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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逝世一百周年。 说到这位作家，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衣着精致、举止文雅、体弱多病的天才人物。可是不该遗忘，他还曾是奋起对立不义的热血青年。在德雷福斯事情中，普鲁斯特坚决选边左拉和饶勒斯的阵营，为德雷福斯平冤昭雪而积极奔忙，并将这一事情作为重要的事实性线索，编织进他的长篇巨制《寻觅丧失的时间》（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盛行的中译名是《追想似水年华》）中。 “德雷福斯事情”值得再提，由于它暴显露的现代建制理想遇到的危机至今仍未解除，同时，这场事情也是人性顽疾的一次爆发。 普鲁斯特笔下的德雷福斯事情 文 | 郭晓蕾 （《读书》2022年11期新刊） 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寻觅丧失的时间》 （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以下简称《寻觅》） 第三卷开篇不久，主人公“我”去东锡埃尔探望在那里驻防的圣卢侯爵，圣卢是“我”的朋友，在陆军退役；“我”当时爱上了他的舅母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便想到去找他牵线搭桥。在东锡埃尔小住期间，“我”常和圣卢及他的同事们一同晚餐，这些军官大都是贵族，少数几个是中上层布尔乔亚。就是在这群军官的餐桌上，那场简直全民卷入，既撕裂又改动着法兰西的“德雷福斯事情”，第一次出往常小说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法国陆军部在证据缺乏的状况下，认定犹太炮兵上尉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向德国出卖情报；十月十五日，陆军部长梅西耶签署拘捕令；十二月，由七名陆军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裁定德雷福斯叛国罪成立。一八九五年一月六日，德雷福斯被当众“拔阶” （折断佩剑，撕除肩章、领徽、绥带），后被押至大西洋上的魔鬼岛监禁——自此，德雷福斯和家人开端了争诉重审此案的艰难进程，法国社会也盘绕此案逐步团结成了支持、反对重审两个阵营。至一八九七年，固然陆军部不时阻挠相关调查，重审派还是经过不懈努力，令真正的叛国者浮出了水面：陆军顾问部的埃斯特拉齐 （F. Walsin-Esterhazy）。迫于各种事实性证据，陆军部不得不将埃氏送审，但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一日，经过军事法庭两天草率的审问，埃氏如英雄凯旋般走出法庭。一月十三日，《震旦报》 （ L’AURORE ） 头版刊发了左拉针对这次审问、针对德雷福斯案写就的雄文《我控诉》 （ J’Accuse...！ ） 。紧接着，陆军部指控左拉犯了诽谤罪——自此，重审派和反重审派的斗争开端进入白热化。
《我控诉》手稿 《寻觅》虽未明言，但“我”探望圣卢肯定是在《我控诉》发表之际，由于餐桌上的说话正触及埃斯特拉齐被无罪释放。“我”得知这群军官中，只需圣卢和一位同事是重审派。这位同事来自一个“极端反对君主制的家庭”（和圣卢一样是高阶贵族），“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在大多数同事眼中，他的出身和基本的政治主张，与他对德雷福斯案的态度是那么矛盾。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军官说：“他的家人看到他思想那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圣卢没有那么狂热，但他的一些晚辈曾经怒形于色，赛马俱乐部——这个他父亲曾任主席十年之久的高级俱乐部——简直要为此开除他！他的舅舅德盖尔芒特公爵激动地说：“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其实，圣卢对德雷福斯案本无兴味，他是为了讨好情人、犹太名伶拉谢尔才支持重审的，结果却出力不讨好：拉谢尔什么派也不是，她基本不关怀那个她不认识的人！有一次，拉谢尔以至由于圣卢拒绝给她买项链而愤恨地讥讽圣卢母亲的姓氏“马桑特” 〔谐音“闪米特人（泛指犹太人）的母亲”，但这个文字游戏十分牵强〕分发着“犹太人的臭气”。
