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高兴与“乘兴”的哲学家

哲学的高兴与“乘兴”的哲学家

来源：《哲学的高兴》

作者：罗伯特·所罗门

原题目：丰盈与干瘪

摩尔（G.E. Moore）带头对立，我怀着一种解放感跟随其后……我们置信草是绿的，太阳与星星依然存在，哪怕没人知晓它们。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往常变得丰厚多彩。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哲学史中有诸多反讽之事。无疑，伯特兰·罗素在评述“剖析”哲学来源时的那种自鸣自得，是其中一桩。罗素跟随弗雷格和摩尔“对立”实践上把人类阅历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自己哲学的黑格尔（Hegel）。可是，由于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误解，罗素（错误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心，即德国唯心主义以为世界是由观念而不是由坚实牢靠的物质组成的，正由于此，他才以为在他的哲学中，“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变得丰厚多彩”。但是，由此肇始的一百年来的“剖析”运动，却最终使哲学变得干瘪和逻辑化了。

我们能够同意罗素的说法，即哲学的高兴在于其丰厚多彩。但是可悲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窄化成一套概念技巧，认同“干瘪”而反对丰厚多彩，完整偏重论证和逻辑剖析，进而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想象以及他那应有尽有的阅历概念（用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干瘪的行话来说，就是“总体化”）。往常，哲学请求“专业化”、技术、有限的关注和严厉性，而不是视野、猎奇心和开放性。

黑格尔的理想是应有尽有的“了解”。但今天，哲学范畴一些最卓著的文章却都是一连串符号和难以了解的行话，只需未几的几个同行会感兴味。恰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那本划时期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开头宣称的那样，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时把对话提升到“更高的笼统层次”。

但是，哲学（如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并不一定要笼统，也还有穿行于细节中的细致哲学，显往常有血有肉的观念辩证法之中，远比地道的筋骨丰厚。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话说，它的胜利在于“看清事物是如何联络在一同的”。而它的昌盛则在于将无论能否显著的平常之物变得神秘玄妙：时间、生命、心灵、自我，以及我们与世界是如何“联络在一同的”。

哲学是或者应该是一种魔法。它并不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逃避，相反，它是通向我们生活的一扇新窗户——或者诸多新窗户。因而，与其说它是笼统，不如说是洞见和视野。从最早的吠陀派到存在主义者，巨大的哲学家们都提供了令人眼花且扰人心智的洞见和视野，以及种种令我们头晕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手足无措的观念。

但是，这种魔法般的高兴感已然丧失或已遭丢弃，我虽不甘愿这样说，可情形的确如此。今天的哲学家太乘兴，急于反驳，顽固地不愿去了解（或倾听）陈说不完善的替代计划，一心想着贬斥洞见和热情。

我念研讨生时，一位与我同龄且很有天赋和发明力的女生提交了一篇极具发明性的哲学论文。可她的教员却蛮横地视之为渣滓，并以《旧约》中才有的愤恨对她吼道：“哲学不是搞笑！”（她往常是位一流学者，不外是在另一范畴。）今天，最有才情的研讨生仍会因同样的呵责而被逐出哲学范畴。哲学不是搞笑！

在国内旅游时，我常常遇见各种各样的人——胜利的商人、艺术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也有学者——他们常常开门见山地用些熟习的话与我说笑。开头是“我曾经上过一门哲学课，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开头的几个音节就令我厌烦。有时会是某种无辜的恼人话语，如“可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更常呈现的则是“但我厌恶它”，接着则是对教员毫无奉承的典型描画：一个既淡漠又自傲、显然有点小聪明且有意炫耀的人。通常我会问，这个烂人是谁？结果这位仁兄常常是同行里颇为知名的人物。

他（简直总是他）有着不俗的出版记载，他终身的工作就是（在成百上千个学生中）激起一两个学生从事哲学，以此继续祸害下一代。那种以为哲学的命运单悬于我们激起哲学之乐的集体才干这条线上的想法，常常会遭来轻视。单单这种说法就会被人们猛烈地责备为把哲学当成“文娱”，进而重申专业才干和“学科的完好性”。

