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3年的一天，在国务院的会议室里，周总理正在讲话，但是一向儒雅温和的总理，今天却怒容满面，声音也比平常高了许多。

“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外交事情！”周总理拍着桌子怒声说，停了一下，他又放低声音说：“真是周门不幸！”

周总理为了何事发怒？他为何又说是“周门不幸”呢？

周恩来总理

震惊中外的“雅典事情”

原来，外交部门出了一件大事，驻希腊大使周伯萍由于工作疏忽闹了一个大乌龙，他误入了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构成了影响一时的“雅典事情”。

1972年，我国和希腊正式建交。1973年初，周伯萍作为首任驻希腊大使来到了雅典。

1973年5月的一天，周伯萍受外交部指令，前往希腊外交部，就约请希腊副相马卡雷佐斯访问中国的事项中止磋商，双方商定了希腊副相访问的细致日期。周伯萍在返回使馆的路上，看到街上警察比平常多很多，他推断应该是左近的驻希腊使馆有重要活动。

周伯萍

周伯萍回到使馆问翻译，有没有收到外国使馆的请柬。翻译赶忙翻看使馆的相关文件，发现的确有一份请柬，是捷克斯洛伐克使馆请周大使参与他们举行的国庆活动。捷克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但翻译误以为是科威特，也就把他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的大使。

请柬上注明的时间是次日，而翻译却在忙乱中并没有看清细致日期，以为就是当天，而当时距离人家的活动终了时间只需十几分钟。所以翻译就对周伯萍说，当日有科威特的国庆活动，还有十几分钟终了，还去不去参与？

这事就有些仓促了，假如不是仓促，正常状况下大使应该看一下请柬，而且应该派司机去探一下途径，然后，才会正式乘车去目的地。但由于当时势情紧迫，担忧赶不上人家的活动，所以这两个程序都省略了。

司机和翻译对周围环境不熟，再加上除了翻译，大家跟周围人言语又不通，所以司机启动汽车以后，就想当然地以为刚才拉着周大使在街上遇到许多警察，想必那个街区就是科威特使馆的位置。于是司机拉着周伯萍和翻译等人，来到那个繁华的街区。

来到街区后，这里依然很繁华，警察正指挥着几辆车进入一个驻雅典外交官的官邸。周伯萍的车子也稀里懵懂被引导到那个官邸里，但是周伯萍却不知道，这个官邸不是科威特使馆，而是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

而周大使在进入官邸的时分，又犯了一个大意的错误，他居然没有看一下大门口的标记，由于驻外官员的官邸都会有本国的国旗和国徽，一看就能辨清其国别。

更巧的是，周伯萍不认识科威特大使，也不认识以色列的外交官。恰巧以色列的外交官正在门口迎客，他也就稀里懵懂地迎上了周伯萍。于是两双不应该握在一同的手，浑浑噩噩地握在了一同。

就在周伯萍跟以色列外交官握手的时分，一位美国记者恰恰在场，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位记者感到十分意外，由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和以色列并没有树立外交关系，于是这位记者问周伯萍：“您来到这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曾经招认以色列？”

谁知翻译又呈现了错误，他把“这里”翻译成了“雅典”。周伯萍十分生气，我来雅典跟招认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以为这位记者是故意寻衅，于是厉声回怼了他。

纽约时报

这位美国记者固然讨了个没趣，但是中国大使到以色列外交官邸访问的事，可是太有料了，于是，他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肆报道中国大使向以色列祝贺国庆。这事很快就传播开来，连雅典的各国大使都知道了，而恰恰是中国的外交官员对此一无所知，周伯萍当然也不时被蒙在鼓里。

后来在捷克大使馆的庆祝会上，很多国度的外交官见到周伯萍，眼神都十分奇特，这令周伯萍莫明其妙。罗马尼亚大使把翻译叫到一边交流了几句，翻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周伯萍就问翻译：“你们说什么呢？”翻译的脸色十分难看，当时就对周伯萍说：“大使，我犯大错了！”

