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宋保军

摘　要：新航路开辟之初,旧商路贸易固然遭到较大打击,但并没有自此一蹶不振。事实上,旧商路沿线国度积极应对新航路的应战,努力维护旧商路上的贸易和国度利益。威尼斯、埃及采取外交、军事等行动试图阻止葡萄牙垄断印度洋贸易;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域作战,并实施了一系列复兴旧商路贸易的措施。由于旧商路国度的这些措施以及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又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并与新航路并存、竞争,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展开与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繁荣。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葡萄牙;旧商路;贸易复兴

新航路的开辟历来是中外学界的学术焦点之一。传统观念以为新航路开辟后旧商路*随之衰落,故而学界对新航路开辟后旧商路遭到的影响、旧商路沿线国度对葡萄牙人控制东西方商路的反响以及本阶段旧商路的贸易状况等问题关注较少。国内学界仅有极少数著述只言片语提及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状况[1](P327-329)[2],国外学者的一些著述中为新航路开辟后旧商路遭到的影响和后来的复兴提供了较多史实*,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界,对旧商路沿线国度的反响以及后来旧商路贸易复兴等问题都缺乏系统的特地研讨。故而研讨16世纪旧商路沿线国度对旧商路贸易的认知、政策和影响,其深层次本源与心理动机,特别是深化洞察作为现今中东国度前身的奥斯曼帝国对东西方贸易的态度和政策,还有其在丝绸之路西段起到的重要作用,颇有助于从历史角度认识中东地域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

一、新航路的开辟对旧商路的影响

1498年,葡萄牙开辟了西欧直达亚洲的新航路。尔后,葡萄牙人采取措施封锁旧商路,实行垄断贸易政策，对旧商路贸易带来严重影响。

1505年起,葡萄牙人在东非的索科特拉(Socotra)、基卢瓦(Kilwa)、蒙巴萨、莫桑比克与印度的第乌(Diu)、奎隆(Quilon)、坎纳诺尔(cannanore)和科钦(Kochi)等地树立要塞,1510年占领果阿(Goa)并将其建成驻印度的殖民活动中心。尔后,葡萄牙人陆续控制东南亚的马六甲(1511)、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1521年)和胡格利(Hugli,1537年),并树立据点,从而构成大洋上的葡萄牙贸易网。

同时,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烧毁穆斯林商船,封锁红海和波斯湾入口,阻断旧商路,垄断东西方贸易。葡萄牙人将原经旧商路从亚洲运往西方的大量商品经新航路载回欧洲,从而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一名苏联史家的统计表明,16世纪新航路纯利可达成本的4～5倍[3](P982)。仅在1503年至1506年间,葡萄牙人平均每年输入230万磅(约合1 044吨)货物,其中88%是胡椒[4](P228)。

16世纪初,葡萄牙的政策使旧商路贸易和一些严重依赖这些贸易的国度遭到繁重打击。首先,新航路开辟以后,旧商路的香料贸易量急剧减少。1504年运抵埃及的香料仅够当地消费[5](P326),而威尼斯的香料贸易更面临解体的风险(见表1)。从表1能够看出,1500年后威尼斯人平均每年从亚历山大取得的香料数量比1500年以前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在贝鲁特(Beirut)取得的香料数量至少减少了六分之五。胡椒的减少量要比其他香料的减少量更大。从1508年至1513年,威尼斯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到欧洲的货物数据分别为123.2万磅(约合559吨)、112万磅(约合508.5吨)、132.16万磅(约合600吨)、33.6万磅(约合152.5吨)[4](P229)。这些贸易量明显少于表1所显现的新航路开辟之前威尼斯同亚历山大的贸易量。其次,旧商路香料贸易量的减少惹起香料价钱上涨,进而引发旧商路国度之间的矛盾。例如,随着香料贸易量的减少,埃及为增加税收进步了香料价钱,致使1505年威尼斯和埃及之间爆发了猛烈争持,以至还发作了埃及人炮轰威尼斯船只和两国关系恶化的状况。再次,在旧商路贸易遭到严重影响的状况下,为从事香料贸易,威尼斯元老院于1527年不得不“向葡萄牙国王胡安三世倡议由它承包销售除了葡萄牙自用的部分以外的一切抵达里斯本的胡椒”[7](P816-817)。

表1　威尼斯—东地中海贸易的解体,1496—1506年(平均每年,单位吨)[6](P633)