案发当年，德雷福斯的肖像 后来，圣卢对拉谢尔日渐灰心，并看到支持重审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省事，便一改当初，成了反重审派。而曾经义正词严的公爵舅舅，则为了讨好某位支持重审的意大利公主，倏忽一变，成了愈加义正词严的重审派。无论是在这些爵爷们选边站队的考量中，还是在拉谢尔的眼中，德雷福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的生命和名誉能否遭到蹂躏，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坦率的重审派；理想中的普鲁斯特则没那么坦率，他从一开端便关注德雷福斯案，并四方奔忙，邀集支持德雷福斯的签名。看似孱弱的马塞尔在此事上的态度十分坚决，以至不惜与反重审的父亲反目。陆军部在法国享有很高威望，案发之初，人们由于普遍不了解真相而置信陆军部的指控，倒也契合道理；但当埃氏的立功铁证逐一曝光，很多人却仍反对重审——反对的理由中最主要的两个是“反犹”和“爱国”。这场干扰了普鲁斯特和法兰西十几年的“事情”值得再提，由于这场“事情”暴显露的现代建制理想所面临的危机至今仍未解除，以至在一些地域愈趋严重。 左拉暮年肖像。在德雷福斯事情中，普鲁斯特坚决选边左拉和饶勒斯的阵营，为德雷福斯平冤昭雪而积极奔忙 反犹的肉体传统在西方渊源有自，“仇恨犹太” （Judenhass）的心情在欧洲不时存在，但作为一种认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us，直译为反闪族主义，该术语一八七九年出往常德语世界）则是随同“启蒙”提出的“民族国度” （nation-state）理念的不时狭隘化而呈现的。罗马帝国时期，具有地缘和血缘共性的一群“外国人”会被称为一个“民族” （nation）。十六世纪，英国人开端寻觅一种超越宗教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以成员享有对等政治权益为纽结的新的共同体——他们将之称为“民族”；这种新观念被后世称为“民族认识” （national consciousness），这一“认识”随同十八世纪“公民”理念的成形，熟化为“公民民族主义” （civic nationalism）：民族的构成不应是自然性个体，而应是政治性个体、具有自由战争等权益的公民，民族是政治意愿的共同体，而不是基于各种非客观性事实的自然汇合体。 大反动期间，法国以“公民”将宗教信仰和言语等并不完整分歧的各“族裔” （ethnic）整合成了一个民族，至今，“第五共和国”宪法仍规则，不论来源、种族、宗教，一个人成为法国公民，即成为“法兰西民族” （La Nation franaise）的一员。随同“公民民族”的理念，“启蒙”展开了对国度合法性来源的“重塑”：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即为“人民”，人民是国度的主权一切者，人民就是国度，国度是人民权益的完成方式，所以，捍卫具有各种差别的一切主权人的自由战争等权益，是以公民为主体元素的民族国度的合法性所在——这是国度的基本“现代”内涵，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准绳。 但“第三共和国” （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的公民们显然并不都认可共和国的理念。犹太人在欧洲漫长的“寄居”历史上，不时不是完整合法的居民，各方面的权益，特别是政治权益遭到严重限制，犹太人争取政治权益的认识也较淡薄……直至大反动时期，法国的犹太族群才在《人权宣言》的指导下，屡历艰苦，为犹太人在欧洲第一次争得了公民权 （一七九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一七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国制宪会议经过了两项相关法令），法国的犹太人先于欧洲其他地域的犹太人，成了有“祖国”的人。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从军已成了西欧、中欧犹太子弟在各自归属国争取身份认同、取得社会位置的重要途径。
