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 文/孙利天 (作者简介: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摘要:地道理论生活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是使生命、生活获自得义的重要途径。理论生活是人们能够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并且理论生活的可能性需求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前提,它有着自己的界线或限度。地道的理论思索既是一种批判的、消解的、解放的力气,也是一种建构的、规范的力气。 ” 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之后,形而上学已声名狼藉,被大多数哲学家所唾弃;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被后现代哲学家们称为“利益最大化的雄伟叙事”替代了各种理想化的哲学准绳,成为世界性的人生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理性思索,不为任何功利目的的地道谬误的探求,亦即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日趋黯淡,它被视为分歧时宜的古怪的生活样式而倍遭冷落。特别是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原本就短少地道理论生活的文化基因,哲学和其他纯学术理论学科的处境就更为艰难。有鉴于此,本文以赞誉理论的价值态度重申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意旨不在争夺什么话语主权,而在于呼吁和坚持一种人类生活的维度,它将恢复和据守人之为人的应有的灵性和威严。 一、哲学家的存在方式 至少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史上一些巨大的哲学家似乎都感遭到一种命运的召唤:盲目其人生任务就是做哲学思索。从而,哲学思索就不是偶尔地、外在地随意想想,而是哲学家内在的、必定性的肉体生活;哲学也不只仅是哲学家的营生伎俩或某种技艺性的职业,简直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和存在方式。 黑格尔用他的肉体辩证法(这也被后现代哲学家称为另一种雄伟叙事或元叙事)了解苏格拉底的准绳,他说:“苏格拉底的准绳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谬误、自由自为的东西,必须经过他自己而抵达谬误。这就是认识复归于自己。”[1](P41)不论黑格尔能否精确天文解了苏格拉底的准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苏格拉底的确奠定了西方文化中一种人生理想的基础,这就是,认识你自己,过一种内在盲目的有意义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明明白白的理性生活。经过自己而抵达谬误,取得生活的内在坚决性,就是要从对外在的神谕、传统、习俗、乃至法律道德规范等的盲从中解放出来,要由自己给出如何生活的理由,这也就是一种理论生活、理性生活和自由生活的理想。 自由盲目的生活需求真诚、不倦的理论思索,有时以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又是使生命、生活获自得义的独一途径,因而它的价值可能超越生命自身。苏格拉底以人们看来是有些极端的理性主义态度认定:美德就是学问,美德就是逻各斯,没有学问或识见至少没有盲目的善的生活。“学问与生命彼此的绝对统一”,可视为地道理论生活理想的实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取得学问并由学问而规则生命的意义,学问是使生命有意义的从而使生命值得珍惜的独一理由。苏格拉底之死至今仍是哲学家们重复思索的严重事情,本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盛行世界,有人以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位真正的存在哲学家。理论与生活的彻底统一,自由盲目地决议自己的生活,真诚地践履自己的理论准绳和理论信心,这就是哲学家的在世方式或存在方式。 苏格拉底之死使理论生活不再是单纯的客观肉体活动,而被昭示为一种生活的样式和作风。博学而又具有理想感的亚里士多德固然批判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偏狭的了解,他也可能不赞同这位祖师的猛烈的生活态度,但他更为理论化地论证了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今来人们开端哲理探求,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求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笨,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适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讨的开端,都在人生的必须品以及使人高兴安适的种种事物都取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聪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他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独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求,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独一学术。”[2](P5)在这段颇有些历史唯物论滋味的哲学来源和性质的论述中,哲学被着作是无任何适用目的的仅为自身而成立的独一学术,哲理探求成为人的自由天性的独一表征。假如说为了各种适用目的的人类活动遭到人的基本需求的驱动,这些活动或生活方式是受必定性支配的,那么,哲理探求则是解脱了自然必定性的约束真正属于人自己的自由生活,为学术而学术的地道理论生活是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的理想生活。 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经过自身而抵达谬误,这就是地道的理论生活态度。这种论证方式是海德格尔称之为“基础本体论”的生存论的论证方式。至少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另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从存在论或本体论思绪论证我们所说的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众所周知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以为,理念或方式是超越人的心理和思想的实体性存在,它是万物原始、永世的原理,是世界的实质或真实,因而是思想的真正对象。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既是认识的目的,也是有价值生活的目的。