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这个问题也实在问的大了点，要完全地回答题主的提问，答案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本人学的不是政治学，在这里就不再阐述所谓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这里只能简单从历史层面略一略。因此，会绕开苏、柏、亚三师徒（孙），直击真正决定性影响了民主政体的三名雅典政治家：梭仑，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此外，雅典人民主离不开的是三个历史地缘关系：1. 行政中心沉降的大趋势；2. 社会资源体系重组的需要；3. 战争规模升级，公民动员规模需求上升。“民主”这个概念，的确是雅典人社会体系的大成。所谓的民主democracy，（δημοκρατι），分解开始就是人民（δμο）与力量（κρτια）。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这是古典城邦政体进化的“究极体”。从“一人统治”μοναρχα（王政monarchy），到“最佳者之力”（贵族政治ριστοκρατα），再到“寡头统治ργαχα”，而后再僭主统治τυραννα（僭主τραννο本身并不是希腊语的词汇，其来源于吕底亚语，是一个相当抽象的单人集权概念，下文会提到。虽然其翻译成英文是tyrannt“暴君”，但在古典希腊表达得不是同样的负面概念），最终力量的本质会回归到公民自身，因此“人民的力量”（δημοκρατα）才是政体的最终形态。吁~~，权且听之，权且听之。。毕竟彼时的哲学尚未采用当今社会的辩证法，哲学philosophy（φιλοσοφα，φιλ（爱）+σοφα（智慧），直意为“对智慧的热爱”）在当时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贵族阶层专属的装逼利器。而且受地缘限制视野狭隘，得出这个结论也是情有可原。但其仍然能够折射出的当时希腊哲人的思维逻辑与其地缘历史之间的关系。其中，显而易见的是，雅典城邦权力中心的沉降（decentralized）。从国王到贵族，从贵族再到邦民，能够影响行政决策的人口范围不断扩大。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一趋势，缘由驳杂万千，本人在大学里没有系统地学过政治与经济学，因此无法从这些角度来阐述其原因。在这里，试着从语言文化的微观层面上，表达一些观点。希腊语作为字母系语言，其字面复杂程度比其由象形转化而来的汉语、音节为主的波斯语系都要简单，所谓“字母表”这个单词Alphabet，实际源于自希腊语λφβητο，是λφα和βτα的组合词，字面意思是“阿尔法和贝塔”，单词这个概念就是不同的字母的排列组合，简单形象。因此，像希腊语这种语言，在读写方面的传播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希腊城邦公民的识字率是普遍很高的，要忽悠并统治一群能说会写，思维能力已经开化，并能够理解一定程度的政治抽象概念的人，难度是很高的。虽然尚未掌握足够的政治资源，但并不代表他们不会质疑。要萌生出“可以凭一己之力来影响政治”的这种想法，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小国寡民的地缘环境下，与其语言简易程度相关的高识字率，也是导致其政治中心沉降，公民权力意识上升的重要前提。好了，having said these，现在又要开始铺叙历史了~如亚里士多德所述，最早的雅典，也是由君王统治的。于铜器时代，当迈锡尼人的“亚该亚帝国”叱咤风云的时候，雅典只不过是个完成初步集权的小邦。在彼时的雅典文献中所提到的βασιλε，也就是国王，其手里的权力是受很大限制的。简单的来说，要获得这种政治身份有两个条件，第一：出身必须良好，第二：能取得贵族阶层认可与辅助。但统治这个概念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国王只有在真正能够用手中的力量实行统治，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划下禁区之后，其政治身份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实现，其作为一个君王的身份与使命感才会凸显（尤其在“君权神授”的唯心影响下）。因此，君王与贵族，其政治立场迟早是对立的，与中国的皇权vs相权本质上没有区别。而彼时的雅典国王，其所能动用的资源与权势也是少的可怜，根本不可能是贵族联盟的对手。在铜器时代末期的变革中，在天灾与兵祸的双重打击下，缺少贵族支持的国王无法维持统治，最终垮台。进入到铁器时代的雅典，由于史料的匮乏，所以对其了解有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王政已经崩坏，公元前1000-600这四百年间，雅典的政坛是贵族之间的逐鹿场。要想进入贵族的游戏圈，必须要有一个“Επτριδαι”身份，直译为the heirs of good fathers，通俗的来说，就是“有个好爸爸”。爸爸身份不够好的，子辈无论多么优秀，在没有社会阶梯的当时，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了城邦事物，战争也同样是掌握在贵族们手中。古典时代中期，希腊世界盛行的“希腊重装步兵(hoplite)”战术在一开始还尚未被发明，此时战场上的规则，是更为古老的样板，决定胜负的也不是两军相争，三鼓衰竭，而是不同英雄之间的单挑决斗。盲诗人荷马就是这个时代生的人，他对于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的伊利亚特远征，也就是道听途说的程度，不过对于铁器时代早期的战争，贵族勇士之间的生死碰撞，却是耳熟能详，甚至是亲身经历过的。