德雷福斯被拔阶 教权主义者出于宗教洁癖，不时反对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进入政府和军队；“启蒙”虽已提出了“政教分别”的宪政准绳，但直到德雷福斯受审时，法国的军事法庭上还挂着十字架。而与教权主义结盟的贵族们，固然大势已去，却因抱持君主制的立场，仍以国度主人自居，同样不乐意看到犹太人过多渗入法国主流社会，特别是渗入军官阶级——这一贵族的传统领地。事实上，在不少布尔乔亚和劳工阶级的“法国”平民眼中，进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也基本同等于“侵略者”。 陆军部长梅西耶素日对军队吸纳犹太人这一事实显得不那么在意，也正因如此，各种团结在“反犹”旗帜下的右派人士经常对他中止诅咒。固然对德雷福斯自己没什么特别成见，但为了赢得“民意”，梅西耶也乐意以雷霆之势处分一个犹太军官，以证自身“清白”——陆军部还特意选定犹太人的安眠日 （一月六日）来执行对德雷福斯的拔阶。 商贸、金融是犹太人的传统从业板块 （这与他们长期被遏止在所居地置办不动产直接相关），进入十九世纪，犹太人更在实业范畴“插足”日甚；随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法国的左右两派都愈加憎恶犹太人。德雷福斯是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子，直至案发第三年，法国左派人士普遍以为，支持重审此案不外是给布尔乔亚争取权益，故不愿介入。 普鲁斯特从德雷福斯的遭遇中，看到了自身在法国社会中的困境。德雷福斯一家虽信奉犹太教，却积极融入法国社会，其自己还因亲历普法战争而对法国有一种依附感，扞卫法国也是他从军的初衷。普鲁斯特母亲一家也是犹太人，同样颇为富有，他们不只接受法国精英文化传统，还改宗了天主教，是愈加典型的归化了的犹太人；但是，母系的犹太身份和普鲁斯特明显具有东方特征的样貌令他在巴黎的社交圈里，自然地是某种“另类”。
Jacques-Emile Blanche绘制的普鲁斯特肖像，1892年 《寻觅》中，圣卢的另一位舅舅德夏吕斯男爵宣称，德雷福斯即便真给德国卖过情报，也算不上叛国，但男爵的“逻辑”是：犹太人哪有祖国，故何谈叛国？显然，在男爵眼中，无论能否是法兰西公民，犹太人永不可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法国也永不可能是犹太人的祖国！男爵的“逻辑”就是在说：法兰西只属于某类“种族” （race）；这种观念在现今的法国依旧很有市场，否则，极右派指导人玛丽娜勒庞如何能具有那么多的支持者…… “公民民族”的理念在理想中可能会成为沙文主义侵略的合理性论据，拿破仑战争就是例证；但是，深思这一理念内涵的侵略性，并不意味着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容纳性也应被承认。十九至二十世纪呈现的各种倡导“净化”民族 （其既可表示为肃清某种族，也可表示为肃清某阶级）以维护国度利益、增强国度实力的“现代”主义——反犹主义便是其中一种——不只是在将民族-国度严重狭隘化，基本上是在反驳“对等-自由”这一基本的现代伦理准绳。
夏吕斯男爵的原型，Robert de Mondesquio伯爵 反重审派一早就将自身定性为爱国者，将重审派定性为叛国者。爱国者中的一部分，由于坚决的反犹立场而拒绝正视各种铁证，故而对他们来说，支持德雷福斯就等于叛国；这些爱国者的真实诉求是将德雷福斯、将犹太人肃清出法兰西民族，肃清出法国。而更多的爱国者对德雷福斯的特务行为其实是存疑的，以至以为他是无辜的，但他们同时反对重审，由于他们以为，重审就意味着对军队权威的质疑；这些爱国者一定是军国主义者，但对他们来说，质疑军队，就等于削弱国度的权威，就是在叛国。 “启蒙”想象着民族、国度的世俗化方式，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民族和国度愈来愈承担起为局限性的历史提供超越性意义的功用，对本民族、本国怀抱宗教性的崇拜成了普遍的肉表示象。这种崇拜的直接政治功用，就是在主动性的“公民”外衣下，持续、塑造被动性的“子民”身份。