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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理查德的顾问软弱游移，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格外清楚。赫里福德一离开王国，国王对兰开斯特家族权势和财富的猜忌立刻死灰复燃。他明白，格洛斯特一死，兰开斯特家族的制衡力量就不复存在。 现在，这个家族直接威胁到他的王冕和王国。国王获悉，赫里福德与法兰西王叔贝里公爵的女儿订婚，决定阻止联姻，以免堂弟的势力远及外邦。他派索尔兹伯里伯爵出使巴黎，完成这个使命。不久，兰开斯特公爵去世，他必须作出新决定，处置这个富饶的封地。新任公爵根据国王的制诰，要求接管父亲的封地和司法管辖区。但理查德已经得罪此人，害怕加强他的力量。他提请国会委员会，称此事无非国会委托事项的一部分。他借助委员会的权威，撤销制诰，扣押兰开斯特领地。公爵的代理人取得并坚持制诰，国王同样借助委员会的权威，将他逮捕，审判，定为叛徒，仅仅因为他忠诚执行了主人的信托。权力肆无忌惮，一何至此！不过，国王开恩，免除代理人死罪，改为放逐。 新任兰开斯特公爵亨利施政有方，能力出众，颇受公众尊崇。他征伐立陶宛异教徒，以其勇武虔诚更受赞誉。无论什么时代，品质对人类总有极大的影响。在当时，出身高贵最受尊重。公爵在血统、婚姻和友谊各方面都与大贵族关系密切，国王对他的伤害也就伤害了全体大贵族。他借助共同利益，让大贵族同仇敌忾，并非难事。人民必须有一个爱戴的对象，国王的人格未足言此。人民既不爱他，也不敬畏他，甚至反感他的许多举措。格洛斯特公爵死后，人民的爱戴漫无所归，不难转移到亨利身上。人民为他遭遇的不幸而哀叹，为他蒙受的不公而愤慨。众望所归，只有亨利才能恢复邦国失落的荣誉，纠正想象中的弊政。
民情如此，理查德还前往爱尔兰，为堂弟马契伯爵罗杰·莫蒂默之死报仇。马契伯爵是国王的假定继承人，最近在一次遭遇战中死于爱尔兰土著之手。国王一走，就为受到挑衅、野心勃勃的敌人开辟了道路。亨利率领六十名扈从，在纳斯登舟。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他的侄子阿伦德尔小伯爵随行。他们在约克郡的雷文斯帕登陆，立刻受到强大的英格兰贵族、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欢迎。他在这里庄严宣誓，入侵唯一的目的就是继承祖业，收回遭到不公正扣押的兰开斯特公爵领。他邀请在英格兰的所有朋友、所有爱国者赞助他合情合理、温和节制的要求。举国骚乱。各地不满分子纷纷拿起武器。伦敦市强烈同情暴动和叛军。亨利的人马每天前进时都在增加，很快就达到六万之众。 约克公爵监国。他凭借出身的权利，本来有资格凯觎王权。但他资质庸劣，与兰开斯特公爵有天然联系，最终没有冒险犯难，问鼎逐鹿。大贵族或者存心王室，或者支持监国的美意，为其忠贞所动，前往爱尔兰追随国王。理查德的朋友到处都不如敌人强大。但是，约克公爵在圣奥尔班斯集结王师四万，但他们对勤王大业既无热忱，也无忠诚。因此，他留意倾听亨利的消息。亨利恳请他不要反对忠诚、谦卑的求情者收回祖业。监国甚至公开表示支持侄子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他的军队同样报以欢呼。兰开斯特公爵的军队得到他们的支持，更加强大，完全控制了这个王国。国王的一些大臣逃往布里斯托尔，公爵疾驰而至，迫使该地投降。他在民众的呼声催促下，不经审判就立刻处决了被俘的威尔特郡伯爵、约翰·巴塞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
国王得知入侵和叛乱的消息，急忙从爱尔兰赶回。他率领二万大军，在米尔福德－黑文登陆。但这支军队势单力薄，慑于举国同仇敌忾，自身受到叛乱精神的感染，相继逃散。只有残军六千余人追随国王的旗帜。显然，这支小小的军队只会暴露国王，必须抛弃军队，秘密隐蔽起来。 国王逃到安格尔西岛，准备浮海奔爱尔兰或法兰西，等待将来臣民反正或是厌恶兰开斯特的有利时机。亨利明白其中的危险，派诺森伯兰伯爵向国王力陈忠顺之忱。这位贵族凭借欺诈和伪誓，控制了国王的人身，将国王送进敌人手中的弗林特城堡。兰开斯特在暴民的欢呼声中，将国王送往伦敦。据说，伦敦市的录事在路上迎候公爵，以城市的名义恳请他为公共安全计，将理查德和所有被俘随员处决。但公爵为人审慎，在他有能力赶尽杀绝之前，不打算让许多人参与他的逆谋。他以国王的名义发布选举令状，立刻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国会。 对国王最忠诚的贵族要么逃走，要么入狱。英格兰乱世革鼎，总是伴随狂怒和暴行。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没有贵族敢于反对亨利。不难想象，在普遍的乱局中选举下议院，兰开斯特的党羽极端拥护其理由，准备支持首领的任何一个建议，一定会获得胜利。这份令状自身也无意纠正自古相沿的弊端，只用于增加危害公共利益的暴行。因此，兰开斯特公爵意识到大局已定，开始觊觎大位。他和党羽深思熟虑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合适手段。他首先迫使理查德下逊位诏书，但他明白，这个契约看上去无非是暴力和恐惧的产物。虽然开此先例对自己和自己的后人非常危险，他还是计划以子虚乌有的暴政和乱政为借口，在国会中废黜国王。控诉书呈递给国会，包括四十三个条款，枚举理查德的罪名。
