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易容丨符号达尔文主义及其深思:基于汉字演化生态的符号学 ...

符号达尔文主义及其深思:基于汉字演化生态的符号学解析

摘要

言语被视为人类文化的基础符号体系。长时间以来，西方语音中心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解释言语符号系统。西方学者将表音言语体系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化的标记，而将汉字视为落后、原始的符号形态。固然语音中心曾经成为过去式，但这种符号达尔文主义的逻挥并未被彻底深思。就地道的符号方式特征而言，汉字符号较字母文字更接近于西方符号学家对理想符号的想象。基于对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及在当前新媒介语境下展示的顺应性，尝试提出一种多元的符号文化生态观念，并从历史维度和理想维度回应了过于简化的线性符号达尔文主义。

关键词

汉字:汉字符号学;符号达尔文主义;图像转向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人类称为符号的-动物，从制造和运用符号的角度提示了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人类文化史也常常被视为一部符号演化史，阅历了一个相似生物进化的过程，而贯串这个进化过程的主线是言语符号。在许多传统的符号学家看来，言语符号系统是人类文化最共同也最高级的符号系统。正如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所说，“言语符号系统是一切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固然言语符号的重要性简直是一种共识，但从西方语音中心的立场来说，这种重要性主要指“口头的言语”而非“书写的文字”。索绪尔以为，“后者独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示前者”。众所周知，索绪尔将他的研讨范围界定于“表音体系，且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表音体系”。这种界定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视而不见的西方语音中心传统。黑格尔以为，“拼音文字自由自为地更契合明智的请求……而象形文字言语只需对中国那样肉体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才是合适的”。卢梭持简直相同见地，他将汉字视为仅仅比最原始的描画物体高级的第二阶段，而字母文字对应文化社会和次序。此种文本称之为“符号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并非仅仅来自对汉字文化缺乏足够了解的西方，也来自于受西方启蒙的中国近现代学问分子。

从蔡元培到吴玉章，20世纪初，许多代表中国文化先进思想的学问分子以为，汉字与中国的落后有某种必定联络。这种质疑声音中最极端也最著名的莫过于文学家鲁迅所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尔后，政府还曾两度经过行政力气来推进汉字的拼音化展开。回看历史，汉字消亡论的危机史似乎暂时曾经过去;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论者对汉字的呆板成见似乎也在德里达《论文字学》为代表的论述中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但这种所谓“过去”又并未彻底成为过去。一方面，关于以西方拉丁字母为基础建构的现代符号学理论而言，汉字这种特殊书写方式及其反映出来的基本符号规律依然有待深人研讨;另一方面，汉字消亡危机更多是一个成王败寇的“结果致胜论”。其实质，依旧是达尔文主义幽魂在社会与文化范畴的显现。所谓符号达尔文主义，除承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观，还将符号系统的优劣转化为符号表意效率的适用功用视角，从而将文化符号化约为一种交流工具来看待。正确看待当代汉字在新媒体文化下所展示的生命力，需求深思汉字刚刚过去不久的消亡危机，更需求深思这种附体于符号方式逻辑的达尔文主义。

一、图像理据作为汉字结构的共同属性

在西方言语符号学研讨的传统中，对书写符号注重不够的缘由，是表音言语的书写符号系统缺乏独立性。而在汉语中，文字与语音之间的关系完整不同。孟华指出，“汉字符号学，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立场:它不是把汉字看做汉语或言语学的一部分，而是把汉字看做它在与汉语、文本、图像、实物、标记、仪式等各种符号的异质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独立符号系统，或者说，汉字是看待汉语等其他异质符号的意指方式。”

