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分辨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论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以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风闻，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 一事的专文，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狐疑，以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讨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 中止较为全面的研讨，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效果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见地。

1

政局背景

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此说极是。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中央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中央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构成了藩镇割据的骚动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时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步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中央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构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岂但没有多少改动、反而进一步展开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矣”（聂崇岐语）。

△ 宋太祖赵匡胤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固然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勋绩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要挟：功高则震主，权大则意外。

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量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不时在禁军中退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固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低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力。“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践上很难发作。

总之，从当时的实践状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用估量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王定国《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后，禁军将帅自恃与太祖有“十兄弟”之谊，又有翊戴之功，故“多偃蹇”，太祖因而训饬道：“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毋或偃蹇。”《铁围山丛谈》卷一载：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防微。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

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其命。

凡此之类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历朝开国之初都曾发作过。处置此事的方式也有不同。《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 时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霸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顾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度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汉高祖是以“夷戮诛杀”为伎俩，唐太宗则以劝诫警示为战略。不同的选择，固然与各自所面临的实践状况有关，同时，更与皇帝自己对政局的估量有关。“五代时期，君主猜疑拥立有功的将帅，常加诛杀”。结果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招致了政局的更大紊乱。宋太祖对宋初政局的估量则极为谨慎和明智。他既看到开国功臣居功偃蹇的一面，同时又以为这与谋反作乱究竟不同，他曾屡屡向赵普指出，“彼等（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必不叛吾”，“必不负朕”。赵普则以“吾亦不忧其（指石守信等）叛”作答。能够看出，君臣二人对当时政局的估量是全面和苏醒的。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当然也会危及统治次序，但与谋反作乱究竟不同。所以，要处置这类问题，也就不用采取“夷戮”功臣的极端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发作，与上述状况无疑有关。

从各种记载看，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要比宋太祖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陈桥兵变”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随即擢升为禁军统帅，“委以兵权”，“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赵普，却身份依旧，十几天后，也只是被授以四品的枢密直学士。《宋史·赵普传》称：“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数年不确），范、王、魏（即范质、王溥、魏仁浦，皆为后周宰相）三人罢相后，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这种布置有战略方面的思索（安抚后周旧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时对文臣不甚注重，以为当不得轻重有无，故不急于调整。有学者以为，“唐末五代，枢密权重，实践上取代了中书门下的位置，行使着中央的权益。正由于如此，五代时的主要辅臣……都任枢密使，即便任宰相，也兼枢密使。宋初……让赵普进枢密院，则是避虚就实，去控制实权的”。此说固是。但问题是，赵普此时仅为四品枢密直学士而非枢密使，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他的实践权益不可能不遭到影响。

从五代以来的政局看，担任枢密使者有两种状况。一种是由文臣充任或兼任，另一种则是“手握禁旅”的禁军将帅兼任。后周末，枢密使由宰相魏仁浦兼任，入宋后未作变更。其实，让魏独留相职，将枢密使一职改任赵普，才是合情合理的布置。宋太祖不做此布置，岂但是对赵普的不公，而且可能会招致禁军将帅兼领枢密使的复杂局面。这种局面一旦构成，赵宋开国集团中文武两派权益不均的状况就会更为严重。赵普作为开国集团中的文臣之首，自然不能对这种情形漠然视之。正是在他的重复论说下，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值得留意的是，“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朝廷实权。后来又“独相十年”，总揽军国大权，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古人常常把“杯酒释兵权”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转机，是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不是没有道理的。

△ 杯酒释兵权

关于“杯酒释兵权”，现存最早的记载，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的《王文正公笔录》：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按赵普此时兴未任相。王曾追记此事，以赵普后来的主要官职呼普，亦不为误）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一直如一。前称光武能顾全功臣，不是过也。

尔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等北宋史籍对“杯酒”一事亦有记载。这些记载，除文辞、情节详略不同外，在有关“杯酒”一事的时间、诸将释兵权后的职务布置等方面亦有分歧。至南宋李焘修《长编》，折衷群籍，修订异同，对“杯酒释兵权”一事始有厘定：在时间上取《王文正公笔录》和《涑水纪闻》，以太祖平定二李之后的七月（即位一年左右）为是；在释兵权的情节上则细致抄撮《涑水纪闻》；而释兵权后对诸将的布置，则又以《王文正公笔录》和《渑水燕谈录》为是。李焘的这一考订是极为严谨的。由于依据宋代的官方档案——《国史》和《实录》记载，石守信等人在建隆二年七月庚午即罢兵权而出守大藩，故“杯酒释兵权”只能发作在此前，决不可能发作在“太祖登位数年”后。另，石守信等既为藩镇，则知《谈录》、《笔录》有关“各守外藩”、“出就藩镇”云云，所言有据。而《涑水纪闻》谓“以散官就第”实误。自李焘考订之后，“杯酒释兵权”一事就有了一个的确可信的底本，成为信史，为后人普遍称引。