什么是哲学的高兴？我过去也常说，它就是那种因看分明一切观念如何关联而来的兴奋。可往常我会说，它是看见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看分明一切观念如何关联而眼睛发亮时，我感到的那种兴奋。

“哲学的高兴”。任何一个曾花时间中止哲学探求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表述感到奇特。我的哲学家朋友是我所知的最投入——且不说入迷或上瘾——的人。一些人在与“大问题”的格斗中感到高兴（或许还随同着一些苦恼）。另一些人在厘清难以忍耐的晦涩文本中感到高兴。往常，更多的人则是在用逻辑和共同的哲学言语处置愈益精密、令人困惑的“难题”中感到高兴。

我认识许多画家、音乐家、政治家、学者、商人和捞钱能手——他们都是些很投入的人，但都没有我的哲学家朋友们那么投入。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出往常这一行里的佼佼者身上。事实上，他们更当心谨慎，也更少热情，远不如我在小型学院以至高中遇见的数百位优秀又充溢热情的教员。 关于后者而言，哲学的高兴就是哲学的高兴，而不只是学有所成的专家的高兴。

我们周围最生动和充溢生机的人（当然不是那些以此营生的人）懂得哲学的高兴。以至那些生活空虚、凄惨的人，有时也在哲学中找到一种涌动着生机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慰藉”）。

雄心勃勃的哲学大部头——绝大多数未出版也无人阅读——有在监狱和低廉的租屋中写就的，也有在失意职员和落魄律师形单影只的房间里和杂乱的办公桌上写成的。那样的中央也不乏思辨和热情。诸如“心灵生活”和“观念世界”这些平淡的表白是无法抓住哲学的生机、兴奋和高兴的。它不是烹饪的高兴，当然也不是性爱的高兴，但它无疑仍是高兴。

这是20世纪晚期的一位哲学家的素描。他（例子依旧简直总是他）站在一小群听众前。他正苦恼着。他的双眼固然有神，却无所关注；或许它们是在反视自身。他的眉上有一道深纹，表明他皱着眉——不，是冷静脸——一只手不停地在前额揉动，似乎不如此他的头或脑袋就会爆炸。

关于那些喜欢用典的人来说，他像极了罗丹（Rodin）著名的《思想者》（The Thinker），或者《拉奥孔》（Laocoon）中那位面容扭曲、极度不幸的父亲和祭司——古代世界中对痛苦最为揪心和凄惨的描写。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几近于口吃，表明了观念间的梗塞以及他试图寻觅恰当字眼的慌张水平。他在那条踩烂了的道上，焦躁不安、不由自主、毫无规则地踱着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眼睛从未落在那些全神贯注但困惑不已的听众身上。

他的一只手时而掩嘴、时而揉眼、时而抓鼻、时而敲敲后颈，又或者在腋下挠挠，焦躁地说几句又停顿下来，而另一只手不时地拿起一根粉笔又放下，偶尔像是要写点什么，但除了一个“x”或长方形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折磨人的（意味深长的）停顿也不少。这种情形估量得让巨大的神经肉体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hs）医生来诊断一番。 这简直就是神经衰弱、自恋、思想背离自身和言语急需放假的一个活生生的剧场。这就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家。痛苦，因哲学而遭受的痛苦。哲学是一种疾病，独一的解药是……更多的哲学。

我刚才所勾勒的这幅肖像属于一位极易辨认的历史人物，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固然他的哲学日渐黯淡，但他的人生却成了20世纪哲学生活的不朽标记之一。固然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中很少有他那样的天才，或认同他那种维也纳式的病态生活观，但其中有很多人模仿他的手势、作风、一脸不安，似乎他的骚动不安他们也能感同身受。

