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风险的愉悦”与“稀有的情感”——重读郁达夫丨关注 ...

重读《过去》：

“风险的愉悦”与“稀有的情感”

文｜张莉

《过去》并非郁达夫广为人知的作品。关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想到郁达夫小说时，多半会想到《沉沦》《春风陶醉的晚上》《迟桂花》，这些作品题目曾经和郁达夫的名字如影随形。但与前面三部作品相比，《过去》毫不逊色，以至艺术表示手法更为精到，后来的研讨者们都指出过这一点。[1]

郁达夫（1896-1945）

《过去》写于1927年1月10日，发表于1927年2月1日出版的《发明》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小说只需9000字的篇幅，是典型的现代中国故事，关于两个中年男女在他乡异地的再度重逢。“我”叫李白时，是一位患了“呼吸器病”的男人，来到一个悠远的海港城市疗养，那是细雨微冷的晚秋时节，本以为遇不到熟人，没想到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叫他。李先生忆起往事。他们相识在上海的民德里，她是四姐妹中的老三。在当年，他狂热追求四姐妹中的老二。小说写了李先生和老二交往时的种种不堪，写了他关于老二的种种肉欲想象，但女人以一记耳光终了了他的非分之想。老三则是他与老二关系的见证者，对李先生深有好感，但李先生拒绝了。谁能想到在陌生之地再度相遇呢。此时，老三曾经嫁给了一位华裔，而那位华裔又刚刚过世。男主人公想唤起老三对自己的热情，但是她躲闪、推脱，最终哭着说，“我们的时期过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李先生一个人坐船分开了那座海滨城市。

《过去》没有普通短篇小说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反转，它让人缄默，让人想到“此情可待成追想，只是当时已惘然”；想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诗句，同时小说某些部分也让人感到不适。 而正是由于那难以言表的难过和冒犯，这部小说才让人读之难忘。

[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读《过去》，多次想到桑塔格评价加缪《日记》时写下的话，“巨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牢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2]郁达夫是属于桑塔格所说的“丈夫”还是“情人”？我以为是后者。在郁达夫及其作品里有某种“诱惑的天赋”，它对读者构成某种巧妙的吸收力。—— 《过去》是郁达夫在最好的年岁里写下的作品，情感丰沛而有节制之美，“风险的愉悦”与“稀有的情感”相互糅杂，与此同时，作家又选择了一种抒情方式去表示，即便放在百年新文学史的框架里，都能够称得上气质卓然。

“风险的愉悦”

《过去》结构大致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我”和“她”来到了临海的高楼上吃饭。

第二部分回想两个人如何来到高楼上吃饭，这是小说篇幅最长的部分，18页的小说里，有15页的篇幅在讲过去的故事。其中交叉了男女主人公在上海、在苏州以及在M港的交往。

第三部分是两人来到高楼上吃饭，“我”多次表白、示好，并强拉她去了餐馆旁边的旅馆住，但是，在床上，女人最终推开了他。“我”认识到无法再回到从前。

第四部分，“我”孤独地坐船分开了这座城市。

“空中起了凉风，树叶煞煞的同雹片似的飞掉下来，固然是南方的一个小港市里，但是也很能够使人感到冬晚的悲痛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临海的一间高楼上吃晚饭。”[3]这是《过去》的第一句话，它简直奠定了一种悲痛而寥落的调子。“我”和“她”到底是谁呢，又是为何坐到这临海的高楼上吃饭？

第二部分，叙说人开端回想，等到再次回到“我和她，在临海的一间高楼上吃晚饭”的这个场景时，曾经到了15页中间部分，也就是说，小说用了六分之五的篇幅写吃饭之前的那个“过去”，大回想套着小回想，悠远的回想和切近的回想相互交叉，同时，其间也夹杂着时空的交叉：有上海的民德里，有苏州的旅游，还有在M港的相遇和交谈等等。——正是由于有了15页的有关“过去”的回想，才有了第三部分两人在床上的哭泣相对。整体而言，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重要部分，也是小说情感的重要铺垫。看起来头绪繁杂，但由于是思绪，又是一个人过往的追想，很容易给人以代入感。关于二人怎样来到高楼上吃饭，小说从“我”和老三再度相逢的场景说起。

