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念丨祝总斌：《四书》传播、盛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四书》传播、盛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祝总斌

选编者按

本文从社会与历史背景角度讨论宋代以来《四书》传播、盛行的缘由，肯定了《四书》对封建王朝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中首先回想朱熹以前《四书》的接受和传播史，指出《四书》既能表示《五经》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基本肉体，又长篇大论、易于为宽广士人了解和控制，便于统治集团借以培育、选拔人材，因而逐步遭到注重。经过朱熹的推举和阐释以后，其位置上升的趋向已不可遏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四书》在元明以降影响急剧扩展的缘由。随着唐宋社会经济的展开，文化提高，门阀制度彻底消灭，统治人材的文化素质相差不大，官吏思想道德质量在稳定王朝统治中的作用就日益凸显，主张“明天理，灭人欲”以处置“人心变易”难题的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四书》也得以大行于世。

本文敏锐地点出《四书》的教育对象是包含君主、官吏和士人在内的封建统治集团，从而深化提示了政治制度与政权统治对思想文化的严重影响，是祝先生在思想史范畴的代表作。祝先生还著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一文，持续了政治与文化互动的解释思绪，同样值得参看。

祝总斌先生

在中国古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始于朱熹[1]。元代仁宗延祐元年(1314)实行科举考试，第一次将《四书》列为内容[2]。明清两代沿而不改，开端《四书》、《五经》并重，后来又展开成常常主要依据《四书》成果录取，正如清钱大昕所说：“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外《四书》文而已。”[3]

如所周知，儒家经典本为《五经》。汉代尊崇，成为“禄利之路”，即所谓“二汉登贤，莫非经术”[4]。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展开虽有过迂回：如两晋南北朝行察举制，注重允许自由陈说政见或以文学辞采见长的秀才科[5]；唐代行科举制，后又推崇以诗赋作为录取主要规范的进士科[6]。而两晋南北朝考试《五经》的孝廉科和唐代的明经科[7]，则相对说，较少受注重。但是经过王安石变法，宋代罢诗赋，科举又回归到主要以《五经》取士的道路上来了[8]。回归的最主要理由是：士人“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王安石语)，而“专意经术”，方可得到人材。这是“百王不易之法”(司马光语)[9]，由于经术历来被认定是古代安邦定国统治阅历的总结[10]。

往常的问题是：既然从两汉以来经过一番迂回，到宋代又回归到主要以《五经》取士，为什么后来又会呈现、传播《四书》，并且最终展开成专重以《四书》出题取士，因而使《四书》广为盛行，远远超越《五经》呢[11]?

这就必须剖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

早在西汉，已有人慨叹：“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12]所以太学中博士弟子，经过课试，只需“能通一艺(经)以上”，即可入仕[13]。后来纸张发明、传播，学习条件有所改善，虽也曾经有过如太学生课试兼通五经，出仕给予优遇的规则[14]，但出仕基本上不时只请求通一经。如《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八年（509）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诏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通典》卷五三《礼十三》“大学”下：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诏诸州县学校“有明一经以上者，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唐太宗亦下令国子学“学生能通一大经(指《礼记》、《左传》)已上，咸得署吏”[15]。其后科举制中的明经科，虽曾普通请求试二经，但中唐以后仍以“知晓一经”取人；至于进士科“贴经”，不时是只限一经[16]。宋王安石变革，强调了解经义，不再以前人注疏为依归，然还是只请求“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17]。直到明初，乡会试所考《五经》，依然规则“士各专注经”[18]。

可是，以经术取士的目的，如前所述，是由于历代都把《五经》看成安邦定国的统治阅历总结或大全，力图经过这一制度选拔有效地为各王朝效劳的人材，仅专注经，能抵达这一目的吗?一些有识之士逐步持狐疑、承认态度，最著名的便是朱熹。他于暮年撰写“学校贡举私议”，强调士人必须兼通《五经》，而不能仅通一经。理由是：

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派，而又废其一焉(指《大戴礼记》不列于经)。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迭其他，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19]。

可是同时考试《五经》又太难，因而朱熹相应地便提出分年考试之法：

立科取人……如子年以《易》、《诗》、《书》取人……卯年以《三礼》取人……午年以《春秋三传》取人……[20]

《四书章句集注》明正统时期经厂刊本

这就是说，需经三次考试，前后九年，方能录取，再加上其间交叉诸子(“论”)、诸史(“策”)的考试，朱熹以为，这样便可使所取之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21]。

这完整是空想!当时和后代急于选拔人材以稳定统治的王朝，和急于仕进以飞黄腾达的士人，从没有也绝不允许将这一分年试经之议付诸实施，使取士距离时间推迟如此之久；何况即便实施，对烦琐、深奥的经书和注疏，普通士人也断难兼通!

