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原始派（Primitivism）和现代化派（Modernism）的争论说是上世纪70年代之前希腊罗马经济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也不为过，毕竟这牵扯到研究范式乃至对希腊罗马社会性质的理解。这场争论可以一直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始于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歇尔（Karl Bücher）1893年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的发展》（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布氏在该书中将经济史分成三个阶段，“封闭的家庭经济”（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城市经济”（Stadtwirtschaft）与“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分别对应古代社会、中世纪与现代工业经济。布氏认为希腊罗马社会封闭的家庭经济是一种原始的自给自足与非市场的经济形式。原始派的核心观点是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经济处于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中，古代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不完备的原始阶段。布氏之后持原始派观点者多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最著名者莫过于提出了“消费型城市”与“生产型城市”的韦伯。布歇尔的观点遭到了德国古典学家梅耶（Eduard Meyer）与贝洛赫（Karl Beloch）的强烈反驳。梅耶在《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rklung des Altertum）中认为，在希腊罗马社会极盛时期已经预示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降临，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没有根本性质的差别。基于这一论断，梅耶与布洛赫将许多现代概念引入到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来，用现代理论和模型分析希腊罗马社会。现代化派的观点在古代史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战前几乎为现代化派垄断，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是其代表：罗马元老院议员和骑士这两个特权阶层曾共同构成一个半封建的大地主和商人阶级，他们的物质财富是从开发国家的资源得来的，而他们的政治权力又是从他们的财富得来的。可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在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军阀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上述两个特权阶层的统治政权。奥古斯都的活动体现了中下层罗马公民的这一胜利，同时也表现了敌对势力之间的一次妥协。尤特留氏和克劳迪亚斯氏又恢复了这场斗争：他们的政策是要建立一个以整个帝国城市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他们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对共和国晚期的显贵们的余威和愿望予以致命的打击。爆发一次新的内战，证实了由帝国所有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所支持的新型政府已经巩固无虞，于是，弗拉维攸斯氏就把旧显贵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曾一度取代这个阶级的皇家幸臣统统清洗干净。这个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国家的经济骨干，这是皇帝们有意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中都同样地一贯推行促进城市生活发展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通过首都中代表他们的团体（弗拉维攸斯氏的新帝国元老院）和外省自治市的权贵们表达了他们不愿意支持这种由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经尤留斯—克劳迪亚斯蜕化而形成的个人武力专政制度，这种制度在韦斯帕西安一度企图重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之后又在多米提安的独裁政体下复活了。资产阶级不愿意支持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建立了安东尼努斯氏的君主立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以整个帝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各城市的自治政府为其基础。君主虽有专制之权，但他被视为罗马人民的最高长官。在他的旁边，有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元老院作为一个谘询机构。皇家的官吏和军队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自治团体是平列的。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6页。但是到了70年代，现代化派的范式遭到了芬利（M. I. Finley）的沉重打击。国内学界在介绍芬利的时候常常将之归入原始派的范畴，但芬利的学生Alessandro Launaro在芬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认为芬利同他的老师波兰尼（Polanyi）一样属于实质派（Substantivism）。三者的区别见下图：
Alessandro Launaro, "Finley and the Ancient Economy," In M. I. Finley: An Ancient Historian and His Impact, ed. Daniel Jew, Robin Osborne and Michael S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1.（a. 原始派 b. 现代化派 c.实质派）芬利的观点简单概括如下：所谓的“经济”活动在古代是嵌在（embedded）政治及其它社会活动之中的（来自他的老师波兰尼），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经济”领域；economy的现代含义是十九世纪末才定型的，见《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第一章《古代人及其经济》（"The Ancients and Their Economy"）。因此，古代经济既不是现代经济的原始阶段，也不是现代经济的翻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芬利同时认为，古代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的不是利益，而是等级与地位（Order and Status），芬利自己对等级的定义如下：a juridically defined group within a population, fields of activity, governmental, military, legal, economic, religious, martial and standing in a hierarchical relation to other orders.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with a Forword by Ian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5.而地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参见1999年版《古代经济》的序言，伊恩·莫里斯有非常精辟的总结。1974年《古代经济》的出版标志着古代经济史领域一次重大的范式革命，虽然芬利在许多问题上承袭了原始派的观点，但是线性化发展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按照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es）的观点，今日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处在后芬利时代（Post-Finley Era）。回到题主的问题，雅典的工商业发达吗？至少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发达。雅典的农业重要吗？重要。雅典的工商业和农业能割裂开看待了吗？不能，橄榄油葡萄酒都是农业产品，而雅典也必须依靠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的居民。对农业或者工商业的片面强调实质上都是原始派与现代化派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自说自话。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的工商业与农业能够分开，两者都是内嵌在整个社会之中，互为表里。应当跳出这种窠臼。至于两者孰为主的问题由于资料的缺失基本上就是一本糊涂账。芬利对很多细节问题的看法现在有不少已经动摇乃至被彻底推翻了。而题主提到的学术著作与教科书之间的区别，首先国内世界史在许多观点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学界，西方学界许多70年代完成的范式转型到现在国内还没开始。对芬利的系统性介绍是近十年才开始的（我揣测一下，题主所说的“推导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城邦政治的开端”指的应该是黄洋老师90年代的那篇论文吧），现代化派在二战前都是主流，70年代才受到系统的批判。而中学教科书怕不是还要落后国内学界2、30年……参考文献黄洋：《摩西·芬利和古代经济史研究》，《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晏邵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M. I.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邵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Davies. John K. "Hellenistic Economy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Hellenistic Economies, edited by Zofia H. Archibald, John Davies, Vincent Gabrielsen and G.J. Oliver, 7-44. London: Routledge, 2001.Finley, M. I. The Ancient Economy, With a Forword by Ian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Launaro, Alessandro. "Finley and the Ancient Economy." in M. I. Finley: An Ancient Historian and His Impact, edited by Daniel Jew, Robin Osborne and Michael Scott, 227-2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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