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 | 会晤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

以赛亚·柏林

1945年夏，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说他们缺人手，特别是缺会俄语的官员，倡议我为他们工作四到五个月。我很急切地接受了这一倡议，主要是由于，我得招认，我十分盼望了解当时俄国文学和艺术的状况，那时分在西方这方面的状况较不为人所知。

当然，我知道20年代和30年代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一些遭遇。反动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切艺术范畴的发明波潮；大胆的实验主义在哪都遭到鼓舞：新的文化控制者们并没有干预任何能被解释为给资产阶级兴味“一记耳光”的东西，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视觉艺术范畴——画家康定斯基，察戈尔，索定，马勒维奇，克里恩，塔特林；雕塑家阿克辛朋科，帕沃斯纳，加伯，利普奇兹，察德金；戏剧与电影导演梅耶霍德，沃克坦哥夫，塔伊罗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这些人发明了许多在西方具有严重影响的杰作；在文学和文学批判范畴也有相似的浪潮。

固然有国内战争的暴力、破坏带来的紊乱，具有特殊生机的反动艺术不时在生产。我记得1945年遇见谢尔盖-爱森斯坦；他正处在一种极度低沉的状态中：这是斯大林对他的电影《恐惧的伊凡》初版表示激烈不满的结果。

野蛮的伊凡雷帝镇压贵族们的背离；斯大林埋怨说，电影里伊凡被描画成在这个问题上近乎神经质。而斯大林是很认同伊凡的。

我问爱森斯坦，什么时分是他终身中最美好的岁月。他毫不犹疑地回答：“20年代初。就是那个时分。我们还年轻，在剧院里干着美好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一群猪跑到观众当中，跳到他们的座位上叫着。太有意义了。我的天，那时我们多高兴！”

很显然好景不长。一些请求集体主义无产阶级反动艺术的左翼狂热分子对此大加责难。于是斯大林决议终止一切这些政治-文学的争论，以为这纯属糜费精力——五年计划基本不需求这些东西。

30年代中期成立了作家协会，以确立规范。不再有争论，不再有心灵的懊恼。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模范主义。然后就是最后的恐惧——大清洗，作秀式的政治审问，1937-38年的极端恐惧，野蛮而不加鉴别地消灭个人和团体；最后是整个人民。

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个野蛮时期，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个时期俄国学问分子境况的真实写照能够在一些人的回想里看到，好比曼德尔斯塔姆，楚科夫斯卡娅，以及在另一种意义上，在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里。

1939年斯大林暂停了禁令，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思想就象一块禁受过连番轰炸的土地，一些高尚的建筑虽仍相对完好，但孤零零地站在荒芜的街道上。

接着是德国的入侵。这时发作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面对敌人的进攻，出于国度团结的思索，当局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在俄罗斯爱国情感的巨大浪潮里，无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作家——主要是诗人(他们被读者看作代言人)——这些人被史无前例地偶像化。那些不受当局欢送的诗人们(其作品鲜有出版)忽然收到大量前方战士的来信，信里或多或少援用了那些比较非政治化、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诗句。

帕斯捷尔纳克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此前不时处在一种内部流放的状态中，往常开端收到士兵们的来信，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信里援用他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诗行。有人请求诗人的亲笔签名；有人求证某些诗文的精确性；有人讯问诗人在这种那种问题上的态度。

最后，这一状况惹起了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关注。于是这些异端诗人的状况和个人保险得到了改善。在反动前的俄罗斯，诗人们公开朗诵以及私人聚会里背诵诗歌的活动原本是很平常的事。

往常稀奇的是，当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朗诵他们的诗歌，有时忘了一个词停下来时，在人数众多的听众中总会有许多人能立刻提示他们接下去，这些作品有些出版过有些未出版，但至少不是能公开得到的。

没有哪个作家能不被这种真正的爱戴所感动，并从中得到力气。

一大批诗人的位置明显高于其他人，我发现，这一状况十分特别。没有什么画家、作曲家、散文家，也没有什么最走红的演员或雄辩的爱国记者，能象这些诗人那样遭到深深的、普遍的爱戴和崇敬；特别是遭到那些我在电车上、火车上、地铁里交谈过的那些人们的酷爱；他们中的许多人招认自己从未读过这些诗人的作品。

在一切俄罗斯诗人中最有名、遭到普遍崇拜的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我最想会晤的苏联人。有人正告我说，很难会晤那些官方不允许其公开出面的人；外国人只能会晤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苏联公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被正告说，会晤外国人既不明智也不保险，特别是私自会晤。我很走运。经过一联串的好运之后，我设法在我刚到苏联不久，访问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帕诺德尔金诺作家村的乡间农舍，靠近莫斯科。

我在1945年9月一个暖和明丽的午后去见他。诗人，他的妻子和儿子列奥尼德，坐在屋子后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帕斯捷尔纳克热情地向我问候。

他的朋友、诗人茨维塔耶娃有一次这样描画他：“他看上去象一个阿拉伯人和他的马。”-——他有着一张暗色的、忧伤的、富于表示力的家族式的脸，从许多照片和他父亲的画里能见到。