如果我们查看这些对理查德极度苛刻的条款，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归在他名下的轻率言辞，全部来源于私人谈话，我们有理由质疑其可靠性。大多数条款都是本朝最近两年的暴政，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属于报复，对象是亲王和大贵族。这些人以前篡夺王权，现在仍然坚持控制和威胁王权。第二类是，违反法律、侵犯人民的一般性特权。但是，前者虽然许多方面不合法，却有国会权威的充分支持。亲王和贵族以前胜利时，对国王及其党羽滥施暴力，国王只不过如法炮制而已。扣押兰开斯特领地其实是根据国会的权威撤销国王过去的恩典。谋杀格洛斯特（虽然亲王罪有应得，秘密处决肯定可以称之为谋杀），是私人行为，没有形成任何先例，并未暗示王室的僭越或武断权力，可以引起人民正当的猜疑。真正的问题其实源于国王没有足够的权力，而不是他野心勃勃。事实证明，国王不但没有威胁宪制，甚至没有执行法律的必要权威。 第二类条款主要包括理查德宿敌制作的一般性事实。国王及其朋友从来没有获准答辩，更难判断曲直。归因于理查德的大多数弊政似乎都是运用武断特权，诸如授权、供应徭役、应用军事法庭、强迫贷款、法外庇护。这些特权虽然经常引起抱怨，但前朝古已有之，后王因袭不改。不过，理查德的非法行径是不是比平时更为频繁，更为暴烈，还是产生于这一朝的软弱，只不过因为党派斗争才被人抓住、放大。时隔多年，我们难以确定。但是，在一个方面，他明显不同于祖父爱德华。终理查德一朝，他没有受到未经国会同意就武断征税的控告。爱德华一朝很少有哪一年不在这方面滥用威权，引起抱怨。但是，或许爱德华宰制人民，辅以审慎过人，能以种种武断特权造福臣民。因而，他的孙子理查德虽然施政远不如他绝对专断，反而引起更多的不满。在这一点上，判断双方孰优孰劣，失之轻率。但可以肯定，兰开斯特公爵提出，国会通过的指控不足以推断国王施政格外不法或暴烈。
针对理查德的指控提交给国会。虽然其中每一项条款都很容易遭到反对，但两院没有审议、核查、辩驳，似乎普遍赞同。人人都受到叛逆与暴行的裹挟，只有卡莱尔大主教一人有勇气为不幸的主君辩护，面对势焰熏天的胜利者申诉国王的理由。品德高尚的大主教在某些论点上过于偏爱消极服从的教条，过多地牺牲了人类的权利。他痛恨乱党肆无忌惮，自然将自己的论证推向极端。 这种无畏无私的举动充分证明：无论他推论的原则是什么，他高贵的心灵远在奴隶的卑劣下贱之上。他向国会陈词，归罪于理查德的一切弊端并非暴政，不过是错误、年轻和顾问的误导所致，拨乱反正远比完全颠覆宪法更容易、更有益。颠覆宪法已经是危险的暴行，它援引的抵抗先例则更加危险。君主发觉处境不安全，就会更加依靠不法和武断的权宜之计。君主实施暴政的主要原因就是臣民倾向叛乱。法律如果保障不了君主的安全，就更不可能保障臣民的安全。 英国政府奠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忠诚准则。这个准则一旦被破坏，邦国各等级的特权都会丧失其力量和稳定性最可靠的基础，绝不会因肆无忌惮的叛乱而巩固。国会废黜爱德华二世，与上述准则格格不入，远不能构成先例，只是成功的暴行实例。这样的罪行在世界上在所多有，深堪痛惜。没有任何确定的准则可以使之正当化、合法化。甚至这个既不可信又不安全的先例也不能为当前变本加厉的狂悖开脱。邦国纷争和惨祸的种子就此播下，子孙不久将食其报。那一次，至少王位继承顺序没有被破坏，嫡系继承人登上王位。人民还有机会忠顺于正统继承人，补赎冒犯先王之罪。国会宣布：兰开斯特先公爵最长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的后裔为王位继承人。他已经留下了后裔。虽然目前他们的党派实力雄厚，威加四海，但不可能赢得人民内心的认同。 如果嗜暴好乱的国民可以颠覆理查德这样善良的在位君主，同样的理由自然也可以复辟合法正统继承人，流血将永无止境。新政府自身没有可以立足的原则，无从保持有智有德者的忠顺。继承权要求纯属强词夺理，连最无知的民众也无法欺骗。胜利从来不能为大逆不道的叛乱提供辩护。人民的同意不能约束君主，他的权威基于正统继承，而不是源于同意。国民无论以什么借口废黜不幸的理查德，也没有理由排斥其完全无辜的合法继承人。兰开斯特公爵未来的政府只会开启恶例，罪上加罪。除了过去的叛乱罪，又增加了排除王室正统继承人的罪。他们根据血统的权利，理应继承王位。何况国会曾经宣示：万一理查德去世或自愿退位，他们就是无可争议的王位继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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