真实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细雨蒙蒙的日暮，我从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馆内走下山来，想到市上去吃晚饭去。经过行人很少的那条P街的时分，临街的一间小洋房的棚门口，忽而从里面慢慢的走出了一个女人来。她身上衣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张着洋伞，所以她的脸我看不见。大约是在棚门内，她曾经看见了我了——由于这一天我并不带伞——所以我在她前头走了几步，她忽而问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时先生！”　　

我一听了她叫我的声音，似乎是很熟，但记不起是哪一个了，同触了电气似的赶忙回转头来一看，只看见了衬映在黑洋伞上的一张灰白的小脸。曾经是夜色朦胧的时分了，我看不清她的颜面全部的组织；不外她的两只大眼睛，却闪烁得凶猛，并且不知从何处来的，和一阵冷风似的一种电力，把我的肉体摇动了一下。 [4]

两个曾经熟识的男女忽然在异地不期而遇，一个人喊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场景极有画面感。接下来，小说开端回想与老三的关系。而在回想和老三的关系时，小说荡开一笔，用两页的篇幅讲到“我”和老二的关系，两个人的“打情骂俏”，说是荡开一笔，但却绝不是闲笔，它是小说强有力的部分，是读者了解“我”与老三关系的重要背景，是《过去》的主题，关于情欲中的人、情欲中的男人。

郁达夫《沉沦》

正如我们所知，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为情欲所苦。《沉沦》中，民族国度身份的焦虑与难以抑止的情欲纠缠在一同，小说写出了一种现代人的浓烈又无法解脱的情欲之苦。《沉沦》发表后毁誉参半，后来郁达夫自己也多次表白过对这部小说的不称心，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小说还是以刺目的方式镌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于它带给中国文学的疾风迅雷般的震惊感：“他那大胆的自我裸露，关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整是一种狂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由于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端痛骂了。他说：发明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收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5]

从《沉沦》开端，郁达夫重新发明了书写情欲的方式，他将自己主人公的情欲视为一种时期镜像。一如钱杏邨所以为的，郁达夫“把青年从性的苦闷中所产生的病态的心理，病态的动作，性的满足的渴求，恶魔似的全部的表示了再来，完成了青年的性的苦闷的一幅缩照。”[6] 当然，这样的情欲故事里，女性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中提到，“伊藤虎丸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主角分红两类：优待者和被优待者，前者——肥大、性感、耽于逸乐的妖女——多呈现于他在日本时写成的小说；然后者——脆弱、温柔、社会中不幸的受害者——则在他回到中国后的小说里经常呈现。”[7]

《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新星出版社

这两种女性类型——作为情欲中的“优待者”和“被优待者”的女性在《过去》中同时呈现了。老二妖媚而性感，李先生为之倾倒。“平常她总拿我来开玩笑，在众人的面前，老喜欢把我的不灵活的动作和我说错的言语重述出来作哄笑的资料。不外说也奇特，她象这样的玩弄我，轻视我，我当时岂但没有恨她的心机，并且还时以为光彩，高兴。”[8]在这样的情欲关系里，老二是高高在上的“施者”，她毫无顾忌地作弄他、作贱他，而他则乐在其中。

万一我有违背她命令的时分，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只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恶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分由于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缘由，故意地违背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脚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再举起手来或脚来踢打。我被打得两颊绯红，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时分，才柔柔顺顺地服从她的命令，再来做她想我做的事情。 [9]

这种情欲关系被研讨者剖析为色心意义上的“虐”与“被虐”的关系。事实上，小说十分直白地写了“我”之于老二的性幻想：“我也曾为她穿过丝袜，所以她那双肥嫩皙白，脚尖很细，后跟很厚的肉脚，经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从这一双脚，我能够想出许多新奇的梦境来。譬如在吃饭的时分，我一见了粉白糯润的香稻米饭，就会联想到她那双脚上去。……”[10]《过去》将男女关系中的那种生理本能的激动、被荷尔蒙控制的情欲动摇写得毫发毕现。与《沉沦》中的性幻想与性描写相比，它的情欲想象更有某种肉感和真实感，透露着来自生理的愉悦，很显然，“他”和“她”都从这样的关系里取得乐趣。小说中的老二，固然着墨未几，但她强悍而鲜活，关于男主人公在饭店里的求欢，“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个嘴巴。”[11]在“我”和老二的情欲关系里，有另一种残酷、黑暗和霸蛮。