他说话很慢，声音低沉，带着持续的平稳声调，有点象嗡嗡的蜂鸣，这一点见过他的人总会提到：每个元音都被拉长，好象柴科夫斯基歌剧中的某个平缓的咏叹调，但具有更大的张力。

帕斯捷尔纳克简直是立刻对我谈到：“你从英格兰来。30年代我曾在伦敦。1935年，我从巴黎反法西斯大会回来的路上。”他说，那年的夏天他忽然接到当局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巴黎正在召开一个作家大会，让他马上去。他说他没有适合的服装。——“我们会处置”，官员说。

他们设法给他弄了一件正式的晨礼服，一条条纹裤，一件硬袖高领的衬衣和一双漆皮的靴子，十分合身。但最后他被允许穿燕服列席。后来有人通知他，会议的组织者马尔诺克斯(Malraux)坚持要约请他。

马尔诺克斯通知苏联当局，固然他完整了解苏联不愿意，但假如不送帕斯捷尔纳克和巴贝尔来巴黎，会惹起不用要的猜测；他们是十分著名的苏联作家，并且在那时分，并不是一切的苏联作家都能取得欧洲自由主义者们的喜欢。

“你能想象当时有多少名人在那儿”，帕斯捷尔纳克说，“德莱塞，纪德，马尔诺克斯，阿拉贡，奥登，福斯特，罗斯蒙德-莱赫曼，以及许多其他赫赫有名的人物。

我发了言。我对他们说‘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对立法西斯的大会。我只需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需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央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

“我想他们觉得很意外，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当时以为回来后会有省事，但没人对我提起这件事，直到往常也没有。后来我去了伦敦，然后坐船回国，与什彻巴科夫同在一个舱。他后来成了作协书记，极有影响，还进了政治局。我不停地说话，不分昼夜。他求我停下来让他睡觉，但我没理他。巴黎和伦敦唤醒了我，我停不下来。他哀求我的仁慈，但我冷漠无情。他肯定以为我疯了：这事后来可能还帮了我。”他的意义，我想是，被以为有点疯，或至少有怪僻，或许帮他逃过了大清洗。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问我能否读过他的散文，特别是《卢沃斯的童年》。“我从你的表情就能够看出”，他很不公平地说，“你以为这些作品矫糅造作，忸忸捏捏，可怕的现代主义——不，不，别承认，你是这么想的。你完整正确。我为它们感到羞耻——不为我的诗，而为我的散文，它遭到意味主义运动里最虚弱、最紊乱的那些东西的影响，那年头很吃香，充溢了神秘的混沌——当然，安德烈-别雷是个天才——我知道这个，不用你通知我——《彼得堡》、《科提克-拉塔耶夫》里充溢了巧妙的东西——但别雷的影响是致命的——乔伊斯是另一回事——一切我写的那些东西都很生硬，系统，造作，没什么用处；但往常我在写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新东西，很新，明晰，文雅，匀称，古典式的简约——正如温克尔曼所希望的那样，当然，还有歌德；这将是我最后的话，我要对这个世界说的最重要的话。它是，是的，它是我希望藉以留名的东西，我要把余生献给它。”

我不能担保这些话完整精确，但这是我记得的。这一计划中的作品后来成了《日瓦戈医生》。

1945年时他曾经完成了前面几章的草稿，他请我阅读，并送给他在牛津的妹妹；我照办了，但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写这整部小说的计划。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缄默了好一阵，我们谁都没说话。然后他通知我他有多么喜欢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作家，亚什维里，塔比德泽，以及格鲁吉亚酒；他在那总能遭到很好的款待。

之后，他很礼貌地问我西方的状况，我能否知道赫伯特-李德和他的个性主义。这里他解释说他对个人自由的信心来自于康德的个人主义——勃洛克在他的诗《康德》里完整误解了康德。关于俄国他没什么可通知我的。我必须认识到，在1928年左右，当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后，俄罗斯的时钟就曾经中止(我留意到，他和其他我会晤过的作家都从未运用过“苏联”一词)。好比说，关于他和他的作品，苏联百科全书对他后期生活和作品只字未提。

帕斯捷尔纳克在干什么？拿着铁锹准备干活吗？

他的说话被莉迪娅-塞芙利娜打断，一个年老的、很有名的作家，插话说：“我的命运也一样”，她说，“百科全书里关于我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塞芙利娜目前处于心理的和艺术的危机中’，这文章过去20年里没矫正。

对苏联读者来说，我还处在危机之中，不省人事。我们象庞培城中的人，你和我，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被灰烬掩埋。我们知道的多么少：梅特林克和吉普林，我知道，死了；但威尔斯，辛克莱-刘易斯，乔伊斯，布宁，霍达谢维奇——他们还活着吗？”

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有点尴尬，转移了话题。他在读普鲁斯特——法共的朋友寄给了他整部巨著，他知道它，他说，近来还重读了。他没听说过萨特或加谬，对海明威五体投地("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安德里夫娜(阿赫玛托娃)以为他还行”，他说)。