不外，和《五经》兼通一时有艰难，而仅通一经作用又不大的思想紧密关联，朱熹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另一总结性而又富有发明性的学术活动，却被后代统治者看中了，这就是《四书》的提出、章句、集注和传播：有的人以至说：“大抵朱子平生肉体，殚于《四书》”[22]。

按《四书》的强调、传播，有一长期过程。

远的不说，早在唐代科举明经科中，已规则除了正派，同时还要考《孝经》、《论语》[23]。为什么?《旧唐书》卷一五五《薛放传》：唐穆宗问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薛放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司马光在主张宋代资荫出身人最初出仕只需考《孝经》、《论语》时说：“若使之尽通《诗》、《书》、《礼》、《乐》，则中材以下或有所不迭；今但使之习《孝经》、《论语》，傥能尽期年之功，则无不精熟矣。此乃业之易习者也。然《孝经》、《论语》其文虽未几，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24]两者意义分歧，即以为这两书和正派比，简明易通，而又表示“立身治国之道”，是其“菁华”，能够弥补正派烦琐难懂之缺乏，或供难以尽通《五经》的中材之人学习。杜甫《最能行》诗曰：“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终了随商旅。”[25]可见在唐代儿童读的书正是《论语》，此亦《论语》乃“业之易习者”一证。宋初宰相赵普读书未几，“所读者止《论语》”。他曾坦白地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安定。”[26]语虽有夸大，却又足可为“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之证。

《孟子》命运比较坎坷。固然东汉赵岐为之章句，赞它“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27]等，可是直到北宋，对它非议致使全盘承认者，依然存在[28]。幸而在这个展开过程中，肯定、推崇的人也逐步增加。唐代杨琯赞孟子是“儒门之达者”，主张科举中《孟子》应与《论语》、《孝经》并列，“兼习此三者为一经(意谓相当于《五经》之一经)”，合格者即可录取[29]。其后韩愈更鼎力推崇孟子，第一次提出上继孔子、传孔子学说者是孟子，“孟氏，醇乎醇者也”[30]。唐末进士皮日休上书以为孟子“其文继乎六艺……真圣人之微旨也”，倡议列为科举内容，“有能知晓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31]。北宋后期程颐将《孟子》与《论语》并提，高度推崇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32]王安石变法后，如前所述试进士仍只请求各占一经，但却将过去的“兼”试《论语》、《孝经》改为兼试《论语》[33]、《孟子》。其后司马光为相，由于他“疑孟”[34]，曾奏请撤掉《孟子》，但当时好友范纯仁便劝说“《孟子》恐不可轻”，如撤《孟子》，“犹黜六经之《春秋》矣”[35]。经过朝廷集议，至元祐四年新分经义、诗赋进士“两科”，无论哪一科除试经书外，都仍兼试《论语》、《孟子》[36]。曾任太子詹事的晁说之南宋初告老，高宗曰：“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遂令致仕[37]。这些都证明大致到南宋，《孟子》位置刚才稳定。正是在上述长期探求基础上，朱熹进一步赞《孟子》“义理精明”，将它与《论语》一同归入《四书》，给予高度评价说：“(读)《语》、《孟》时间少，得效多 ；(读)六经时间多，得效少。”[38]

