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15世纪起，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及埃及等地已有玻璃器皿的制造。而同为四大古文化的中国，玻璃展开相对较晚，但其共同的玻璃性质及展开进程折射出不同以往的绚烂光辉。即日起台北故宫展出“若水澄华——院藏玻璃文物特展”，是该馆多年来初次以玻璃为主的展览，其中以院藏清宫玻璃居多，分为三大单元：“炼石制器——原始玻璃”“绚素交映——清代宫室玻璃器用”及“镜涵万象——玻璃的光学应用”。走停顿厅，你或许会发现与今日生活息息相关的玻璃原来是这么美。 炼石制器——原始玻璃 玻璃最原始的形态是以二氧化硅为基础，再添加上具有助熔与发色的其他矿物质，经烧结构成玻璃态（非晶态固体结构）。中国目前最早能够肯定的玻璃文物呈现于西周时期，与西方玻璃相比，不只时间上晚许多，连化学性质都有差别。西亚、埃及等地出土的玻璃多为钙钠玻璃，但经学者化验，西周时期的玻璃出土物存在大量的铅及钡，属铅钡玻璃，致使有学者因而以为中国玻璃是独立展开而非受西方影响。 西周至战国时期最常见的玻璃制品有二，一为玻璃珠、一为仿玉玻璃。出土的玻璃珠因常见黏附有多个复色套环，形似蜻蜓眼，而又被称为蜻蜓眼玻璃珠（图1）。无独有偶，蜻蜓眼玻璃珠普遍存在于西亚、埃及等地，时期虽有落差，但形制可说是完整相同，不难推想该制品应是遭到西方玻璃影响所致。但在此之前简直不见玻璃展开的西周时期，又是怎样用与西方不同的铅钡玻璃制造出与西方形制分歧的蜻蜓眼玻璃珠？学者曾在河南等地找到完整不含铅的外来蜻蜓眼玻璃珠，除可佐证蜻蜓眼玻璃珠是受外来影响外，有学者并以为连中国玻璃制造来源都有可能遭到西方启示，取材本地而制造出铅钡玻璃也说不定。大批的玻璃珠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当时应是作为服装缀饰运用。是展除展示蜻蜓眼玻璃珠，还一并展示当时受其影响而连带制造的陶珠。
图1：琉璃珠，战国，台北故宫藏 似玉的特质也让战国至汉代可见有不少以玻璃仿制玉器的作品，是展特别并排展出了两件形制接近的蒲纹璧（图2）供观众比对，不看阐明牌说不准还没能看出其中之一原来是玻璃做的。玻璃仿玉的缘由或许跟其资料获取容易且成原形对较低有关，同时以玻璃仿玉又能够抵达净透等玉器特质，这样的仿制情形直至明代还可见，如曹昭《格古要论》“罐子玉”提到：“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则微有蝇脚，久远不润且脆甚。”
图2：（左）蒲纹系璧，西汉中期至晚期；（右）琉璃璧，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台北故宫藏 西周至汉代的玻璃制造技法以灌注为主，行将玻璃液注入范内铸造而成，而玻璃珠等应是经过缠丝法制胎又粘贴各种套环，少见吹制而成的作品。 绚素交映——清代宫室玻璃器用 中国玻璃的制造由西周开端便持续不时，虽少见元明之际的文物出土，但是清初大学士孙廷铨（1613～1674）著的《颜山杂记》，提及山东博山颜神镇自明代起便是重要的玻璃制造地，可见中国玻璃制造不曾中缀。 时至清代，除民间山东、广州等地，清代玻璃又以清宫外务府造办处玻璃厂制造最为昌盛。玻璃厂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设立于蚕池口，约为法国耶稣会天主教堂东边一带，最初由出身德国的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 S. J.，1655～1720）职掌，并将西洋玻璃制造技法传入中国。从文献可知康熙朝已可制造出单色玻璃、玻璃胎画珐琅、套色玻璃、刻花玻璃等，然今日确知为康熙款的玻璃极为少见。经过雍正朝，玻璃厂的玻璃制造于乾隆朝间臻至巅峰，又以乾隆五年至二十四年尤盛，最主要的原由于传教士纪文（Gabriel-Leonard de Brossard, S. J.，1703～1758）和汤执中（Pierred'Incarville, S. J.，1706～1758）的参与，制造出如满天星斗般的金星玻璃，是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表示。