结果就是，随后两个世代的哲学师生搞起哲学来，就像是在公开表演自我驱魔。他们在大学导论课上表演，而那些本就想要参与这种表演（而不是讪笑这种表演）的学生也遭到鼓舞参与进来。这种课程的绝大部分仍是令人生厌地原封不动，但是这种作风、表演、严肃性曾经使哲学——像维特根斯坦自己埋怨的那样——变成了一种肉体病理学。

在电影《雨人》（Rain Man）中，演技出众的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所表演的自闭症患者雷蒙德（Raymond）回应压力的方式，就是试着一遍又一遍地解答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经典喜剧累赘：“谁在一垒？”他的哥哥（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饰演）被惹恼了，向他吼道：“这是一个谜，是一个玩笑。假如你明白这一点，或许会好些。”

从肉体病学上来说，这句话或许很幼稚，但它也同样深化。任何一个见识过今日许多极具才气、声名卓著的哲学家苦思冥想情形的人，都不会对这句话所呈现的那种病理感到陌生。众所周知，哲学难题极端费解，以至不可索解，这一事实被以为是其深化性的明证。但是，不可索解或许也是明智自虐的一个标记，或者说得更天真无害一些，是明智自慰的一个标记。

哲学难题既不可索解，也无足轻重，这种认识让人们有很好的理由以为，对这些难题的探求最终“只是为了探求自身”。也就是说，是为了好玩，为了随之而来的地道高兴，固然我们在探求途中也会有挣扎和怨言。 维特根斯坦自己曾这样写道，一本哲学书完整可能满篇玩笑。当然，他自己从没写过这样一本哲学书。

哲学里头——我们别再装模作样，就直说吧——没什么真正事关生死的东西。医生、工程师、联邦贮藏局成员或爆破小组的专家要是出了错，的确会有结果。一个哲学家出了错，没人会死，没有什么会相撞、爆炸或崩塌，贫穷或失业不会增加，股市也不会暴跌。

当然，一些优秀哲学家遭到歪曲，从而引发灾难，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古今皆有。但这些是例外，而非通则，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困守书斋的哲学家们自己把世界置于风险之中。实践上，无须担任的哲学会带给人一种解放感。以至像马克思和卢梭这种乖戾之人，不论他们的个性有多阴霾，曾在这个世界上表白或激起了多少狂暴心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许多高兴。

我猜，绝大多数哲学家是作为叛逆者，为了寻求一种深化的自由而进入哲学范畴的。但讽刺的是，我们往常却打着“专业化”和“学科完好”的旗帜，成了自我强加的权威主义的囚徒。自由的思想和野性的观念已变得分歧时宜；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恪守“纪律”（discipline）。

在大学招生手册之外，没有什么中央还把哲学描画为“人生的思索”或“自我省察”，更别提什么观念的高兴了。恰如某位一流的哲学从业者曾权威十足地说过那样，“哲学有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就够了”。随着对“什么是哲学”盖棺定论，自由、想象、浅显易懂，特别是敏感，也就被抛掷一边了。

哲学像绝大多数学术和学问学科一样，在很大水平上成了批判之学。这种情形的益处很明显：敏锐的批判显然对民主制度而言至为基本，也是健全科学的实质所在。它发明了一种辩证法，谬误（或至少是更好的了解）可借此从不成熟或片面的观念中浮现出来。它让理论化变得有趣，以至更具义务感。

理论上讲，它至少有助于消弭狡诈和愚笨。还应该弥补说，它还增加竞争力，关于许多受心灵生活吸收的好斗分子而言，批判自身就成了诸多乐趣之源。不外，批判也会过度。特别是，往常在许多哲学行家看来，哲学不外是对论证的检查，以及制造对立的论证。观念和识见呢？它们往常不外是攻击的目的。

初涉哲学的大一重生，似乎置身于文娱性的射击场，学的是如何击落巨大哲学家们的论证。（“柏拉图以为什么什么：这个说法的问题在哪儿？”“康德主张什么什么：请给出一个反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得出结论说什么什么：那难道不是一个‘愚笨的错误’吗？”）

