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形拓的前世今生

全形拓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古代的金石学中，有一门特殊的技艺，它有着非同普通的难度，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美感。它叫全形拓，是一种能将平面的器物圆满展往常平面的纸张上的特殊技艺，在照相机没有发明的年代，这一技艺是最大限度地再现青铜器的状况、器形、铭文，然后将之用最方便的方式传播进来，成为金石学者展开研讨的一柄利器。

全形拓，并非是一门十分古老的技艺，它产生于清朝中叶，而这门技艺的降生，和一位浙江的金石僧人有关。

“金石僧”六舟

六舟（1791-1858），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僧人，又名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他曾经掌管净慈寺，并且和当时的金石大家阮元交情菲浅。他首创了以灯照取其形，并尺量度器物尺寸，绘制在拓纸和厚纸（木板）上，然后将厚纸或木板刷桐油晾干，刻印，将拓纸掩盖其上传拓成形。这种共同的“投影法”制造全形拓的技术，需求空间想像力、绘画技术、雕琢技术、拓印技术等多种技艺，是一门很高超的技艺。

上图为六舟手制的汉代雁足灯的全形拓，而六舟的朋友把六舟的小像绘制在其中，使全形拓显得更有意趣。

百岁图

小编摄于浙江省博物馆《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在图上重堆叠叠堆砌了80多件金石拓本，有钱币、铜镜、瓦当、砚台、青铜器等，拓印难度极高，表示出六舟这位“九能僧”的多才多艺。

而在杭州名人留念馆，珍藏有这样两幅可贵的全形拓，他们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以自己的可贵青铜器藏品制造的全形拓本。

散氏盘拓本

散氏盘为西周青铜器铸造艺术的代表作品。散氏盘出土于清朝乾隆年间，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出土青铜器齐名，并为最受注目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

散氏盘又叫“矢人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上铸有长篇铭文，作方形，共19行，每行19字，末行仅8字，全篇合计357字。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迈质朴，敦厚圆润，所以历来都为书法家所看重。

散氏盘铭文内容大致上是一篇协议文，讲述的是散、矢两国因土地问题发作争议，在周天子派遣来的使节的见证下，矢国将部分土地交割给散国，并且肯定双方的土地界线，誓词违约，并且将协议铭记在青铜器上传播后世。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金文文献，为我们研讨西周的土地制度和政治纠葛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散氏盘出土于陕西省凤翔，清朝初年起就一度传播民间，听说沉浸金石学的著名学者阮元曾经翻铸此盘。到嘉庆十四年（1809），为恭贺嘉庆皇帝五十寿，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手中置办此盘入贡，后藏于内府无人得知，阅历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劫难均得幸存，1924年，在整理故宫藏品时，终于在养心殿库房发现此盘，1935年被移交给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期间，散氏盘随其他部分故宫文物南迁，最后辗转随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章太炎先生藏《散氏盘》拓本较好地表示了散氏盘的整体外型和铭文内容，具有很好的研讨价值。拓本角落钤有“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景（影）印金石书画之记”的印章，阐明该拓本或是故宫博物院相关人员如易培基等人赠送，或是章太炎先生或其朋友从故宫博物院置办所得。

莽量拓本

莽量全称“新莽嘉量”，传为王莽改制时期的度量衡器，依据记载，王莽于篡汉以后的始建国元年（9）下令刘歆铸造此器，合斛，斗，升，合，龠五种从大到小的计量单位于一器，主桶身的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起到方便运用的目的。

此为故宫所藏的莽量，为清乾隆初年有人进献，后在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下令仿制，放置于北京和沈阳故宫中。该原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莽量铭文依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如下：

“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矫正建丑，短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在每一个量器部分上，也都有铭文。斛量上的铭文如下：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该拓本上钤“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景（影）印金石书画之记”，推测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赠。

这件拓本的可贵之处，在于章太炎先生在拓本右上书有考据文：

莽量见《西清古鉴》，清亡后守宫者以拓本影印为此，世皆目为真器。余颇疑之，自“皇帝初祖”至“享传亿年”八十一字，见《隋律历志》所录王显达所献莽铜权铭。斛铭“律嘉量斛”至“容十斗”，三十三字，亦见《隋志》，盖刘徽、祖冲之所传“斗、升、合、龠”。诸铭则仿是而著焉。据《隋志》权铭“辛”作“新”，石勒时得莽权亦云“有辛氏”，而此直作“新”字，法度之器不应自异若是。又，“龙集戊辰戊辰”直写，《隋志》不重“戊辰”字，其文实七十九，而《隋志》明言八十一字者，古字迹画当作“戊戊辰辰”，《隋志》多写其文亦正如此，后乃脱四小画，故只存七十九耳。今此直以“戊辰戊辰”连书，使莽器果真《隋志》，不应偏脱其一，此一疑也，其字垂脚甚长，为秦汉诸篆所无，莽币唯货布及大布黄千，篆势独长乃依布形书之，其他刀、布、泉皆不尔，阮氏款识所录莽权之二器，书法亦截然有殊，此二疑也。器里泽如漆，不著土绣，是未入土者，何以宋世款识，诸书悉皆不录，且仁宗朝考定律，呈权衡，求古法器甚备，乃至大泉、栔刀、货布之类，亦以衡尺校量，求其比例，顾独不迭是器，其疑三也。有是三疑，颇谓是清乾隆时人摭拾《隋志》为之，自《西清古鉴》以外，翁氏《两汉金石记》亦录焉，文字汗漫，尚与西清之器不同，然则作伪者，盖亦屡改，以其工者献之由廷耳，谓是新家法物，恐不然也。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章炳麟记。

该文从铭文文字、铭文篆书字体和器物外形特性，佐之以文献，推断以为这是乾隆时期人依据《隋书·律历志》制造的赝品，为莽量的研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全形拓这门共同的技艺，在今天依旧有很大的研讨价值，它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古代青铜器的器型和铭文状况，国学巨匠章太炎先生，在金石学研讨方面，也大量地运用这门技艺带来的成果，考据剖析，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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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