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曹操从小就“不走寻常路”。 10岁那年,曹操下河洗澡,遇一恶蛟,不退反进,勇斗之;20多岁为议郎时,曹操不惜得罪宦官,也要为党人陈蕃、外戚窦武昭雪,由此得到太尉桥玄的看重。长大后的曹操,更是一发不可收:前代选官,最重贤德之名,但他偏偏“唯才是举”,重用寒门与降将;世人通婚,首看门第阀阅,可曹操非但纳寡妇,还把舞女出身的卞氏给扶正了。 影视剧中的卞夫人(左)和曹丕(右)。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这可倒好,自曹操以后,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乃至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都独宠起“灰姑娘”。致使于曹魏政权的皇后,大多是倡家、工匠以至是罪族之女,这与其他朝代皇后多出身豪门、世族构成鲜明对比。对此,东晋史学家孙盛将其当成曹魏政权短祚的一个缘由,指出:“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 固然孙盛的评价有失偏颇,却反映出世人对曹操祖孙独宠“灰姑娘”的不解——曹操及其继任者为何要这么做? 自好立贱,因爱登后 “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这是曹叡原配——虞氏的怨怼之言,她为曹家一切原配夫人都出了口吻。由于从曹氏三祖(即太祖曹操、世祖曹丕与烈祖曹叡)立后的状况看,这些原配夫人都无一例外败给了条件、出身远不如自己的“贱籍之女”,未能胜利上位。巧合多了,便不再是巧合,曹魏皇后清一色的“灰姑娘”,显然是曹氏三祖的刻意选择。 来源/作者自制 曹操发妻为丁夫人(《魏略》云:“太祖始有丁夫人)。沛国丁氏,是与谯县曹氏、沛国夏侯氏世代通婚的乡里望族,亦是曹操起兵之初颇为倚重的外戚力气。曹昂生母刘夫人,疑同为沛国的萧县刘氏之女。反观本“倡家女”的卞夫人,最初却是小妾,只因其能歌善舞,才备受曹操溺爱;在丁氏愤然与曹操“和离”后,卞氏以妾扶正,还被册封为魏王后,后来她还成了太后、太皇太后。 相似的“逆袭”故事也在曹丕、曹叡的后宫中演出。曹丕元配甄夫人,本出身于“世吏二千石”的中央大族——中山无极甄氏,所以她早年能嫁入汝南袁氏,成为袁熙之妻。当时,甄氏一族多有贤名,故曹操、曹叡为爱子、爱女配冥婚时,都选择了这个家族。固然有“家族光环”的加成,甄夫人也依旧不敌郭夫人。这位“幼失双亲”而沦为宫女的郭女王,不甘平凡,曾为曹丕夺嫡助力颇多,因而被后者力排众议,立为曹魏政权的首位皇后(卞夫人是王后、太后,甄夫人系死后追封);可名声在外的甄氏,却在此前突兀地被赐死,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猜测。 影视剧中曹丕与郭女王。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或许是由于生母的遇害,曹叡看待自己的妻子同样“心慈手软”。毛氏以妾扶正,出身于河内大族的虞氏在极端仇恨之下,发出对曹魏政权的诅咒,遂被逐出宫去。可毛皇后也没有笑到最后。青出于蓝的郭皇后本出自河右大族——西平郭氏,“黄初中,本郡叛变,(郭后)遂没入宫”,以罪族之女的身份入宫。毛皇后失宠被赐死后,她取而代之,成了新任皇后。 经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因爱登后”与“自好立贱”正是曹操祖孙选择皇后的主要评判规范。前者出于个人情感,这在东吴政权中亦有表示:孙权、孙皓在选择后妃时,也曾以个人情感选择后妃。至于后者,则是理想需求。曹、刘、孙三家皆是寒门之家,这在一定水平上招致三国时期皇后的出身大多不高。但与蜀汉、东吴相比,曹魏却是将“自好立贱”执行得最为彻底、最为坚决的。 刘备与四位夫人(甘、糜、孙、吴)的分离多为政治联姻(固然史书称甘夫人为沛国人,但她很可能与陶谦妻子甘氏同出一族);孙权一度溺爱徐夫人、步夫人,却在立后这件大事上任性地选择了婢女出身的潘皇后,结果很快迎来反噬。《建康实录》称,孙权病重时,潘皇后被宫人缢杀,可见孙氏“立贱”遭到了较大阻力。不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孙氏与曹氏独宠“灰姑娘”的相通之处——促使他们这么做的一个主要缘由,正是东汉时期的外戚政治。 太后临朝,外戚掌权 两汉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而由皇帝妻族、母族组成的外戚集团,却频繁控制朝政。特别在东汉时期,皇帝年幼时,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先后临朝,外戚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如大名鼎鼎的“专横将军”梁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其所在的梁氏家族,更是“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他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可谓如日中天。 这样的外戚家族,已对皇权产生了极大要挟。大将军梁冀以至能够操控皇帝废立,年幼的汉质帝便曾因一句“专横将军”而葬送性命;新继位的桓帝为此战战兢兢,“不敢谋之”,后在宦官辅佐下,才鼓起勇气根除梁氏及其党羽,“坐贬死者数百人,朝廷为之一空”。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年幼的皇帝为了与外戚抗争,不得不放权给宦官;可宦官与外戚无论哪一方坐大,都会要挟到皇权,并侵吞世家大族的利益。 影视剧中被毒杀的汉质帝。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汉桓帝谋诛梁冀胜利后,有五大宦官同日封侯。