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恢复青藏高原丝路的样貌

【考古中国】

作者：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中心特约研讨员、考古研讨所边疆考古研讨中心研讨员）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初次提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表演的重要角色；

●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的挖掘，又进一步强化“青海道”对高原文化构成所作出的严重贡献；

●阿里地域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挖掘，出土了时期更早、来自中原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域输入的多重文化要素。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大墓的壁画——仪卫图（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供图

假如回想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展开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途径和主导区域，有自北向南逐步转移的过程，这是古代欧亚地域人类社会对世界认知区域逐步扩展的结果。

北方草原之路是欧亚大陆之间最早开通和运用的道路，从旧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不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发作地带。

途经沙漠—绿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开通稍晚，其标记性事情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在汉唐之间的上千年间，陆地丝路取代草原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一通道在唐代晚期逐步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明时期展开至巅峰，明中后期至清由于海禁政策而逐步衰落。

穿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可被视为陆地丝路的延伸和扩展，其展开过程和节拍也基本与后者相吻合：该道路在两汉时期开端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沿地域启用，至唐代其主体框架构成并展开成熟，唐代之后逐步衰落。其衰落缘由名义上看是由于唐蕃关系的恶化所致，实践上背地的深层缘由则是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昌盛。

青海和西藏的大量考古发现见证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兴衰的整个过程。1982年启动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挖掘，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初次提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表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高原文化构成所作出的严重贡献。近年来挖掘的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域，十年来考古学者们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挖掘，出土了时期更早的、辗转来自中原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域输入的多重文化要素。这些新发现提示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极为险峻的自然环境下，合力打通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共同参与丝绸之路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借助于不同文化的聪慧，来拓展人类在高海拔环境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发明了青藏高原早期文化展开昌盛之奇迹。

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吐蕃时期中亚作风的丝绸。瑞士阿拜格基金会供图

高原北部丝路：从一条“道”到一张“网”

20世纪70年代，在湟水上游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考古学者清算了近600座史前墓葬和182座汉晋时期墓葬，显现该地域的人群活动前后持续达数千年之久。史前墓葬主要为本土的卡约文化遗存，而汉晋时期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物都与中原极为相似，仅保存了少量土著文化要素。

文化传统的转变始于西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运营。从整个青海地域来看，大部分汉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都散布在青海湖以东河湟谷地的农业区。它们的散布轨迹能够标示出一条主要交通孔道——“羌中道”，这示磁骞自西域返回时，为避开匈奴而采用的一条高原通道。但匈奴是羌人的密切盟友，它的一些支系也深化到了河湟谷地。在上孙家寨墓地的乙区，很可能掩埋着一批归顺东汉政府的匈奴贵族。他们的墓葬里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和一件帕提亚波斯作风的银壶，不只标记了他们真实的族属身份，也记载了他们曾经迁移和征战欧亚草原的辉煌过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帕提亚作风镀金银壶。青海省文物考古研讨所供图

开辟青海地域丝绸之路的主要功劳，属于另一个游牧民族——吐谷浑。它是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于公元4世纪辗转迁入青海东部，树立了吐谷浑政权。由于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在黄河之南，因而它所控制的交通要道又被称为“河南道”。依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统治时期，青海丝绸之路日趋繁盛，以至一度取代了河西走廊成为主干道。吐谷浑进而经过长江上游水系打通了西域与南朝政权的联络，持续了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传播统，也大大促进了青海地域经济、文化展开。

固然文献中关于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控制者和中间人的记载十分丰厚，但实践上与之有关的考古发现并未几，因而其都城伏俟城的考古发现更显得弥足可贵。该城址位于青海湖西7.5公里的共和县石乃亥乡，天文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合。2020年考古学者对其中止了新一轮的调查，在早年工作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完好的外围城墙和数量丰厚的夯土建筑基址及砖瓦残块，经C14测年为北朝至隋代遗存，从考古证据上肯定其为吐谷浑都城伏俟城。西宁和乌兰等地还出土了一些北朝时期的波斯萨珊银币、拜占庭金币、丝绸和金银器等，都兰地域的墓葬中还发现过一件精巧的青瓷莲花尊，很可能是来自长江中游的南朝时期遗物。这些发现可视为吐谷浑参与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的实证。

