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小鸡与一位皇帝倡导的庞大叙事

《鸡雏待饲》

《春雏得饲》

在中国历史上，清代乾隆皇帝关于书画珍藏的热情恐怕无人能比，好在这位高傲宗不比玩物丧志的宋徽宗，尚能励精图治光大康熙与雍正帝的基业，与徽宗靖康被俘客死他乡的结局不同，乾隆皇帝不只享遭到了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一个盛世所带来的富庶和繁荣，足足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和三年的太上皇，更依托强盛的国力树立起了远超前代的宫廷珍藏体系。当然，作为国度的统治者，乾隆皇帝的书画珍藏既是满足其个人的志趣喜好，同时也在一定水平上承担了宣传教化的政治作用。好比同时遭到宋代和清代宫廷喜欢的《耕织图》，有时连皇帝也亲身参与创作，为的无非就是劝课农桑，以此来维护这个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帝国的根基。

在乾隆皇帝的众多珍藏中，还有一类特别遭到喜欢的画作，其中包含宋代李迪的《鸡雏待饲图》、明宣宗朱瞻基的《子母鸡图》、明代吴门画家王榖祥的《春雏得饲图》等，这篇文章也由近日在天津博物馆看到这幅在展的《春雏得饲图》有感得来。这类题材从中国传统花鸟画最为繁荣的宋代开端盛行，尔后历代皆有创作，而其基本的文化寓意也很分明，大致是表白一种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念，或者进一步衍生出“反哺之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孝道紧密相连。

中国古代王朝经常标榜“以孝治天下”，满清入主中原，为稳定其对汉人的统治，也要借助儒家文化，而遭到儒家文化推崇的孝治自然也就为清代的帝王所遵照。在顺治帝时期，清朝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其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后来康熙帝感于“习俗日敝”想要增强教化，又向全国发布了“上谕十六条”，为首的也是“敦孝弟以重人伦”，可见清朝帝王关于孝治的注重。至于乾隆皇帝，更是清朝皇帝中知名的孝子，其终身陪生母崇庆皇太后三次南巡、三次东巡、三上五台、巡幸中州、谒东陵、狩木兰，且将太后的华诞定为“万寿节”，届时普天同庆，万国来朝，皇帝自己还亲率皇子皇孙彩衣起舞为太后助兴。经过往常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六旬）、《芦欢荟景图》（七旬）与《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作品，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乾隆皇帝以孝行垂范天下，那么这些借助子母鸡题材比方跪乳之恩、反哺之孝的画作，遭到皇帝喜欢也是理所当然。但是，细察这些作品上乾隆皇帝的题跋，却不难发现，倡导孝道之外，皇帝还有另外一层更为良苦的用心。

乾隆皇帝对这些画有雏鸟待饲题材的作品发作特别的兴味，起于乾隆五十三年，已是崇庆皇太后逝世多年之后的事情。年过古稀的皇帝此时固然时时沉浸于安定盛世的荣光和臣子的颂扬之中，却也开端认识到乾隆中期以来日益滋生的吏治糜烂，而此时湖北荆州爆发的一场旷古未有的大水患则着实让皇帝警醒。

荆州自古就是楚文化的中心，以三楚关键、七省通衢而号称江左重镇，其战略与经济位置为历代王朝所注重。但是，荆州位于楚地，而楚地古往今来又以泽国著称，关于环水而居、水高于田的荆州而言，修堤防洪向来是其命脉所系。荆州的堤防工程，以“万城大堤”为中心，此堤肇基于东晋，尔后历代皆有建筑，至清朝顺治年间始联为整体，素有“水来突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的说法。但是，乾隆五十三年六月，长江进入汛期，岷江与嘉陵江山洪爆发，川鄂各地普降暴雨，江汉、洞庭湖水暴跌，加之荆州狂风骤雨无歇，终致万城大堤溃决，洪水瞬间涌入荆州城，城内水深过丈。据当时勘察荆州灾情的官员向乾隆皇帝奏报，荆州水患淹死了一千三百余人。而乾隆皇帝洞悉中央官员向来讳饰瞒报的套路，以为这个数目应该不下万余，荆州城内“人鬼黄泉争路出，蛟龙白日上城游”的惨状耸人听闻。在震惊于这场旷古未闻的水患的同时，乾隆皇帝不由追问道：“荆州为古来重镇，城犹是城，江犹是江，何以从古俱未闻有被淹之事？”关于这个疑问的答案，乾隆皇帝自然心知肚明，湖北中央吏治废弛，活埋、冒赈之案相继败露，大小官员贪腐成风，他们在督办修建堤防的差事中偷工减料，所筑堤坝自然难以抵御洪水。为此，乾隆皇帝不只痛恨这些中央官“误公殃民”，同时也对自己未能早有察觉而“引以为愧”，连降十九道谕旨清查义务，一口吻处分了上至湖广总督，下至知县县丞的二十余名官员。这种处置力度，在当时实属稀有，而乾隆皇帝此举，也是为了停息民怨，警醒各地官员。

能够想见，在乾隆皇帝正在忧心于荆州受灾庶民时，看到了宋人册页中这幅李迪的《鸡雏待饲图》，联想到到宋代大儒黄勉斋“邑民犹鸡雏也，令其母也”的比方，似乎画中一双啾啾待饲的鸡雏就是此时荆州盼望赈济的灾民，不由恻然，特地题诗勉戒中央官应无时不以民艰为念：

双雏如仰视，其母竟何知。未解率场啄，谁怜空腹饥。展图一絜矩，触目切深思。灾壤民待哺，慎哉群有司。

乾隆皇帝还亲身临摹此画，并在自己的仿作上加题了一首诗，再次劝勉诸臣能够体谅他的苦心：

待饲摹李画，吾心重念之。设如歉岁值，谁救小民饥。独我诚深惧，诸臣愿共思。子舆举稷语，应各慎攸思。

尔后，乾隆皇帝命人将他的仿作与题诗摹刻上石，将拓片分赐给各中央官员，希望以此劝诫勉励群臣，能够像他一样为民父母，体察民生疾苦。值得留意的是，经过荆州水患，乾隆皇帝有意凸显了《鸡雏待饲》中“官为民之父母”的政治寓意，并在之后不时经过同题材作品强化这一内涵，明代吴门画家王榖祥的《春雏得饲图》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例证。乾隆皇帝在荆州水患发作后的第二年看到了这幅作品，画中老雀含虫而归饲喂雏鸟的场景自然让他联想到了之前李迪的画作。李迪之画表示鸡雏待饲之无助犹如灾民待赈之温饱，而王榖祥之画表示雏鸟得饲之欢欣亦如庶民获赈之慰藉。这一年，乾隆皇帝下令普免全国钱粮，以缓解庶民的担负，而即便如此，乾隆皇帝仍不由慨叹其颐养民生五十余年，仍未能使天下庶民“尽免腹枵”，因而再次命人将此图摹刻上石，并制成缂丝挂屏，分赐给各级官员，令其“各发天良”，勤政爱民。

固然，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官为民之父母的理念已属封建时期的产物，为人民效劳的理念才是今天的社会共识。但经过对历史线索的恢复，却能够辅佐我们从更为丰厚平面的角度去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位历史人物和某些历史事情，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依旧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赋予《鸡雏待饲》等一系列同题材作品以特殊政治寓意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