他说地冷静不迫，间或有一些热情洋溢的句子。说话经常常不顾语法的限制----明晰的语句之后常常是狂野的但是又是无比生动细致的意象——当无以为继时他也会说一些晦涩的话----接着又忽然变的明晰。

至始至终他都在以一个诗人的方式说话，好像他写的作品。有人说，有一种诗人在写诗时是诗人，在写散文时是散文家；另一种是无论做什么都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后一种天才。

就他的说话来说，我很难形容其质量。我见过的独一象他那样说话的人是维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能控制他人思想的步伐，以一种高兴的、有时是令人惧怕的方式，含糊他人看待理想的正常视野。

我用“天才”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常有人问我，运用这个极有怂恿性但含糊的词意味着什么。作为回答，我只能这样说：舞蹈家尼金斯基有一次被问及，他如何能腾跃地那么高。听说尼金斯基表示，他基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大多数人跃起之后立刻就落下来。“你为什么非要立刻落下来呢？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为什么不呢？”听说他是这么回答的。

对我而言，权衡天才的一个规范正在于此：有才干去做一些无比简单和了如指掌的事；这些事普通人偏偏又无法做到，也明白自己做不到，同时又想不通天才为什么做的到，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做不到。

帕斯捷尔纳克有时说话腾跃，他的用语是我所知的最有想象力的，狂野而生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天才：艾略特、乔伊斯、叶芝、奥登以及罗素(在我印象中)不曾象这样说话。我不想不识相地呆太久，于是就告辞了。我十分兴奋，实践上我完整被他的话和个性所服气。

帕斯捷尔纳克回莫斯科之后，我简直每周都去访问他，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我无法形容他的风采、声音和姿势所产生的动人效果。他谈论书籍和作家。他酷爱普鲁斯特并沉浸在后者的作品里；他也爱《尤利西斯》，但他未读过乔伊斯后来的作品。

他谈论法国意味主义者，魏尔伦和里尔克，这两人他都会晤过。他十分景仰里尔克的为人和作品。他也沉浸于莎士比亚。他对自己的翻译不称心：“我曾试着处置好莎士比亚”，他说，“但不胜利。”他说他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长大——对他来讲，托尔斯泰是不相上下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巨大，是一个与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比肩的作家。

他的画家父亲曾带他见过临死前的托尔斯泰，在1910年的阿斯塔帕沃。他觉得托尔斯泰简直无可挑剔：俄罗斯与托尔斯泰是一体的。

就俄罗斯诗人来说，勃洛克无疑是他这一代的泰斗，但他对勃洛克并无好感。别雷与他更接近，别雷是个具有奇特而稀有洞察力的人，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一个神秘而崇高的愚人。他以为勃留索夫是一个自我构成的、天真的、机械的音乐盒，一个聪明、精于计算的世故之徒，基本算不上一个诗人。他没提起曼德尔斯塔姆。

玛丽亚-茨维塔耶娃

他对玛丽亚-茨维塔耶娃最感亲切，二人树立了多年的友谊。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比较矛盾。他曾十分了解后者，他们曾是十分密切的朋友，他也曾从马雅可夫斯基那儿受益。后者，当然，是旧次序的强有力的破坏者，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强调，马雅可夫斯基不象其他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直是“人”——但不，不算一个大诗人，不是一个不死的神，如丘特切夫或勃洛克；以至也不是费特或别雷那样的半神。

时间曾经将他抹去。在那个年月人们需求他，他是那个时期所召唤的人。有这样一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具有他们自己的时日，阿塞耶夫，不幸的克柳耶夫——被清洗掉了——塞尔文斯基——以至叶赛宁。

他们满足了时期的需求，他们的天赋关于这个国度诗歌的延展至关重要，但仅限于此。马雅可夫斯基是这类诗人当中最巨大的——《裤中云》具有它的历史重要性，但那种嚎叫令人无法忍耐：他的天赋不停收缩直到最后爆裂而止。这一朵彩气球的一些忧伤碎片还散落在路上，假如他是一个俄国人的话(译注：此处原文意义含混)。

他是有天赋的，重要的，但是粗野，长不大，最后以一个招贴画艺术家的身份告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恋情生活对他来讲是灾难性的。他，帕斯捷尔纳克，酷爱作为一个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自杀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辰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他有很深的与国度的历史联合感。他再三通知我，他多么洗砦筅作家村渡过夏日时光，帕诺德尔金诺曾经是那个巨大的斯拉夫主义者尤里-萨马林的产业之一。

真正的俄罗斯传统是从传奇般的萨德科到斯特罗加诺夫斯以及科楚贝，到德兹哈文、祖可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费特、安年斯基，到阿克萨科夫斯、托尔斯泰、布宁——再到斯拉夫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学问分子，后者被托尔斯泰视为基本不明白人因何而活。

这种希望被看作真正的俄罗斯作家、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土壤的激烈而有时是执迷的愿望，分明地表往常帕斯捷尔纳克看待自己的犹太血缘的态度上。他很不甘愿谈这个话题，并不是觉得尴尬，而就是不喜欢提。他希望作为民族的犹太人就此消逝。