《大学》、《中庸》在元朝以前从未列为科举内容，可是遭到推崇也比较早[39]。特别是韩愈，为了对立佛教，为了给自己的“道统”说寻觅经典依据，特地从《礼记》当选择出《大学》，加以鼓吹。弟子李翱又从《礼记》当选择出《中庸》，尊信推崇[40]。程颢、程颐继之。以为“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41]：《大学》“乃孔氏遗书，学者所抢先务”[42]。“《中庸》之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概说了。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就本便遗却末”。江永注释以为这话意义是“《中庸》语道，高卑本末皆兼之”[43]。朱熹更是大声疾呼，起了关键作用。他高度推崇“《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要，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中庸》时间密，范围大”[44]，“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45]。特别是朱熹还著文倡议在科举试经的同时，“皆兼(试)《大学》、《论语》、《中庸》、《孟子》”[46]。这就进一步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突出，主张单独列为考试内容了。固然这一倡议在南宋并未被采用，但却给后来元朝科举正式规则除“各治一经”外，还要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制造了行动[47]。

以上分别简单回想了到朱熹之时为止，和《五经》相比，《大学》等四部书逐步遭到注重并得以传播的大致进程。其所以有此展开变更，主要由于这四部书被以为既能表示《五经》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基本肉体，而又长篇大论，易于为宽广士人了解、控制；在历代统治集团困于必得以《五经》培育、选拔人材，而《五经》却烦琐、深奥，“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见前引)的状况下，很自然要脱颖而出了。朱熹及时抓住、总结了这一历代阅历，又发明性地将《大学》等概括称《四书》[48]，为之章句、集注，进一步阐发其肉体，鼓吹其重要性。如说《四书》是“六经之阶梯”，“道理粲然。……若理睬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49]。再加上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倡议，不只《论语》、《孟子》，而是要将整个《四书》列为科举内容，元代以后被正式采用。这样，从行动到制度，就使《四书》的传播、盛行成为不可遏制的大势了。

二

可是，《四书》的传播、盛行，还有没有别的缘由?特别是，为什么大致从宋代开端，这一传播、盛行的进程日益加速，经过元代到明、清，最后以至构成远远超越《五经》的态势呢?

我以为，这里面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缘由。

大家知道，自从秦汉树立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以后，历代统治集团面对着的是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民族复杂，而经济、文化展开却比较迟缓、落后，各地交通联络又十分单薄的社会。如何方能中止有效的统治呢?首先当然是向各地域、各部门委派官吏，其次就要靠由君主最后点头的最高统治集团频繁决策，针对不同状况，发布大量的“法”，请求各级官吏严厉遵行，方能保障政令的统一和统治的稳定。正如顾炎武所说：厉行君主专制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50]唐代律令格式已展开到“不胜其繁”，宋代更是“事无大小，一听于法”[51]。并且常常把统治产生危机主要归结为法之不善。宋代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止的。如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之一富弼便上书说“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以为当时统治危机严重，“其所以然者，盖法制不立，而沦胥至此也”[52]。可是结果如何呢?庆历新政虽发布了不少改造法令，但在执行中却遭到从中央到中央一些私心自用的官吏，因个人、小集团利益受损伤而不择伎俩地抵御、反对，仅仅一年就废而已[53]。王安石变法推行时间长一些，积极作用大一些，但同样由于各级官吏个人素质不同，而产生许多新的弊病。后来朱熹便说：“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54]在他以前，程颢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普通笼统反对，但以为因斥去“君子”，用“小人”执行，“争为苛刻，故害天下益深”[55]。朱熹把变法“别起得许多弊”的缘由归之于有关官吏的“私心”、“人欲”。他说：“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56]以私意处置事的习尚盛行，这便是“弊病”。又说：“今世有二弊：法弊、弊病。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弊病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57]

这样，朱熹便极端明白地提出：为稳定统治，固然需求变法，变革制度，但更重要的任务却在处置“弊病”问题，即设法使人们去掉“私心”，转变为能处处以“公心”理事的人材。所以他曾叹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变易。”[58]可见他把思想认识对稳定统治的重要性，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便和宋代以前的见地大不相同了。