较为资深的哲学家们则在论文中娴熟地展示自己的技艺，开头总是“某人主张什么什么，但我将表明他/她失败了”。在一个“不发表就消亡”的时期，哲学成了隐恶扬善的技艺。论证越来越“严谨”，视野、学问和兴味越来越狭小。为了免于在论证中夹带难免有诸多弱点的原创性，哲学家们常常罗列的是一些最没创意的例子（好比，常常是弗雷格在1900年举过的例子，或者再早一个世纪的康德所采用的例子，以至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

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方式化——可供咀嚼的鲜肉越来越少，更无扰人心智的个人情感。哲学的高兴在很大水平上只剩下摧毁，即“撕裂”和消灭的乐趣，不消说，这里头包含“解构”论证的乐趣。黑格尔那种建构性（“思辨性”）视野的乐趣，用连前人自己都没用过的方式去解读前人观念的乐趣，经过哲学产生新观念以至是不同寻常的阅历的乐趣，曾经看不到了。 论证和反驳：除此之外哲学家还需求知道别的吗？

我往常教书，极力遵照过去所谓的宽容准绳。粗略来讲，就是一个观念即便听来像胡说八道，我们也应该试着去搞分明表述者心中可能的想法，或者其令人厌烦的名义下可能藏着的好想法。（当然，这是随堂回答学生提问时的一项基本教学技艺。）

我常常听到同事们因某个笔误、事实错误、解释不当或（最为糟糕的）逻辑错误，就把一篇文章、整本书以至一个人的学术生活一棒子打死。至于其中还有什么价值，他们错过了。当然，我在理想中也只是偶尔能贯彻自己的准绳。只需来一点荒唐的政治主张、一点新时期运动（New Age）或后现代主义的自以为是、一个寻衅我所维护过的可贵观念的背面论点，我就简直会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我的职业枪手方式，那些费城、安娜堡、普林斯顿和道奇市的神枪手教员把我调教得可好了。

不外，至少我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错。在哲学中击败对手或许有点意义，但哲学的高兴却藏身别处：它存在于思想的相互碰撞中，植根于对新观念的上下求索中，生发于让每日都变得饶有兴味以至引人入胜的愿景构建中。当然，批判有其位置， 但是，批判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我们形塑观念、扩展视野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或者不应该是）目的自身。

在这本书中（其实此书自身就过于隐恶扬善），我想要回到一种较为古老、更为“浪漫的”哲思方式。它不会没有论证——实践上，人们能够把整本书看作对哲学之“干瘪”的反驳——不外这本书的结构更多是与观念自身的复杂性有关，而非规范化的剖析方式。

坦白说，我常常并不知道我的这些探求会把我带向何处。这就是激情与证明之间的差别。的确，我厌恶逻辑的“干瘪”，盛赞哲学的激情以及由之而来的丰盈。但是，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对激情心存警惕，更不用说自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以来，哲学还对浪漫主义提防有加。的确，与单把糟糕的论证批得体无完肤相比，思辨和激情以及深究人类阅历的努力之中，则包含了风险重重。

鉴于在上世纪时关于阅历主义“唯此独尊”（nothing but）的激烈偏爱，这同一批人居然坚决抵御谈论阅历，特别是生活的感受和细致细节，就显得不可思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点集中到了“逻辑方式”之上。

或许，这种对逻辑方式的强调能够归因于人们误读了柏拉图——一位最具想象力的哲学家——及他对方式（Forms）的留恋。这种强调肯定可追溯到康德颂赞的先天（a priori）概念（但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对阅历的贬斥）。至于黑格尔，他固然坚持应有尽有，但仍极端风险地摆弄着“概念”，即19世纪版的“更高的笼统层次”，因而，人们有时阅读（和抨击）他，并不是因他的丰盈，而是因其应有尽有的干瘪。

在今日的英美哲学中，对干瘪的极力主张能够说是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顽固于逻辑剖析和方式剖析的一个持续——以至复兴。