汉字造字法的代表性观念是“六书”和“三书”。汉字最基础也最原始的造字措施是象形(pictographs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洁油，日月是也”。象形的造字措施接近皮尔斯对像似符号的界定。皮尔斯以为像似符号替代对象的特征是“由于与之相似”。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外形。不外，理想中的符号象形远比径渭分明的“符号三分法”更复杂。同时，需求指出，我们所指的最早汉字—从甲骨文开端曾经不是纯然的图像符号。因而，固然象形是汉字造字的基础措施，但并不都是皮尔斯所说的那种地道的“形象像似”。汉字的像似包含了大量的笼统图表像似的简化。此外，哪怕最基本的象形汉字，同时也必须是规约性的。例多么多表示动物的名词多为象形字。但“龙”是人们想象的神兽，并无实物可对证。汉字“龙”是依据人们想象的“形象”创制。这个形象得到普遍化的运用，显然是一种社会规约行为。因而，汉字符号的理据性与规约性左右开弓。

第二种基本造字法是指事(indicative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许慎《说文解字·叙》)。相关于象形文字，“指事字”倾向于笼统性的符号简化表示。指事的造字法接近于皮尔斯符号分类的“指示符号”。指示符号基于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而指向对象。指事字还包含一部分“图表像似”，例如“三”字。由于象形与指事都包含一定水平的像似关系，因而，学者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将“象形”和“象意”合称为“象形”。

这两种造字法都具有明显的初度理据性。理据性被索绪尔扫除在符号系统之外，并被视为一种偶发现象，但它们却是汉字造字的最基础的措施。在此之后的造字法，很大水平是象形和指事两种造字措施组合衍生的结果。

第三种汉字造字法为“会意”( associative compounds)。“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摄”(许慎《说文解字·叙》)。会意对形态的依赖更弱，自由度更大，能够经过“比方或类比”的措施来完成意指关系。通常需求在运用中加以商定才干完成意义固定化。例如:汉字“酒”由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分别代表“液体”和“容器”。

第四种措施称为“形声”(pictophonetic)。“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许慎《说文解字》);形旁是指示字的意义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形声字是汉字系统化展开的重要阶段，也是加人“语音要素”的阶段。有的字最初是完整象形的，好比“齿”，在战国时期加上了表音的“止”(zhi)部，构成了表“形”和表‘“意”的组合。形声字是汉字成熟的一个重要标记，处置了象形文字无法系统化的问题。就数量上来看，形声字占领了汉字总数的85%以上。

其他两种造字法分别是“假借”和“转注”。假借是“依声话事”，指借用同音的字来表示该字的字义。例如“北”字，借用两人相背来表示。转注，指的是意义或形态上相同或相近的字互引解释。现代汉字学者通常以为这两种并不是原生的造字法，而是字的运用。

因而，唐兰又提出“三书”—“象形、象意、形声”。“形、声、意”三个方面构成了汉字的一切符号理据来源，这三个方面引申的造字法足以解释一切中国文字。其中，“象形”和“象意”都是表明造字与对象之间的“像似”关系，而“形声”即是在前两种造字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表音的组合部分。例如:江、河。

固然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对汉字系统缺乏深人研讨和认同，但他们想象的普通符号系统理论却试图包涵并解释一切人类表意符号。相关于索绪尔理论的对象局限，皮尔斯的符号学以方式逻辑为基础，他从更广义的符号角度动身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圆满符号”观念。他以为圆满的符号应是像似符(icon )、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三种方式“尽可能平均的混合符号”("the most perfect of signs are those in which the iconic, indexical, and symbolic char-acters are blended as equally as possible")。从符号方式来看，汉字符号比字母符号更接近皮尔斯对圆满符号的想象。

二、图像理据与汉字演化的“符号均衡体系”

(一)理据性的自然衰落与符号系统均衡

世界往常有的主要文字系统大都阅历了原初理据的衰落和运用理据的兴起，但它们各自的进程和方式并不相同。赵毅衡指出，中文实践上沿着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从像似符号演化成指示符号，再演化成规约符号。和拉丁字母与象形文字断裂的历史不同，汉字阅历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的渐进演化有一个相对连续完好的脉络。甲骨文中，很多字因象形而残留有较为明显的图像性痕迹。从金文到小篆，这种图像性逐步让位于书写的规范外型。镌刻在金属器皿上的文字排列划一。单个汉字的形态不再用以与对象物发作直接关联。小篆提高之后，汉字的外型系统进人了一个更为稳定的阶段。尔后两千年，汉字的字体变更都是微小的。汉代通行的隶书关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辨认艰难。