二、旧商路国度对葡萄牙人垄断贸易的初步应对

葡萄牙人试图垄断亚欧贸易的政策，给旧商路上的威尼斯和埃及等国构成庞大的经济损失,惹起它们的激烈不满。因而,这些国度采取多种外交和军事伎俩对立葡萄牙。

16世纪初,威尼斯向葡萄牙派出一批密探以获取情报。1501年至1505年间,还秘密向埃及派出使节,游说埃及苏丹联手反对葡萄牙的垄断贸易政策。“与此同时,(威尼斯)谍报委员会还任命了一个‘香料贸易委员会’,特地担任挽救如此令人失望的形势。”[8](P1212)埃及苏丹坎苏·古里(Qansuh Al-Ghawri)派遣外交使节到意大利向罗马教皇提出抗议,并要挟说假如后者不阻止葡萄牙国王堂·曼努埃尔(Dom Manuel,1495—1521年在位)“派高舷帆船到印度去的话,他将毁掉耶稣的坟墓并强行让寓居在他们国度中的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除此之外,还要带领他的船队毁掉地中海海岸”[8](P1212-1213)。但是,这些外交伎俩并未取得显著效果。1506年,葡萄牙人击败埃及舰队并在红海左近树立据点。

外交措施并未奏效,威尼斯、印度和埃及开端尝试用军事伎俩维护旧商路。印度和穆斯林国度央求埃及对其军事援助以反对葡萄牙人,威尼斯使节和开罗商人劝说埃及苏丹对葡萄牙采取军事行动。但“埃及在黎凡特地域没有常备舰队”，其在地中海的船只主要用于运输,在红海和印度洋,埃及“只需在奥斯曼和古吉拉特的援助下,才干进攻葡萄牙人”[9](P621)。因而,埃及向奥斯曼帝国寻求军事援助。奥斯曼帝国希望经过援助埃及来确保其东南边疆的保险,也为其在印度洋扩张商业利益发明条件。因而奥斯曼帝国将大量造船原料和铜、铁运到亚历山大并建造舰船,1507年建成了舰队。但是,在1509年的第乌海战中,这支舰队被葡萄牙舰队击败,埃及不得不再次求援。奥斯曼帝国同意辅佐埃及建造一支更强大的舰队,包含30艘帆桨战船和20艘加里昂船(galliots),并委派指挥官和1 500名船员,此外还有500名枪手。随着军事援助的增强,奥斯曼人逐步成为埃及舰队的主体,完整控制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10](P1909)。埃及为此也付出一些政治代价。“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主人,(埃及苏丹)坎苏曾经变成一个求助者,(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变成高尚的施恩者,用他的海军力气把他的影响力和名望扩展到红海”[11](P117),这为奥斯曼帝国降服埃及铺平了道路。

威尼斯、埃及、卡利卡特等国都没有有效应对葡萄牙的要挟。埃及向奥斯曼帝国求助。尔后，奥斯曼帝国成为对立葡萄牙贸易垄断的主要力气。

三、奥斯曼帝国同葡萄牙的战争和复兴旧商路贸易的政策

在军事援助埃及后,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降服了埃及,基本控制了中东地域的旧商路。为了改动葡萄牙垄断政策惹起的旧商路贸易衰退的局面,奥斯曼帝国采取了一系列复兴旧商路贸易的政策。

占领埃及后,“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鸡”,“在东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亚贸易”[12](P121, 123)。为了突破葡萄牙的贸易垄断,打通旧商路,奥斯曼帝国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同葡萄牙人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等几个地域中止长期战争。为打通红海商路,奥斯曼舰队于1517年在陆上火炮的援助下击退葡萄牙舰队对吉达港的进攻[10](P1910)；1525年中止了驱赶红海地域葡萄牙权力的努力；1530年在亚丁树立直接控制权,增强了对红海沿岸的控制。在打通波斯湾商路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在1529年支持巴林民众和巴士拉的统治者共同反对葡萄牙人,1534年占领巴格达,1546年控制巴士拉。同时,奥斯曼舰队摧毁马斯喀特,炮轰霍尔木兹,在葡萄牙人的巴林碉堡旁建造要塞,迫使葡萄牙人于16世纪50年代不再向巴林派出总督。

在印度洋地域,1531年奥斯曼舰队辅佐古吉拉特击退葡萄牙人的进攻,后于1538年和1546年围攻葡萄牙人的第乌要塞。1549年、1554年、1556年、1559年、1580年和1589年等,奥斯曼军队多次同葡萄牙人作战,但葡萄牙的帆船舰队比采用地中海技术的奥斯曼帆桨双用大船更合适在大洋上作战,所以奥斯曼帝国在多次战役中失利。即便如此,奥斯曼帝国在整个印度洋地域长期坚持军事存在,遏制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称霸的野心,并将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延伸到印度部分地域、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岛、东非的马林迪和蒙巴萨。