按人材问题固然历代统治集团历来都是异常关注，但是对人材的了解则不同。秦代重在吏干，东汉渐转儒学，魏晋南北朝又为门第上下取代，至于个人思想道德质量的好坏，则是次要的。如《晋书》卷六六《陶侃传》：庾亮抵御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陶)侃谢曰：‘将军(指庾亮)为此，非融等所裁。’(亮属下)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名门陈郡殷氏，所任将军府司马，是士族常出仕的官职；王章出身则是将门。陶侃的意义是：殷融原本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往常打仗失利后，殷融归过府主，而王章却作风甚高，肯替庾亮承担义务，故从思想质量说，两人倒换了位置。但在东晋，这并不影响殷融不时升迁至吏部尚书、太常卿[59]，而王章则一直无法解脱浊官命运，默默无闻，由于当时人材规范基本上是以门第高低分辨的。真正着重以在处置统治事务时思想上的正与邪、公与私作为人材规范，并以之分辨君子、小人，则是宋代以后的事。这是由于随着唐、五代社会经济展开(包含印刷术)，文化大为提高，门阀制度彻底消灭，普通富有的平民子弟，都有条件读书，由之增长统治才干，并经过科举跻身各级官吏致使卿相行列[60]。因而，一个王朝的统治，也就转为主要依托这批科举出身、读书多、文化素质好的官吏，辅佐君主来中止了。和“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第用人比起来[61]，这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原本以为，由这样的官吏掌权，进一步立法、执法，或变法、执法，王朝就能够长治久安。谁知事实证明，结果并不理想。如前所述，法制虽好，却会因遭到反对而废罢，或执行时歪曲立法本意而起相反作用，何况立法自身，也难免出错。缘由何在?主要就在于旧的腐朽的门第用人、门荫用人的矛盾虽大致处置，但科举及第人材中原来就存在的差别，却上升为新的基本矛盾。这就是很长一个时期正与邪、君子与小人之辨。奸邪、小人被认定是统治呈现危机、变法无法胜利的罪魁祸首。宋太宗早就说过：“外忧不外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真宗、仁宗时三宰辅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62]。欧阳修著“朋党论”，以为“退小人”，“用君子”，“则天下治矣”[63]。神宗初副相吴奎说：“帝王所职，惟在于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则自治矣。”[64]

判别正与邪、君子与小人的规范是什么?这就是思想道德质量的好坏[65]。而强调思想道德质量，正是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宋代以前，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具有统治才干的人材比较少。在汉代，只能以能否通经学或精律令作为主要规范，来选拔官吏；到魏晋南北朝，由于典籍、文化基本上为门阀士族垄断，于是又不得不以门第上下来分辨人材。固然在上述人材中也存在思想道德质量的差别，从而也会影响统治质量，但从人材选拔、运用的总体上说，这一问题却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66]。而到宋代就不同了。由于就全国言，读书多、文化素质高、具有统治才干的人材比过去大大增加，经过科举等制度选择所任用的各级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普通说又是其中的高层次人物和佼佼者，在才干相差并不悬殊的条件下，关于封建王朝统治利益来说，他们思想道德质量的好坏，很自然就越来越重要。而且越是小人、奸邪，越是有才干，危害也就越大。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及随后几十年政治门争的猛烈，都反反覆覆证明了这一问题[67]。

正是在此基础上，如前所述，朱熹明白提出处置法弊易，处置弊病、“人心变易”难的问题，把思想认识、道德质量好坏在稳定王朝统治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了。

用什么措施处置弊病、“人心变易”?

就是理学(或曰道学)。按理学早在北宋后期曾经构成，至南宋而大备。其所以如此，有其从先秦以来的复杂学术渊源，但正好呈现、展开于宋代，却绝非偶尔，而是顺应了新的历史时期思想道德质量问题逐步突出，亟待处置的需求。理学有一套系统、复杂的理论观念和体系，但归根结底全为理处置弊病、“人心易变”问题。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68]，就是这个意义。整套复杂、深奥的理论，实践上就是为深化有力地鼓吹这一基本观念效劳的。

需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君子、小人之辨，多半讲的是思想道德质量的两个极端，而且触及的主要是公卿将相等高级官吏(由于在这些人物中呈现君子、小人，影响王朝统治至巨)。而朱熹固然也在一些中央泛论君子、小人，但着眼点更多的，是这些公卿将相的后备力气和社会基础，即普通官吏和宽广士人，教导他们学习理学，抑止私心，企图从基础上，从更普遍范围内，处置弊病，培育和进步人材的思想道德质量，以稳定封建统治。社会经济、文化越展开，这一问题也就越重要。理学其所以在宋代以及与宋代社会容颜大致相同的元明清[69]，越来越遭到各王朝尊崇，基本道理便在这里。