他的艺术兴味在年轻时就构成了，并对那时分的巨匠坚持虔敬。对斯克里亚宾的回想对他意义严重——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曾想当作曲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纽豪斯(帕的妻子琴娜伊达的前夫，著名音乐家)都曾为斯克里亚宾以及意味主义画家卢贝尔、尼古拉斯-罗耶里奇献上赞誉诗。

这两位画家在同时期画家中最受他们推崇。毕加索和马蒂斯，布拉克和波恩纳德，克利和蒙德里安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大，与康定斯基和马勒维奇差未几。

阿赫玛托娃

在某种意义上，阿赫玛托娃和与她同时期的古米廖夫以及茨维塔耶娃是19世纪最后的巨大声音——或许帕斯捷尔纳克占领着两个世纪的中间地带，或许，曼德尔斯塔姆也是。

他们是俄罗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最后代表，基本上不受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不受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勋伯格的影响，即便他们尊崇这些人。现代主义运动在俄国早因政治运动而流产(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是另一回事)。

帕斯捷尔纳克酷爱俄罗斯。他准备原谅她的一切缺陷，一切，除了斯大林政权的野蛮。但即便这样，在1945年，他把这看作黎明前的黑暗并睁大眼睛瞧着——这一希望在《日瓦戈医生》的最后一章里得到了表白。

他置信自己与俄罗斯人民的内在命运生死与共，分享她的希望、恐惧和幻想，成为她的声音。就象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珂夫和勃洛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曾经做的那样。(那时分我知道他毫不认可涅克拉索夫)

阿赫玛托娃与前夫及儿子在一同

在我对他的访问中，当我们独处，在一张空荡荡的磨光书桌前，他再三声言自己与国度的内心紧密相连，并严厉地、重复地承认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特别是高尔基；他感到有些事要对俄国的统治者们讲，一些只需他能讲的、无比重要的事。

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他经常提起——显得昏暗不明。或许是由于我缺乏了解力——但安娜-阿赫玛托娃通知我，当他以这种预言式的口吻说话时，她也不了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迷狂般的心情中，他对我讲述与斯大林就曼德尔斯塔姆被捕一事所进行的电话交谈。关于这次著名说话的不同版本不时在传播。我只能重述1945年他通知我的故事。

依据他的描画，他和妻儿在莫斯科的公寓，电话响时没有旁人，一个声音通知他说是克里姆林宫来电，斯大林同志想同他谈谈。他以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就把听筒放下了。

电话再次响起，里面的声音多少使他置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就问他，能否正在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通话。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斯大林问，当曼德尔斯塔姆朗诵一首关于他斯大林的政治讽刺诗时，他能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以为他在场与否基本不重要，但很快乐斯大林能和他通话，说他知道这迟早会发作，说他们必须面谈，谈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事。

斯大林又问曼德尔斯塔姆能否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作风悬殊的诗人，他尊重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但并不觉得接近，但是，不论怎样样，这无关紧要。

这儿，在对我重述这个事情的时分，帕斯捷尔纳克再次进入了他的形而上学臆想——关于世界历史的神秘转机点，他想和斯大林谈的就是这个——他这样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我能猜得到他也是用这种语调与斯大林交谈的。

不论怎样样，斯大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斯塔姆朗诵那首讽刺诗时他能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一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决议于此，他们必须谈谈终极问题，关于生和死。

“假如我是曼德尔斯塔姆的朋友，我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为他辩护，”斯大林说，然后就挂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奇特，未能接通。这件事很明显不时折磨着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所他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

他也通知其他的来访者，但很明显用了不同的方式。他解救曼德尔斯塔姆的努力，特别是向布哈林的呼吁，可能维护了曼德尔斯塔姆一段时期——几年之后曼德尔斯塔姆被处决了——但帕斯捷尔纳克明显感到，无须特别的理由，就象任何不被自满或愚笨蒙住眼睛的人都会感到的那样，假如他换一种应对方式，或许能救得了曼德尔斯塔姆。

接着他谈起了其他受害者的故事：皮利尼亚克，(总是向窗外张望)着急地等候一个密探来，让他签名检举一个在1936年被控叛国的人；结果谁也没来，这下他认识到，他也完了。帕斯捷尔纳克又谈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的情形。

他以为这原本是能够避免的，只需当局不是那么德高望重地看待她。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人要他在一封谴责图卡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当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并解释了缘由之后，那个家伙百感交集，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尚最圣洁的人，并热烈地拥抱了他，然后径直跑到秘密警察那儿揭露了他。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说，固然……在战时的俄国和其它中央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发现，与党坚持任何方式的关系这种念头变的越来越令他厌烦：俄罗斯是艘大船，奴隶船，党员们是监工，抽打着划桨的奴隶。为什么，他想知道，一个在莫斯科的英联邦外交官(这人我应该认识)，一个略通俄语并自称是诗人的人，常常来访问他，为什么这个人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场所都坚持，帕斯捷尔纳克应该与党走的更近一点？他不需求世界另一头来的绅士通知他应当做什么——我能转告那个家伙他的来访不受欢送吗？

我允许照办，但后来并未这样做，部分是由于我担忧帕斯捷尔纳克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会愈加风险。帕斯捷尔纳克也责备我。不是由于我试图强加什么政治的或其它的观念给他，而是为了另一些他以为很坏的东西。

