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降服支那，必先降服满、蒙，如欲降服世界，必先降服支那。倘支那完整可被我国降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存在之必要条件也。” 1929年12月1日，南京，《时势月报》以“特件：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的题目，初次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它好像平地惊雷，震惊中外。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成为日本侵华的证据之一，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但是，多数世人并不知道，这份奏折是一个爱国的台湾（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华裔从日本的皇宫的书库里悄默声地偷抄出来的。
日本，小国寡民，自古以来以华为师，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乃至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日本历来是以一名学生的身份跟在中华民族的身后来展开自己。然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看到自身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深感中华文化之固步自封，毅然毅然脱亚入欧，断臂求生。 1927年4月，日本军国主义喽罗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在日俄战争后，就拟定了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提出应以俄、中、美、法、德为敌，主张占领菲律宾、印度支那和中国。田中义一是一个猖獗的扩张主义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上台就改动前任实行的与英美谐和，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霸占中国的“币原外交”，而加紧实行武力降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政策。
田中义一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方面召开了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与的所谓“东方会议”，谋划进攻中国、独霸东方的罪恶阴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讨制定进一步扩展侵华的“满蒙积极政策”。会上，田中义一猖獗叫嚣：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严重的利害关系”，扬言中国反动一旦“触及满蒙”，关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位置、权益遭受损伤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并且应决计不失机遇地作出恰当的措施”。 “东方会议”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侵略会议。会后，田中上奏日皇裕仁，讲演会议决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赤裸裸地提出日本要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吞并全中国，最终称霸世界的罪恶计划。“惟欲降服支那，必先降服满、蒙，如欲降服世界，必先降服支那”——九一八事故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走的就是这条侵略道路。 东方会议终了之后，应日本裕仁天皇的垂询，田中义一依据会议要点写成一道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基本政策》的秘密奏章，于1927年7月25日直呈天皇。这个奏章即为《田中奏折》。该“奏章”全文2.4万余字，分为21项内容。它从军事、经济、国际行动等方方面面细致规划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展个战略和步骤。
“奏折”提出分别“满蒙”的细致计划，规划了对外侵略的5个时期：降服台湾、降服朝鲜、降服满蒙、降服全中国、降服全世界。在奏折中，还以美、苏为假想敌帝国，宣称“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怂恿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未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权力，为先决问题”“不得不与美一战”“未来在北满中央必与赤俄抵触”。 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笼，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称霸世界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完成“奏折”的庞大规划，日本侵略者正积极准备对华发起大范围的武装寻衅与进攻。特别是东三省地域已危在旦夕。 为了揭露日自己的侵略阴谋，为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光中国，美、英、苏等许多国度都密切关注“东方会议”，想方设法搜集情报。为获取《田中奏折》，美国出价20万元，苏联悬赏30万日元，中国国民党政府则拿出50万现洋的赏钱。一时间，各国特务云集日本东京，志在必得，闹得东京警察为了增强警戒也急剧增至3000多人。各国特务在东京潜伏良久，也并未能够取得“奏折”的细致内容，《田中奏折》被保险地秘藏在日本皇宫的书库内。 此时，真正的揭秘人，正在暗中行动，他就是蔡智堪。
蔡智堪（1888-1955），是一位日籍华裔富商。出生于台湾苗粟县，出生不久遭遇甲午战争，台湾被割给日本，自幼饱尝亡国之痛。成年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并在南洋具有咖啡和橡胶园，成为富商大贾，同时资助兴办了《日华》杂志。虽身在日本，但心系华夏故乡，曾跟随孙中山，参与同盟会，以自家财力支持反动事业。民国初年，孙中山还多次给蔡智堪写信，赞扬他为共和大业所作的努力。蔡智堪还仰仗自己的为人和财富，普遍结交日本上层人士，并把他从日本上层人物处得到的音讯经过王家桢（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署外交秘书主任）转送给张学良将军。 1928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40岁的蔡智堪正在东京的一处私宅宴请日本的三个贵族议员，忽地一旁侍女送上来一小包邮件，说是从沈阳寄来的。翻开一看，是一枚大饼。其中一个日本议员中野正刚说“中国大饼转赠于我如何？”蔡智堪镇定地回答“饼非煎过，食之有害。”等到散席之后，剖开大饼，里面有一张王家桢的手书，上面写道：“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希图入手。费用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正是王家桢）”
王家桢 接到信后，蔡智堪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秘密，绝对不可能随意得手。倘若接受这项任务，那就真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随时可能人头落地，一旦失手，必死无疑。固然艰难重重、异常风险，蔡智堪依然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毅然地担负起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强攻是不可能强攻的，可智取该如何智取呢？ 蔡智堪重复思索之后，决议应用日本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纷争，借助派系的辅佐，较为稳妥地获取《田中奏折》。 当时，日本政界有两大派系：一个是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执政的政友会，不时壮大陆军权力，对内推行一系列增强专制统治政策，对外实行猖獗的扩张主义的军事行动；一个是以宫内省大臣牧野伸显为首领的在野的民政党，牧野伸显控制着日本的海军，得到元老派的同情与支持，并且对日本裕仁天皇影响十分之大。 假如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推行侵华政策胜利，那势必招致陆军权力急剧收缩，政友会在朝政之上将一家独大。牧野伸显所在的民政党再难翻身，显然，这是牧野伸显所不愿见到的。因而，民政党有意揭露田中内阁对华军事侵略的政策，经过国际行动和行动的干预，打击政友会，打倒田中内阁，由民政党取而代之。一方面是蔡智堪想要把《田中奏折》揭露于世；一面是日本在野党想要挟制执政党的独权。这就给了蔡智堪揭露《田中奏折》带来了可能性。