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才有了荷马史诗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旷野之上，红日之下，贵族出身的武者们，穿着华丽拉风的盔甲装具，挥舞着精良的武器与盾牌，代表着彼此的城邦生死相搏。贵族在享受物质的同时，也是背负着相当的责任的。置办自己的兵甲马匹不谈，动员邦民，身先士卒这些也都是在职责范围之内的。不然，光凭短视的剥削控制，其统治不可能长达数百年之久。显赫一时的家族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借着身份的优越性，还垄断了城邦的所有行业。到了前六世纪初，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殖民竞争在地中海火热地展开，雅典人的贸易行业因此被迅速带动，崛起的商人阶级不满由贵族制定的老旧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因此要革命。革命的后果，就是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就推出来一个叫梭仑的家伙，来主导一场重塑雅典格局的“改革”。关于改革本身，笔者不再多述，各种百科词条下的梭仑改革，待君左转。捡最重要的来说，索伦打出是一个叫“荣誉政治”（timocracy）的牌，为后续的民主政治做下铺垫。其按照农业收入水平将公民分四等，一等——收麦五百桶户πεντακοσιομδιμνοι（本质依然是贵族），二等——收麦三百桶户（有能力置办马匹，可进入骑兵部队服役，因此该阶级又被称为ππε，骑士阶级），三等——收麦二百桶户ζευγται（普通农民阶级，军队中为步兵身份），四等——低于二百桶麦的为农奴阶级θτε，此辈在城邦里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没有投票权，在军队的主要职责是桨手。因此可见，所谓的荣誉政治中的“荣誉”，是于财富等级和军事责任挂钩的。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置办更好的参战装备，之后才能更好地为邦国服务（这一点，在中世纪西欧被贯彻得非常彻底），以这种方式为邦国做出贡献，才能算是雅典人的荣誉。前7世纪开始，hoplite战术慢慢开始形成，战斗也不再是单挑独斗，而是双方整军列阵拼杀。个人之勇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少，方阵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越来越凸显出来。直接参战人数的上升，其导致着更多的邦民被动员参战。兵者，历来国之大事，生死之地。武装阶级是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石，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定（枪杆子底下……）。在贵族凭借私人武勇已经无济于事时，就必须借力于公民阶级。攘外必先安内，动员更大规模的战斗人员，自然要承认其邦内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上升，又意味着其将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权利。因此，在战争规模上升的过程开始时，贵族作为统治阶层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了。当然到了贵族层面，物质条件是不会缺乏的，他们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与出色的家族传承，而这也是贵族真正强大的地方。贵族青年除了格斗技巧外，还同样学期军略战术。作为梭仑的改革之一而设立的“十将军(στρατηγο)”职位，也就是专门为他们所留。可见，贵族虽然仍旧存在，但往日里的荣光依然成了过往。城邦的议事机构，已经变成了由全体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希腊文为κκλησα（κ+κλση），本意为“叫出去”（希腊语够直白吧）。改革者的艰难，无人能想象。尤其是这种“中间调合”的活，是非常很难做的。此时的雅典，虽然旧贵族们已经霸占了舞台数百年之久，陈旧的资源分配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被改变。但商人毕竟是新锐阶级，根基尚浅，其底蕴还无法彻底撼动贵族的根本。因此，索伦这一次改革，最主要是调合两者之间的矛盾，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从这里，可以看出的历史关系是：地中海新的产业模式的诞生导致旧的城邦政经秩序的改变，新生的社会阶级对城邦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旧的资源分配体制也需要被改变，少数人手中的特权，必须被下放。梭仑以高明的政治智慧，创造出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重塑了雅典人的政治体制。此时的雅典，已经来到了民主时代的黎明，破晓的光芒已经浮现，贵族的束缚被挣脱，通往上层的天窗已被打开，然而……出现了一个人，是能臣，也是枭雄，但不是曹操。雅典在他手里蒸蒸日上，国力日强；但索伦改革的基业，也差点在他手里毁于一旦。他是雅典人的僭主，庇西特拉图（Πεισστρατο）！在前6世纪中，索伦的改革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不甘心的贵族再一次开始冒头，他们拉帮结派，企图用贵族党派的凝聚力，垄断执政官与十将军的职位，重塑贵族统治的光辉时期。