宦官虽无法生育,却也有家族,还能够收养义子,与其他家族联姻;因而,这些依附在宦官羽翼下的家族、姻亲,就能营私作弊、运营权力。东汉中后期以来,宦官集团渐成气候,桓帝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眼见宦官弄权,本就出身于大族的外戚集团更倾向与清流党人协作;只需宦官不倒,双方就会紧紧“抱团”,好比,何进为了对立宦官,曾征辟了不少党人与袁绍、曹操这样的公族子弟入府;可一旦宦官集团倒了,世家大族又会分为两派,一派依附于外戚,一派与之对立。 正因如此,外戚、党人、宦官之间的斗争一直贯串于东汉。期间,皇权数次旁落,致使朝政黑暗、安居乐业;正是在一次次的骚动中,中央对中央的掌控力越来越小,日益崛起的豪强、世族逐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领垄断位置,进而掌控了州郡乡里间的话语权。东汉之衰亡,再所难免。 不可承认,东汉的崩塌受过很多要素的影响,但“外戚干政”总是绕不开的一个坎儿。东汉后期时,一些儒学士人开端有认识地承认外戚权益来源的合法性;就连皇帝也重新启用宗室,委之以高位,试图借助他们的力气制衡外戚、宦官与世族(详见“那么多近支皇亲为何只需远支刘备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在此情形下,曹氏、孙氏在择偶、立后上的一些十分规之举,便能够解释通了。 抑止外戚,势在必行 曹操喜欢寡妇这件事历来为人揶揄。而反过来看,曹操喜纳寡妇、孤女,又何尝不是由于她们多孤苦飘零、无依无靠呢?寡妇背地没有家族,也就尽可能减少了外戚权力的呈现与壮大。同理,曹氏、孙氏“自好立贱”,独宠“灰姑娘”,也是一种抑止外戚的主要伎俩。 不同的是,孙吴政权实质上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出于其“江东化”的需求,孙权不可能用一种强硬伎俩与江东大族、淮泗集团割裂开来。所以,孙氏偏爱“灰姑娘”的力度是有限的。但为了抑止外戚,孙权曾长期不立嫡妻或皇后;而孙皓在位时,其“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为了防备外戚,他竟同时立多个“皇后”。自此以后,“不立皇后”与“多立皇后”也成为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大特性。 曹丕称帝后,对外戚的防备打压尤为明显,甄夫人之死或许就与此有关。民间传说,她是“洛神”,与曹操、曹植有过绯闻(见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李昉《安定广记》),但究竟是坊间风闻,缺乏为信。关于甄夫人之死,《三国志》称其妒忌郭贵嫔和李、阴两位贵人受宠而口出怨言,触怒曹丕而被赐死;可奇特的是,陈寿称誉甄夫人素有贤名,又“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既然如此,她又怎会因曹丕宠信她人而心生妒忌呢? 影视剧中的甄夫人中毒将死。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剧照 这种前后记载不一以至完整相反的状况,还出往常齐王曹芳、高尚乡公曹髦以及夏侯玄等人的传记中。事实上,曹芳、曹髦、夏侯玄的“性情大变”,皆是因司马氏掌权后,为改动其自身的篡逆形象,需求对事实中止一定掩盖;为此,他们还杜撰出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与司马氏多次遭受曹氏一族打压的事迹,以契合孟子提出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主张。 身为西晋臣子,陈寿难免要“为尊者讳”;又由于晋承魏祚,曹魏为正统,所以他也要对其中止一定回护。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云:“三国志魏纪,创为迥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又云:“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但出于一个史学家的良知,陈寿又不能完整扭曲这些人的形象,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割裂般”的历史书写方式,以暗示曹髦、夏侯玄之死的不同寻常。 高尚乡公曹髦少年好学、谦逊有礼,却被形容为“情性暴戾”“逆悖不道”;而“格量弘济”“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由于要被提早“清算”,故而也成了“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之人…… 显然,素有贤名的甄夫人因“善妒”被赐死,只是一种托词。对此,鱼豢《魏略》与习凿齿《汉晋春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甄夫人为郭女王构陷而死。 这或许是一方面缘由,但曹丕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末传》记载:“(明)帝(曹叡)常从文帝(曹丕)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影视剧中,曹叡释鹿。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鹿”字,古有王权隐喻之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故秦末群雄纷繁“逐鹿中原”。曹丕射杀母鹿而留鹿子,明帝悲哀不已,其泣非为母鹿,实为生母甄夫人也。所以,曹丕杀甄夫人亦是为了“去母留子”。上文已述,中山无极甄氏“世吏二千石”,一旦甄夫人以太后身份临朝,甄氏家族的昌盛就在一夕之间。正因如此,曹丕会随手推舟赐死甄夫人,改立郭贵嫔为后。