纪文、汤执中相继过世后，玻璃厂的展开走向停滞以至下坡，文献上未再见有传教士进玻璃厂行走，以至呈现乾隆皇帝问下属“做得来，做不来？”下属勉强答道“巴结着成做”的尴尬困境。 在清宫，玻璃被运用在各种中央，如鼻烟壶、花插、宗教用品等陈设品，又如平板玻璃、玻璃罩等适用功用高的对象。除了器形种类繁多，玻璃的呈现方式也相当丰厚，是展中可见有单色玻璃、套色玻璃、镶嵌玻璃、玻璃胎画珐琅、金星玻璃及描金、刻花等技法，具有十足的变更。 单色玻璃为单一色泽，又可分为透明及不透明者，透明者又称“明玻璃”，不透明者又称“涅玻璃”。清宫从康熙朝开端便可做动身色明亮、气泡少的单色玻璃，且颜色多，至雍正朝至少可达30色。颜色艳丽清亮的单色玻璃，犹如在追求宝石的自然色泽，宫中以至会以宝石称号代称玻璃色泽，以至在雍正朝见有玻璃替代宝石作为帽顶（图3）之记载。
图3：料石帽顶，清，台北故宫藏 套色玻璃为复色玻璃，为康熙朝呈现的新的玻璃技法。“套”就是在一种玻璃上加上一种或一种以上其他颜色的玻璃，制造措施有二，一为在玻璃胎上套满另一色玻璃后，再行雕琢花纹；另一种是用经加热过的玻璃棒在胎上做花纹。常见者为以白色玻璃当胎，上套其他的单色玻璃，赵之谦在其著述《勇庐闲诘》称此为“白受彩”。台北故宫藏清乾隆套蓝玻璃水盛（图4），圆口，圆鼓腹，以白色玻璃为胎，上以蓝色玻璃黏出变形螭纹，并于口沿处阴刻有“乾隆年制”款。而套有二色以上的套色玻璃，又被称为“兼套”。
图4：套蓝玻璃水丞，清乾隆，台北故宫藏 另一种清宫首创的玻璃技法为玻璃胎画珐琅，画珐琅通常见瓷胎及金属胎居多，而玻璃胎画珐琅由于珐琅彩与玻璃胎两者熔点接近，温渡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构成胎体凝结变形或未能精确发色等问题，因而现存作品少。据文献，玻璃胎画珐琅应也始于康熙朝，现仅存一件香港私人珍藏、具“康熙御制”款的玻璃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纹杯。而雍正朝的作品也仅存一件，即台北故宫藏玻璃胎画珐琅绿地竹叶纹鼻烟壶。是展则展出几件乾隆朝玻璃胎画珐琅经典之作，如器身特殊的玻璃胎画珐琅福寿折方瓶、具西洋人物形象的玻璃胎画珐琅人物渣斗及小巧精致、富含不祥寓意的玻璃胎画珐琅福寿葫芦小瓶（图5）等。
图5：玻璃胎画珐琅福寿葫芦小瓶，清乾隆，台北故宫藏 与前几者特别不一样的玻璃制品是金星玻璃，因玻璃胎中常见点状、片状、流带状的金色闪烁，犹如夜空中的星斗而得名，文献中又称其为“温都里那石”（aventurine）、“噶什仑”“咖什仑”等。金星玻璃的胎体多为黄棕色，亦见有蓝、绿等色，其上布满的金色光点来自添加于其中的金、银、铜等色。按档案记载，金星玻璃约于乾隆六年（1741）由纪文等人创烧于中国，同时也仅见于乾隆朝，制造技法与其他玻璃不同，先在坩埚内烧制成块料后，再运用琢玉的措施雕琢成器。金星玻璃运用范围广，展场中见有护经板、鼻烟壶、钮子、盖盒等；又有一件金星玻璃灵芝如意（图6）雕琢精密、金星闪烁。
图6：金星玻璃灵芝如意，清，台北故宫藏 除此之外，展场中也可见到刻花玻璃、描金玻璃等。刻花玻璃即在易碎的玻璃名义运用欧洲玻璃研磨（grinding）技法，打磨雕琢出具有深浅阴影的各式把戏，最早见于康熙时期。描金玻璃则始见于雍正朝，为在玻璃名义描画金色花纹的玻璃器皿，最初应也是遭到西洋玻璃的影响，展场即见有时期稍晚来自欧洲18世纪的深蓝玻璃描金画珐琅盒（图7），作为胎体的蓝色玻璃发色地道，盖上以珐琅彩绘有颜色动人的花卉纹饰，并以金彩描画边框。产自清宫的描金玻璃见有清乾隆蓝色玻璃描金葫芦鼻烟壶，胎体呈葫芦形蓝色透明玻璃，以金彩描画葫芦、藤蔓、蝙蝠等，金彩虽略有斑驳，但从现存状态仍可推想当初金彩满布时的华美容貌。
图7：深蓝玻璃描金画珐琅盒，18世纪，欧洲，台北故宫藏 玻璃除了当作主资料设计成各式器皿，也经常以配角之姿出往常其他材质作品上，最常见就是镶嵌玻璃的方式。普通生活用品、发饰，以至宗教用品皆常有镶嵌玻璃的装饰，展场入口处的一件清代铜胎嵌料镶表轿瓶（图8）即吸收了交往观众的眼光。轿瓶最初作为轿内的挂瓶装饰，为一面平整、一面平面的陈设品，材质多变，以瓷制、金属制为多。此件铜胎嵌料镶表轿瓶以金属为胎体，镶嵌有蓝绿色、粉色等各色透明玻璃于轿瓶名义及假花上，灯光下闪烁动人，同时轿瓶中央设有一罗马数字的名义。