郁达夫的情欲书写常常被以为是“反常”，但什么是“反常”什么是“不反常”，与其说他写了一种“反常”的情欲，不如说他写了一种作为自然和生理现象的情欲，以及与这种情欲相对应的生理上的愉悦感。很多人都提到过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感”和“风流”，其实，这多半与他对情欲的敏感度和书写有关。 他观赏那种情欲并视之为生命能量，某种水平上，正是对那种愉悦的感知和对这一愉悦的直白展示，构成了郁达夫小说基本或耐久的吸收力。

“受苦人”遇到“受苦人”

据达夫日记（1927年2月15日）记载，“晚上在家里看书，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中央，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词能够不至落空。”[12]周作人的评价固然有溢美，但也点出了《过去》的共同性，好比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相近，好比女性形象的塑造—— 小说的确写了两个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一个是泼辣而深具肉感的老二形象，同时也写了一位由含糊到明晰、逐步浮往常读者面前的老三。

“我”与老二的关系有浮光剪影之感，老三在前半部分则是被“我”忽视的女性，她的重要性是在后半部分慢慢浮现出来。在讲述和老二的过往故事时，叙说人世或提到老三，“老三有点阴霾，不象一个年轻的少女，”[13]“所以老三虽则是一个很沉郁，脾气很特别，平常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女子，对我与老二中间的事情，有时却很出力的在为我们笼络。有时见了老二那一种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难堪的动作，也着实为我打过几次抱不平，极婉曲周到地说出话来责难过老二。而我这不识好丑的笨伯，当这些时分心里头非但不感激老三，还要以为她是多事，出来干预人家的自由行动。”[14]这段话里，有老三的有情，也有“我”的无情。事实上，“我”曾经直接拒绝过老三：

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两人上苏州去的一夜旅游。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两人默默的在电灯下相对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在她的帐子里叫我过去，为她把掉在公开的衣服捡起来的声气。但是我当时终于忘不了老二，关于她的这种种好意的表示，非但没有回报她一二，并且简直没有接受她的余裕。两个人终于白旅游了一次，感情终于没有接近起来，那一天午后，就匆匆的依旧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来了。[15]

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有它的“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一部分是作家直接给出的信息，一部分则是引而不发、需求读者想象的。 《过去》的水上部分是男人的回想，水下部分则是老三的情感际遇。假如这段故事由一位女性来讲述，肯定会别有一番纠结、痛苦以及挣扎吧？“水上”和“水下”部分恐怕也会颠倒过来。

1932年，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准绳”，即“如何只讲述真实的状况下泄露真实之上的事物。”

当然，即便《过去》来自男性视角的回想和恢复，也能看到老三在这一关系的主动性，这里有她的欲求、她的盼望。上面的段落中，回想过往时，叙说人用了三个相同的句子，三个句子分别运用了三个“我想起了”：“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叙说人以这样的时间节点阐明了那些场景的难以遗忘。在被拒绝和忽视后，老三心情如何？小说没有呈现，也没有写她的反响，在当年，她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是被忽视的。 而《过去》十分吸收人的中央在于，从“我想起了”开端，那个不可见的女人慢慢可见了，她一点点被读者/“我”认出，并开端主导故事的走向。

“你是李白时先生吗？”这是老三第一次出往常小说中，主动来打招呼。要特别提到，是老三先认出了“我”。这隐在地阐明，整个故事的发起者并不是“我”而是老三，接着，“我”也认出了她。当“我”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的时分，她有明晰的自我认知。“前生一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条水草，浮来浮去，总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来，说奇特也是奇特，说应该也是应该的。”[16]她通知他，她跟了一个胖华裔，跟着他来到这里，而就在前几天，那个人死了。老三隔天来到李先生的住处。这一次，叙说人带领读者认真地看她：