对第三共和国的很多人来说，一切不再属于“王”，而属于一个凌驾于他们的笼统存在“国度”，所以，维护陆军部某些人的颜面就等于维护国度的威严；这种兑换“逻辑”浸显显露多少人“公民”名义下的“子民”内里，他们并不视自身为共和国真实的主人，仍在以帝政的伦理——子民的合法性在于对高于自身的权益的维护——规范着自己。 “美丽年代” （Belle époque，普法战争终了后至“一战”前）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趋近种族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也是“朕即国度”这一“前现代”观念在现代的持续和认识形态化——《我控诉》不只是在控诉军界、司法的不公，更是在控诉共和国民意中这种反现代的理想趋向——在法兰西共和国“四面楚歌”的初创时期，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同等于“自由-对等”“国度即民”这些现代准绳的支持者、反动者的！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就是在反对共和国的立国准绳；随同案情变更，重审派和反重审派的斗争最终落实为扞卫和推翻共和的斗争。一八九九年六月，面对最高法院宣布重审德雷福斯案，反重审派以至开端谋划政变……
“震旦报”头版刊发《我控诉》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犹太人口不外八万左右，不到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反犹的报刊、书籍——好比当时的畅销书《犹太法国》 （ La France Juive ） ——却悍然将法国犹太人口总数窜改成五十万。罗斯柴尔德家固然显赫，但犹太人绝非个个是财阀，人人是寡头；当时法国的犹太人中，布尔乔亚的比例虽在上升，但绝大多数仍是挣扎在底层的贫民——在欧洲其他国度亦是如此。可社会上普遍传播的说法是，法国各界几已被犹太人掌控，犹太人已成了法国事实上的主人，犹太商贾财阀在背地主导着政要，想方设法榨干法兰西——这当然是一种阴谋论。可人们为何热衷阴谋论？ 《寻觅》中，与德雷福斯事情交错在一同的，是各种社交和恋情故事。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行止的中心美学准绳就是：永远都要标新立异。她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仍是坚决的反重审派，可是，在某亲王府的一次晚会上，当女宾们都起立欢送“民族英雄”梅西耶将军时，她却端坐一动不动。她历来都是民族主义者，可当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晚会上发表演讲时，她竟忽然起立，悍然召唤仆人，表示要离场！
《犹太法国》一书的宣传画。19世纪末，法国的犹太人口不外8万左右。反犹畅销书《犹太法国》（ La France Juive ）却悍然将法国犹太人口总数窜改成50万 从东锡埃尓回来后，经圣卢举荐，“我”成了公爵夫人家的座上客。在伴其左右的生活中，“我”看到了她永远标新立异的言行举止下掩藏的自卑和无法言明的愤恨。她在亲王府晚会上简直不惜以“社死”为代价做出的奇特举措，简直是在向众人吹出宣战的号角，可事实上，她早就是圣-日耳曼区贵族世界的女王了。 “一战”爆发前，已届中年的“我”和曾经的情人吉尔贝特 （此时已是圣卢的妻子）在乡间小聚，她通知“我”，小时分她第一次遇见“我”时便喜欢上了“我”，还想方设法给“我”暗示，可“我”当时显得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恍然扪心，几十年来，“我”不时以为她当时的那些眼神、动作意在拒我于千里之外，“我”也正是因而简直对她一见钟情！ “我”的一切恋情与公爵夫人那无声的号角，降生于同一种持续性的心理预设：我正被他人忽视、忽视、贱视，正被世界以各种方式欺负和欺负！由于这种“想象”在先，“我”便总能从她 （们）身上找到敌视“我”的证据，于是爱上她 （们）——如此的爱，从一开端就是恨，没有细致对象的恨。仇恨也是《寻觅》中的社交沙龙里最家常的人世气息。可“我”为何会不可抑止地展开对他人、对世界的敌化想象，亦即自虐性的虚拟？《寻觅》提供的答案并不晦涩：没有敌人，“我”便无法感到存在。我们当然会由于被侵犯、剥夺而产生仇恨；但《寻觅》则提示我们：仇恨自身简直是人类无可豁免的一种存在性肉体征候，笼统的恨存在于每个人心里，不时在寻觅细致的猎物。“我”需求敌人，法兰西亦如是！