在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政坛上冒尖的前夕，雅典的政治党派主要是分为平原派与海岸派，两党相争，互不相让。庇西特拉图本人也是贵族，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他也想得更远，他所做的是另起一党，而后收拾掉原先的两党，最后以独裁者的身份，终结了在雏形之中的雅典寡头政治。想要了解庇大人如何施展手段，登上巅峰的同学，另行搜索其人事迹。笔者在此要指出的是，庇西特拉图的夺权过程，虽然看起来是一段励志而又精彩的权谋经典，其所凭借的是个人出色的大局观与军事天赋，笑到了最后。但细细观来，其所行之事，最重要的还是顺应了时代的大潮。回到分权大过程中来，就会发现，君主制与贵族制都已经被逐一淘汰，梭仑的改革又完成了民主制之前最重要的奠基，接下来如不出意外，民主制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欲复辟贵族统治的雅典旧贵族的所作所为，用中国史书的话来说，这是在逆天行事，或许会有一时的成功，但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庇西特拉图老辣的地方是在于其已经意识到贵族专制绝对成不了气候，因此身为贵族，与其攀附两党，不如另起炉灶，以埋葬贵族寡头的苗头为契机，获取邦民的认可，以成大业。因而可见，庇西特拉图真正力量的源泉，是来自拥护他的人民，他知道民主的时代必将到来，因此顺势而为，借其力量，覆灭已经日暮西山的贵族势力。庇西特拉图的执政头衔，是为僭主（τραννο），是一个在彼时的希腊城邦中尚未出现的新概念，其起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其本意依然是集权统治者，与王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雅典的王政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庇西特拉图便以此来区分其与雅典先君，为其统治正名。庇西特拉图懂得民心，因此执政期间为雅典做出大量贡献，尤其在市政规划与促进商业方面。然庇西特拉图最终的企图依然是建立王室，但最后没有成功。其子掌权后，很快便将父亲掌权的根本原因忘得一干二净，欲将权力重心再度中央化，再一次干出了“逆天之事”，最终被推翻。果然，民心所向，大义所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李二诚不欺我。庇西特拉图的时代结束了，僭主的统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心，但双方依然只是契约关系。在这种体制下，邦民的力量依然无法触及权力的核心。接下来上任的克里斯提尼，深化了梭仑的体制，在测试版本上多打了几个补丁，让其运行更加稳定。原先草草划定的选区被克里斯提尼重新仔细划分，平原-海岸的地缘分层被打破，贵族们再也不能在地缘分割上钻空子，拉帮结党了。400人大会也被改为500人，作为监督的陪审机构改为随机选定，杜绝贿赂，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其最著名的发明还是大名鼎鼎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个实在不得不提，栽在这个坑爹设定上的雅典大人物，名单实在太过华丽。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后来领导雅典人击败波斯入侵的雅典名将，雅典海军的奠基人——提米斯多克利（Θεμιστοκλ）。大胜波斯之后，正值凯旋班师，意气风发之时，而迎接他的，不是雅典人的山呼海啸与前后拥簇，而是他被陶片放逐的消息。最后给予老将军凯旋者桂冠的，还是雅典人死敌斯巴达城邦。自诩最为正义、公平的雅典人，在此刻却做出了这等事情，在他们眼中穷兵黩武，口不善言谈的斯巴达人，却履行了雅典人约定。还是，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最是……可以说，在克里斯提尼手中，雅典人的民主制度得以大成，权力的中心终于到了人民手里。一千年的循环，终得正果。抬首一看，民主与自由的光芒那么耀眼，然光芒背后的黑暗，与之前的时代相比，也不逞多让。无论在哪一种政体下，有一群人是必须要做出牺牲的。贵族与邦民，在这里只是掉了个个儿。做出牺牲的人数的确是少了，但是一些东西，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那是什么呢？诸位不妨自己想一想。多数人的公平，就以为着少数人的不公平，以牺牲少数人利益而实现多数人利益的，是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多数人拥护的决定，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正确。在这一点的是非上，无关乎执政的是个体还是群体。
体制的改变，其本源并非是因为其自身的正确性，而是因为在特定的地缘与政治环境下，该改变更为符合政体在历史大环境中进化的趋势。而雅典人的民主，也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即然是应运而生，自然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关于其是怎么走向毁灭的，本人在另一篇回答《为何希腊城邦会走向衰落》中，已有提及，前往查看便可。说到这里，题主对雅典人民主是否有了自己的想法了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你想通了前半个问题后，也自然不需要后半句的问题了。。（神秘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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