她的装束和从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里，显露了一条白花丝的围巾来，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袄，裙子系黑印度缎的长套裙。一顶淡黄绸的女帽，深盖在额上，帽子的卷边下，就是那一双诱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注视着什么似的大眼。原本是长方的脸，由于有那顶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似乎是带点圆味的样子。两三年的岁月，又把她那两条从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纹路刻深了。惨白的脸色，想是昨夜来打牌辛劳了的缘由。原本是中等身体不肥不瘦的躯体，大约是我自家的身体缩矮了吧，看起来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17]

这是带有情感的注视，一位男人充溢猎奇地端详一位女性。这一次，她带给了他新颖和惊异，致使他发现她变“高”了，“大约是我自家的身体缩矮了吧”。小说中，男女位置逐步发作变更。在见面对话里，女人借着说昨晚打麻将，主动提起当年和李先生打麻将自己输了，“险些儿输了我的性命！”[18]这是“双关语”，而李先生显然也听懂了。 从此处开端，小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开端反转，是一种“此起彼伏”——以往地道的作为客体和愿望对象的老三由含糊变明晰，由无足轻重变得无足轻重，读者和李先生一同，必须重新端详她，认出她。

中止了一段时间交谈后，男主人公再次看女主人公：“我点上一枝烟卷，在她的对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脸神秘的笑容，曾经看不见一点踪迹。下沉的双眼，口角的深纹，和两颊的惨白，完整把她画成了一个新寡的妇人。”[19]这是由远及近的看清，接着开端写到他们的感情逐步融洽，致使于主人公有了激动，“那时分我真实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后，我怎样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饭。”[20]

来到酒楼上吃饭，已到小说的三分之二部分。细读会发现，小说两次提到女人眼睛里的电力，而第二次，则运用了“炯炯的”来形容。此时两个人越来越熟习，“我”也被她吸收了。但是，一旦“我”想接近她，她便逃窜。再一次，“我”想抱她时，“她却同梦中醒来似的蓦地站了起来，用力把我一推。”[21]——女人在努力从往事中挣扎而出，而吃饭时似乎又想到了“过去”。

“今天真有点冷啊！”我启齿对她说。

“你也觉得冷的么？”

“怎样我会不觉得冷的呢？”

“我以为你是比天气还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苏州的晚上，比今天怎样样？”

“我想问你来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22]

这是有旧情的中年男女之间的对话。女人用的是反问句，“你也觉得冷的么？”“我以为你是比天气还要冷些。”“我想问你来着！”没有说出她所受的情感创伤，但埋怨都在这样的语气里。男人后来央求她来到旅馆，简直是强拽。“室内的空气，也增加了冰冷，她还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条被，朝里床躺在那里。我扑过去了几次，总被她推翻了下来，到最后的一次她却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又断断续续的说”：

“李先生！我们的……我们的事情，早已……早曾经终了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够象往常一样的爱我，那我……我也……不会……不会吃这一种苦的。我……我……你知道……我……我……这两三年来……！”说到这里，她抽咽得愈加凶猛，把被窝蒙上头去，索性任情哭了一个痛快。[23]

在床上的拒绝和哭诉，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两个人真正面对，面对各自的过去，面对两个人共同的过去，——那时分是清白之年，而往常则各自历经风霜，吃了许多的苦。“要是娜魂你能够像往常，也不会吃这一种苦，你知道……”断续的哭诉里饱含了一个女人的痛苦和痛苦的无处诉说。哭泣的老三使“我”重新审视她：“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状态，想想过去她对我的情节，更想想我自家的沦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动，虽则滴不下眼泪来，但心里也尽在酸一阵痛一阵的难过。”[24]从此刻的老三那里，“我”认取了自己和老三之间的相似，同样的恋情不如意，同样的天涯沦落，同样的人生哀戚。