我们都在俄国，不论在哪举目望去，每件事都是那么恶心，惊世骇俗，可恶的龌龊，而我看上去好象还挺兴奋的。“你四处闲逛”，他说，“用茫然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他以为我并不比其他外国来访者好多少，那些人什么也看不见，被荒唐的假象所骗，与凄惨的本地人一样发疯。

帕斯捷尔纳克对一种责备极端敏感，即，苟且凑合党或国度的请求。他看上去很惧怕他人以为，他的存活是由于他干了一些取悦当局的勾当，一些为了规避迫害而出卖良知的龌龊妥协。

他一再提起这个，有时分荒唐地大费口舌解释说，他基本不懂得如何去使知道他的人不至于以为他有错。有一天他问我能否听到过任何人提起他的战时诗集《在早班车上》，把这当作他向正统观念示好的一个姿势。

我诚实回答说我没听谁提起过，那是个荒唐的想法。对他持有最深的友谊与钦慕的安娜-阿赫玛托娃通知我，战争终了时她从塔什干回列宁格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曾访问了帕诺德尔金诺。在抵达的几个小时之内，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口信说他不能见她——他发烧了——在床上呢——不可能见她。

第二天又是相同的口信传来。第三天他出往常她面前，气色与众不同地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她，能否读过他那本最新的诗集。他问的时分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就很机灵地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帕斯捷尔纳克的脸上立刻云开日出，如释重负，他们随即交谈地很高兴。不用说，他明显为那些诗感到害臊。他似乎以为写那种“市民诗歌”是一种敷衍，再没有什么比那种题材更让他厌恶了。

不外，在1945年，他依旧希望俄罗斯人的生活能重新焕发生机——作为战争这一涤旧换新的大风暴的结果——一场移山倒海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大风暴，就象十月反动那样，一种超越我们微缺乏道的道德范畴、能量庞大的催化剂。

这样庞大的转变，他以为，我们很难评判。我们一切人都必须思索这些转变，尽可能多天文解它们。它们超越了善与恶，接受或拒绝，狐疑或肯定。它们必须被视为一种自然力的基本变更，是地震，潮汐，移山倒海的事情，超越一切伦理和历史范畴。

于是，背离、清洗的黑暗噩梦，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及紧接着的恐惧战争，对他来说都成了一种序曲；某种必定的、不足为奇的精神胜利将随之而来。尔后的11年里我再没有见过他。

到1956年时，他与当局曾经彻底团结。谈到它和它的代表时，他总是毛骨悚然。那时分，他的朋友奥尔加-伊万斯卡娅曾经被捕，经过严刑拷打后被投入劳改营关了5年。“你的鲍里斯”，国度保险首脑阿巴库莫夫曾问她，“你的鲍里斯反对我们，不是吗？”“他们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说，“她无法也没有承认。”(1956年)我和纽豪斯去帕诺德尔金诺，同行的有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

纽豪斯诲人不倦地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圣徒：他太不谙人世世故了——他希望当局能准许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想法显然太荒唐了——作者的殉难倒更有可能。

帕斯捷尔纳克是数十年来俄罗斯产生的最巨大的作家，他会被摧毁，正如其他许多人那样。这个国度是沙皇政权的继承者。不论新旧俄罗斯有多么地不同，在对作家和艺术家的狐疑和迫害上，二者如出一辄。纽豪斯的前妻琴娜伊达——往常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曾经通知纽豪斯，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不论在哪。

纽豪斯曾劝他消弭念头，但这是徒劳。假如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提起这件事，我可否——这很重要——不只是重要——可能事管生死，在那时分谁敢保障呢？——我可否试着劝他收手？纽豪斯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可能的确先应该从肉体上顾全自己。

这时我们抵达了帕诺德尔金诺的房子。帕斯捷尔纳克在门口等着，他让纽豪斯先进去，然后热烈地拥抱我，说，在我们未见面的11年里发作了太多事，大部分十分邪恶。他停下来，又加了一句：“你肯定有些话要对我说吧？”

我极为不智(假如不说是不可原谅的愚笨的话)地说：“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我很快乐地看到你别来无恙，最重要的是你存活下来了。对我们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我心里想的是过去几年斯大林对犹太人的迫害)。

他的脸沉了下来，十分生气地看着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列奥尼多维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他的声音都变了，显得很吓人----"不要抵赖。我能看透你的想法，比看我自己的更分明！”“我在想什么呢？”我又问，对他的话感到越来越不安。“你在想——我知道你在想——我为‘他们’干了一些事。”“我希望你明白，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我回答，“我从未这么想过----我也从未听到他人这么说过，哪怕是作为一个愚笨的玩笑。”

最后他看来是置信了我，但明显地仍是心烦意乱。直到我让他置信，在文化世界里对他的崇敬----不只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是十分普遍的，他才开端恢复到常态。“至少”，他说，“我能够象海涅一样说，‘作为一个诗人我或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记住’”。