汉字符号系统演化史尔后的严重动摇多与“声音”有关系。古代中国汉字没有字母型的注音系统，上古音(先秦两汉)的声训经过汉字同音、双声、叠韵、音转相近来记载汉字的发音。相传唐末守温和尚依据当时汉语声母的实践创制了“三十六字母”。至此，汉字构成了“形、音、意”的三元结构分离体，与皮尔斯符号类型的“像似、指示、规约”有某种不严厉的对应关系。好比，“形”的要素以图像性主导，而“意”着重汉字的指示对象，“音”这个要素倾向规约主导(除了少部分象声词之外)。这种三元结构符号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使得汉字能衔接不同口音的方言，也能传承不同时期的文化，而且具有跨时空的传播才干。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媒介偏倚论”将媒介分为空间和时间两种。其中，声音是一种空间倾向的不稳定传输介质，因而表音文字在历时性过程中趋向不稳定。巴别塔寓言正是字母世界这种分别性的写照。而汉字书写介质的稳定性让这些不同口音之间具有交流的基础。因而，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终间距离，汉字主导的文化一直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在中国历史上，鲜卑、蒙古、满等少数民族曾经人主中原，却不得不学习汉字，以融人汉字主导的文化系统。

(二)汉字符号对完整表音化的“系统免疫”

及至近代，汉字的表音化展开依旧没有停步。这种展开一方面遭到言语符号系统化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也遭到外来言语系统的冲击。在中西交流过程中，汉字的拼音化有了很大展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经过对汉字注音来学习中文，成为汉字拉丁化最初的源头。为了顺应世界潮流，中国人自己也发起了多次拼音化运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是中国人盲目倡导拼音化的开端。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了第一套法定的37个字母注音计划;1928年又发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计划—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的声调。

1931年开端，红色政权区域展开了更为激进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相关于切音字和注音字母的温和改进，拉丁化新文字的目的，是以苏联为模板创制的拉丁字母替代汉字，进而最终废弃汉字。许多文化界人士如前文提到的蔡元培、吴玉章、鲁迅等都支持或直接参与了汉字拉丁化运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变革会议，经过《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变革》的讲演[[16]。中央政府于1956年1月指示，汉字变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外，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了第二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计划。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指出:“《汉语拼音计划》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行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替代汉字的拼音文字。”尔后，汉字全盘拉丁化的呼声仅在电脑引进中国的初期短暂呈现过。随着五笔字型等汉字输人法的发明，计算机的汉字输人速度问题得到理处置。至此，汉字的视觉形态得到保存，规范汉字进人了稳定时期。

抛开历史中的特殊人为要素，汉字符号的生命力异常强大。从符号系统的均衡性来看，似乎对完整拉丁化具有某种“免疫力”。从符号方式来看，汉字符号“形、音、意”构成的均衡状态，接近于皮尔斯所想象的“圆满符号”。赵毅衡以为，三种符号类型各有优点:“像似符号使表意生动直观，指示符号使对象汇合头头是道，规约符号让表意精确有效。”反之弓过火倾向其中一种特质，都会破坏图像符号在释义上的“弹性”。符号均衡观念可作如下解读:·过度像似的符号缺乏释义的“距离”，其极端方式是“复本”;过度指示的符号企图定点过短，又会招致无限衍义的失败，最终使人们失去对符号意义的自由“想象”。第三种，地道恣意武断的规约符号，因其丢弃了原始理据及其运用的历史惯性，而不利于文化符号与“语境”树立充沛关系。彻底放弃汉字符号“形、音、意”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将招致原有系统的整体性解体。汉字对拉丁化的这种免疫力显现出，汉字符号系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自顺应(Self-Adaptation)特性。