正如前面所说，《过去》的水上部分是男人的情感际遇，水下部分则是老三的，后者是不时没有被讲述的故事，而小说也给出了关键信息，她之所以嫁人，是大姐和大姐夫送的人情，在那个华裔家里生存不易，而男人又死去了。老三最初认出李先生时也说过他的老，她还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音讯。老三不再是当年的老三，李先生也不再是当年的李先生。——李先生是飘零受苦之人，老三何尝不是？

相遇并不是相认，相见也不是。相遇和相见是容易的，而相认则是难的，需求时间，需求对等，需求平视。 李先生和老三的交往，是逐步认出对方的过程，也是李先生慢慢平视老三的过程：

我静候了良久，她才把头朝转来，举起一双泪眼，好象是在怜惜我又似乎是在仇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这泪眼的一瞥，我心里也不晓怎样的起了一种比死刑囚遇赦的时分还要感激的心机。她仍复把头朝了转去，我也在她的被外头躺下了。躺下之后，两人固然都没有睡着，但是我的心里却很酣畅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25]

一个新寡的女人，一个独身的男人，在悠远的海滨城市，能否能够重续旧情？情欲有保鲜期，爱也有它的终了。曾经封存的情感，不是想追回来就能追回来的。泪眼相对时，两个人都曾经知道，再也回不去。她并非心情的动物、愿望的动物，她比李先生更冷静而苏醒。 在与李先生重逢时，老三阅历了认出、回想、抑止、拒绝，痛哭，一次次躲闪，一次次推开，一次次说不。这拒绝不是任性，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认命”，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情所苦和为情所伤的女人，一个想回到过去但再也回不去的女人。

《过去》写出了一个女人历经沧桑后的痛苦，写出了属于中年男女的无法，那是想爱不可得，是在时间面前的“求不得”。由于拒绝，老三取得了在小说中的主体性。于是，面对这个女人，男人开端反省：

她哭了半点多钟，我在床上默坐了半点多钟，觉得她的眼泪，曾经把我的邪念洗清，心里头什么也不想了。又静坐了几分钟，我听听她的哭声，也曾经中止，就又伏过身去，诚诚恳恳地对她说：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对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误解了。我们的时期，的确曾经过去了。我今晚上对你的请求，的确是卑鄙得很。请你饶了我，噢，请你饶了我，我以后永也不再干这一种卑鄙的事情了，噢，请你饶了我！请你把你的头伸出来；朝转来，对我说一声，说一声饶了我吧！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忘了，请你把今晚上的我的这一种卑鄙的事情忘了。噢，老三！” [26]

此刻，“我”面对老三时，不能忍耐的情欲已非“愉悦”而是“邪念”，它是卑鄙、也是一个人的“牢狱”。风险的、地道来自生理的愉悦就此消逝，由于被老三拒绝，所以才有可能取得一种清洗、一种自由。也是在此刻，“我”感遭到了老三的痛苦，与她产生了共情。

“稀有的情感”

《过去》书写了一种生理上的情欲，同时也写了一个被情欲支配的人如何一点点挣脱捆绑；小说写了一种情欲的自然升起，但也写了情欲的熄灭和消亡。《过去》中，李先生后来被老三吸收了，但是，与老二对他构成的真正的欢愉并不同。面对老二，他服从生理的本能，而面对老三，他开端对那种生理意义上的情欲说不。事实上，在和老三的关系里，主人公的灵与肉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抵触。固然李先生盼望占有老三，但那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昔日情感的追回而非生理意义上的吸收（李先生之于老三的情感，主人公还自我剖析说是疾病的缘由）。许子东在剖析《过去》时提到，李白时面对老二和老三的求爱场景里有着双重人格灵魂团结的探求，而这部小说的魅力也正如他所说，作家“奇妙掌握情欲与痛苦的关系，但又不让手中的笔任凭情欲支配。” [27]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小说常有一个主题：“辨认自我”或者“认出自我”。《沉沦》中，由于看到了日本女人和女人眼中的自己，“我”重新认识自我和自我的民族国度身份；《春风陶醉的晚上》中也是辨认，在和陈二妹的交往、特别是在她劝说“我”的时分，“我”才认出了自我的不堪；《迟桂花》也是如此，在看到健康而有生命力的莲时，“我”的不堪再次被治愈……《过去》也写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重新辨认。——一开端他对她不以为意，完整忽视，多年后他以为她是他的爱欲对象，而最终辨认出，她是自己的“同类”，都是受苦人、失意人。在上述作品里，郁达夫笔下的男主人公面前总有一个让他顿悟的女人，大部分时分，她与“我”的关系常常是“同病相怜”。