理学不能自行。二程、朱熹都鼓吹它们体往常《五经》里。可《五经》太烦琐，于是上下而求索，最后发现、选定了《四书》。但是《四书》究竟是古人著作，不能尽如意，于是为之章句、集注，重复修订[70]，用以长篇大论地论述自己的理学观念。如将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具有新涵义的“天理”、“人欲”，强加给《四书》和“圣人”。以为天理便是公心，人欲便是私心。学习《四书》，体会“圣人”心意，就能够发扬公心，抑止私心。朱熹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71]每个士人都能如此，弊病便处置了，人材也涌现了。正因而故，他才会倡议以《四书》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目的就是经过科举做官的刺激，来推进天下士人读《四书》，以“明天理，灭人欲”。元初几十年，未行科举，重用吏人。至仁宗年间才仿汉制，开科举，考《四书》，用朱注等。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吏人不习书史，有奸佞贪污之性，无仁义廉耻之心”，“常常受赃曲法”[72]，吏人越受重用，给元朝统治构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73]；仁宗“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于是考(科举)取士之法仿于古而不戾于今者，乃设两科，以待国之士”[74]。可见，其科举直接目的虽在以儒代吏或儒吏并用，但着眼点主要却不在才干上下，而在思想道德质量上儒超越吏，并认定考《四书》，用朱注等可培育这种人材[75]。这和二程、朱熹鼓吹《四书》原意，完整分歧。明清沿元制，越来越注重《四书》，指导思想同。如清代为乾隆主编《钦定四书文》的方苞便说：“……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能够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另一大儒、大臣阮元则说：普通士人“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素日所诵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76]

综上所述，可见《四书》的传播与盛行，除了由于它比《五经》长篇大论，易于为更多的士人了解、控制外，更重要的缘由还在于它经过二程、朱熹注解，表示了理学内容，在宋代以后思想道德质量对稳定封建王朝统治越来越重要的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明天理，灭人欲”，使“心术群归于正”的有力伎俩。

一句话，《四书》的传播、盛行，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历史背景。

三

最后，对《四书》的传播、盛行，作一简单评价。为此，需求首先明白：二程、朱熹怂恿学习《四书》，请求“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指的是谁?原来其初衷并不是为了毒害宽广农民，而是为了教育封建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宽广封建士人。

第一个教育对象是君主。朱熹便说：“天下事有大基本，有小基本，正君心是大本”[77]，“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他为教育君主而编写的“经筵讲义”首先宣讲作为《四书》“纲要”的《大学》[79]，也是一证。

其次便是各级官吏。前引朱熹所谓变法中“人皆以私心为之”，希望这些人抑止私心；而能参与变法、执法的“人”，显然指官吏。在另一处朱熹说：“且如荐举一事，虽多方措置堤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亲旧，应副权力，如何得心变。”[80]能荐举他人为官者，自身自亦是官吏。固然，在朱熹的论述中，“人”常常是泛指，但如联络他讲话基本肉体和责备“私心”危害性的矛头所向，便可知这些“人”，主要是指官吏。以至他提到的“小人”，也是如此。如说“小人多是有才底”。假如“有大圣贤者(指英明君主)出”，“小人自是不敢放出无状；以其自私自利办事之心而为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矣”[81]。这个能“为上之用”的“小人”，也只可能指官吏。

白鹿洞书院独对亭

再次便是普通士人。很明显，朱熹鼎力鼓吹读《四书》；并倡议以《四书》出题取士，其心目中的“学者”即主要对象，自然也绝不可能是宽广农民，而只可能是普通士人。朱熹其所以兴复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开学那天亲身“入院开讲”，讲授《中庸首章或问》[82]；把《四书集注》作为岳麓书院主要教材，致使书院“学者云集至千余人”，也都反映这一企图[83]。

明代大臣丘濬在供皇帝经筵学习用的《大学衍义补》序中，将上述朱熹心目中的主要教育对象加以概括说：“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人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并引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序文说：“为人君者，不能够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能够不知《大学》。”很分明，《大学》虽关系乎亿兆人民生计(实质主要指王朝统治)，但力图以之教育的主要对象，却不是亿兆人民，而是“人君”、“人臣”、“儒者”、“士人”，联络前面论述可知，就是请求他们经过学习《大学》和整个《四书》[84]，在处置政务和事务上，要出以“公”心，以整个王朝统治利益为重，而不许私心自用，胡作非为。