可就在郭女王被立为皇后的前五天,曹丕又下达了一份诏书: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汉代以来,太后临朝,致使于外戚多以大将军辅政,其他外戚成员亦多封侯;曹丕的这道诏书,针对这种状况,彻底堵住了外戚掌权、干政的种种可能。尔后,曹氏对外戚只施以恩赐,而不予实权。内廷近侍之官如侍中、散骑等,汉代时还应当由外戚充任;到曹魏时期,诸侍中、散骑之任却“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 之所以会有这个变更,不只是由于曹魏政权需求抑止外戚权力,更重要的是,东汉中后期以降,儒学士人不时承认外戚权益的合理性,这既让曹操祖孙坚决了“自好立贱”以防备外戚坐大的政治主张,也令世家大族有充足的借口取代外戚,将权力扩展到内廷当中。这是十分可怕的,以至能够说,这正是司马氏能取代曹魏的一个缘由。 势单力孤,曹魏短祚 外戚集团能从西汉初年持续到东汉末年,后来又在两晋南北朝时“死灰复燃”,必定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史料竟将皇后与外戚放在一同作传,且命名为《外戚传》,而非是《皇后传》《后妃传》,足见外戚在西汉乃至东汉前中期非同普通的位置。 历史学者徐冲曾指出:在汉代的皇帝权益结构中,一位“皇后”最为重要的身份可能并不在于为本朝皇帝之皇后,而在于次任皇帝即位之后,以“太后”身份为新君提供能够倚重的“外戚”。此说颇有见地。两汉时期的外戚能以晚辈身份(汉代以外戚身份而直接封侯的例子,仅有“后父”与“帝舅”两类;这些外戚无一不是当朝皇帝的晚辈)掌权,进而起到维护皇帝、维护皇权的作用。直到汉末时,这种认识仍影响着一些外戚。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董承(董贵人之父)与伏完(伏皇后之父)都曾暗中联络朝臣,企图诛杀曹操,还政于汉献帝。由此可见,外戚权益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是一种基于“母系认识”的合理存在。 影视剧中,董贵人之父董承。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但是,有西汉末年王莽以外戚身份篡权的前车之鉴,加之东汉后期“父系认识”的不时增长,越来越多的清流士人对外戚权益来源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或承认,并将外戚掌权的现象描画为“禄去公室,政移私门”。 曹操祖孙独宠“灰姑娘”、曹丕在正式立后前下达《甲午诏书》以严厉抑止外戚,或多或少遭到这种自东汉中后期以来论调的影响。如汉末大儒仲长统所言:“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因而,曹丕给予外戚优厚经济待遇乃至殊荣,却不让他们干预政事;而内廷中的一些重要官职,也不得不向世家大族妥协,从后者当当选拔出色子弟充任。 这无疑是有风险的。内廷权益分润给世家大族,哪怕只需一部分,也足以让皇权面临着不小要挟;而且,曹魏又不像汉代王室那样,有外戚、宦官或宗室支撑。 君不见,曹魏政权没有宦官掌权,更抑止了外戚集团的壮大;按理来说,它应当对曹姓宗室颇为倚重。可相反的是,曹魏的宗室政策十分严苛:诸王徒有疆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此外,朝廷还经常派监国谒者对宗室中止紧密监视,致使诸王动辄获罪,而被削减食邑。 这个时分,仰仗曹操当年“唯才是举”才顺利入仕的一些寒门庶族子弟,就成了曹魏王室能依托的主要力气之一。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曹操当年为了选拔人才,放低了道德门槛,招致一些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也进入朝堂。他们中的一部分,感念曹氏的知遇之恩,能死心塌地为其效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利为先,遭到一点诱惑,就会倒向司马氏。如此一来,势单力孤的曹氏又哪里能坚持许久呢? 参考资料: 1、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3、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9 4、鱼豢撰,张鹏一辑《魏略辑本及外三种》,瀛洲海客整理,未刊 5、卫广来:《汉魏皇权嬗代》,上海:书海出版社,2002.4 6、阎爱民:《汉晋家族研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 7、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 8、朱子彦:《帝国九重天 中国后宫制度变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9、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讨》,北京:中华书局,2012.12 10、鲁力:《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7 11、陈俊伟:《叙说观念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台北:秀威资讯出版,2015.11 12、徐冲:《中古时期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益来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 13、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益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8 14、孙生:《汉魏政治风云与士人的生命忧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