2

真伪问题

自本世纪四十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端为个别学者所狐疑。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以为此事“疑点甚多，缺乏征信”。其实，“杯酒”一事固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作为一桩历史事情来说，基本是可信的。主要理由有三点。

一、正如前引《长编》所言，建隆二年七月后，的确免职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确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整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一个经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的问题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不无“戏剧性”，但若放在宋初的政治环境中调查，却又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由于留意政治运作的技巧和措施，尽力营造一种便于处置问题的氛围，正是宋初政治的一大特征，与“杯酒释兵权”相似的事情，当时实不少见。如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简直就是“杯酒释兵权”的一次预演；《长编》卷一正月条和十月条所载“置酒移强藩”和“设宴罢藩镇”，则又能够说是“杯酒释兵权”的再版—— “以冷静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另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所载 “一醉收夺百万缗”，固然在事体上与“杯酒释兵权”稍异，但其基本肉体却极为吻合：

太祖仁爱，能顾全节度使，极有术。天下既定，皆召归京师。节度使竭土地而还，所畜不赀，多财，亦可患也。太祖……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翌日：各以表进如数。此皆英雄御臣之术。

所谓“极有术”、“英雄御臣之术”，无非是考究战略方式，注重政治技巧。这与“杯酒释兵权”（“杯酒论心，大将解印，此何术哉”）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所举诸事，就性质而言，触及到了控制、撤罢藩镇、确立君臣体统、收夺节度使之财等一系列军国大事。这些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轨、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经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弛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作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期依据的。

三、从论者对“杯酒”一事所发出的诸多质疑看，更是大有商榷的余地。

论者狐疑“杯酒”一事的主要理由有二点。第一个“最为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作于此时，恐难令人置信。”

按古代的丧期，依据死者的身份和生者与死者的亲疏，分别有三年丧（即两周年）、期年丧（一周年）、九月丧和三月丧。这是理论上的规则。实践执行时，则依据对上述丧期的有规律的减缩（如“以日易月”，即一天等于一月，三年丧可为24天）来布置丧期。就此而言， 论者所谓的 “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的说法，显然既不契合普通理论上的丧期，又不契合普通成俗上的丧期。

那么，当时能否另有特殊的请求或规则，将杜太后的丧期定作“六月初到七月初”呢？也没有。《宋会要辑稿》 礼三之一载杜太后遗言表明，当时请求皇帝服丧的日期为“以日易月，一依旧制”，行将大丧三年（二周年，即二十四个月）紧缩为二十四天；在京文武百官十三天可释丧服。中央官吏三天即可释丧服。释丧服即标记着丧期已过，故“释服之后，勿禁作乐”。当然，这是太后的遗言。实践执行的状况如何呢？《宋史》卷一二三《礼志》：

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成俗），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二十七日除毕，服吉，心丧终制。从之。七月，太常礼院言：准诏议定皇太后谥……谥曰明宪皇后。九月六日群臣奉册宝告于太庙 ……十月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太庙宣祖（宋太祖之父）室。

杜太后六月二日逝世，按 “以日易月” 的“故事（成俗）”， “服衰三年” 实践只需二十四天。

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故曰：“二十五日释服”，即脱去丧服。这标记着朝廷规则的或曰法定的丧期已过。可见，论者所谓的“从六月初至七月初乃国丧期间”的结论，并无史实依据，不外是人为的延长而已（由于只需将其延长至“七月初”，才干对发作在七月初的“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

当然，二十四天的丧期之后，还有七月的 “上尊谥”，十月的 “葬安陵”和十一月的“神主太庙”。至此，整个国丧才告结束。所以，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六月初二至十一月初四，也可视为国丧期。就这一角度而言，论者将国丧期定为“六月初至七月初”，同样是没有依据的，不外是人为地截短而已（由于在《长编》中，该年八月、十一月均有太祖宴饮群臣的明显记载，故只需将国丧期人为地截止到 “七月初”，才不致于与这些明显的记载相抵触）。

总之，无论从哪一角度看，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都是没有依据的。严厉意义上的丧期，至脱下丧服之日，即六月二十五日已结束；普遍意义上的丧期，则至太后入土为安和灵牌入太庙即十一月间结束。换言之，我们能够说，杜太后的丧期是从六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这是严厉意义上的丧期；也能够说是从六月二日至十一月四日，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丧期。但独独不能够说，杜太后的丧期是“从六月初至七月初”，由于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丧期概念”。

在严厉意义上的丧期内（六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遏止作乐、宴饮。六月二十五日释丧服后，至十一月四日太后下葬安灵，虽仍在丧事中，但除特别盛大的国度“大宴”外，已不遏止普通的宴饮、文娱，前引“释服（丧服）之后，勿禁作乐”即是此意。《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一中的一些重要记载，更可为明证：