翻译把整个事情的过程向周伯萍阐明之后，周伯萍如梦初醒，他大叫一声“不好”，这是一次严重的外交事故。周伯萍明白当时各方面的反华权力，一定会就这件事大做文章，事实上，他们曾经做了很多文章。与此相应的是，很多阿拉伯国度也会对我国的做法产生疑惑，更重要的是会影响这些国度跟我们的友好关系。

但是事情曾经发作，就要设法尽可能消弭或者减少影响。周伯萍立刻着手处置此事。他首先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度的大使馆阐明事情的真相，告知各国，这件事乃是外交失误所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未改动，中国同阿拉伯国度的友好关系不会因而遭到丝毫影响。

这件事由于是翻译构成的，所以翻译十分后悔，致使于声泪俱下，他最担忧的是会给周伯萍和中国构成不利影响，以至担忧会影响周伯萍的政治前程。翻译员以至写好了血书反省，整个使馆人心惶惶，大家都觉得周伯萍和相关同志一定会遭到严厉处分。

周伯萍没有思索这么多，他立刻向外交部汇报了整个错误的经过，外交部则马上召他回国。于是周伯萍马上乘坐飞机回国，他先向外交部中止反省，并递交反省书，外交部又把事情的全部过程，写成讲演，连同周伯萍的反省书一并呈送周总理。

周总理看过讲演和周伯萍的反省以后，震惊之余，愤恨异常，他说：“美国闹了个‘水门事情’，中国弄出个‘雅典事情’。‘水门事情’的主角是尼克松，‘雅典事情’的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之后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的名义出了一个通报，把这件事定性为“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称这件事“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显然这是依照总理的意见发布的，是总理定的调子，以至连措辞都是总理肯定的。

当时的中以、中阿关系

说起我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其实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利害抵触，从某种意义上，两国以至还有很多共同点。二战时期犹太人和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这让我们两个民族有同病相怜之感。所以民国时期，关于犹太复国，很多人是表示同情的。

特别是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还参与了我们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遗忘的。

一位名叫罗生特的犹太人，先在新四军中担任军医，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做到纵队的卫生部长。还有一位叫希伯的犹太人，参与了山东的抗日斗争，并在日寇的扫荡中壮烈牺牲，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第一次阿以战争的时分，国民政府坚持中立态度。而解放区的报纸以至对犹太复国行为表示支持。

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分，自顾不暇的国民政府，以至招认了以色列。

雅各布·罗生特

1950年，以色列外交部主见向新中国示好，表示假如新中国和国民政府发作分离国席位之争，以色列会把他们的一票投给新中国。特别是以色列的外长夏利特还特地向周总理致电，正式招认新中国。但是我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考量，当时并未跟以色列建交。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度围堵中国，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团结一切被压榨的国度，正因如此，我们制定了团结阿拉伯国度的政策。而且我们跟阿富汗、巴基斯坦相邻，从维护睦邻友好关系的角度动身，我们也应该跟阿拉伯国度搞好关系，更何况我们国内也有穆斯林民族，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内的团结。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我们不只同情，而且把他们的斗争视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当时的以色列逐步亲美，这也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跟以色列在政治制度、认识形态等方面都有庞大的差距，所以那时的中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的基础。

当时我们有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参与分离国，而要参与分离国，就需求朋友的支持，阿拉伯国度数量众多，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可能牺牲这么多朋友，去交好一个跟我们缺乏建交基础的以色列。

我国多次向世界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以色列的很多行为我们都中止了谴责。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关系背景，周伯萍误入以色列外交官邸，绝对是一个政治错误，固然这是无意间犯的错误，但其政治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雅典事情”的处置

1973年5月24日，关于“雅典事情”的讲演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这个讲演是周总理批阅过的，上面有周总理给这个事情下的结论。但是毛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十分宽容，他看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和周总理的指示以后，就在讲演上圈点起来。

毛主席把周总理指示的“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和“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字眼都圈掉了，然后又加上了几个字：“是没有调查研讨构成的”。

