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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人，本姓何，名馥，又名法治，后改名换姓为白蕉。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图书馆科代科长，参与筹建上海图书馆，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讨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主编《人文月刊》，著有文言新诗集《白蕉》及《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
白蕉 幽兰竹石图 20世纪40年代 上海金山区博物馆藏 飘然思不群：读白蕉 薛元明 白蕉身处新旧社会转型最为猛烈的时期，新旧思潮抵触，中西文化碰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曾经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全新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来临。白蕉与同时期的书画家一同，持续了旧式文人传统。 白蕉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才情横溢，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少时即以书翰出名乡里，终身大成，“诗书画印”允称一代。写兰尤享盛誉，绝有逸致。诗论富创见，新旧双璧，蜚声文坛，自以为“诗成或在宋元时”。篆刻亦颇有建树，平生所作，皆以宗法秦汉为要旨，高古绝伦，深得汉印堂奥，并且终身敝帚自珍，难得为人奏刀，时人所谓“求其立轴难，求印则更难”。有一则典故便可阐明：白蕉在上海举行展览，开幕式上有人捣乱，幸而邓散木出面调停，请白蕉治印两刚才得以停息。我推测很大可能是敬慕白蕉印艺者故意“出此下策”。
白蕉 行书信至喜闻札 20世纪60年代 杨惠钦藏 白蕉自谓“诗一，书二，画三”，实践上是文人自傲而又自谦的表示，徐渭和齐白石皆有相似行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全面的才情涵养正是白蕉等一批同时期的艺术巨匠成就至今难以被人超越的基本缘由。毫无疑问，白蕉书法中的笔法和气息依旧属于古典式的，能够与前贤相衔接，呈现出持续性特征。当代书家取法“二王”，一直难以会意实质，无法相颉颃，两下对比，不难看出构成“短板”的缘由所在。
白蕉 行书致黄宾虹札 20世纪50年代 浙江省博物馆藏 白蕉擅小楷、行书和大草等多体，作风纵逸萧散、涤尽尘俗。但白蕉最为人称誉的，还是他那一笔秀逸豪迈的行草书。细加权衡，自早年至暮年，阅历了“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的变更。早年作品中，字形多为解散楷法的行书，或者直接“拿来”的“二王”结字，如1940年所作《桃花源记》，字字独立，结体瘦长，一方面源于欧、虞楷书，另一方面来源于《集王圣教序》，尚无个人面目。早期行书的黑白疏密处置，内白和外白多方形、三角形，无疑源于欧、虞。用笔圆润遒美，笔画瘦硬劲健，结构端庄舒秀，虽一笔不苟而无雕琢之痕，在技巧上已抵达无可挑剔的地步，最主要的是，以书卷气为旨归，志气平和的作风已然确立。到了后期，行草书成就更高，落笔肯定，形方势圆，笔势活动，集雄逸与清奇于一体，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增加，疏密对比愈加多变，可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迈之外”，最难得的是技法熟练而不俗，自然多变。
白蕉 行书致姚鹓雏札 1947年 柳亚子留念馆藏 白蕉书法之胜人处，在于站得高、看得远，有一个由“智”至“静”进而“慧”的过程，独得晋人风流，胜过同时期诸家，概而言之，不外有三：一是地道加死守；二是博涉而兼容；三是化合至发明。 白蕉终身以“二王”为本，目的专注。他曾经谈及碑与帖的关系：“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冷静端厚而重点画，帖秀稳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萧散……应该取碑的优点补帖的短处，取帖的优点补碑的短处。”但终其终身没有走碑帖分离的路子，而是坚决地选择了地道的帖学，不骛多炫博，四面出击。这种“纯”奠定了其终身的作风基调。用笔使转明快，笔调温润，尽量泯灭矛头棱痕，柔韧遒劲无比，深得晋韵之妙。与“二王”的差别在于，整体上少了一份阳刚，多了一份阴柔。白蕉用笔着意追求起落无痕，折笔相对减少，行笔速度更快，结字求简，字距布置力图变更，特别注重对“二王”尺牍整体气息、作风的取舍，擅长捕获字里行间的神韵，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书手札更能展示个人才情，逸笔草草，牵丝映带，笔致轻盈，随意点染，墨韵氤氲，跌宕多姿，尽显风流自由。