这一主张也持续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关于元哲学毫无重量的夸大其词之中，它固然（常常在方式上）坚持多元主义和碎片化，却仍对寻常的人类阅历视而不见，甚或加以蔑视。

但是，强调批判和解构的最终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关于“有趣观念”近似犬儒的彻底狐疑主义，另一方面是一种弥补心理，即入迷于地道方式、推论和论证，以及寻觅他人立场的错误，但自己避免采取任何立场。这种犬儒主义对热情——实践上是一切激情或心情——自然深表狐疑。因而，无论其来源多么厚重，哲学往常已变得轻若鸿毛，毫无实质和内容可言。

当然，即便最丰盈的哲学也仍是十分干瘪的，完整是一种掩饰，不外是事物的表层（而非“深度”）。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最巨大的哲学家之一——坚持以为，“谬误就在名义”。哲学中的“深化”更可能是一种概览，是一种观看之道而非“发掘”之术。哲学不是论证，而是分辨、沉思和视野。

假如哲学是丰盈和充实的，那是由于生活自身是丰盈和充实的。哲学牵涉的是生活。以至能够说，哲学于生活（至少是省察的生活）至为紧要，但哲学究竟不是生活，只是借生活为己用而已。当然，哲学也不是生活展示其血肉的骨架，就似乎哲学是基础，其他一切皆血肉。哲学不能够完整是一种单向度的推理，但是，即便在其最为充实处，哲学仍无可争辩地是干瘪的，哪怕它不是逻辑的。由于无论有没有哲学，草地依旧焕发着浓浓绿意。

或许是由于哲学的干瘪让人预见不祥，往常呈现了大量谈论哲学终结（end of philosophy）的文章和书籍，“终结”既能够解释为线性的目的或目的，又能够解释为终点，它们在其二义性上大做文章，让人不胜其烦。一些作者直言不讳，宣称哲学曾经“死亡”或“耗尽”。另一些作者则含糊其辞。

柯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约翰·拉赫曼（JohnRajchman）宣称“后剖析哲学”的来临，试图以此来震动学术界，但迄今还没察觉到有任何改动。走向“后剖析”哲学（或往常被谬称为“适用主义”）的运动，不外是一些战略性微调，操作者们仍是同一批熟习的玩家。技术统治论依然文风不动，自豪地展示着爱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数十年前就正告过的“干枯”，只不外那时这一范畴还很丰润。但是，问题越是“干瘪”，定义越是明晰，似乎也就越是难以索解。

好比，“谬误”曾经被简化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许多哲学家确信他们不久就会彻底根除它了，至少在哲学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样的，“自我”这一观念曾经干瘪得不可辨认，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生活的中心概念被简化为逻辑悖论和难题，哲学家们因而而遭到谴责（其实是自我谴责）：哲学被搞坏了。 他们宣称，这些年来我们不时在对付的都是“伪问题”，但是他们的名望、薪水以及对这一行当的操纵却有增无减。

犬儒（“反讽”）的观念以为，哲学无非就是拿着薪水的哲学家们当下在做的一切。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哲学的动力和动机源自十分真实、细致可见且带有普遍性的人类问题。这不是要承认，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某种奇特的“求真意志”的存在，也不是要承认对难题和悖论的入迷，这种入迷一旦被激起就可能久久不散，且不为外物所动。但哲学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与生活的恒久问题的格斗。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必须使哲学民主化，固然哲学有其久远的精英来源。哲学不是一门专业，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有其规则和口令的排外俱乐部。哲学不外是对诸如激情、正义、悲剧、死亡、自我同一性以及哲学自身等问题的思索，因而，哲学绝不是一小群受过大学锻炼的专业人士的领地或特权。

在最重要也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意义上，哲学是我们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固有的。我们思索。我们感受。有一些问题——或答应以以为它们是“哲学的先行条件”（又称之为“人的境况”）——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去思索和感受。