所谓“同病相怜”，郁达夫多着墨于书写肉体上的孤独、低微、流浪与无依无靠，好比陈二妹的贫穷、老三的穷困，都被“我”认出并亲身感遭到了。这让人联想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深化隔阂，在郁达夫男女主人公之间没有构成真正问题。无论怎样，郁达夫笔下的“我”都会从“她”那里认出和自己心心相近的部分，又或者说，以“她”为镜，他总能认出自己的低微和不堪，进而取得一种肉体上的清洗。 在郁达夫小说里，“他”不构成“她”的解救者，“她”也不是他的解救对象，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无法完成对对方的解救和启蒙，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互认出，相互为对方落泪。

郁达夫作品的主题，最饶有意味的中央在于不是写“性”而是写“情”，关于这位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认出故人、认出情人，而是认出同类；重要的是作为受苦人遇到受苦人，作为失意人遇到失意人。因而， 《过去》固然是写笠怅人的情感，男女之情欲的明灭，更重要的在于构建一种与穷苦人有关的“文学共同体”。

《过去》中，男主人公最初认出自己的爱欲对象时，那只是一种肉欲关系，是一种生理性愉悦，小说的最后是，“我”逾越了情欲而与她凝结成了一种稀有的“兄妹爱”的情感。而这样的逾越并非经过自我抑止，而是被老三拒绝并自省后取得。换句话说，《过去》与《春风陶醉的晚上》和《迟桂花》的不同在于，男女主人公自身性格同时具有生长性，在最初，老三是盼望和李先生在一同的，而再度相逢后，她拒绝了他。—— 经过这部小说，郁达夫完成了一种从对“风险的愉悦”的书写到对“稀有的情感”的辨认，即从个人的情欲故事完成了一种文学情感共同体的想象。

《春风陶醉的晚上》，郁达夫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痛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不幸的读者。”[28]这是郁达夫的创作谈，这意味着，在最初写作的时分，年轻的郁达夫就曾经确认过自己要为谁写作，设定过自己的“理想读者”了。作为同时期作家，沈从文也剖析过郁达夫何以风暴一样席卷青年读者的缘由：“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个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痛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怂恿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 [29]

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开创了新文学史上的“失败者之歌”的写作，它发明了一种失败者之歌的小说调性。站在失意者、失败者立场上，他重新书写受苦人的生活、不幸人的生活，进而使那些受苦人、那些不幸人变成了逾越时期的“心爱人”。——即便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依然有许多年轻读者喜欢郁达夫，年轻读者常常觉得他的主人公有些“丧”，很亲切。这与他的写作立场、理想读者的设定有重要关系。

作为情人类型的作家与“诱惑的天赋”

郁达夫喜欢写“我”，喜欢裸露自我。他以虚拟文体（小说、散文、诗词）与非虚拟文体（日记、信笺）互现的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构建了一种激烈的有冲击力的自我。他讲述“我”之不堪，“我”之低微和“我”之贫穷，以及“我”身上的忧伤病，他讲述自己面对女人那难以遏制的情欲和激动，这通常是人们不愿意写在纸上的部分，但他则直白而毫不遮掩地表白了出来。 但实践上，作家所中止的是一次景色的重置——在他人笔下通常“不美”的，在他笔下变成了一种“美”；通常那些“不能公之于众的”，在这里变成了一种能够“公开而坦诚表白的”[30]。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