理念既是真,又是善,柏拉图把哲学家定义为:“渴欲观赏谬误的人”,也把关于理念的调查当作绝对幸福或幸福生活的自身。[1](P223)此外,由于理念是永世的真实,那么经过哲学练习能够不时地回想和接近真实的理念世界,这就使哲学家的生活具有了崇高的不朽的意义。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死去的是不真的虚幻的理性生活,取得的却是永世的崇高的理性生活。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具有了超凡脱俗的崇高光辉,而人的理性自身也具有了真实性的存在论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反动的展开,近代以来的哲学家逐步失去了希腊哲学中那种忠实的理性肉体和理论信仰,但是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作为西方文化的传统或基因却不绝如缕,不时地被一些巨大的哲学家所坚持和宏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胡塞尔面对欧洲科学和哲学的危机,呼吁恢复普遍的希腊理性肉体,他在自己哲学探求的关键时期,也在真诚地追问自己如何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而生存。哲学是生命意义所在,哲学和生命的统一是一切重要哲学家的共同特征,或者也能够说正是这种理论生活的真诚态度才使他们成为重要哲学家。哲学与生命的统一不只在于哲学家们对自己生活任务的盲目,也直接表明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表示为生命不止哲学思索不止的事实上的统一。康德临终前用哆嗦的手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先验哲学是先验地分离在一个体系中的诸理性准绳的综合……”[3](P285)。黑格尔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我已把自己贡献给科学”,他在年近花甲的时分,放弃了假期休息,放弃了和家人、亲友的聚会,表白了:“一定、一定、一定”把《哲学全书》第二版改完的决计。[4](P200、18)由于音讯闭塞,几年没有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音讯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们知道,他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时分还在思索哲学究竟应该是什么。 二、理论生活的界线 人们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假如仅仅是笼统的、僵死的普遍性,仅仅是操作性、工具性的符号系统,仅仅是书斋里或实验室里的冥思苦想,那么它固然是乏味的、没有光彩的、单调的。但是假如理论真的成为学者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义,那么理论生活就具有了外人无法知晓的慌张激越、梦绕魂牵的无量勉力,它诱使古往今来的无数智者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科学史、思想史、哲学史都留下了令人迷醉的理论生活的鲜活的记载,显现着一种理想生活的可能方式。理论生活是人们能够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但它肯定不是独一可取的生活方式;并且理论生活的可能性需求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亦即理论生活有着自己的界线或限度。 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哲理的探求只需在取得了生活必须品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更为明白地指出了物质生活是肉体生活的基础,地道理论生活的来源是树立在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理论生活方式的这种非人道的缘起抹去了智者们为理论生活涂上的崇高光辉,直到今天,它依旧遭到人们的道德直觉或正义直觉的质疑,使纳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成了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看,理论生活与物质消费活动的分别与对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消费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弭。马克思想象的脑力劳动和膂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以及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展开,将使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失去意义,但也同时取得了更为丰厚的意义。 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不只需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和前提,也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叶秀山先生在剖析希腊哲学来源时指出,“不是普通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展开的社会条件”。由于哲学的展开和繁荣需求自由讨论、争辩,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各个学派提供了相对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5](P3)法国古希腊研讨专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在其所著《希腊思想的来源》中特别强调城邦民主制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对等’的准绳调理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树立的新的世界方式,从其几何框架来看,是与城邦特有的制度方式和思想结构密切相关的。”[6](P11)这就是说,有了对人与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对等准绳和次序的了解,才有了对自然宇宙次序的规律性了解,才有了容纳自然与社会的普遍理性肉体,韦尔南强调,“不论就其局限性还是就其发明性而言,希腊理性都是城邦的女儿”[6](P119) 种种偶尔的历史机缘培育了希腊理性肉体,萌发了一种地道理论生活的理想。应该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生活,但地道的即不包含功利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却是希腊思想的特征。