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页我国化学成就概述

1922年11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范围，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讨也开端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1.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发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规范，规则初级中学自然科包含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兼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则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文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1932年，国民政府发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规范，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1932年又发布了修正中学课程规范，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只是传授学问而且是培育、熏陶、锻炼学生的兴味、才干、思想的一种伎俩。1936年教育部修正发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规范规则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1）使学生取得化学的基本学问，对化学有明白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惹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味，养成随时随地留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气；（4）养成学生敏锐的察看力和精确的思索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固然实践状况与规则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整根绝了。而且在课程规范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白规则，使教员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1932年发布中学会考措施，随后又规则各校应考重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依据。因而，课程规范的推行关于进步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水平起了很大作用，普通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规范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气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员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以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取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员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水平不如高中划一。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员，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但是，固然这些化学教员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普遍，而对特地的化学教育辅佐不大。因而，为了弥补化学教员们在教学措施和技巧上的缺乏，从1932年起某些地域陆续兴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1）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1934年，教育部发布中等学校文科教员暑期讲习会措施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行，这样，暑期讲习会提高各地。尔后每年各地都有举行这类讲习会的，大大进步了化学教员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则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规范，规则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规范和最低规范，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展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对等曾经十分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依旧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粗陋，平均每校只需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特地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普通都能契合规则。一些省市以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运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步完善起来。到了1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10余种，实验教材约1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规范所规则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阅历的化学教员，因而教材质量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契合实践需求，特别是为了增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1940年发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依据地，1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学问中引见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称号、性能，为展开大众卫生运动效劳。

抗打败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规范，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兼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措施，高二化学一概每周上课5小时。

2.高等教育。

191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1921）、厦门大学（1921）、东南大学（1922）、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四川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山东大学（1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1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1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1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整超越。1939年国立院校参与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1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6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6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展开”，《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重生5371人，化学专业的有396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1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步消逝，国内的化学教授岂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01—1952）、萨本铁（1900—1987）、黄子卿（1900—1982）、李运华、张大煜（190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进修。1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1人，因而能够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则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践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常常超越规则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只可供教学运用，而且研讨工作也藉此得以展开。不外，固然国内已有不少部门能够消费化学设备，但大学里特地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简直全部是西文原著，只需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剖析法》、《定量化学剖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弥补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依据作者教学阅历和中国学生特性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特地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运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动。不外，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进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讨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员在授课之余中止各项研讨。1929年，教育部规则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讨讲演，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讨工作的锻炼，实践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年发布的《学校系统变革案》中，明白规则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水平者中止研讨的中央。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讨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讨院。固然早在191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践上它并没有细致的研讨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发布了大学研讨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讨部，以培育化学特地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讨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讨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讨部。这些研讨部的树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进修发明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0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育的研讨生。

固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则，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规范，水平也划一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布置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秀作风，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结构、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曾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停顿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抢先位置的了。

1931年，教育部开端整理课程。1938年发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发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剖析、定量剖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剖析、工业剖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讨讲演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顺应需求又作了修订，如1944年规则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剖析、定量剖析、理论化学、有机剖析、工业剖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结构、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打败利后又于1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曾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1938年规则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0年规则，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剖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剖析、工业剖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位置日益增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构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繁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繁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堵。但是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依旧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分离大学、城固的西北分离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分离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培育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0年开端招生，1943年与延安大学兼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员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他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经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剖析、定量剖析、工业剖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剖析、定量剖析、工业剖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与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消费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应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处置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学术机构与出版物

1.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展开的积极作用，也纷繁仿效，倡议树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呈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人。1907年和1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中止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计划。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讲演》（1908年），不久即告终止。1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讨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相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讨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展开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取得胜利，相继消逝。

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规范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以为随着国内化学研讨的展开，有必要树立一个特地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准绳、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兴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中止了讨论，作出了决议。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树立起来的特地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布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兴隆为目标”，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相似组织的树立树立了模范。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特地的研讨机关也在中国相继树立起来。特地的化学研讨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讨机关、中央性研讨机关、私立研讨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讨机构。它们固然性质各异，研讨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兴办、展开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位置，以及它在从中央到中央、乃至私人中间所惹起的普遍而浓厚的兴味。

国立研讨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讨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讨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讨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实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讨室。中央工业实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剖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品检验外，还努力于工业剖析的改进规范化以及其他工业研讨。而成立于1931年的沁园燃料研讨室，是由金叔初捐款树立的，为留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特别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剖析和物理化学剖析（其中又包含适用剖析、低温蒸馏、溶剂实验、焦性实验、含硫质种类研讨和石油剖析等），为处置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从属于各省的树立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中止剖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应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讨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讨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讨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固然范围较小，经费来源单一，以至时有宽裕，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讨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气，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呈现和展开，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展开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讨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讨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实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自己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讨所，其范围较为庞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讨内容多属于化学，好比中药的提取和研讨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讨工作各有成果，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讨的另一支主要力气。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讨，也能从事应用研讨。1933年到1936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讨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特地刊登化学研讨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兴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端发行，便经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讨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步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1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1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15.4％。创刊于1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1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特地刊登化学论文的刊物，但是质量又不太高。因而在1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讨的人以此为荣。1927年开端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兴办），为国内研讨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而有必要兴办一种范围更普遍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端，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议兴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1933年兴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发明性的研讨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岂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提高”，决议兴办中文刊物《化学》，辅佐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学问、推行化学应用、倡导化学研讨，以宣传报道化学的停顿、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略、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引见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11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1卷1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1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讨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方式登出，积聚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1936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增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议由总干事吴承洛兴办《化学通讯》。1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1941年该职由高济宇（1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1949年出完第1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兴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1934年开端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讨论文以及资料剖析等，选稿较为严厉。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经常刊登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讨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讨所讲演书》（1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实验室讲演》（1931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讨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科讲演》（1931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文科研讨录》（1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1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讨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注重，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名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展开，为中国的化学研讨提供了十分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研讨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讨院化学研讨所集刊》（1931年开端发行，为不定期刊，1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讨院化学研讨所研讨讲演》）特地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讨成果。北平研讨院化学研讨所也于1934年1月起发行相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讨院化学研讨所丛刊》，但最初所**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刊登在《国立北平研讨院院务汇报》（1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讨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实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讨论文。而私立研讨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讨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讨讲演》，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讨所丛刊》（不定期）。1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分离设置、由海王社兴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特地与非特地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范围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讨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展开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HenryAdolph，1890—1952）就开端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ChemicalAbstracts）刊登。1935年，由于国内研讨论文的日益增加，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约请曾昭抡参与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延聘为摘要员。固然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刊登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倾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可谓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严重，它在一定水平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从1927至1941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展开化学工业以处置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水平深邃的研讨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讨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端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