图8：铜胎嵌料镶表轿瓶，清，台北故宫藏 镜涵万象——玻璃的光学应用 创建玻璃厂的康熙皇帝，酷爱科学、数学及各式西洋科技。当年他起了兴建玻璃厂的想法，也是由于传教士们进贡多件玻璃器从而引发他的兴味，听说这些贡品中除了华贵的玻璃器皿，还包含了一件小型望远镜。一个能够让人看清远处的玩意儿，肯定惹起皇帝不小的猎奇。学者一再提及，玻璃厂的设立不只是制造出漂漂亮亮的普通生活观赏物品，其实也是制造各式关于数学、天文学等光学仪器。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S.J.，1643～1710）在玻璃厂草创期曾多次写信回国，信中曾提及：“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央求你们立刻从我们优秀的玻璃工厂里选派一至两名优秀的工匠给我们，这些工匠要具有辅佐我们制造与欧洲同等水平的玻璃和群居网的才干，也能制造玻璃镜面；同时选派一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来。”其中请求会制造玻璃镜面，触及科学范畴。 清宫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和科学相关的玻璃制品，包含玻璃镜、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及钟表镜面、平板玻璃等，但是过去玻璃相关展览甚少处置这一方面。此次展览在第三单元特别展陈相关科学玻璃，实属难得。一件18世纪欧洲制西洋显微镜为当中代表，附有两个可收放的镜片。说它是显微镜大家可能会有点狐疑，乾隆皇帝御制诗《咏显微镜》便提到“玻璃制为镜，视远已堪奇。何来僾逮器，其名曰显微。能照小为大，物莫遁毫厘。远已莫可隐，细又鲜或遗”。一件被皇帝称作显微镜的作品能“照小为大”，实质可能较接近今日的放大镜。 王怡文，《典藏·古美术》编辑、《典藏·读天下》特约编辑 图 | 王怡文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杨伯达，《清代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4，页3～16 杨伯达，《乾隆御窑玻璃器》，《上海工艺美术》，1998：3，页18～20 杨伯达，《玻璃器工艺》，《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vol.45，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页16～22 张荣，《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1，页72～80 林姝，《四射光辉突水精——皇家与玻璃器》，《春水秋英——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玻璃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9，页8～26 E. B. 库尔提斯，《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1，页62～71 E. B. 库尔提斯，《文雅的化身——雍正朝玻璃器》，《故宫文物月刊》，2009：9，页62～71 由水常雄，《東洋のガラス》，《ガラス工芸―歴史と技術》，1992，页74～91 由水常雄，《中國の古代ガラス》，《世界ガラス美術全集》，1992，页122～165
典藏专辑|透明诱惑——中国古代玻璃交流与传播的几个面向 典藏专辑 | 皇家御用，流光溢彩——从两岸故宫藏品谈中国古代玻璃器 典藏专辑 | 镜澄千里幻中看——玻璃镜所呈现的中国古代科技与物质文化 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 《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月号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