暮年的蔡智堪 蔡智堪遂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外务大臣、属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这二人与蔡智堪关系密切，又是多年好友，由于爱考究排场，嗜好吸鸦片，二人生活入不敷出，经常需求蔡智堪的资助。而且这二人喜欢喝中国的五花皮酒，因而，蔡智堪和他们说话也更为随意。 由于职务上的方便，蔡智堪先是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日华》杂志上发表，藉以“发起行动，一心向满蒙跃进”。不曾想立刻招致永井谢绝。蔡智堪无法又找床次：“为了民政党打倒政友党，应该揭露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到时国内外都会向田中以及政友党施压。”床次说“你假如必要其物，我当为你探听线索。” 不出数日，床次找到蔡智堪说：“保皇党元老们以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反动，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预田中，必要惹起少壮军人反动。元老们往常正在进退两难的阶段。我可应用这个机遇来谋取田中奏章，颇有胜利的可能性。”一周之后，床次再次找到蔡智堪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共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应用英美行动，阻止田中发起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誊写。”
得到这一音讯的王家桢立刻以“王川”的名义电汇5000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非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治疗者，余担保担任。”蔡智堪看到电文大喜，和床次一同去拜见牧野伯爵。伯爵见了大喜，拍着大腿说：“皇位可顾全，我的老命又能够延长了。”当即命令其妾弟山下勇约妥日本皇室书库官，布置蔡智堪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11点50分，蔡智堪化装成补册工人，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捆，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手持牧野给的金盾圆形的“皇居暂时通行牌”第72号牌，由山下勇带领，进入警卫森严的皇宫。他们穿过24道大门，36个偏门，每个门前都有“断足桥”，即若有人偷渡门桥，守门卫兵必挥舞长刀，砍断其足。接着穿过“红叶山下御门”，又走了五六分钟，才进入皇宫书库，此时的时间是0时50分。一路上，蔡智堪感到异常慌张，汗珠直冒。 田中奏章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进入书库后，由山下勇在书库大门外为他放哨。蔡智堪则用民政党总裁专用的碳酸薄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出“奏章”内容。在描了近五十张之后，天色渐明，蔡智堪不得不匆忙收拾誊写的奏章，放在工具包内，随山下勇出宫。第二天晚上，在蔡智堪的央求下，山下勇再次冒险以同样的措施带蔡智堪进入皇室书库。经过前后两个晚上的时间，蔡智堪终于将奏章的全部内容誊写终了。
蔡智堪是如何将《田中奏章》的抄本送回国内的呢？往常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蔡智堪的回想，他说：抄出田中奏章后，切肤之痛，致电王家桢先生曰：“我务即果，明去道歉。”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往奉天。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家桢先生手收。王先生跃喜，无暇款待自己，立刻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其二，是从日本皇宫书库获取奏章后，蔡智堪将抄件的全文分为10个部分，精心伪装包裹起来。自1928年10月起，采用每隔两周一次的措施，从东京陆续将“奏章”的描本寄回祖国。收件人是王家桢。
张学良得知《田中奏折》的内容之后，愈加看清了日自己的狼子野心以及日本准备发起大范围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面临国度危难之时，他果断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恪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张学良又于1929年1月10日果断处死亲日的前东北军总顾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消弭了危害国度统一与战争的隐患。 不只是杨、常二人，《田中奏折》的曝光，使得一些东北管辖下的盟旗王公，他们与日本往来所做得龌龊卖国勾当，尽数呈往常世人眼中，为东北地域得抗日锄奸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田中奏折》一经曝光，立刻惹起世界范围内的哗然和震动，各国纷繁表示诧异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气势浩荡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国内朝野骂声四起，纷繁责备田中内阁。内外交困的田中内阁终于1929年7月被迫总辞职，由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织后任内阁，比原喜重郎重新出任外务大臣。不久，田中义一也在寓所忽然死去。 阅历了这么一遭，神奇的是蔡智堪固然被抓捕，但却被有充足的铁证判他的罪，只好释放了他。蔡智堪后来继续从事反日行为。但马有失蹄，1940年蔡智堪在广州搜集日军情报被捕，在狱中渡过了5年的凄苦生活，直到日本投诚才被释放。1955年，蔡智堪在故乡病故，享年67岁。
关于《田中奏折》到底能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有异议。持伪造观念的大多是日本历史学者，他们提出的《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理由诸如：奏折只需中文版本，而未见日文原文；奏文格式与日本奏文格式不符；奏文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径庭；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等等。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则以为日方在投诚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不扫除日军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另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日军的侵华步骤的确是依照这部“侵华大纲”来中止的。 70多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问题，至今依旧没有定论。但事实胜于雄辩，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的侵华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血淋淋的抗争史就是铁的证据。任凭日本一些心胸叵测的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可能改动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谎言重复一百遍，也究竟是谎言。他们骗得了自己，但骗不了这世上任何一个存有公义之心的人！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