既然如此，对《四书》的传播、盛行，科举用以取士，评价就不应是承认的，而应是肯定的，至少就二程、朱熹指导思想，以及各王朝《四书》传播、盛行的一定时期内应是如此。由于经过鼓舞或限定学习《四书》及其所表示的理学内容，力图使君主、官吏和宽广士人能够在处置政务以及个人事务中“明天理，灭人欲”，以坚持王朝政治的清明和社会次序的稳定，对“亿兆人民”生计和消费、经济展开，多多少少是有利的。至于在当时社会里“私心”无法彻底抑止，“弊病”绝不可能真正处置，那是另一回事，它不应该影响我们的上述评价。

（原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 出版《四书集注》，普遍传播，始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四书集注〉编集与刊刻新考》。

[2] 唐代科举曾考《论语》，见《唐六典》卷二“考功员外郎”；宋代科举曾考《孟子》，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但从未合考《四书》。

[3]《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科场”。《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三》记康熙时首场兼考《四书》、《五经》，“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直到清末依然是科举“虽策问极博，唯重《四书》文”，见徐勤“中国除害议”，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4] 分见《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

[5]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更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七章，第134页；第十一章，第238页；第十二章，第265页。

[6]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七章。

[7]参同上书第八章。

[8]一度曾取消《春秋》，此处不具论。

[9]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10]如《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便说：儒家经书是“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连宋太祖赵匡胤也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作宰相当须用儒者”。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一“祖宗圣训”。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说：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撰成《四书大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讨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清梁杰说：《四书》文传播，“学者舍此，几似无书可读”。虽着重就八股文风言，亦是《四书》自身的写照。见《〈四书〉文源流考》，载《清经世文编》卷五。

[12]《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更早晏婴已有此语，见同书卷四七《孔子世家》。

[1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由于通一经已不容易。西汉末刘歆便指出当时“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14]如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立太学，便规则“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但并非必须通五经。见《通典》卷五三《礼一三》“大学”。

[15]《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

[16]参同注6第三章、第七章。

[17]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18]参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朱熹作贡举私议”条按语。

[19]《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按朱熹以前，北宋毕仲游主张科举应恢复诗赋，理由之一是仅考经义不能得人材，由于“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为《易》者不为《礼》，为《礼》者不为《春秋》，是知一经而四经不知也”。见《西台集》卷一《理睬科场奏状》。又持相似见解的刘挚，则从另一角度说：“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预为义说，左右逢之……其弊极矣”。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道理均无朱熹透彻，肉体则分歧。

[20]《朱子语类》卷一〇九。《朱文公文集》卷六九也提分三科、分年考试，文字无此明白。又《明夷待访录·取士下》主张“科举之法，其考校仿朱子议”，径将分年考经称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更明白，或有所本。

[21]《朱文公文集》卷六九。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朱熹自己更说“于《大学》用工甚多”，“平生肉体”尽在《大学》，见《朱子语类》卷一四。

[23]见《唐六典》卷二“考功员外郎”。所谓正派，指《诗》、《书》、《易》、《三礼》、《春秋三传》，见同上。

[2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二《再乞资荫人试经义劄子》。

[25]《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三。

[26]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

[27]焦循《孟子正义》附赵岐“孟子篇叙”。

[28]参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三联书店，1958年）《非孟与〈孟子〉节文》。又参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72页。

[29]《全唐文》卷三三一《上贡举条目疏》。

[30]《韩昌黎全集》卷逐一《读荀》，又参《原道》。

[31]《全唐文》卷七九六《请〈孟子〉为学科书》。

[32]《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

[33]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3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三《疑孟》，共提出十二条疑问。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三月壬戌。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又《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38]《朱子语类》卷一九《〈语〉、〈孟〉纲要》。

[39]参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分册（三联书店，1958年）《四书》。

[40]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9页。

[41]《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

[42]《朱文公文集》卷逐一《壬午应诏封事》转引。

[43]《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

[44]《朱子语类》卷一四。

[45]《朱文公文集》卷七六《〈中庸章句〉序》。

[46]《朱文公文集》卷六九。

[47]《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48]有时亦称《四子》、《四子书》。

[49]分见《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十四。

[50]《日知录》卷九“守令”。

[51]分见《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叶适《水心别集·官法上》。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戌。同卷九月丁卯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上书则说，如行新政，“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意义分歧。