(三)视觉符号的自我呈现性:汉字符号的文化衍义与反哺

汉字的“形”还成为它展开出独立艺术方式的条件。汉字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使得这种符号具有强大的自我呈现力，进而构成对汉字文化传承的另一道维护机制。伽达默尔在讨论“纯符号”和具有像似性的“图式表白符号”时指出，由于语词等“纯符号”无法构成对象的摹本，在完成表意之后，其自身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因而“自我消融”。朗格(Susanne Larger)曾提到，“词仅仅是一个符号，在体会对方的意义时，我们的兴味会超出这个词自身，而指向它的概念。词自身仅仅是一个工具，它的意义存在于它自身以外的中央。一旦我们掌握了它的内涵，或辨认出属于它的外延的东西，我们便不再需求这个词了”。这类所指优势符号的表意过程，能够形容为“得鱼忘签”—随着符号表意推进和完成，符号任务就终结、消融了。而汉字作为具有像似性的“图式表白符号”，则具有自我呈现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汉字符号中表示为书法艺术。书法作为艺术保存了传统毛笔和手写的方式，在一定水平上强化了汉字的连续性。书法艺术学习者的锻炼过程，包含对秦以来的篆、隶、行、楷、草诸种字体的重复观摩临习，使得古汉字的书写特征性被这种艺术方式一代代传承。

书法艺术具有的珍藏价值，使得汉字文化历代书写的原貌得以最大水平的保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汉字刻印艺术。由于多用“篆书”字体，印章艺术又称“篆刻”。由于印章的石刻资料与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在技术伎俩与书写方式上都相当接近，很大水平上再现了古代书写方式的特征。此外，印章作为一种装饰性视觉艺术，特别注重图像性表白。其中，肖形印是一种特别突出图像性的特地类型。

由上，汉字符号系统衍生出的这套视觉艺术表意系统，在无形中构成了汉字符号形态传承的媒介和抵御变更的“维护层”。这也是拼音化无法取代汉字的又一重要要素。

现代艺术对汉字这种“形、音、意”符号结构均衡性的突破中止了大胆的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艺术家徐冰的两组作品:一件是《天书》，另一件是《地书》。1987到1991年间，徐冰以汉字笔画为构成“原料”自创四千多个字，而这些字没有一个是可释读的。它们抽掉了汉字的指示性，也抽掉了汉字意义的规约性—由于无人能懂，留下的仅仅是汉字的“视觉性”。这种抽离再次印证，汉字作为一个“形、音、意”的有机系统，无法被拆解开来。2012年，徐冰再次以“字”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简直人人都能读懂的表情包(emoji)视觉符号叙说作品《地书》。地书是由日常运用的图标写成小说。正如艺术家在书中自述，“这本《地书》逾越言语，人人能懂，它对等的看待每一个人”。这走向另一极端的作品抽去了汉字的“形”，保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符号规约—“意”。这些丢弃了汉字“方块字”外形特征的符码固然能作简单表意，却失去了汉字的文化功用，因而只能是艺术家的一次实验品。

汉字符号的张力是由多层面的文化语境构成的复杂体系。它并不简单排斥外来文化或新的事物，而是用它自身的机体消化、吸收、转化并生成新的符号个体。

三、数字媒介文化与汉字图像性的融合

这里所说的新媒介文化，包含了当前数字化展开的两个语境:一是以网络和数字化为背景，特别是Web2.0以来的交互传播，即《连线》杂志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传播”fuel;另一个体往常媒介内容“图像化”—读图的时期，不只包含图像的数量，也包含社会文化景观的基本构成方式。汉字因自身图像理据而与上述新媒介文化发作了巧妙融合，并衍生出具有时期特征的新符号。