乌兰大南湾墓地出土的拜占庭金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讨所供图

兴起于雅砻河谷的吐蕃王朝在公元7世纪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在阅历了11代赞普、250年的繁荣之后，于8世纪后半期土崩瓦解。吐蕃强盛时期的统治区域，掩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及相邻的河西、新疆和中亚地域，区域统一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发明了条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吐蕃统治时期的丝绸之路并没有衰落，而是被充沛开发和应用，为吐蕃政权效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都兰县、乌兰县及德令哈市境内的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多为唐代中原地域所织造，简直包含了唐代的一切织物种类。另有一部分为中亚和西亚地域织造，以粟特锦居多。一些丝绸上装饰有中亚和西亚的盛行图案，如对狮、对马、对羊、对含绶鸟等，应该是唐朝特地为藩属国度或边疆市场而定制的。墓葬中还发现大量兼有东西方文化要素的遗物，以金银器数量最多、品类最杂，包含鎏金银冠和金杯、镀金银舍利容器、鞍具带饰、日用瓶罐杯碗、棺椁装饰等。除了少量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和金银容器是来自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域的输入品，大部分金银用具应是吐蕃本土制造。从其工艺技术和装饰纹样上看，曾经构成了吐蕃自己的共同作风，其中明显遭到了唐朝、粟特、萨珊和突厥金银器作风的影响。吐蕃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漆器，有的为本地制造，有的可能来自周边的汉文化区，如河西、高昌等地。器物上的文字题记显现，汉人和知晓古藏文的吐蕃人或吐谷浑人参与了这些器物的制造。很显然唐朝的一些先进制造技术输入到了这一区域，构成了本地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吐蕃还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域购入大量玻璃、宝石和半宝石饰物，将其普遍应用于日用器物和贴身饰物上。绿松石装饰特别盛行，成为青藏高原族群独具特征的一种审美偏好。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文鸟兽纹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西藏自治区文物维护研讨所供图

高原丝绸之路的繁盛现象还直观地反映在大批彩绘木棺板画上。这些棺板画上所绘人物的服饰特征、器物外型及生活方式诸方面，都深受中亚地域游牧民族的影响，与粟特、突厥的文化容颜近似，可见吐蕃对这些地域的文化持开放容纳和吸纳融合的态度。

经过剖析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区域散布，我们能够大致对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路网中止重建：从河湟地域的西宁向北，经门源、扁都口至张掖，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干道相接；从河湟地域动身，沿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地域的茶卡、乌兰和德令哈，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北缘，越当金山口抵达甘肃敦煌；从青海湖向西南，经都兰、格尔木、茫崖，逾阿尔金山口入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与新疆的丝绸之路南线相接；从青海湖东南，经共和、兴海、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至玉树地域，渡天通河、逾当拉山口入藏，然后经日喀则、吉隆宗喀，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和印度比哈尔邦。

高原西部丝路：从“物”的传播到“人”的往来

自2012年起，考古学者展开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域象泉河上游的大范围考古工作。这里是汉藏文献记载中的古象雄国（大羊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也是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来源地，在一定水平上代表着西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考古学者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取得一系列严重发现，将这一区域的早期文化容颜及其演进轨迹渐次提示。2018年起，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启动了大范围分离考古，又一批重要遗存如桑达隆果墓地、皮央·东嘎墓地等被发现和挖掘，前者还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发现推翻了人们关于阿里的呆板印象，这块以往被以为是人迹罕至的高寒区域，实践上在古代曾经发明出绚烂辉煌的文化。而其发明辉煌文化的秘诀，在于该区域的古代人群与周边其他较进步的文化之间，不时经过一些不为人知的通道坚持着密切的交往和交流。特别是来自中原地域以丝绸为代表的物品，携带着高度展开的文化的重要信息，输入到这一偏僻区域，深化影响了这一地域文化演进的轨迹，这正是丝绸之路的价值所在。

西藏西部地域与其以西的拉达克、中亚地域和北部的新疆地域，早在青铜时期晚期就曾经树立了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络，这不只在该地域的岩画上有充沛的表示，也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了最新的证据。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证据是在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距今3500年），出土的铜器、彩陶、釉砂和牛羊骨骼，显现出与新疆东部畜牧人群的密切关系。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墓葬中，如皮央·东嘎墓地、聂桑墓地等，呈现一些可能来自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铜器、玻璃珠和贝饰，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向。

考古发往常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象泉河谷的墓葬和遗址数量大增。以曲踏墓地为典型代表，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也愈加丰厚，其中包含黄金面具、红铜和锡铜容器、青铜短剑、带柄铜镜、铜铁饰物及铁质箭镞、匕首和马具等金属器，方背木梳、刻纹木牌、长方形木盘、四足或方圈足木案、纺织用具等木器，竹弓、竹编器、竹杯具等竹器，蚀花玛瑙珠、玻璃珠、红玉髓珠、植物种子珠串、印度圣螺贝饰、黄宝螺海贝等饰珠或饰件，以及大量的粮食和牛、羊、马等动物骨骼。这些物品有着普遍的来源，其中黄金面具、带柄铜镜、铁器等金属器的呈现，反映了西藏西部具有宽广庞大的欧亚大陆文化背景；饰珠类装饰品大多来自印度河上游地域和印度洋地域，显现其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络愈加密切；而竹木器、粮食等物品直接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实践上除了本地能够产出的少量青稞、陶器、食盐、毛织物、畜牧产品之外，大部分物品都源自于周边低海拔地域，它们在高原地域的呈现主要是经由喜马拉雅的河谷通道完成的，其贸易方式属于典型的“垂直贸易”。