了解郁达夫，一方面是了解郁达夫的自我是何种形象，而另一方面则是郁达夫如何构建“我”。他以抒情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构建。一如《过去》在构建那个现代意义上为情所困的“我”时，运用了一种十分共同的抒情方式，在这部作品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字一句都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小说从一开端，便奠定了悲痛的、向晚的氛围。而接下来整部小说都在一种颓败之美里游走，主人公相遇简直都是在傍晚和夜晚，那是一种颓败的属于时间田野里荒无的美，这种美常常是转眼即逝的，难以跟随的。事实上小说中也多次呈现这样的感受，“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使人能够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觉的中间低沉下去的美感，在这港市的无论哪一角中央都觉得得出来。”[31]“两旁店家的灯火映照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离人的孤独的情怀。”[32]在写到两个人缄默以对时，小说中有一处经典的景物描写：“太阳下山了，房角落里，阴影爬了出来。南窗外看见的暮天半角，还带着些微紫色。同旧棉花似的一块灰黑的浮云，静静地压到了窗前。风声呜呜的从玻璃窗里传透过来，两人默坐在这将黑未黑的世界里，觉得我们以外的人类万有，都曾经死灭尽了。在这个缄默的，向晚的，暗暗的悲痛海里，不知沉浸了几久，忽而电灯象雷击似的放光亮了。”[33]看的是景物，写的是景物，但内在里却饱含叙说人的慨叹，慨叹时间，慨叹过去，慨叹人世，慨叹命运，这些慨叹如点点星光散落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固然看起来思绪散漫，但由于叙说人“有情”的串连，小说便独有了一种严谨和严肃。

客观的、浓郁的抒情使这部小说有了一种诱人的调性，小说以一种以景写情的方式书写自我所感遭到的苦痛，勾描那种偶尔的、无常的、属于肉身的无可解脱的情愫，这与人物之间情感的生灭构成映照。特别要提到小说的结尾，那是流浪中的分手：

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弯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许多言语不通的南省人杂处在一舱里吸烟。舱外的风声浪声很大，大家只在电灯下计算着这海船飞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时辰。 [34]

人物在行走，时间在行走，永没有中止。“我”如此平凡和低微，漂浮于言语不通的陌生人之中，“我”并不高于世界，也不高于他人，而只是置于人群之中。这让人想到《春风陶醉的晚上》结尾，那是不时被引述的经典的结尾，包含了一种对世界和时间的想象：“贫民窟里的人曾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洪亮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朽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35] 这是贫穷的“我”和贫穷的“我们”在一同的图景，这位小说家由此完成了贫穷的人和贫穷的人在一同的文学共同体想象，进而再次确认了那个“文学之我”：一个孤独的黑夜中的读者，一个偷窥者，一个饱受情欲搅扰盼望自我清洁者，一个热烈地爱着他人但终不能如愿的人，一个遇到凄风苦雨流浪无依的旅人……这个“我”不圆满，却可亲。

依然要重复提到开头部分桑塔格关于“丈夫”或“情人”的分类。——读过郁达夫小说的人，很难把作家笔下的“我”归于“丈夫”，由于他不给人以保险感。他苟且、低微、任性、自恋，他身上有着桑塔格所说的情人的天赋。事实上，在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也简直找不到“丈夫”的角色，大多数时分，他是一个独身男人，一个多情男人，一个追求女人而不得的男人。郁达夫作品里所表示出来的性格特性与现代意义上的情人形象如此吻合，“众所周知，女人能够忍耐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牢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激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性出往常丈夫身上时，她们决不苟同。同样，读者能够忍耐一个作家的不可理喻、纠缠不休、痛苦的真相、谎言和糟糕的语法——只需能取得弥补就行，那就是该作家能让他们体验到稀有的情感和风险的感受。” [36]

近百年来，读者们是不是从郁达夫作品里取得过“稀有的情感”和“风险的愉悦”、感遭到一种与性感有关的冒犯和刺激，以及与不道德感相随同的震惊？正是这种“不道德”和带给读者的阅读共情，使郁达夫成为郁达夫，并以书写冒险的情感与风险的体验而出名。

当然，即便郁达夫以一种冒险的写作而震惊文坛，但当我们将“不道德”与郁达夫的写作相联络时，也会有一种踌躇——固然小说里的“我”的很多行为被一些人视为“低级兴味”，但他却不时为自己的不道德而羞愧、而忏悔，并努力脱离“低级兴味”，这让人想到郭沫若当年的评价：“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仿的颓唐派，实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白了达夫的实践。”[37]