无论这些问题的概念和细节在不同文化之间有何差别，它们都不出所料地包含了美好生活的天性、我们最强有力的激情的位置和依据、我们在他人中间的位置、正义问题、悲剧的种种解释、死亡显而易见的终结性、人自己的同一性以及思索、深思、认识和哲学的指向和目的。

这就是（一些）恒久的哲学问题。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是最为著名的例子）以为，没有什么恒久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罗蒂自己在其他中央也很分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关于这些问题，你能够给出一个“丰盈的”描画，由此表明它们无非是一时一地一些人的问题，以至是1973年美国哲学协会成员的特定问题。但是，生命自身的问题，与任何特定的哲学传统都无关，好比，我们对自身的脆弱和终将一死的认识。无论能否存在某种思索死亡的正确“逻辑”，死亡都是让我们心存敬畏的一个普遍“事实”（海德格尔断言，是“我们最为必定的可能性”）。

当然，将生命及其（各种）意义——相应地还有死亡的意义和天性——概念化的方式很多很多。不外我以为，对死亡的认识，能够说是一个“哲学的先行条件”，它当然不是哲学家的发明，但仍为哲学所塑造（也塑造着哲学）。

要说哲学中存在着恒久问题，在某种水平上恰恰是在指出，或许还在埋怨：哪怕对这些问题“最为干瘪的”描画，也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因而也就没那么“恒久”了。（恰如尼采所言，并不存在事实和原始文本，存在的仅仅是种种解释。）

好比，有一个不错的观念以为，我们往常所谓的心——身问题，事实上与特定时期的学问和追求有关：神经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令人兴奋的学科融通交汇，和基督教的身体与灵魂分别说、笛卡尔（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实体”哲学、言语哲学与心灵哲学专业交叉构成的新见，以及英语自身某些特质的影响。相反，在日本、古希腊，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那里，就没有这样的分辨，因而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是要承认还存在其他惹起同样不安的问题和“分别”。（也不是说其他文化不接受神经科学的发现，那就太荒唐了。）好比，在日本，一个人展示给外部世界看的“脸色”与他不愿示人的私人感受之间的矛盾抵触，就遭到了持续关注。约鲁巴人与绝大多数人一样，关怀灵魂的天性，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把它与身体分辨开来。

但是，严厉意义上的心——身问题并不存在，由于（在日语和约鲁巴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mind”（心灵）对等的词。（kokoro是日语中最接近mind的词，但它显然包含了笛卡尔式二分法中的“身体”才具有的各种特征。亚里士多德历来没有一个与机体分辨的anima观念，而约鲁巴人的ori所指的东西更像是“头”，而不是“内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能够以为，我们所谓的“心灵”是对一个人客观阅历的某些方面“最干瘪的”描画；而与之相对照的“身体”，同样也是用纯生理术语所给出的极为干瘪的描画。

以为心——身问题不外是某个中央哲学传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一种文化特性，纯属无稽之谈。如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足够“干瘪的”描画以包含一切文化及其对立面，亦不是我这里的关注所在；况且，如此干瘪地呈现这一问题可能会显得懦弱不堪，对我们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

我这里要探求的——与罗蒂时不时认可的后现代路子完整相对立——是种种关注的中心是什么，它们不该仅仅被我们当作反讽或与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值得作为典型的人的问题被注重，不论它们能否会被哲学家认同，或能否能解脱任何特定文化和哲学的观念。

的确，某些观念只适用于某些文化，而不适用于其他文化。但是，坚持以为某些关注实质上是人特有的，并没有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实质化”和“总体化”之罪。也不是要承认，假如人类变成完整不同种类的生物（好比，变得牢不可破或长生不老），那些恒久的问题也会大有不同。谈论“恒久的问题”，只是说某种方式下的某些问题，对我们而言是无法逃避的（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们有限且必定褊狭的想象力能想到的一切人）。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把难题与奇妙区别开来后，埋怨（20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把心机都分给了难题，却对奇妙视而不见。要是我来表述，方式会稍有不同，不外，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分辨却是难以避免的。