除了战争方式外,奥斯曼帝国也用和谈方式以确保波斯湾商路畅通。在奥斯曼的军事压力下,1540年,葡萄牙人第一次提出和谈央求。葡萄牙人倡议由他们每年向巴士拉运送250～300吨胡椒,条件是奥斯曼帝国恪守葡萄牙的垄断贸易政策;奥斯曼帝国则主张由穆斯林船只运送更多香料到巴士拉,并且实施印度洋贸易自由的准绳,结果谈判决裂。为了使波斯湾商路畅通,1546年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统治者同葡萄牙的霍尔木兹统治者之间中止谈判,并达成两个港口间自由买卖货物的协议。在16世纪60年代初,奥斯曼大维齐塞米兹·阿里(Semiz Ali)还约请葡萄牙使节到伊斯坦布尔,重开关于双方商人自由贸易的谈判(后来因里斯本和果阿的反对而未达成细致协议)[13](P174, 178, 180)。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关于商路的多次外交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奥斯曼帝国复兴旧商路贸易的第三项措施是与亚齐、法国等结盟并展开贸易。在亚齐的央求下,奥斯曼帝国对其中止军事援助,为其提供了枪炮、工程师和其他军事物资等。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亚齐的香料和其他贵重礼品。对此,葡萄牙人无能为力,致使于最后还放弃了对印度洋的贸易封锁政策[14][15]。此外,1536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签署《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并结盟,其给予了法国商人商业特权[16] (P2-4);奥斯曼帝国还于1540年与威尼斯恢复和展开贸易关系。

奥斯曼帝国的第四项措施是改进旧商路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环境。为管理红海香料贸易,奥斯曼帝国于1525年发布新税法,取消埃及以前的香料配额和价钱垄断政策,实行自由贸易的税收制度,使国度政策“与商人的利益相分歧,以便从香料贸易中获益”[13](P173)。帝国还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欢送基督徒商人来本国从事贸易活动。16世纪后期,奥斯曼宫廷对中央贸易的控制权有所削弱,私人贸易持续增长[13](P196-197),进一步促进了旧商路的繁荣。在贸易环境树立方面,奥斯曼帝国打击海盗,“为港口和陆路提供保险,修建和维护道路与旅馆,给予当地商人相当大的贸易自由”[17](P8),以至派战舰为香料贸易护航和直接参与香料贸易[13](P183-184)。

在奥斯曼帝国实施各项复兴旧商路政策的同时,葡萄牙的衰弱也是旧商路得以复兴的重要客观缘由之一。首先,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舰队垄断印度洋的一切贸易。葡萄牙在亚洲的人数最多时为6 000～7 000人[18](P74)。这些人要分散到前述的11个或更多要塞中,结果每个要塞的人数极为有限。因战争和航海中的自然要素如风暴、疾病等也带来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自16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印度洋力气曾经缺乏以实施其垄断贸易政策。其次,葡萄牙官员的糜烂是旧商路复兴的又一要素。为王室商业利益效劳和官员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招致一些葡萄牙官员同时为私人谋利[19](P26-27)。葡萄牙驻霍尔木兹官员同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官员之间的贸易协议就是官员糜烂的典型事例[13](P178-179)。到16世纪中期时,这种现象曾经十分普遍。穆斯林商人常常经过贿赂葡萄牙官员以突破垄断,保障货物运输畅通。再次,随着与奥斯曼帝国等国抵触的加剧和飞行中商船损失的增加,新航路逐步成为葡萄牙的担负。葡萄牙国王的债务从1544年的近200万克鲁扎多上升到1552年的近300万克鲁扎多。从表2能够看出,16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在好望角航线上的葡萄牙船只数和总吨位数比以前减少了。

总之,奥斯曼帝国复兴旧商路贸易的政策是多元、灵活而全面的。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加上葡萄牙此时衰弱的客观要素,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一定水平上突破了葡萄牙的封锁与垄断,为旧商路贸易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表2　1531—1580年经过好望角航线的船只吨位数[20](P22)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轮船数。

四、16世纪中期旧商路贸易的复兴

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政策“给近东带来稳定的次序,保障了跨肥美新月地带的贸易道路的保险”[21](P177-178),旧商路贸易在16世纪中期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

旧商路贸易的复兴首先表示为香料贸易量的增加。以胡椒为例,途径黎凡特的贸易量自16世纪20年代开端增加,与葡萄牙人重新航路取得的数量相当或更多(见表3)。1560年至1564年间,威尼斯平均每年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口胡椒131万磅(约合595吨)[4](P229),以至超越新航路开辟前的115万磅(约合522吨)[22](P581)。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胡椒贸易曾经恢复到新航路开辟之前的水平。斯蒂恩斯加德(N. Steensgaard)以至以为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大约50%的胡椒和60%的香料输入来自地中海东岸,16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分别增加到75%和80%[23](P155-169, 171)。能够说,随着旧商路香料贸易的复兴,“地中海又从大西洋手中夺回了财源”[7](P821)。

