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农村乌托邦的悲剧剪影

土地改革是一道俄国革命难以跨过的槛，这与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主义传统关系密切。米尔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制度，拥有公共仓库、公共牧场和公共农具，并且协调农民的缴税和服役等事务。农民也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米尔公社和宗教信仰上，他们不仅敌视特权阶层，还排斥土地私有制和西方文化。正是这种倡导土地公有制和宗法主义的文化传统才孕育了俄国特有的民粹主义。

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农奴制改革，这是土地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尽管改革卓有成效，但对普通农民仍存在着极大的不正义。贵族和地主乘机兼并了一部分米尔公社的土地，而剩下的一部分土地却需要农民自己花钱赎买，米尔公社也逐渐衰落。大失所望的农民纷纷抵制土地改革，仇富现象也愈演愈烈。民粹主义和“到民间去”运动就源自平民阶层对温情脉脉的宗法制的怀念，它是米尔公社濒临解体的精神产物。1905年革命时期，斯托雷平内阁再次启动土地改革。尽管顺应改革出现的富农庄园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大幅度提升了农业总产值，但仍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因缺乏资金和农具而不得不抛售土地，沦为雇农乃至农奴。他们不仅失去了米尔公社这座精神家园，还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富农的对立。

二月革命爆发初期，俄国农村依旧死气沉沉。由于农村偏远而封闭，农民对革命空气的感受总是慢半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幽静的山谷终于响起革命的回音，农民逐渐接受了沙皇政权倒台的现实。二月革命让高高在上的权威轰然倒塌，也释放了农民内心沉积的愤懑和怨恨。一些喝得醉醺醺的农民闯进地主家里，搜寻财物和伏特加。数百年来的阶级对立和彼此憎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就在农村骚乱兴起的同时，前线逃兵的回归又为骚乱加了一把火。受布尔什维克反战宣传的影响，本就厌战的士兵开始成编制地逃离前线。返回家乡后，这些逃兵们发挥了土地革命急先锋的作用，他们手持武器捣毁当地政府，宣布重新分配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砍伐树木、破坏庄园，洗劫地主和富农，将抢来的财物分给农民。而在骚乱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的淳朴规矩的农民却无地可耕，在革命狂潮中无依无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主们意识到了农村骚乱的严重性，又摸不清临时政府的土地政策，为避免血本无归，只好将土地分批出售给富农和外国人，等骚乱平息后再做打算。富农们看准这个时机，以较低的价格吃进大片土地，此时临时政府对土地交易还没有制定政策，这间接鼓励了富农的投机热情。于是，土地兼并现象迅速蔓延开来。

底层农民对此深感忧虑。3月中旬，陆续有农民代表前往彼得格勒上访，希望临时政府制定政策来抑制土地投机交易。3月19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份土地大纲。大纲规定：

第一，任何以强行占有或巧取豪夺得来的土地，都是非法的和反革命的，农村骚乱是对自由俄国的践踏；

第二，土地问题暂时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需要等到立宪会议再详加探讨，土地改革法令也由立法机构制定；

第三，各地农民和各级农村负责人须向临时政府递交土地方面的资料，再由农业部长研究新举措。

这份大纲更像是一针安慰剂。政府打算有条件地、有限度地袖手旁观，并授权农业部长、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主持土地改革。为遏制农村骚乱和地产投机交易，申加廖夫组建了土地改革委员会，派遣土地改革委员到基层农村调研。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改革委员会顶替了名存实亡的地方政府，承担起恢复农村秩序的职责。然而土改委员大多出身立宪民主党，对农民阶层有着天然的疏离感和防备感，双方在土地政策的利益倾向上存在较大分歧。不久，农民就与土改委员会不欢而散。

农民希望得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土地，这无可厚非。既然号称是人民的革命，就应该让人民享受革命成果。然而临时政府必须在秩序和道义之间做出取舍，不出意外，绅士们最终选择了秩序。4月3日，临时政府向派驻各省的政治委员发去电报，要求保护个人土地所有制。绅士们认为，个人土地所有制不仅是神圣的，而且关系到春种工作，对前线和城市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不仅土地所有权需要保障，农具、耕牛和牧场等私有财产也必须得到保护。这道法令引发了失地农民的怒火，一时之间，农村骚乱再度蔓延——既然政府对抢占土地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听之任之，那农民为了活命就别无选择，只能行动起来自己去抢。