他的写作很超前。就他力图阐明的意义——攸关每个有思索才干之人的那些问题所处的紊乱状态——上来看，哲学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中也曾经差未几偃旗息鼓了。哲学不是提出更多艰深晦涩的新问题，而是该将留意力集中在那些每个人——特别是眼睛清澈、荷尔蒙旺盛的大学生和四十五岁的职场男女——都遇到过的事情上。

可是，“最好的”哲学系都成了学术技艺高超却对学生们无业可授的部门，也难怪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会分开哲学专业而转投宗教研讨或文学系。但在校园之外，这些学生却用本该在哲学课上才应有的热情追捧着新时期运动的哲学。对此，我们与其感到愤恨或蔑视，不如试着去探求下这些追捧的动力从何而来，怎样才干使其满足，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会好很多。

哲学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它所针对的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在人的终身中，哲学会多次出面，最明显的是童年时期，这时它还未被听而不闻的父母和教员们扼杀掉；其次是青春期晚期，这时个人身份的认同及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停袭来；还有是在生活中遭遇各种危机时——好比离婚、重病、至爱逝世、个人失败、政治骚动。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回应这些切身的问题，正是（公众认可的）哲学家存在的独一理由，假如专业哲学家不愿这样做，那么，哲学慰藉的替代品就一定会冒出来。书店架子上无所不在的自助图书就是一例明证。

关于不少智力尚可的人说，往常的狐疑主义专业户们四处挑刺，给论证找瑕疵，给见解找漏洞，给好意情泼冷水，还觉得每个修辞手法背地都有无法根除的言行一致，与其忍耐这种单调乏味，还不如去看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的性欲幻想。至少，麦克雷恩小姐似乎在她的所作所为中乐此不疲。

人们常常打趣说，苏格拉底从未发表过什么，所以他就消亡了。但是，他却成了我们的英雄，哲学家们的灵感和模范。没错，他之前也有哲学家（人们稍带不屑地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可是若没有他，我们就难以想象哲学的生长或展开。柏拉图会写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从哪个智识平台动身呢？我们会如何来了解奥古斯丁（Augustine）或阿奎那（Aquinas）呢？

尼采的狂言（以及他的嫉妒［envy］）也会短路的（不外小城镇的新教仍给他留有机遇）。苏格拉底的人格——以及他的机智和才气——让我们一切人入迷。正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柏拉图对他的描画）使哲学与诗歌、修辞和公共政治截然分辨开来（且与它们相对立），独树一帜，独树一帜，成了自我省察的学问。

但是事实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自我包装过的江湖骗子。他有意坚称自己无知愚蠢，然后又据此鼓吹自己是当时最有聪慧的人。只需能够胜出，什么糟糕的论证他都会用。他甜言蜜语，取笑嘲弄，混杂视听，连蒙带骗。他的讪笑都是人身攻击（adhominem），这是他通常会犯的非方式错误之一。

他是一个吃苦者，却显然对爱和高兴以至生命自身漠不关怀，或者说能够做到漠不关怀。他为哲学而死，或者说，他想让我们这么以为。但他是为自己而死的，是为“他灵魂的善”而死的，以至他为之献身的政治准绳，往常看来也是可疑的、前后矛盾的，或许也是难以忍耐的。

从我们了解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各种叙说来看，他并没有孑然一身，也极少苦思冥想，更没有道貌岸然过。哲学家孤独、忧伤、若有所思的思想者形象，在他那儿基本对不上号。苏格拉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交人物、一个宴饮狂、一个三言两语的话痨，还是一只盘绕着问题（当然，还有男孩）嗡嗡的牛虻。

关于他，无论我们怎样说——他是聪慧的，他是英勇的，他长得丑，他究竟是一个会死的凡人（就像必定的三段论里所说的那样）——他过得的确痛快。他的对话充溢了俏皮话、颇有意趣的轻侮和哲学式的闹剧。