仅以把思想方式作为研讨对象的方式逻辑说,亚里土多德就已基本完成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人们难以突破其理论框架。我国古代也有丰厚的逻辑思想,但短少系统的关于地道思想方式的研讨,其缘由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逻辑伦理化和逻辑政治化障碍了纯逻辑研讨。注奠基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名言”的逻辑艺术,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伦理“规范”效劳的,思想的方式和规律,都受制于伦理规范的。[7](P21)汪先生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之在名”这种理论称为“名实的政治逻辑原理”[7](P25),由此我们知道了讨论逻辑问题的“形名”如何会与讨论政治的“刑名”法术连到了一同。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有时注重阅历的类比,而不信推理的全知”,“普通都以为推理不迭阅历牢靠,推类的学问不迭理论的学问牢靠”[7](P46-47),这种对纯方式推理学问牢靠性的狐疑,势必影响关于思想方式和规律的理论研讨。注重伦理、政管理论的聪慧,注重经世致用的阅历学问,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征,它有益于阅历性的理论理性的展开,却不利于地道理论学科的展开。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是希腊理性肉体的前提,它不只为哲学的探求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外部环境,也为哲学思索提供了基于政治思想的思想框架,即对自然、宇宙和思想的规则和结构作几何学式的方式的思索,从而构成地道理论学科的雏形和框架。但是,地道理论态度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究竟只是极少数智者所能持守的态度和理想,它不能成为理想的普遍的生活准绳。所以,在文化的演进中它不可避免地发作蜕变。依照海德格尔的见地,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成为基督教的理论来源,基督教作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宗教”,只能奠基于普遍理性或绝对理性之上;另一方面,希腊哲学的理性视野正是现代科学技术运作于中的视野,海德格尔以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希腊哲学的完成。[8]这样,地道理论生活的态度发作了双重的转变,一方面它已不再是始于惊异的探求和猎奇,而成为绝对宗教的最高规范,从而封锁了自由探求的空间,理性转变为信仰。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的爱智之忱并无适用的目的,固然它已有人本自由的生存论体会,但并未把自由主体脱离存在,爱聪慧的哲学探求是向存在的投入和归属。而近代哲学的主体则已肯定了“思”的主体位置,存在成为思想规则中的范畴存在,从而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去支配、控制事物存在的技术统治时期到来了。 地道理论生活态度的上述演化从其结果方面表明了理论生活的界线。依照理论生活的自身逻辑,它必定请求理论结构的基础和前提,以终止解释的倒退。也就是请求一切事物最高原理和缘由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全部学问奠定自明性的谬误前提。但是,一旦把形而上学的最高谬误凝固化、僵死化、教条化乃至实体化,理论就转变为信仰、探求性的描画就转变为绝对的规范,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探求肉体即被扼杀,从而超出了地道理论生活的界线。对地道理论生活界线的超越也来自理论应用的激动。单纯的惊异、猎奇的理论动机难以抑止功利主义、适用目的的理论动机,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过于高傲和俗气,因而也显得娇贵、脆弱。亚里士多德限制在伦理生活中的理论聪慧必定闯入理论生活的范畴,特别是地道理论具备了技术应用可能性的状况下,贵族化的地道理论生活就必定转变为大众化的技术活动。 经过上述这种扼要的剖析,人类肉体生活的一个维度、一个遭到种种限制和挤压的地道理论生活态度的范畴显显露来。我们以为,这是希腊哲学开辟的一片可贵的肉体空间,是希腊哲学贡献给人类的一份可贵遗产。据守这一看似狭小实则无限的肉体范畴,将使人类的肉体生活和理想生活更有灵性、更有威严、更有自由和欢乐,也将使人类保存对付应战和劫难的更为丰厚的理论资源。 三、理论生活的意义 讯问地道理论生活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何意义,这自身就是一个有着特定前见的提问,即价值立场的提问。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地道理论的思索并无任何适用目的,因而它也并不关怀理论的用处和意义。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也回答了上述提问,那就是为了解脱愚笨,使人聪明起来。但是,聪明又有什么用处?这就使人们经常不得已地说哲学是“无用之用”。 用“无用之用”回答人们对哲学和其它地道理论的追问似乎有无法和敷衍的意味,但中外哲学家对此却都有深沉和系统的理论思索。海德格尔对技术时期的来临忧心忡忡,以为世界已进入午夜,时期的贫乏和风险已至极致,人类急需解救。解救的道路何在?就是从西方哲学中脱离出来。他以为,哲学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哲学就是西方人和西方民族的命运。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席卷其他民族,哲学似乎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西方哲学的开端(不是思的开端)就呈现了思想对存在的脱离,因而构成思想规则存在,技术统治存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全部今天所说的现代性弊病的总本源。出路只能是让思想重新归属存在,从主体的视界“腾跃”到存在的视界,让“思”和“诗”替代哲学的理性。海德格尔深知这种“思”的转换的庞大艰难,他一再说要忍耐,要等候。但他以先知般的自信和坚决宣布其所思抵达的肉体深度和广度将从基本上改动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果真如此,“思”的力气就是独一无二、无可比较的强力。人总是理性的动物,理论学说和思想的力气总是要介入人的理想生活,从世界历史的大尺度看,理论和思想要比愿望和意志更为基本地决议了人的在世形态和历史方向。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激烈地感遭到现代性的压制和统治,他们以为,理论和学问话语作为一种体制性或制度性的力气参与了现代性的统治,并使这种统治合法化。无论是福柯所提示的学问和权益的合谋所树立的同一性对差别的压制,还是利奥塔尔所说的种种“元叙事”对意义的专断,或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与各种资本的分离统治,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都对源自希腊理性的启蒙理性中止了盲目的叛变和抗争。