（建隆）二年正月二十日宴群臣于广政殿，……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并宴群臣于广政殿。

可见，自六月二十五日释丧服后，七月、十月均有宴群臣于广政殿的活动。广政殿宴饮是局面较大的国宴，仅次于 “大宴”。此等国宴倘频频举行，那么，像七月“杯酒释兵权”时的那种带有君臣叙旧性质的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 王曾《笔录》

论者承认“杯酒”一事的第二个理由是：“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阅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丁谓的《谈录》（《丁晋公谈录》）可谓最早记载太祖、赵普磋商解除石守信、王审琦兵权的书册，但在这册书中，没有触及‘杯酒释兵权’的事。至王曾《笔录》（《王文正公笔录》），始有“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且较细致。至神、哲宗时，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中，则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细致的撰述……至南宋一代，人们又相互剽窃了《记闻》中的内容，有的还擅自增加情节……经过这一系列的转摘弥补，‘杯酒释兵权’，俨然成了一种历史事实了。”

应当招认，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中，某些细节的夸大和渲染肯定是存在的。如在王曾的《笔录》中，“杯酒释兵权”的过程和双方的言谈都较为简单，而到后来的《涑水纪闻》中，则“大事铺张设宴道旧的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距离当事人的时期愈远，记载却愈详，此中显有缘饰。”（徐规先生语）所以，说“杯酒释兵权”的记载“阅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过程”，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这显然不应该成为承认此事真实性的一个理由。由于《笔录》再简，究竟曾经道出了“杯酒释兵权”的基本情节。

至于说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还“阅历了一个从无（丁谓 《谈录》中无）到有（王曾《笔录》中有）的过程”，以为王曾《笔录》中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是“擅增情节”，“无中生有”，则颇值得商榷。

其一，丁谓《谈录》中的确只记载了“释兵权”，而没有王曾《笔录》中的“杯酒释兵权”的情节。但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只比丁谓（公元 966－1037年）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是同代人，故丁、王之书孰后实难遽断（其实恰恰是王氏成书在先，详后）。论者以丁氏《谈录》“早出”为由，责备王氏《笔录》所载为“擅增情节”，似非稳妥之论。

其二，王曾终身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又提任过枢密使，出帅入相，遍历二府，故其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阅历和为人决议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缘饰。而丁谓虽也曾历官内外，但从未拜帅封相、入主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所知未几；其为人又“狡”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即多发自他与王钦若，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故丁氏之《谈录》，固然不用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其实早有定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王曾《笔录》时，即誉之为信史，谓“（王）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信”。而论丁谓《谈录》时，则语尽贬斥，俱为劣评（详下）。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成书实早，而《谈录》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三云：

《丁晋公谈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迭寇癹。又载癹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一定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

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代或余党对丁氏说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刚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按普通学术通则而言，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承认《笔录》中的相关内容，更没有理由以为，“杯酒释兵权”的记载，“阅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

3

效果和意义

宋太祖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中止了几次小范围的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中止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中止过一次。经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具有。建隆二年三月，又中止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而已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而已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庚午条”，记载了其中的四名，即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副点检高怀德、侍卫都虞使张令铎。另据《宋史·罗彦环传》和《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壬午条”记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环、殿前都虞侯赵光义亦在此期间被解除了军职。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需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阐明这种婚姻是有着激烈政治颜色的。这种布置，岂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取得了某种心理均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弭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高兴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顺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停息二李之乱，可谓勋绩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高兴，在中央节度使的岗位上发明出令人注目的政绩。其他被解除兵权的将帅，固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坦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钜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肯定了恰当的角色。

值得留意的是，这批将帅固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依据需求被暂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 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 获马三百匹”。这阐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处置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坚持了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留下了较为普遍的协作余地。前人对此颇多赞扬：

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钜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杯酒释兵权”，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起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处置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专横之谋于杯觞盛行之际”。所以，它的胜利，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一定五代若也。”

△ 黄袍加身

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终了，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构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习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致使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习尚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动。尔后，新选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端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宋史》卷四三九《赞论》曰：“艺祖反动，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元代史学名家袁桷亦云：“杯酒释兵权，此启运立基之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二者立论的角度虽各有不同，但均道出了“杯酒”一事的深意所在。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处置的，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习用的手法。这固然也能够部分地处置功臣对皇权的要挟，但随同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构成繁重的阴影，扭曲和损伤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展开、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化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处置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践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坚持了同皇帝的密切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曾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氛围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氛围，使得宋王朝在其降生之际就包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候。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苏醒， 察觉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尔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候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通通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南宋名臣留正则云：

本朝自古所无者三。 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固然不无炫耀，但也的确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留意的一些变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化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自己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现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颜色在消褪，文化理性的颜色在增加，政治运作的文化化、 理性化的水平大大进步。

这种变更，固然有其深化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范围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化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化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展开，并最终构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更，又必定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原文载于《中国史研讨》1996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