他给我看他的作品。他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最后的话。请读读它。”在接下来的一日一夜我读着《日瓦戈医生》。两三天后当我又见他时我问他想怎样办。他通知我，曾经把书稿交给了一个在苏联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的意大利员，这人同时还为意共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工作。

他曾经受权这家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他的证言，他最真实最完好的作品(他的诗与这没法相比，固然他以为小说里的诗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随火而蚀(他援用普希金著名的圣诗)，去警扰世人的心。

午饭之后，他的妻子琴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把我拉到一旁，哭着求我劝说帕斯捷尔纳克不要把《日瓦戈医生》拿到国外出版。她不愿自己的孩子为此受难；我应该很分明“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对吗？

我无法无动于衷，立刻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这件事。我允许他将他的小说制成胶卷，埋在世界的四个角落，也埋在牛津，埋在瓦尔帕莱索，在塔斯马尼亚，在开普敦，在海地，在温哥华，在日本，这样即便爆发一场核战争，这些胶卷也能留下来——你真的决议对立苏联当局，你思索过结果吗？

在一周之内他第二次对我怒喜洋洋，他知道我所说的完整出于好意，我对他和家人的关怀令他感激(他说这些时略带一些讽刺意味)；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比11年前那个冒失的英联邦外交官更糟。他与孩子们谈过了。他们准备为此受难。请我别再提起这事。我曾经读过小说，我应该知道它(特别是它的散播)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我们谈起了法国文学，就象以前一样。自11年前我们分手之后，他设法搞到了萨特的《恶心》，并觉得它令人不忍卒读，它的污秽令人恶感。经过四个世纪的发明天才之后，这个巨大的国度应该不至于中止产生文学吧？阿拉贡是个时期的奴仆，杜哈梅尔和古埃亨诺不可思议地无聊乏味；马尔诺克斯仍在写作吗？

在我回答之前，他的客人之一，一个温柔娴静的女人，一个刚从15年的劳改营生活放出来的教员(她仅仅由于教授英语而被关)，害臊地问我阿多斯-赫胥黎在《点对点》之后能否还写过别的；另外，维吉尼亚-伍尔夫仍在写作吗？——她从未读过伍尔夫的作品，但从一份神秘出往常劳改营里的旧法国报纸，她想自己应该会喜欢伍尔夫的作品。

很难形容我对能给这些人带来新音讯所感到的喜悦，关于外部世界的艺术与文学方面的状况。这些人多么盼望能了解那些，他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音讯。我通知她以及在场的其他人一切我知道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作品。

就好象在对一群与文化隔绝了几十年的、流落到荒岛上的失事船民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颖、令人振奋和欣喜。格鲁吉亚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巨大朋友提特西安-塔比德泽死于大清洗，在场的他的遗孀尼娜-塔比德泽想知道，在西方的剧院里莎士比亚、易卜生和萧伯纳能否仍是巨大的名字。

我通知她，人们对萧的兴味曾经淡去；契珂夫遭到极大的尊崇，他的剧目经常演出；我又说，阿赫玛托娃曾对我表示她无法了解对契珂夫的崇拜。他的世界是铁板一块的单调乏味。阳光从不明丽，剑光从不闪烁。

一切的事物都掩盖在恐惧的迷雾中。契珂夫的世界是一片泥潭，人类在其中失望地挣扎。它是对生命的歪曲。帕斯捷尔纳克当即表示，阿赫玛托娃完整错了。“你见到她时请通知她——我们不能自由地前往列宁格勒，或许你能——你代表这里在场的一切人通知她，一切的俄罗斯作家都对读者进行说教：以至屠格涅夫都曾通知读者说时间是巨大的疗伤者以及相似的话；只需契珂夫不这样。他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

一切的事都消融在艺术中了——他是我们对福楼拜的回答。”他又接着说，阿赫玛托娃肯定会对我提起陀思妥也夫斯基，以及攻击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判别是对的：后者的小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混沌，一种沙文主义和歇斯底里式宗教的混合：“通知安娜-安德里芙娜，就说是我说的！”

但当我1965年在牛津再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时，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把他的判别通知她：她或许想反驳他呢。但那时分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在坟墓里了。

实践上，阿赫玛托娃确曾带着动情的敬慕对我谈起陀思妥也夫斯基。这样，我就回想起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莫里斯-鲍拉曾经将她的诗引见给我，我不时盼望着能与她见面。

1945年11月，我从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1919年之后我就没见过这个城市，那时分我10岁，我的家庭被允许搬回故乡里加，后来独立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

在列宁格勒，我对童年的回想变的异常明晰。我无法表白我的感动，为那些街道，房子，雕像，堤岸，市场，还有那如此熟习的、依然陈旧的小商店的围栏，人们在里面制造俄国式的茶炊，我的家曾经在这小商店的楼上。楼内的庭院依然破败荒芜，还像反动初期那几年时一样。

在我和这些理想之间，是我对一些特定事情和阅历的回想。就似乎我走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城市，我自己成了这些生动的、半梦半醒的传说的一部分，但同时，我又是从一个外在的地点看着这一切。