1926年春，郭沫若与发明社同人在广州合影，左起为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某种意义上，道德在郁达夫作品是隐在的“度量衡”，权衡着他心目中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部分—— 在郁达夫那里，那个偷窥的、受虐的、无法遏制自己肉欲的人是“我”，同时，那个抑止着的、和女主角最终构成兄妹爱的人也是“我”，他将两个“我”努力分离在一同；又或者说，那个低级的“我”不时努力于淘洗出一个更圆满、更高级的、不受情欲主宰的“我”。为此，这位作家不时运用一种自白的、忏悔的方式检视并淘洗自己，以使自己更“正派”。而正是这种低微的、羞惭、时时自责、不时盼望自我清洗的气质，使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成为一种共同的现代人形象，进而也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可贵资产。

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代以来的作家谱系里，并不缺乏“情人类型”的作家，就这种类型的写作而言，也并不值得特别赞誉。——那种不时耽溺自我的写作常常让人想到一种“撒娇”、“任性”和“自恋”，读者们固然感遭到一时新颖，但最终会厌弃。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们读到郁达夫的经典作品时依然会感遭到心爱与可亲？ 我以为，郁达夫找到了一种属于文学的“分寸”，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在崇高与普通之间、英雄与凡人之间，他找到了使“自我”成为“自我”的措施，而一旦掌握好了一种艺术的界线与尺寸，那个诚挚、徘徊而心爱的“自我”便在他的笔下有了熠熠光泽。换言之，由于郁达夫将纵容和抑止、自我情感的个人性和公共性控制得恰到益处，所以《过去》中所表示的“稀有的情感”才构成了“稀有”，“风险的愉悦”才构成了“愉悦”。

2020年11月17日——2021年1月17日

/注释/

[1]许子东在《郁达夫新论》，白先勇在取得郁达夫小说奖时都提到过《过去》的重要意义。

[2][36][美]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日记〉》，《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3][4][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郁达夫：《过去》，《郁达夫全集 第二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2页、6页、6-7页、7页、8-9页、5页、9页、10页、3页、11页、12页、13页、14页、14页、15页、16页、16页、17页、16-17页、2页、2页、5页、14页、17-18页。

[5][37]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6]钱杏邨：《郁达夫》，《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8页。

[7][日]伊藤虎丸：《郁达夫作品中的女性》，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讨室编《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大安书店1967年版，第310-311页；转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12] 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全集 第五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27]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28]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29]沈从文：《论郁达夫》，《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35-36页。

[30]其实，郁达夫小说的“辨认”主题，最终也并非为了认出他人而是为了塑造自我。他的小说最终的旨向不是讲述他人的故事，而是经过讲述我和他人的故事，最终完成自我的树立。正如在听到老三的哭诉后，他不是认识了一个新的她而是认识了一个新的洁净的“我”，由她的眼泪而淘洗出一个新的被净化的“我”。某种意义上，从《沉沦》到《过去》、《迟桂花》，郁达夫籍由写作完成了一种对个人情欲的净化之路。又或者说，在这位作家这里，写作是一次次“自我”淘洗。

[35]郁达夫：《春风陶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 第一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END-

（本文选自张莉 《小说景色》，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图书简介

《小说景色》

张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点击图片 置办本书

《小说景色》源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小说评论》开设 “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发表时曾产生普遍影响。

在此书中，张莉用随笔式的写作重读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过去》，沈从文的《萧萧》，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目中，发现那些我们不曾窥见的小说微光；探求作家们的长大改造之路，思索他们如何在百年文学传统的脉络里确立自我作风。

经过精微的文本细读，作者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关注的中心命题：小说文体的反动、恋情话语的变更、中国美学作风的构建……呈现百年中国新文学展开的内在美学逻辑。

本书作者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讨生欢送十佳教员，“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作》《小说景色》《持微火者》等。主编《中国女性文学作品年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作着变更》《我认出了风暴》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讨奖，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优秀成果奖。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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