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 《芳心似火》：书生/商人举贤

《芳心似火》是张炜2009年出版的一部奇特之书，是以散文、小说、文论诸种文体的综兼并用，创作出的一部极具实验性的长篇学术/艺术著作。该作甫一出版即惹起热烈反响，并译介海外，至今已出版十余个版本，长销不衰。它既有诱人的叙事，又有深长的思辨，言语精粹隽永，诗性理性并重，感时忧世，属于不可多得的力作。书中论述的“恣与累”，当为新的警世恒言，可唤醒物质主义和吃苦主义的沉浸与陶醉。闪烁于全书的是一颗晶莹的“芳心”，让我们一同来追怀她、仰视她。

书生

“书生”通常是指读了很多书的人，可认真揣摩起来，人们并不一定这样以为，更多的意义倒是指那些食书不化的人，与“书呆子”的称谓有点接近。但二者依旧有细微的差别，书生在“愚”的水平上，可能要低于书呆子。察看读书人是有趣的，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固然也把许多时间用来读书，却要将终身中的极多肉体用来攻击读书人。这样的人最后就不会被称为书生，更不会被称为书呆子。李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当年在秦国，一开端并不如意，当地人就把他看成不折不扣的书生，他因而也饱受冷落，在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即便是后来兴隆一些了，也依旧被定位于一介书生。他的文采和笔力是不容狐疑的，眼光和气度也非同普通，这由那篇《谏逐客书》即可证明。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应该是能够对付极复杂世界的，算是一个聪慧人物。果真，他后来成了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名字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连在了一同，分也分不开。不外他也没有逃过人生的大厄，并在身后留下了可怕的坏名声。作为一个饱读之士，他彻底背离了自己原来的阶级，由此而兴隆而显赫，也由此遭到了最残忍的屠戮。

李斯在秦国的阅历似乎阐明，一个读书人无论遭到怎样的压制和屈辱，或享遭到怎样的荣华富贵，都不用以读书人的身份为耻。从名义上看，秦国是以战争取得政权的，而战争又要依托野蛮的力气，所以依附秦国政权的学问人常常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情。这感情鲠在心里，会让其构成深化的自卑和误解，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最愚笨的选择。学问人当中只需一部分人能够超越这种情感的局限，能够依托自己的心智和学问来一番俯视。像孟子到了齐国，固然也曾想借助齐威王齐宣王的力气来推行自己的政管理想，但真实只是把对方看成工具而非大脑，视其为二流人物，内心里的正气是十分浩荡充实的。他的那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非是一句华美的大话。

在孟子前面的当然还有孔子。从终身的行迹上看，孔子比孟子的平稳多了十倍，坎坷也多了十倍，可是孔子的内在强度和气概，并不亚于孟子。不只不亚于，而且还要超越孟子，所以说孟子只是亚圣。那种在权益面前极度的困顿以至尴尬，正好反衬出一位理想人物的强大。关于客观世界的改造管理，智识人物有一种顽强的主导性观念，这观念超越了普通的集团利益，更超越了眼前的好恶和抵触，所以在普通状况下，他们与权力人物对不上口。思想的强大，有时会让人望而却步。名义上却正好相反，那些被武力蜂拥的庙堂倒令人恐惧。其实没有比这些庙堂再脆弱的了，由于世界上还找不出一座耸立千年的庙堂，孔孟等人却不可摧毁地存在了一两千年，看样子还要存在下去。

从战争的部分看，野性和勇力是制胜的首要条件。可是从战役和战略、从决议权益基天性转移的暴力行为上来看，也依旧需求战争的艺术家，他们也是书生，只不外是另一种书生而已。齐国的马陵之役、声东击西，倚仗的主要还不是大将田忌之勇，而是孙膑之智。在戏曲中被重复吟咏的三国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战也倚仗了一个通达阴阳的书生，而不是刘关张。现代战争是怎样中止的似乎更无须多说，生猛和强膂更不可能是制胜的主要条件了。再说勇气和力气这些东西，它们的呈现方式也不只仅是在战场上，或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一种心志的据守和理论的韧性，倒是需求更大的勇气。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首先就是在勇气和意志方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普通人以为生活中的“书生”是心爱的，而“书呆子”是令人可惜并多少可笑的。其实要掌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奇妙分寸，能够说太难了。做一个心爱的人还是令人发笑的人，真实也由不得个人去选择，而只能由植于心头的文化去决议了。一种文化种植到心上，也就会终生携带，在关键时辰会左右他，决议他的荣与辱、生与死。一些理想人士最愿嘲弄的就是智识人士，这是中国近一百年，特别是五六十年里才稳定起来的一个奇特传统。文人既然可笑，那么它所对应的野人又该如何呢？其实分开和抽掉了文化和文化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化对人的限制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由于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普通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溢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约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自豪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圆满的分离。