[53]参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载《宋史研讨论丛》第2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54]《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55]《邵氏闻见录》卷一五。以上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1—95页；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本）下册，第591页。

[56]《朱子语类》卷一三。

[57]《朱子语类》卷一〇八。按北宋已有相似思想，如苏轼曾说：“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当今之患，法令虽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只不外没有明白指出“私心”问题。见《苏东坡集·应诏集·战略第三》。

[58]《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59]《世说新语·文学》“江左殷太常父子”条注。

[60]参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786—794页。

[61]《魏书》卷六〇《韩显宗传》。又《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宰相李德裕还坚持“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这种门荫制乃门阀制的余绪，在唐代仍占重要位置。

[62]分见《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卷二八三史臣“论曰”。

[63]《宋文鉴》卷九四。

[64]《宋史》卷三一六《吴奎传》。

[65]如欧阳修曰：“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见《宋文鉴》卷九四。元代一份官文书曰：“以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见《庙学仪式》卷五《行台坐下宪司考究学校低价》。

[66]如晋王述，出身第一流高门，“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七品清官）”；后任县令，行贿甚多，王导不问。又晋孙盛，出身高门，为郡太守，“赃私狼籍”，上级“舍而不罪”，盛继续升官。均其例。分见《晋书》卷七五《王述传》、卷八二《孙盛传》。

[67]《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传序》：“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为人才众多之兆。然终宋之世，贤哲不乏，奸邪亦多。方其盛时，君子秉政，小人听命，为患亦鲜。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谋……君子在野，无救祸乱。有国度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虽就两宋立论，单就北宋后期言，也是合适的。

[68]分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三。冯友兰先生以为道学（理学）“是讲人的学问”，内容“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中心是请求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积聚道德行为，经常消弭自私”。十分精辟。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11、16页。

[69]唐宋之际社会容颜发作很大变更，内藤湖南以为“唐代是中世的终了，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端”，见《概括的唐宋时期观》，载《日本学者研讨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卷。

[70]参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十章、十七章。

[71]《朱子语类》卷逐一八。

[72]《通制条格》卷五《学令》。

[73]参许凡《元代吏制研讨》（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第四章。

[74]元明善《送马翰林南归序》，载《元文类》卷三五。按元明善，仁宗居东宫，为太子文学；仁宗即位，不时是近臣，任翰林学士；开科举，第一次会试，“首充考试官”。所以他所说仁宗行科举的动机，应是十分可信的。见《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又仁宗“深见吏弊，欲痛刬除之”，亦见《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75]元仁宗批准的一道中书省奏文便说：考《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度后头得人材去也”。见《通制条格》卷五《学令》。

[76]以上俱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郑板桥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大好人。”如对“家人（奴仆）儿女”，要“顾惜”，不可“凌虐”；对佃户，“必须待之以礼。……要怜惜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出借，要宽让他”等。这正是受《四书》教育，并用以教育兄弟的一个范例。假如每个士人都做到这一点，统治次序自然稳定。见《郑板桥集》之《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77]《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78]《朱文公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

[79]《朱文公文集》卷一五《经筵讲义》。《大学》是“纲要”，见《朱子语类》卷一四。故后代经筵官讲《四书》成为制度，如明代见《春明梦余录》卷九，清代见《养吉斋丛录》卷五。

[80]《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81]《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82]《朱文公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第三十二书。

[83]参束景南《朱子大传》，第884—885页。又，元代早在未行科举之时，即已十分注重国子学与中央学，特别是在各地奖励、倡导树立书院，后来总数且超越宋代，诸生学习内容即程朱理学，“教法止于《四书》”（元袁桷语），这与朱熹企图一脉相承，参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又参《庙学仪式》卷五、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84]由于《大学》是“纲要”，“立定纲要，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见前正文所引），就是说《论语》等经皆盘绕此纲要分别地、交错地细致论述，所以丘濬关于《大学》主要教育对象的概括，同样适用于整个《四书》，是绝无问题的。

（编校：季昊亮）

（排版：阚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