但是,用理论思想拒斥普遍性理论的结果必定是悖论性的,从而,他们对启蒙理性也必定是矛盾的态度。英国学者路易丝·麦克尼指出:“值得留意的是,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极端重要的最后作品中,福柯更为明白地招认了他对启蒙思想的矛盾心理。他的目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启蒙哲学,以便解救当代所需求的批判肉体:‘能将我们联络起来的线索不是对教条准绳的信仰,而是一种态度的持续复生,即一种能够被描画为对我们历史时期中止持续批判的哲学。’”[9](P9)自由的探求肉体和批判肉体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地道理论生活的实质肉体。因而,当代理论生活的意义就与亚里士多德单纯聪慧的向往不同,它有了更为严肃的繁重的任务,这就是批判、抗争和制衡的社会学效果。 福柯曾以为,哲学就是一种别样的思想方式。利奥塔尔主张一种“言语粒子的语用学”或“部分决谈论”[10](P3),主张在言语游戏中运用新的语用学招数干扰理性的次序。依照我们的见地,哲学作为一种别样的思想方式或语用学招数,就是一种思想道路的开辟。它翻开自由思想的空间,探求区别于习气和主流思想的可能的思想道路,构成对任何形态的僵死同一性的应战和抗争,从而也为实践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思想的资源。最浅显地说,哲学或地道理论的作用就是要不时地警惕人们避免走入思想和行为的死胡同,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人类的顽固和偏狭常常不盲目地闭锁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和谬误的道路,这不只是由于思想的懒散,更可能是由于利益、信仰等愿望和热情。因而,地道的理论思索总是对“利益最大化元叙事”的制衡,是对信仰和盲从的警醒,是对绝对权益话语系统的批判和消解。自由的哲理探求展开了宽广的未知范畴,它使人类的理性懂得了谦卑和诚敬。利奥塔尔在对现代学问状况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说:“一种政治显显露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知的向往都遭到同样的尊重。”[10](P140) 地道理论思索既是一种批判的、消解的、解放的力气,也是一种建构的、规范的力气,固然这二者都不是地道理论的原本动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不同,本世纪最巨大的哲学家之一胡塞尔更强调普遍的希腊理性肉体关于欧洲诸民族肉体的基本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胡塞尔在多次讲演中发出了欧洲科学和哲学危机的正告。在他看来,希腊哲学肉体是文化的欧洲的基本标记和历史基础,随着反理性主义肉体困倦的呈现,普遍的希腊理性肉体遭到了冲击和动摇,这就使欧洲病了,堕入了危机之中。不论胡塞尔对当时欧洲文化的判别能否精确,但希腊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却是真实的问题。哲学概括,难免大而化之的偏颇,但其理论的洞察力常常也有极强的效能。在我们看来,作为希腊肉体特质的地道理论生活态度和理想,希腊哲学的普遍理性肉体,至少结构了现代性的两个支柱,这就是我们讲了多年的民主和科学。海德格尔以为西方哲学开启的视野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视野。他没有强调地道理论兴味与技术统治的分辨,缘由在于,对事物和存在的指示性理论描画,必定招致对事物和存在的规范性技术控制。但是,技术性应用究竟是地道理论思索的衍生结果,它不是希腊哲学的本真肉体。希腊理性、科学肉体、技术统治固然有历史的血缘联络,但我们以为,地道理性孕育的科学肉体是现代性中更值得保存和宏扬的东西,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需求吸取和培育的肉体素质。科学肉体的实质即是对经过理性调查的普遍性准绳和规则的盲目认同,对普遍的客观性规律的信任和服从。这不只是科学教育事业展开的基础,也是民主和法治树立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也有倡导法治的法家思想,但它终不能打败儒家学说而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究其缘由似乎在于,一是它短少民主的理念,所以法治只是一种帝王之术;二是它短少自然法或哲学理性的批判,亦即短少法的正义性的哲学基础,所以,只能是荼毒天下的严刑峻法。较之有些民本主义肉体的儒家政治思想它显然是更为落后的东西。假如上述见地是正确的,它也给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树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科学肉体、理性肉体、自然法批判的肉体亦即地道理论的态度,也是健全的民主法制树立所不可或缺的。 思索理论生活的意义,我们也一再感到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矛盾的纠缠,基于地道理论生活态度的普遍理性肉体必定成为压制和统治的力气吗?这里我们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就是坚持地道理论生活的态度,就是坚持哲学的态度,就是不懈地探求和思索,至于思索的理论结果还是把它当作“意见”吧。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文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3]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讯百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讨[M].北京:三联书店,1982. [6]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来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7]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8]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A].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路易丝·麦克尼.福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0]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06期) 微信编辑:刘也 阅读引荐文章 微信名:深思与奠基 微信ID:fansiyudianji 长按右侧二维码,关注深思与奠基 投稿,协作信息请发至邮箱 fansiyudianji@163.com 投稿或倡议能够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 欢送读者朋友们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