办案中的作弊情形。等到控制了真凭实据，康霖生才拜印升堂，把胥吏们办案之中的作弊情形逐一揭露，并依据他们的罪恶轻重逐一给予处分，冤案由此昭雪，恶人得以严惩。由于康霖生对所改判案件之原委无不了若指掌，丝毫不错，胥吏们十分惊异，误以为他有锦囊妙计，从此再也不敢私自为非作歹。 康霖生“巧断婆媳案”的故事，更是直到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据杜延编著的《选举法略》记载，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康霖生走在街上，忽然听到婆媳二人争持，就把她们叫来问是怎样回事。婆婆诉说自己是瞎子，媳妇欺负她看不见，只给她糠菜吃，媳妇私自里却吃肉。但媳妇死活都不招认这一点。 于是，康县令就说，“元旦喜庆，胡争口腹”，命带入衙中，并端上酒来让她们喝。看到媳妇喝得有些醉了，康霖生就让手下拽着她在衙内来回跑。几个回合下来，媳妇大吐不止，私自吃肉的事情立刻败显露来，并因而遭到了县令的惩戒。 康霖生曾说：“居官须有学问，学问深则处处尽心，自然事事妥当。”他之所以断案如神，正是得益于此。更尴尬得的是，康霖生固然身在官场，而且职位不高，但他性格刚直，从不向上司献媚。曾有一次，一位上司派来的差官由于没有得到康霖生的“益处费”，寻衅大闹县衙。康霖生怒形于色，当即令捕快将其拘押，可惜这件事未等了却，康霖生即因病骤卒于任所。 康霖生在任期间，还厉行土地“清丈法”，短短时间内就肃清了“田归大户，赋责贫民”的积弊。另外，他看到崂山一带山多地薄，庶民无以为生，还派人回其故里，运来大批花椒苗，教给人们种植，让山区居民深得花椒之利，生活大大改善。由于康霖生心系庶民，在他逝世之后，即墨庶民建造了两座康公祠，四时奉祀。一位在任只需短短两年的七品芝麻官，能够遭到老庶民的如此爱戴，的确稀有，也让人深思。
·相关链接· 中国古代的县与县官 □杨国胜 陈海波 整理 县是我国最早呈现的行政区划单位称号，始于春秋初期，最初设置在边地，带有国防作用。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西方大国秦。《史记·秦本纪》曰：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就是说在春秋初，秦武公在新开辟的疆域首先设立邦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肃甘谷县），第二年又设置杜县（今陕西杜陵县）、郑县（今陕西华县）。接着，楚、晋等国亦置县。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普遍置县，且从悠远之地延展到内地。 不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县与以后的县并不完整相同：一是保存着分封制的残痕，如君主能够把县赐送给臣子，县尹能够世袭等；二是县的范围相差悬殊，大的如秦、楚灭了一国置一县，以至灭了陈、蔡这样的中等国度以后也以一国置一县，小的如齐国的县，大致是一乡置一县。 在汉、隋、唐等朝代，县则依据户数的多少定出等级。据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引见：“汉县仅分二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唐书职官志》中则说，除京畿各县外，“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由于等级不同，各县的官吏设置状况也有所不同，等级越低的，官吏也就越少。像不满一千户的下县，官吏数量只需45人，京畿各县则设置138人。 在一切的政区中，县是历史最长、构成最早、相对最稳定的一级。中国有些县的称号和治所从先秦至今从未改动，有的县的辖境也长期稳定。县的数量总的来说则是在逐步增加的，主要缘由是疆域的扩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延展，大多出于管理的需求。像秦末，县的数量大约在1000余个，西汉时则设有1500多个县级单位，往常全国有2200多个县级政区。 在中国古代，县以下普通不设完好的、正轨的政区，因而，县官也就处于封建官僚体系的末端，常常被称作是“七品芝麻官”。不外，县官的位置固然不高，但关于老庶民来说，他们依然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有道是：“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古代的这句民谚就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这一点。固然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遏制县官的权益，作出了很多规则，像明清两代就实行了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逃避制度，并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分离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官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避免一个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权力发作关系，但这种种举措，并没有有效根绝糜烂现象的发作，真正的清官能够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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