(一)原初图像理据的召唤

图像是数字媒体语境下的符号消费需求，而各种设计行业是满足这类需求的主要消费方式。汉字的图像理据特性使得它内在地具有空间构效果果。视觉传达在中国兴起后，与汉字发作了有趣的分离。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在应用了汉字的图像性的同时，也在一定水平上唤起了汉字简直曾经被遗忘于演化历史中的图像性。

现代汉字中象形文字有432个，其中独体字208个。现代设计艺术常借用这些易于辨认的原始汉字来表白图像意涵。这是汉字在平面设计中不同于西方字母文字设计的特别之处。在汉字语境下长大的中国设计师常常会经过现代设计伎俩唤醒汉字中曾经沉睡的原始图像理据。细致的完成方式是多样的，例如中国著名设计师王序擅长用写实的对象物来构成传统汉字，他创作的汉字主题海报:“串”“爪”“丫”“川”系列作品，以未加修饰的自然物作为设计要素，保存原始的质朴与粗暴，试图让阅读者返回到史前象形文字的原点来感受造字的心路进程，以表白对造字先祖聪慧的神往与敬意。

更多状况下，汉字理据性所引发的设计创意并不意味着完整图像化。由于图像常常被了解为“未经符号化处置的自然对象”。假如将对象物直接置于画面而不加额外阐明，观者就无法知道表白的是“真实之物”还是“文字指示符号”。因而，设计者常常是经过某种兼有“文字”与“图像”特征的画面来表白这种“图文间性”。这种“图文间性”有两种典型的方式—“图文拼贴式”和“类文字式”。

“图文拼贴式”是经过图像要素与文字的拼贴组合构成整体画面—这一类我们能够称为“半图半文”。典型案例如设计师韩家英为《天涯》杂志设计的系列封面。他以汉字部首与图像组合构成对杂志理念和作风的诊释。这一作风曾经成为《天涯》杂志与众不同的经典辨认要素。这种拼贴样式的设计图文关系易于辨认，并常常构成激烈的视觉抵触或反讽效果。

另一种战略是“类文字式”，是指设计师对文字中止有保存地图像化处置，既有一定图像化效果，又有较为明显的文字特征。其设计特性在于，图像与文字的有机融合。这种情形，孟华称之为“类文字”或“亚文字”，并将其界定为“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视觉符号，它们具有普通文字的言语指涉功用，但又坚持了图像性而没有完整成为言语的替代品”。最具代表性的是设计师靳棣强的招贴作品。他的作风特征是将汉字的视觉性与水墨画诗意地融合在一同。用水墨画来表白汉字意指对象的形态，并保存汉字结构的辨认性特征，构成天衣无缝的新特征。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回归汉字的原始形态，而是唤起人们对汉字的一种意境和视觉美感。因而，设计师运用艺术化的视觉对象—中国水墨画—作为图像性要素参与画面设计之中。他的招贴设计，唤起汉字原初理据性的同时，赋予画面传统文化意境之美。由此，图与词的抵触得到了最大水平的消解，整个视觉画面在一个更大尺度的格式塔中达成了调和之美。

(二)运用理据与再符号化:读图时期的汉字衍义

汉字的图像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汉字造字规律包含像似性理据;二是汉字作为书写符号的视觉结构特性—我们通常称汉字为“方块字”即是指这种视觉特性。这些特性对汉字与新的设计文化融合产生了直接影响。视觉传达设计者可直接应用汉字的形态特征(而非初度理据)对汉字中止“再语义化”，其原理与原初造字是相同的。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标记设计，·采用了中国印章艺术的“肖形印”手法，同时将北京的“京”字处置为一个奔驰舞动的人体。该作品被命名为“舞动的北京”。这个创意并不是对“京”字原初图像理据的再现。汉字“京”为象形字，转义为“人工筑起的高土堆”，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为“*”。奥运会的标记设计因视觉形象而赋予了“奔驰和舞动”的新含义，是再度符号化的表示。