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出土的蚀花玛瑙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西藏自治区文物维护研讨所供图

公元2世纪至4世纪，也就是中原的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地域的文化容颜发作了极为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本地域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低海拔地域的“垂直贸易”，以及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物质交流依旧坚持畅通。除了金属器、竹木器、染色毛织物等生活用品外，墓葬中还新呈现了稻米、粟等本地无法种植的谷物。特别值得注重的是，在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和札达县曲踏墓地，以及尼泊尔穆斯塘的萨木宗墓地中，都出土了来自中原汉地的丝绸，特别是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带有“王侯”字样的织锦，暗示本地域对它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有一定的了解。除了丝织品外，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茶叶和漆器，应该也是来自中原的物品。此外，还发现有马蹄形木梳、一字格铁剑、钻木取火器等，都明显遭到了新疆地域汉晋时期墓葬的激烈影响。一些器物带有浓厚的汉式作风，可见中原汉文化在悠远的西藏阿里地域影响力增加。这些汉地物品和汉文化要素的呈现，极有可能是经过丝绸之路“长程贸易”完成的。由于在西藏西部和新疆南部之间，横亘着空阔无垠的无人区，任何交往人群都会面临恶劣自然环境和补给匮缺的双重应战，无法中止分段式或接力式的物品交流，唯有经过有组织、成范围的商队来中止直接贩运。西藏西部在天文位置上靠近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它的一条支线从和田、叶城一带向南延伸，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抵达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然后再沿印度河而上抵达阿里地域。当然，也不扫除从和地步域经过桑株古道、克里雅古道或民丰地域的通道登上高原的可能。在吐蕃时期，这几条道路成为吐蕃进军中亚与和田的捷径，被称为“吐蕃—于阗道”。

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霍巍供图

依据各类物品来源和功用的不同，我们能够将西藏西部地域出土的汉晋时期物品归为朴素物品、贵重物品、稀缺日常物品和本土消费物品四个门类，它们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庞大宽广的文化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由五条重要的河谷通道构成，分别为狮泉河通道、象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吉隆沟通道和卡利甘达基河通道。从辐射范围来看，这一交通网络能够由内到外划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圈层为西藏西部地域，其内部以象泉河谷地为中心，是一小部分物品的产地；第二圈层包含新疆南部、印度河上游地域和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地，是大部分物品的直接来源地；最外圈层为中原地域、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以及南亚次大陆，是一部分物品的最终源头。而从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来看，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开辟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岩画散布区基本标记了青铜时期末期到铁器时期早期的高原通道走向。从大量的墓葬出土物品看，这一交通网络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间得以增强和繁荣，最实质的改动发作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以中原汉地朴素品的输入为标记，彰显出这一交通网络的拓展抵达了史无前例的广度和深度。

固然中原汉地物品出往常西藏西部地域能早至汉晋时期，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吐蕃时期，中原人士才初次抵达西藏西部地域。1990年，考古学者在吉隆县城北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摩崖石刻题记，这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率团第三次出使印度时留下的碑铭。距此15年前，他带团第一次途经此道出使印度，意味着唐蕃古道的全线贯串，他们也成为第一批出往常喜马拉雅地域的中原人士。早在公元405年，僧人法显从中亚地域辗转抵达了佛祖降生地——蓝毗尼（今尼泊尔布德沃尔南部），该地向北正对尼泊尔穆斯塘地域，两地距离200公里，经过卡利甘达基河谷相通联，这是当时中国人经过丝绸之路抵达的距离喜马拉雅山中段最近的中央。

由此我们能够认识到西藏西部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展开阶段和文化交流方式：汉晋时期中原的物产和文化要素经南疆输入，影响到喜马拉雅山北麓地带，这主要是经过东西走向的狮泉河通道完成的，属于“物”的传播；吐蕃时期打通了沿南北走向纵贯整个高原的“东道”，使中原人得以直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道抵达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喜马拉雅深处的诸王国也直接遣使通唐，完成了“人”的直接往来。

丝绸之路的精髓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与容纳，互通与互鉴，而不是隔阂、自闭与排他。正是经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艰险的高海拔地域逐步拓居，并展开出农业、牧业和商业等不同的生业形态，构成大大小小的高原古王国；也是经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高原诸王国才得以在较短暂的时间内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并交通东亚、中亚和南亚，为藏民族和藏文化的构成发明了条件；还是经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汉、藏及其他高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共同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整体。藏文化也由此逐步构成了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交错结构，为西藏在元代被归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XDA20090000〕研讨成果）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