在又一轮的农村骚乱中，申加廖夫的土地改革终于破产。此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支部在没有官方授权的背景下接管了土地改革，并成立新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倡导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社会化，还吸纳了不少自治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村合作社的成员。然而，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布局，各地委员会常常自行其是，农民的自发行动依旧是主流。

对于这些自发行动，当时的学者和观察家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我们以苏联解密档案里的阿列克谢·瓦尔热涅夫斯基与贵族谢列梅捷夫伯爵关于土地改革的通信为素材，分析一下当时俄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乱象。

瓦尔热涅夫斯基是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和国务会议成员，他与同是莫斯科省的谢列梅捷夫伯爵是至交好友，两个人在1917年3月份到8月份有过一段时间的信件往来。在3月6日的信里，瓦尔热涅夫斯基这样写道：“暂时我们处在‘委员’——这是个丑陋可憎的、连俄国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的词——省委员们和县委员们的控制之下，我们这里被任命为首长的是一位在县里搞卫生工作的医生，拿我们怎么办还不清楚。但是，总的说来一切事件都正按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老一套在进行，只不过在电报和电话的帮助下速度快些罢了。由于所有的军队都已叛变，一切在几天之内都结束了，只有极少的例外。……首领们在取得政权的狂喜中，为了报私仇，正准备充分地向自己的敌人报复，就像国民议会一样，一切都仿佛是代表着‘人民主权’。”

这封信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在沙俄政权倒台的三月初，改头换面的地方政府和基层苏维埃开始把控地方政权，并对往日的贵族领主实施抓捕和报复，这个过程是混乱无序的，并且伴随着一定的残酷性，同时地方军队已经倒向苏维埃，前线部队的动向也捉摸不定。

在4月5日的信里，瓦尔热涅夫斯基写道：“日子过得很艰难，每天都在等待来自我们邻居的某些贪婪丑恶行为——农民掠夺土地，而且时常出现某些带头人的野蛮和无端的报复行为，群众对此则习惯性地默不作声，消极地屈服于少数几个狂暴之徒。在他们之中，那种理智的、能使人缓和并克制膨胀的欲望的成分实在太少。在这方面我倒有些侥幸：有一名从萨拉托夫回家过节的聪明而有理智的士兵代表，使那些冲动的无赖们稍微安静了一些。……之后，他们以非常有礼貌的方式‘请求’而不是‘要求’我把相当于我一半领地的一块土地‘租给’他们作为草场和牧场，……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吃了亏还要做出高兴的样子’，同意所有这一切。”

这封信显示在四月危机前夕，俄国农村已经出现农民强行夺取地主土地的行为。然而这种夺取并不是广泛性的，只是由一些带头人和逃兵在执行，大部分农民仍旧“默不作声”。受过现代思想启迪的士兵可能会维系这个掠夺过程中的秩序——避免地主和富农受到人身伤害，但整体而言，农民已经投身到土地革命当中——打土豪、分土地，占有农社或领主的农具、牧场和森林。

在4月27日的信中，瓦尔热涅夫斯基显得十分无奈：“我刚到家就收到了去委员会报到的通知。乡委员会替代了调解会议。按照惯例，调解办公室应该由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参加，而我们这里的调解办公室完全是由农民组成，而且他们只审议和决定那些他们感兴趣的村里的事情。例如从我这里几乎是强制‘租赁’的一块150俄亩的土地，他们决定只给我51个卢布的租金！这点钱还不够交土地税。他们从早晨9点到下午3点把我拘留在乡里又闷又热的地方，还好，给了我一把椅子。……可是农民们又来要土地，而且还要那块已经种上苜蓿的土地和一块耕好的准备种燕麦的土地！真气人。而临时政府还号召多种地，不要留下一点空闲地。”

四月底，俄国农村的乱象比此前更显著。土地改革委员会对基层土地所有权的改造是失败的，按照瓦尔热涅夫斯基的理解，调解土地所有权的会议应该让所有参与方包括土地真正的所有者参加，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完全由当地农民代劳了，自然农民的决策倾向于捍卫自身的利益，临时政府对农村鞭长莫及，贵族领主只能接受被农民夺取土地和收益的事实。