讲演中叙说了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上面用的是“认识较好”，毛主席看过之后又给改成了“很好”。经毛主席这么一改，对“雅典事情”的错误定性也就得到了彻底改动。

毛主席

周总理后来又看了毛主席的指示，就在讲演上写了这样一行字：“请外交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评价这次事情的性质。周伯萍同志的检查也依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予鼓舞，请把毛主席的指示在部内传达。以前的通报，也请予以矫正。”

1973年5月20日，就在处置这件事的过程中，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来华访问，周伯萍全程中止了接待。这表明周伯萍并没有由于这次“雅典事情”影响他的工作，更没有影响到他的前程。事实上，这件事之后，周伯萍还先后担任了驻阿尔及利亚以及扎伊尔两国的大使。

等周伯萍忙完了接待工作，周总理特意留下周伯萍跟他中止了一次长谈。周伯萍首先感激总理对他的宽大处置。总理却笑笑：“你要感激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的处置意见。这件事算是划上句号了，这样的结果很好，我很称心。我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外交工作无小事，意义是说外交工作十分敏感，弄不好，小事会酿成大的事故。这件事是一个经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周总理工作如此忙碌，他跟周伯萍居然谈了足足3个钟头，他们从工作谈到生活，又谈到家庭，真是无话不谈。周伯萍后来在他的回想录中称，自己从总理那里遭到深化教育，令他终生难忘。

其实跟同志说话是周总理经常采取的工作方式，他以为只需深谈才干更深化天文解一个同志，也只需深谈，才便于彼此相互了解，才有利于以后的工作和相互配合。周总理跟他身边的很多同志都曾经有过这样的长谈，很多同志敬重周总理也是由于他擅长做这种细致的工作。

固然在对这件事的处置上，周总理的态度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周伯萍对总理依然敬重有加。在总理逝世的时分，周伯萍声泪俱下，他还写了一首诗寄予自己的哀思。

周总理的“周门不幸”从何说起？

周总理听说“雅典事情”以后，反响激烈，这跟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有关。周总理是我国的首任外长，他开创了我国的外交事业，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自己和身边同志的工作请求能够说是一丝不苟，他不允许呈现哪怕一丝一毫的纰漏，他对同志的请求也是很严厉的。

而周伯萍居然闹出这么大一个乌龙，这让一向认真的周总理无法接受，所以他的第一反响十分激烈，他的震怒，也跟这件事的确太过荒唐有关。

1964年周恩来访问苏丹

而周总理脱口说出“周门不幸”，除了是一种心情宣泄之外，也跟周总理和周伯萍的关系有关。诚然，两人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都姓周，而且他们都是宋代文化大家周敦颐的后人。从这一层来说，他们是同宗，周总理说“周门不幸”其实是没错的。

周总理说出这句话后，当时参与会议的国务院一些指导人都留意到了，好比李先念就向周伯萍中止求证，周伯萍对他说，我跟总理没有什么关系，他是淮安人，我是合肥人，我们都不是一个省里的。其实周伯萍坦白了他和总理同宗这一层关系。

周伯萍坦白这层关系是有道理的，周总理终身光明磊落，历来不搞宗派，不拉小集团，而且他自己对这样的人是坚决斗争的。总理和周伯萍固然是同宗，但是他历来没有特别照顾过周伯萍，假如说照顾的话，那就是对周伯萍请求特别严厉，此外再没有别的。周总理的为人就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亲兄弟和侄儿侄女向来也是这样严厉请求的。

那么周伯萍为何会从事外交工作呢？当时我们的外交事业刚刚起步，十分需求人才。而周伯萍原本并不在外事部门工作，他之前长期在粮食部门工作，曾经担任粮食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周伯萍由于政治水平高，才干强，于1964年被调到外交部，他做过坦桑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并担任暂时期办。

人们都知道，新中国跟坦桑尼亚的关系十分密切，组织上派他去掌管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工作，足见对他是何等信任。周伯萍后来多年在欧洲和非洲国度担任大使，都能顺利完成外交部交给的各项工作。抛开“雅典事情”的乌龙，周伯萍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是我党外事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