白蕉 行书致大生札 20世纪40年代 虽言“晋以下不学”，实践状况并非如此。不外，白蕉旁涉书家皆属帖学体系，如虞世南、褚遂良、杨凝式、董其昌等，虽亦沾溉，却一直能坚持“二王”所专有的萧散纵逸、超凡脱俗质量。白蕉岂但对晋韵的了解十分精确，而且将晋韵唐法分离到最好。晋人妙处在用笔使转，在笔画流走中产生运动之美，唐人贵在起止、转机处用心，用笔使力，笔画厚实，结构严谨，得端庄之美。假如违法致使于积习过重，虽名曰写晋，结果可能处处不得自由。也有人不屑唐法，敬慕晋人韵致，直趋晋风，却构成狂荡无法，或者自我作古，陷于俗气而难以自拔。白蕉把“二王”的艺术言语化为自家血肉，融晋韵和唐法、宋意、元明之态于一炉，技巧精熟而作风鲜明。唐代主要取法欧、虞两家，吸收欧阳询的险峻瘦硬，虞世南的圆润流丽，气息清雅尤尴尬得。历来学欧字者甚多，学虞氏者极少，由于方易圆难。当然，真正写好欧字亦不易。欧字方整峻拔，讲求顿挫节拍，虞则考究圆通、圆润，圆融和世故，仅仅一线之隔，意境却有云泥之别，白蕉能够活学活用，变更出自己的面目，伎俩高明，由此可见。
白蕉 行书致翁史焵札 如白蕉这般能够轻松自如驾驭毛笔的，同代人中能够说绝无仅有。沈、邓之辈终属过于繁重，没有白蕉那份无滞于物，不计工拙的轻松灵动，而且整体上无一点尘俗之气。究其缘由，“书如其人”，关键是心无尘迹。白蕉在漫长的探求过程中，不时总结和提升，思想与理论相分离，如强调学书在整体上要做到“学书始学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就笔法而言，自作《笔法赋》一则可见要旨：“笔之顺逆进退，强弱出焉，死生决焉；墨之浓淡干湿，气维出焉，秾瘁系焉；间架则聚散明而疏密显。纵横跌宕唯变所适。行列则断续分而起伏应，隔行悬合，宛转相承，整体以观，林林总总，万红而一春。（体用章其三）”关于墨法的运用匠心独具，特别擅用渍墨和淡墨，渍墨处水墨淋漓，淡墨处烟云供养，整体上润燥相间，浓淡相杂，韵致生动而极富变更，营造出共同的意境。沙孟海跋《题兰杂存》大加贬责：“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白蕉 行书致宝鸿札 20世纪40年代 白蕉主学“二王”是个人选择。但是，选学和学好是两回事。书家心有余而力缺乏的事太多。说到这一点，关于当下一股脑扑向“二王”的书家或者以为大家都在学而我偏不学者，都是有启示的。这两种倾向都缺乏理性思索。书家勤奋努力是必须的，但方向一定要正确。探求白蕉胜利的缘由，宏观上，需着眼时期背景大势；微观上，需考量其个人天赋性格。
白蕉 行书新岁晴和扇面 1950年 上海金山区博物馆藏 从大背景来看，民国和魏晋一样，属于“乱世”，后者关于前者，存在一种逾越时空的眷恋。差别在于，魏晋是清谈老庄，民国则百家荟萃。魏晋风度具有丰厚的内涵，产生的直接缘由是独尊儒术失灵，招致了玄学与清谈的兴起，乃至于构成了时兴，从崇尚学问变为崇尚聪慧，从入世到出世，从“有用”到“无用”，以及真性情和追求美。民国时期之所以名家辈出，很大缘由在于当时处于从旧王朝过渡到现代社会，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降落，构成的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西学东渐、科学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深思。内忧外患、思想自由，使得民国时期的名士盲目或不盲目地继承了魏晋风骨的文化基因，不论激昂奋进或隐逸出世，皆能持守重节，寻求国度和民族的未来生存之道，努力于肉体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双重变革。白蕉终身短暂的60年时光，历经北伐、抗日、内战、反右等严重历史时期，可谓阅尽人世春色。终身为人天性正直，散淡自然，不善交际应酬，崇尚和据守“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座右铭，从不汲汲于名利，不求速成而终有大成。
白蕉 行书致式诏札 20世纪50年代 从个人气质和性情来说，白蕉名义文质彬彬，具有旧式文人典型的谦谦君子之风，但骨子里又是横冲直撞的。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把白蕉列为“海上十大狂人”，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这正是白蕉性格的真实写照。白蕉的狂狷脱俗的气质个性乃其书法品德共同的基本缘由所在。白蕉的终身，主要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角色，服膺于晋人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却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具备了忧患、济世认识和家国情怀。1938年，日军侵入金山咀，白蕉与挚友邓散木一同举行“杯水书画展”，为抗战捐献，并将书画作品捐赠慈悲机构，救济难民。因其言行脱俗，论书之语多见隽言，如“稳非俗，险非怪，老非枯，润非肥，审得此意，绝特殊手”。将米芾书论反其道而行，可谓别具匠心。评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腾，大是卖膏药好汉表示花拳容貌。康长素本是狂士，如作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虽难免过激，却一语中的，发人深省。若非狂狷之士，何能有此高言？