在拉丁字母中，图像化的设计也很常见，但单个字母意义通常不肯定，因而通常意义不会固定化。与拉丁字母不同，单个汉字的意义相对明白，因而这种图像化的手法就有可能让汉字因新的视觉呈现和重复传播而取得较为固定的新含义。这种状况在网络媒体文化中特别明显。近年，许多古老的生僻汉字被网友们依据字型演绎出新的含义。这种演绎并不是回到原初的某个理据对象，而是依据受众的认知在网络新媒体文化语境中中止投射。特别典型的案例如:汉字“囧”(jiong)为象形文字，像窗户之形而表白“光明、明亮”的意义。这个古汉字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运用频率极低。经过汉字书写的演化，由甲骨文的圆形窗户演化为方形字体，使得这个汉字有了新的视觉特质——一张沮丧的脸，从而在视觉图像性主导的网络文化中被普遍运用以表示“伤心、沮丧、难堪”等意义。其细致用法相似表情符号“●”，并与字母组合成“囧rz”来象形“失意体前屈”，的整体姿势。该字以其象形性在网络上疾速传播，还降生了诸多视觉设计应用，如T shirt、动漫形象等盛行文化设计作品。目前，网络交流平台上“囧”简直成了一个通行字。不只如此，.影视作品的传播，也采用了这种措施迎合受众。2013年中国喜剧电影《泰囧》讲述主人公“困顿”的境遇。显而易见，这里运用的不是“囧”字的转义，而是网民和网络盛行文化对“囧”的新语义。

汉字“圈”的重新赋义代表一批汉字在图像时期参与到网络社交媒体的“类文字”造字运动当中。网络传播与视觉主导的文化共同发明了符号涌现的“文化原子汤”，提供了网民自由创想空间—这是一个人人可能成为仓领的时期。近年一种被称为“火星文”的网络言语在中国大陆盛行开来。“火星文”是对在网络语境下生成的言语符号的戏称，它混合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韩文、日文、英文及各种表情符号、图像符号，还不时夹杂方言等构成的符号综合体。网络上以至提供了“火星文”转换器。例如，输人如下语句，能够经过在线火星文转换器生成一些只需年轻人乐意阅读的奇特混合文字:

火星文是一种未经时间检验的小众群体言语，属于青年亚文化现象。其中，视觉性不只是“火星文”文字的重要规律，也是网络时期的符号涌现动力机制。从文化特质来看，它既吻合了青年人对视觉的直观需求，又因自身的古老渊源而提供了一种共同、另类气质的距离感。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符号特质与当代中国的青少年视觉文化具有内在契合。在英语成为世界性交流工具的同时，汉字在青少年中依旧坚持着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综上，读图时期重唤起了汉字的图像性特征—汉字曾经普遍应用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范畴。自由网络世界更提供了一个汉字初创时期的“原始汤”。汉字的图像性在网络媒体的新创词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融人了网络文化内容的新特质和现代视觉设计的内涵。汉字符号体系正在与图像时期的新媒体文化，融汇成一道新的传媒符号景观。

四、结语:“理想符号”的言说语境

在文化展开史中，汉字符号系统数千年演化历经了朝代更替、文化形态变更、技术改造冲击。在理论史中，东西方都曾以符号形态的功用主义尺度来评价汉字符号的优劣上下。但是，每一种符号达尔文主义都疏忽了这种评价的文化语境预设。从汉字阅历的历史演化和人类文化的见证来看，它以至远远超越皮尔斯仅从符号方式定义的圆满符号。由此，我们应当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汉字作为“理想的符号”，它应是意指汉字符号作为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的“自洽性”。今天，汉字符号的生命力仍在于，它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不时吸纳新兴的文化要素。在图像转向以来的新媒介文化中，汉字展示出的良好顺应性足以佐证这一点。本文无意讨论生物学意义的达尔文主义，更非用一种汉字符号优越论来替代别的优越论，而是旨在阐明，作为文化依托载体的符号能否圆满，不只是指符号方式特征，更是置于文化语境下的言说。

本文刊载自《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三期

（本期编辑：要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