当时清廷糜烂之极，容颜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志向。一些有志的学问人对光绪寄予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自己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分，王懿荣居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形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现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收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早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然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英勇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只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请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但是，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致使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不幸了吗？人类置信和向往一种文化，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鼎力气，这力气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化啊。

而一切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化，内心里百无忌讳。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能够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能够用各种借口屠戮学问分子，能够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以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学问为耻。

人类发明了文化，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发明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战争安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然后再说其他罢。

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呈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以为是三次，也有人以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分，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习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作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讲演，说曾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讲演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阐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践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领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端兴隆，渔盐资源丰厚，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协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能够说没有管仲的才干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协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恰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捡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居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齐桓公是个有名的淫乐之徒，这样就能够拿出大量的时间游玩了，把治国理政的一沓子烦琐全部交给了管仲和一个叫鲍叔牙的人。当时他把管仲的位置提得很高，称其为“仲父”，朝内一切事项，只需有人来禀报和请示，他只回一句话：问仲父去。

齐桓公的听任与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聪明聪慧无可置疑，从他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步骤上看，能够说在很大水平上是把齐国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去运营的，并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常常将一个时期一个国度和地域的经济状况作为独一的成败规范，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将齐桓公的政权给予极大肯定。至于齐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繁重失败，齐桓公后期的惨状，却很少从管仲一手料理的繁荣中寻觅缘由。其实任用管仲的开端，既是经济疾速展开的开端，也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有点像大学者黄炎培所谈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败亡的种子是由齐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当初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获利后总要比对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厌弃这种做法，鲍叔牙就替他打圆场，说他穷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来管仲又与鲍叔牙一同从军打仗，一遇到风险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这势必惹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鲍叔牙又为他找了条理由，说他家有老母，他是惧怕自己被打死没人养活母亲。就是这个管仲，不久之后在两个争夺君位的公子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居然射了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这个公子射死，而这个公子正是后来的齐桓公。能够想见新即位的国君该是多么痛恨这个管仲，而这时又是鲍叔牙为其说情，这才免其一死。鲍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来倾尽全力向齐桓公引荐管仲的。

管仲的一系列变革不可谓不巨，其重点一直落在展开经济上。这似乎是自但是然的事情，由于没有庞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强固的国防，其他事情也办不好。但问题是获取财富的同时还要有更久远的政治规划、有对社会全局的掌握，谋财的伎俩也要合理。粗鄙的财富既不光彩，也不能坚持耐久。管仲所倡导的措施睿智而果断，其中有许多能够自创的乱世良方，它们都属于历史聪慧的结晶。一切繁巨的变革计划固然一时不可尽述，但需求冷静深思的方面也真实不少。

首先是“女闾”的设立。“女闾”就是妓院。在春秋时期由官方公开设立妓院，能够想见是多么大胆的一个举措。而且当时的妓院范围十分大，据记载大约有近两万家之多，按当时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较小的社区范围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历史记载西方最早设立官方妓院的国度是雅典，那是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的事情，而管仲却远远走在了前边，至少比雅典早了五十年。管仲设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充实国库；另一个目的是讨齐桓公的欢心，由于这个淫乱的国君总是难以餍足。第三个目的则是延揽人才。管仲以为齐国要昌盛，必须召集一批头脑活络的人士，而凡是这样的人士大多纵容不羁。管仲的变革措施中，规则了布衣能够为卿，也就是说，只需有利于国度施政所需求的人才，一概不讲出身，皆可委以重担。

任何一项严重的改造，都需求一批相应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贵族集团中不受欢送，他必须尽快纠集自己的行政力气。他设置的一项广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赞扬的政策，就是“举贤”制度。这是在宽广地域展开的大范围的人才搜集活动，并且构成了一个制度：中央官员在每年正月参与朝会时都要做两件事，一是讲演政事，二是告发贤能。中央官假如没能按时引荐本地的贤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贤”之罪。这就突破了贵族垄断政事的世卿世禄制，为当政者依据实践政策的需求任用官吏，翻开了一条开阔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宽，行走的人物也就十分驳杂，选取什么样的人，将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管仲设立女闾以及举贤制的操作中，能够想见他获取利益和选取人才的急切。后者当然是为前者效劳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须具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得力执行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大批运营型适用型人才得到了运用，招致了齐桓公经济上的绝后繁荣；但这繁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过火张扬了物欲声色，使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遭到了破坏，国度自上而下大面积糜烂，具有无限财富的齐国政权居然岌岌可危，开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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