白蕉 楷书致姚鹓雏二诗札 1947年 柳亚子留念馆藏 另外，尚有见证白蕉狂狷性格和书法功力的实例。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院和安徽省文联约请赴合肥讲学。我的教员张乃田当时跟随童雪鸿学习书印，当年白蕉乃是应童雪鸿之邀来合肥师院讲学，所以有见面之缘。据张师引见，白蕉讲学当场挥毫，书八尺长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由两人悬空牵纸，各执一端，白蕉腾空挥毫，字如碗口大小，书毕水墨淋漓，力透纸背，而纸张竟毫无破损，由此可见功力浸淫之深，掌握得恰到益处，抵达出神入化的境地。更有意义的是，他竟将各色大小不等的毛笔悬挂于裤腰带上，书写取笔时掀起长袍，随取一支一挥而就，由此可见他为人放浪不羁、不拘小节，诙谐诙谐、大智若愚的性格和王羲之坦腹东床极端相似。有这样的性格和才情，才干下笔风流倜傥，不拘陈法，在作风统一的大基调下，能够依照自己的意义来化解诸家，面目多变，或运笔轻盈，笔画瘦硬，可看出对欧阳询《张翰帖》和杨凝式《韭花帖》的领悟；或见鲁公行草笔意，但其中的硬朗雄强已被改造过滤，变得文质彬彬；或和王珣《伯远帖》气息相近，穆若清风，振衣千仞，显显露魏晋六朝风范。
白蕉 行书致翁史焵札 不可承认，对白蕉书艺也有非议者，以为他不越“二王”藩篱，故有“书奴”之诮，着实让人不敢苟同。白蕉身处民国书坛，合理此际，盛行于晚清的碑派书风渐显颓势。从大的方面来说，书法存在着一种自我调理的机制，从小的方面来说，一些有识之士具有先觉认识，开端高举回归“二王”的大纛，倡导宗晋法唐，使得竟尚碑学的局面最终改动，构建了归宗“二王”的潮流。白蕉位列其中，终身以“二王”为旨归，以超凡脱俗、清新奇逸的创举，给当时沉闷的书坛做出了示范。白蕉没有选择米芾，更没有选择赵孟頫和董其昌，而是直接宗法“二王”，这是他的明智之举。评价白蕉要站在整个时期的立场，由于任何书家都不能脱离时期的审美而独立存在。同时期取法“二王”的“海派”书家中，白蕉之外，尚有沈、邓、马、潘诸家，较之于他们，白蕉行草书更富英锐之气，潇洒飘逸、婉转流利，却丝毫没有浮滑薄俗之感。白蕉学“二王”，悟得风流倜傥和潇洒出风尘的谬误，沈尹默却被陈独秀讽为“其俗在骨”，最终以功力精深、技巧娴熟见长，程式化的约束无疑要多一些，相似赵孟頫。客观地说，沈尹默的贡献在传承“古法”上，维持了古典作风，白蕉书规律极富“现代情味”，为当代书坛所普遍接受。彼此回到应有的位置。不外，从学沈者的笔下来看，全以韵胜的魏晋书风则变得愈加程式化、机械化，招致俗化的呈现。能够说，“俗化”无疑是在取法“二王”的过程中，一个必须深化思索和严肃看待的问题，而在风潮之下，相互之间陈陈相因的复制，则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白蕉 行书沈尹默《春蚕词》题跋 1963年 史秋鹭藏 白蕉行草书有大成，除了起点高、用功深以外，与其恬淡自守、孤高狂狷的个性相统一，更因其天赋极高，在他看来：“历来讲作字，没有不尚力的。可见这一种力假如外露……死劲用力，去而不回，这样把力气发泄无余，表示为力竭声嘶的样子，便有兵气、江湖气，而失却了士气。”此外，所著《书髓》中进一步论述：“大约书法到了‘出神入化’，称为‘协作’的地步，一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息四项条件”，强调“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可谓度世金针。白蕉关于书法的极度痴迷和一以贯之的勤奋肉体，乃是其得以悬殊时流，最终脱颖而出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固然声名远播而佳作迭出，却终身清贫，常于“黑墨白米之间每相为短长”。有鉴于此，读白蕉书法，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书法只和心性相关，与功利无关。
白蕉 行书八言联 1945年 上海金山区博物馆藏
白蕉 行书思贤册（部分） 20世纪50年代
白蕉 行书致黄宾虹札 20世纪50年代 浙江省博物馆藏
白蕉 行书四月三十日札 20世纪50年代 杨惠钦藏
白蕉 行书致翁史焵札
白蕉 行书致姚鹓雏札 1948年 柳亚子留念馆藏
白蕉 行书念奴娇词赠方去疾册 20世纪50年代
白蕉 行书诗册（部分） 20世纪50年代 何民生藏
白蕉 行书诗册（部分） 20世纪50年代 何民生藏
白蕉 行书暮年书法赋文卷 何民生藏
白蕉 行书陶渊明诗二首卷 上海朵云轩藏
白蕉 行书自作诗八首卷 徐铁君藏
白蕉 行草兰题杂存卷（部分） 上海朵云轩藏 版权阐明：文章源于签约作家或网络，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原创作者可联络我们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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