表3　16世纪年均出口到黎凡特和里斯本的胡椒(单位:吨)[24](P62)

注：1591—1600年间里斯本的数据包含未抵达里斯本的香料。

旧商路复兴的另一表示是多样商品在奥斯曼帝国内的流通和城市的繁荣。16世纪中期,从红海运出的商品有精密的羊毛织品、丝绸、黄金、白银和阿比西尼亚奴隶,进入红海的有印度棉织品、靛蓝、瓷器、明矾、香料和药材等。随着旧商路贸易的复兴,阿勒颇成为地中海东部重要的丝绸和香料贸易中心之一,巴士拉也由于波斯湾贸易而繁荣起来[25]。此外,伊斯坦布尔、的黎波里、开罗、亚历山大和大马士革等成为帝国繁荣的经济和贸易中心。贸易的繁荣使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在16世纪就简直翻了一番。

多元化和数量庞大的外国商人参与旧商路贸易是贸易复兴的第三个表示。除了不时是旧商路贸易主角之一的威尼斯人外,更多的法国商人也参与到旧商路贸易之中。法国商人曾于1510年、1518年、1531年和1532年从亚历山大里亚运走香料[26](P154)。1536年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后,法国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商船不时增加,其中香料船只从1535年约20艘到50年后的100～200艘。到路易十三时期,从事东地中海贸易的商船超越1 000艘[27](P464)。1560年,经马赛输入欧洲的香料大约180～300吨(威尼斯进口840吨),1563年为120～210吨(威尼斯进口1 380吨)[26](P166)。拉古萨也积极参与东地中海的香料贸易,并很快成为主角之一。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s)也选择经威尼斯出口黄铜,并且从1558年开端,不再从里斯本置办香料,而是应用拉古萨同东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中止进口贸易[28](P412)。此外,从亚齐和印度来的香料船只也定期抵达红海的吉达港等地[14]。

旧商路贸易复兴后,以至葡萄牙人也试图应用旧商路,由于其感到旧商路更为保险且路途更短。经过旧商路运输的香料侵占了葡萄牙在欧洲的许多香料市场。1546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写信给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者,埋怨红海香料贸易的复兴[14](P416-417)。两年后,葡萄牙被迫关闭其在安特卫普的香料代理店。这意味着“西亚贸易道路的复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28](P412-413)。1563年,葡萄牙人向奥斯曼帝国央求允许他们把自己的货物从印度运到红海,再运到开罗、亚历山大、叙利亚,而不受海关检查[7](P827)。但是,这一请求未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回答。

五、结　语

新航路的开辟并不标记着旧商路贸易的彻底终结。16世纪初,旧商路的确阅历了一段时期的贸易低谷,但是,尔后,由于奥斯曼帝国复兴旧商路贸易的政策和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该世纪中期再次复兴并繁荣起来。从空间上看,东西方贸易从旧商路向新航路的空间转换是以新航路的开辟为起点的,而非以其终了。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和东西方贸易的空间变换是一个长期的、迟缓的和迂回的历史过程,期间充溢着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旧商路国度与葡萄牙的复杂外交和军事斗争。

从旧商路国度的角度看,作为当今大多数中东国度前身的奥斯曼帝国,对连结亚洲和西方的旧商路的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注重。它不只从东西方贸易中取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可或缺的商品,还从转口贸易中取得庞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盘绕商路中止的长期战争给奥斯曼人留下了敌视和抗拒西方文化的心理。奥斯曼帝国担忧并对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对其战略包抄,同时还经过复兴旧商路与葡萄牙的新航路中止猛烈的商业竞争。在奥斯曼帝国诸多维护旧商路贸易动机和政策的促进下,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阅历了复兴和繁荣,奥斯曼帝国也从旧商路贸易的复兴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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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编辑　刘炜评]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Old Trade Routes in Mid- 16th Century

SONG Bao-jun

Abstract:Though the trade of the old trade routes in the Middle East suffered a slumping at the first decade after Portuguese discovered the new sea route to India in 1498, it did not languish from then on. In fact, the states on the old trade routes defended the old trade routes and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actively against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route. Venice and Egypt attempted to stop Portuguese′ monopoly policy of trade on the Indian Ocean by means of diplomacy and military operation; the Ottoman Empire fought against Portugal on the Indian Ocean,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vive the old trade routes.Due to Ottoman′s policies and Portugal′s weakness, the old trade routes revived and prosp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competed with the new route. The revival of the old trade rout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West trade and prospered the economy of the Ottoman Empire.

Key words:the Ottoman Empire; Portugal; the old trade routes; revival of trade

收稿日期：2014-05-1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H032);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2JK0185)

作者简介：宋保军,男,河南南阳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从事欧洲史、中东史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