这座城市曾被无情地蹂躏过，但在1945年，她依然是那般美地无法形容(11年之后当我再次见到她时，似乎一切都已恢恢复貌)。我去了位于Nevsky Prospekt的作家书店。在我看书时，与一位正在翻看一本诗集的人聊了起来。

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位挺有名的批判家和文学史家。我们谈论着时局。他向我描画列宁格勒扞卫战的艰苦卓绝，和众多居民们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他说，许多人死于饥寒交迫，另一些人活了下来，主要是年轻人。还有一些撤离了。

我向他问起在列宁格勒的作家们的命运。他说：“你指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吗？”阿赫玛托娃对我来说像一个悠远过去的人物。莫里斯-鲍拉翻译了她的一些诗，她在一战之后就似乎再不为人所知了。“阿赫玛托娃还活着吗？”我问。“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里芙娜？”，他说，“怎样啦？当然活着。她住在芳坦卡，离这不远，在泉楼，你想见她吗？”

就好象忽然被约请去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一样，我差点儿说不出话来。我喃喃着说我的确很想见她。“我去给她打电话”，我的新相识说。他回来通知我，她下午三点能见我们，让我下午再来这书店，我们一同去。我在商定的时间去了。

批判家和我分开书店，向左拐，跨过安尼契科夫桥，再次左转，沿着芳坦卡的堤岸走。泉楼，这舍勒梅特夫斯的宫殿，是一座辉煌的晚期巴洛克建筑；门上充溢列宁格勒那种著名的铁饰，它盘绕着一片广场而建，有点像牛津或剑桥的一个大学院。

我们从一条陡直黯淡的台阶到了楼上，被领进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房间里可说是一无所有——我猜房间里的大部分东西都被弄走了——不是被抢就是被卖掉——在大围城时期。只剩下一张小桌子，三四张椅子，一个小木柜，一张沙发，在未点火的炉子上方挂着一幅莫迪利亚尼的画。一位高尚的灰发女子，臂上披着围巾，缓缓起身欢送我们。

安娜-安德里芙娜-阿赫玛托娃气度无比地雍容，带着不疾不徐的神态，一颗高尚的头颅，美丽而有时冷峻的面容以及无限悲伤的表情。我鞠了躬。这是应当的，由于她看上去就象一个悲剧女王。

我感激她能见我，并说，西方的人们将很快乐得知她一切安好，许多年来都没有她的音讯了。“噢，但在《都柏林评论》上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她说，“在博洛格纳我听说还有人以我的作品为题写了毕业论文。”

她身边还有一位女友，一位学者。我们礼节性地谈了一阵子。然后阿赫玛托娃向我问及大空袭期间伦敦的状况，我尽我所能地回答她，感到十分拘谨，对她那种高不可攀、礼节性的姿势感到忐忑不安。

忽然，我听到外面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起先我没在意——这可能是幻觉——但喊声越来越大，“以塞亚”这个名字明晰可闻。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看到了熟人兰道夫-丘吉尔。

他站在广场中央，象一个摇摇晃晃的大学生，正在喊我的名字。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回过神来，嘟哝着道了，跑下楼梯。我独一的念头就是阻止丘吉尔到这个屋子来。我的同伴，那个批判家，慌张地跟在我后面。当我们抵达广场，丘吉尔跑了过来向我热情地问候。“X先生”，我说，“我想你还没见过兰道夫-丘吉尔先生吧？”批

评家呆住了，他的表情从迷惑变为惊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了。我不分明自己能否被秘密警察跟踪，但毫无疑问兰道夫-丘吉尔是。正是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情产生了一个在列宁格勒广为传播的荒唐谣言，说一个外国代表来劝说阿赫玛托娃分开俄罗斯；说温斯顿-丘吉尔，诗人的终身崇拜者，特地派了一架飞机来接阿赫玛托娃去英格兰云云。(译注：兰道夫是温斯顿的儿子)

兰道夫是我在牛津上大学时的同窗，多年不见了。他解释说，他是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代表在莫斯科当记者，来列宁格勒也是为了工作。当他抵达阿斯托里亚旅馆，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冰箱贮藏他刚搞到的一罐鱼子酱。

但他不懂俄语，翻译又不见了。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不列颠协会的代表。这位代表帮他处置了鱼子酱，说话中通知他我在列宁格勒。他想，我应该是一个更佳的翻译。不幸的是，他从不列颠协会那位代表那里得知在哪儿能够找到我。

接着就发作了刚才的事：他抵达泉楼，就采用了当年在牛津基督学院时就屡试不爽的措施，我敢说，在其它场所也是；“你看”，他带着胜利的笑容说，“真管用。”我以最快的速度解脱了他，从书店老板那弄到阿赫玛托娃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向她负疚并解释我忽然离去的缘由。我问能否还能去访问她。“今晚9点我等你”，她回答。

从左至右/ 童年时期的阿赫玛托娃；少女时期的阿赫玛托娃；1925年的阿赫玛托娃；1964年的阿赫玛托娃

晚上我回到泉楼时，一个女学者，亚述学专家也在场，她问了一大堆关于英国大学状况的问题。阿赫玛托娃显然对此不感兴味，大部分时间里默不作声。快到午夜时那位亚述学者终于走了，阿赫玛托娃开端问我那些移居西方的老朋友的状况——我应该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她通知我，她敢肯定这一点。