陆军部长梅西耶。固然对德雷福斯自己没什么特别成见，但为了赢得“民意”，梅西耶也乐意以雷霆之势处分一个犹太军官 就像任何一个族裔，犹太人有优点，也有缺陷——对此，普鲁斯特从不避讳，特别是讲到“我”的犹太同窗布洛克时；这些缺陷，加之诸种“异质特性”，令犹太人在欧洲“原住民”眼里，简直成了随时可用的、永不失效的仇恨对象。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积郁在法国民众心中的仇恨不时没有消散，德雷福斯案简直给这一全民性仇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一个喷发口：永世的敌人 （犹太人）在向往常的敌人 （德国人）出卖法国！ 一八九九年九月，德雷福斯被总统特赦，恢复人身自由，但要等到一九〇六年，他才得以恢复军衔——此时距离案发，曾经过去了近十二年。德雷福斯恢复自身名誉的进程还未走完，法兰西也还将阅历深重的灾难，才会真正迈进“现代”的门槛。 “我”总觉得情人在诈骗“我”、抗拒“我”，故恨不能时辰盯着她们，而情人对“我”的盘诘若表示出一丝不耐烦，“我”便会变本加厉地堕入想象，进而对之展开愈加严厉的监视和检查，“我”把最后一个情人简直幽禁在家中……“我”和情人们，圣卢和拉谢尔，《寻觅》中一切的恋情就是在自虐与施虐的恶性循环中艰难维系着，并均以失败告终。圣卢在与拉谢尔分手后，投入到生理性的自虐与施虐的游戏中，变得越来越像他的那位男爵舅舅。 就是在形形色色自虐-施虐的恋情和社交故事的铺陈、递进中，《寻觅》的讲述演进到了“一战”。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在空袭间隙，伴着探照灯时隐时现，看着“巴黎的美毫无防御地等候着敌人的要挟临近”，那晚，我还意外发现了圣卢的“嗜好”，并目睹了男爵的“游戏”。在一家旅馆里，男爵命人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床上，享用被带尖刺的掸衣鞭抽打的“快感”，他身上各处的瘀青阐明他已多次享用这样的酷刑。 男爵一早就留意到布洛克长得颇具东方情韵，他曾试图压服“我”让后者在他面前表演个“滑稽戏”：让布洛克刺杀自己的父亲，就像大杀死怪物歌利亚那样，如能看到布洛克把自己“下贱的母亲”也狠狠揍一顿，那就更好了！ 普鲁斯特笔下的故事不时提示读者，自虐必定引致施虐！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理由与之何其相似：世界正在抑止、剥夺德国的生存空间。人们制造、热衷阴谋论，由于自虐性虚拟这一疾病无法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根除；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警惕那些主动恶化这一疾病的行为，那些经过塑造自身受虐形象，怂恿仇恨的政治行为——这些行为不只必定招致他人、世界被恶性攻击，且必定会令行为主体体无完肤！《寻觅》中的德雷福斯事情和“一战”，既是写实的再现，又是隐喻，关于自虐与施虐的隐喻。“我”看着夜幕下的巴黎，想到庞贝，庞贝被火山喷发出的熔浆吞噬了，而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正被各种人工的火焰吞噬。 今年是普鲁斯特逝世一百周年，谨此留念。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均由作者提供 2023年《读书》征订，往常开端啦！ 2023年，《读书》陪你渡过新的春夏秋冬 《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我们将每月不定期更新—— 阅读思想，看见《读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一切 转载受权请联络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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