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仍能经过阅读感遭到他眼神的闪烁和言辞的动人，他追问他那些话题和心甘甘愿的受害者时的高兴，以及他表明观念、搞定论证、终了一段讨论以开启另一段讨论时那种并非全是自诩的欢欣。或许，恰如两千年后的尼采——带着夹杂着嫉妒的敬畏——说的那样，他基本就是一个小丑。可他是个多了不起的小丑啊！

他岂但迷倒了雅典的年轻人，在死后几年内，还把古代世界迷倒了。两千年后，他又迷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哲学家们和重生的现代异教世界。他把哲学当作对话和有益的趣谈，能够嘲弄，也能够劝诱。他以为哲学是高兴的聪慧，是乐趣。

后来的哲学家或许会坐在中产阶级的火炉边持笔独饮，但苏格拉底却是在庆祝宴会上举杯豪饮，后来他饮毒酒而死，也算得上死得其所了。我们都知道，他被控“败坏雅典的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前一项指控过于含糊，难以证明，后一项指控他固然加以承认，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指控他的陪审团面前炫耀自己的所为，并且以为自己不应受罚，反该得赏。

他被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但这是他自己激怒陪审团所致，而且陪审团还为此再三犹疑。（毫无疑问，一些陪审员已然料到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一判决。）他的朋友克力同（Crito）毛遂自荐要帮他逃狱出城，却被拒绝了。为什么呢？由于一些臭名昭著的糟糕论证。不外，他或许也认识到了历史将给予自己的位置。那是每一个殉道者的幻想，只是很少人（还有个例外）会如此胜利。对照一下亚里士多德，他曾用福斯塔夫式（Falstaff）的口吻宣称：“雅典不能再得到第二次对哲学立功的机遇。”在智勇双全里，聪慧还是更重要一些。

无论过去还是往常，苏格拉底都是一个悖论，后来哲学中一切的困惑和冲力都源自这个特殊人物，好像话语源自他那从不停歇的嘴。他坚持理性，但使他胜出的是雄辩术。靠着地道的个人魅力，他给自己确立起一个充溢激情而不耽于沉思的形象。他总是即问即答，但没有什么认真揣摩过的理论。

实践上，人们不分明他能否有一套理论，更不分明他能否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答案。以至他那巨大的《理想国》——这部作品让西方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不时为“什么是正义”争论不休——也没有明白的结论，至少暗示了可能基本没有结论。

苏格拉底以为定义是充沛必要条件，能够涵盖但不扫除每一个恰当的实例，不外他自己更擅长提出巧妙的反例和机警的反驳。他在驳斥完一切提出来的定义后，不会提出另一个一定空费的定义，而是讲述一个神话或寓言，虚拟一个城邦或把灵魂描画成一群野马和马夫的合体，回想一次假想出来的与缪斯的会面或沉浸于灵魂不朽的冥思中。

事实上，他是一个神话制造者，是神话和反神话的雕琢家——方式世界、真实存在的世界、逃离洞穴、完整正直的理想、灵魂不朽。他以为应该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由于他们是坑蒙拐骗之徒，但是他自己就是其中最巨大的诗人，最大的坑蒙拐骗之徒。

因而苏格拉底有两个，一个是两千五百年前有血有肉的激情人士，另一个则与毫无生气的逻辑建构联络在一同，专注于一些可疑的论证和狂妄的来世理论。我们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对难题和悖论的留恋，却疏忽了鼓舞过他的那些深切的个人忧虑和不可抑止的诙谐感。

更糟糕的是，哲学往常又呈现出一种排斥他人的自命特殊感，完整不屑于绝大多数学生和哲学喜好者的深切关注。苏格拉底是对的：哲学能够是且应该是一种高兴，而不是一种担负。这倒不是说哲学挺容易，也不是说怎样都行。但是，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要比绝大多数哲学家彼此会面以及在研讨室里面对学生时冷静得多。今日那些深化的思想家极端痛苦的形象，可不是苏格拉底的样子。 轻松高兴的笑声或咯咯一笑，那才是聪慧最恰切的表白。

采编：艾若

排版：南山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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