在个人接触中，她说，她的直觉——简直就是她的第二视力——从未骗过她。)我的确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谈起作曲家阿图尔-卢里耶，战时我在美国见过他。他是她的一位密切朋友，曾为她和曼德尔斯塔姆的一些诗谱过曲子。

她问起装饰艺术家鲍里斯-安雷普(我没见过他)：我对他所知未几，只知道他装饰过国度展览馆的大厅地板，用的是许多名人的图像，包含伯特兰-罗素，维吉尼亚-伍尔夫，格雷塔-加伯，克里夫-贝尔，利迪娅-罗帕柯娃以及其他人。

20年后我通知她，安雷普把她也加了进去。她给我看1917年时安雷普送给她的一枚黑宝石戒指。她说，一战之后她只见过一个外国人——一个波兰人。她问起许多其他朋友——萨洛梅-安德洛尼柯娃(曼德尔斯塔姆的一首著名的诗就是献给她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妻子维拉；诗人伊万诺夫和阿达莫维奇。

我尽力回答。她谈起一战前对巴黎的访问，与莫迪利亚尼的友谊，后者为她画的肖像挂在壁炉的上方——这仅是其中的一幅(其它的在大围困期间被毁掉了)。

她说起在黑海边渡过的童年，一块异教的、未受洗的土地，她这么称，在那儿，人们与一种古代的、半希腊半荒蛮、完整非俄罗斯的文化更感接近。

她提起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她确信古米廖夫绝对没有参与保皇党人的阴谋。高尔基，许多作家曾替古米廖夫向他求助，显然绝对没有为了救他而帮过任何忙。古米廖夫被捕时阿赫玛托娃已很久没有见过他，多年之前两人就已离婚了。

她描画古米廖夫死时那些惨痛情形，眼里充溢了泪水。缄默了一阵之后，她问我能否愿意听她读她的诗。但在这之前，她说，她要先背诵拜伦《堂璜》中的两段，由于这与她的诗有关。

就算我对《堂璜》十分熟习，我也很难判别她选的是哪两段，由于固然她读英语时相当自由，但她的发音让我只能了解一两个词。她闭上眼，从记忆中读出那些句子，带着深深的情感。我站了起来，向窗外望去，以掩饰我的尴尬。

或许，我事后想到，这就跟我们往常读古希腊和拉丁文一样，我们也会被那些句子感动，但我们在读的时分，他人也会觉得晦涩难懂。接着，她开端读自己的诗——《安诺-多米尼》，《白色的羊群》，《六书之诗》——"

相似这样，但远比我写得好的诗”，她说，“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最好的诗人的死，那个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她指的是古米廖夫还是曼德尔斯塔姆，我一时难以分辨，由于她已呜咽，难以为继。

她的声音存有录音，不用我来描画。她接着读当时还未完成的《没有英雄的诗》，即便它尚未完成，我也能认识到我正在倾听的是一首天才之作。我想我并不能了解这首具有多重意韵和魔力的诗，它的高度个人化的暗指；我往常读它时仍觉得这样。

她毫不掩饰，这首诗是她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终身而写的一种最后留念；为这座城市的过去——圣彼得堡——她生命的一部分；为她的友人，他们以及自己的生活和结局而写——一种《第十二夜》式的、对假面人物的狂欢进程的集体戏拟——某种大限将至前的艺术祈语。这是一首神秘的、深撼人心的作品：一大堆学术评论一定会亘古未有而来，它或许会被掩埋。

然后，她开端从一份手稿读《安魂曲》。中间她停下来，谈起1937和1938年，当她的丈夫和儿子被送进劳改营(这事后来再度发作)，谈起监狱外日夜守候的女人们，一周接着一周，月复一月，等候着丈夫，兄弟，父亲，孩子们的音讯，等着被准许递送食物或信件给他们。

没有任何音讯传出，没有任何音讯传进。死亡之幕掩盖在苏联城市的上空，对千百万无辜者的屠杀在继续。她以一种干枯、确凿的语调述说这一切，时而停下来，说：“不，我不能。这不好，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而这里我们被分辨为人和……”

然后又是长长的缄默：“就算往常……”她会再一次缄默。我问起曼德尔斯塔姆。她停下来，眼中含泪，央求我不要提起他：“自从他摔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记耳光之后，一切都完了……”

过了许久她才缓过神来，接着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调说：“当我们在塔什干的时分，阿-托尔斯泰衣着淡紫的衬衣，谈论着我们回来之后能有的好时光。

他是一个有天赋的、有趣的作家，一个恶棍，魅力十足，具有风暴般的性情。他往常死了。他能做任何事，任何事。他是个冒险家。他只喜欢年轻，能量，生机。

他没有完成《彼得大帝》，由于他说他只会处置青年彼得；那些已老的人们与他何干？他是一种多洛霍夫式的人物。他叫我安娜什卡，这让我惧怕。但我很喜欢他，即便他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最好的诗人的死，那个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她的用语跟刚才的一模一样，往常我知道她指的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