在5月15日的信里，瓦尔热涅夫斯基一腔怒火，控诉着现实的不公正：“我已陷入做白日梦的境地，对周围眼前发生的事情，一点也看不到、听不到。生活竟落到如此地步。一切随上帝的便吧！在任何地方，任何问题上都看不到光明和欢乐。‘农民’，就像卡拉姆津在他的小说中称谓的那样，只是考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昨天，已是晚上11点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我这里，不得不给他们一些干木柴。给了5卢布算是付了钱，这是平均价格的十分之一，木材商人要卖70卢布以上。在各种不同的村会上已经发出了呼声，要求将教堂圣象上的金银衣饰拆下来，用比较便宜的器皿更换银质器皿，而所有贵重的物品都应转为‘人民’的财产！”

五月中旬，联合政府已经建立，但对农村的无政府主义乱象和土地改革问题没有明显的政策指示，而农民委员会在事实上已经行使地方权力。尽管农村委员会宣称所有贵重物品和土体都收归国家所有，但农民将其占为己有，农村委员会也只能听之任之，这个阶段农村的阶级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大批贵族领主选择了举家搬迁、流亡海外。

高尔基在专栏中批判了农村骚乱的现象，他说：“俄国人民从本性上讲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俄国人民历来是消极的，但是在政权落到他们的手中时，却又是非常残酷的；俄国人民那博得众人赞扬的心地善良，实际上是卡拉马佐夫式的感伤主义，俄国人民对人道主义与文化的劝导是极端地缺乏悟性的。”那么俄国农民能否发育出共和理念和公民精神呢？高尔基评价道：“他们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的。他们以前生活的条件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培养起对个性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意识和正义感，这是一个完全无权的压迫人的、充满着最无耻的谎言和兽性的残忍环境。”

5月份，为解决农村骚乱和土地改革等问题，俄国召开了全俄农民代表大会。对于土地改革政策，革命民主派在会上出现了显著分歧。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认为既然要实行土地社会化，那么土地交易就显得多余，他建议禁止土地交易。孟什维克高层佩列韦尔泽夫则认为，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应当允许合法的土地流转，临时政府必须捍卫公民的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权。

这个问题很快成为了政府的难题。如果禁止土地交易，有产者就会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开放土地交易，就会激怒对土地望眼欲穿的广大农民，激化农村骚乱。两难之下，政府只得采取和稀泥的方法，在抑制土地投机的同时，对已经完成的土地交易予以保护。至于土地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政府采用了“拖”字诀，——声称留到立宪会议上去讨论。

农民代表大会开了一个月，选举产生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耶夫被推选为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工兵代表苏维埃构成了全俄苏维埃。在宪制上，全俄苏维埃行使着完整的国家权力。然而农民代表苏维埃在政治理念上不够稳定，也缺乏影响力，在后续的革命发展中，它总是扮演着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随从角色。此外，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没有探索出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它更像是一个革命年代的应景机构，接待一下苦命的农民兄弟，听听农民代表的满腹牢骚，等革命浪潮散去后，继续眼前波澜不惊的日子。

7月份，土地革命已经蔓延到全国300多个县区，但农村骚乱还停留在抢占牧场和分配土地的层面。农民掠夺地主的土地，却很少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人身迫害，仿佛是在试探性地响应革命。这也彰显了农民对革命的理解——他们不关心政权本身，只关心土地政策。正因为如此，农民与联合政府存在着深厚的谈判基础，他们乐意接受新政权，只要它制定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而联合政府同样对封建式的土地关系怀有敌意，与农民阶层的共识大于矛盾，双方显然能够达成妥协。列宁写道：“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

然而这种妥协最终没有变成现实。

一方面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胃口已经打开，政府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方案很难满足农民的期待；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土地改革缺乏诚意，官员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前线战争，他们想等世界大战结束后再讨论土地改革，这就错过了与农民达成和解的机会。

此外，布尔什维克也在争取农民的支持，他们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积极合作，寄望于解除农民与政府的潜在联合。列宁提醒他的战友们：“现在，我们从一些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看到一种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这是听从立宪民主党人的富裕农民的胜利。……土地运动还只是一种预测，而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向农民阐明土地纲领问题：要把纲领的重点放在建立雇农代表苏维埃上。”

土地改革没有了下文，暴露出来的问题只能付诸铁与血。农民认为，与其等待毫无希望的拯救，不如将一腔怒火发泄到地主身上。而目睹农村骚乱的有产者则坚信，二月革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它不仅没有恢复温情的米尔公社，反而让最淳朴的农民变得穷凶极恶。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钟摆按照革命方式向左摆动的幅度已经达到了最高极限，在其自然运动中将向后划出同样大的弧度。”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