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对话》而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到罗马接受审问,并于次年6月被判终生监禁,开端了长达8年多的囚徒生活,直到逝世。从这时开端直到19世纪,欧洲呈现了不少与伽利略囚禁有关的美术作品,关于我们了解伽利略的这段阅历及其对尔后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 上图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一幅油画肖像,是在佛罗伦萨担任宫廷画家的弗莱芒人苏斯特曼斯(Justes Sustermans,1597—1681)的著名作品之一,创作于1635年,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Le Gallerie Degli Uffizi)。1633年6月,伽利略由于《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 Copernicano ,本文简称《对话》) 在前一年的出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幅画创作时,72岁的他正被监禁于自己位于佛罗伦萨城南阿切特里(Arcetiri)山坡上的别墅里。 同列奥尼(Ottavio Leoni,1578—1630)在1624年为他画的那幅现藏佛罗伦萨马茹切利图书馆(Biblioteca Marucelliana)的素描肖像(图1)相比,画中的他老态毕现,面色惨白,略显憔悴。但他抬眼望向左上方的来光处,眼中仍不失神采和光亮。据美术馆的藏品信息,这幅肖像的委托人是来自日内瓦和巴黎的法学家迪奥达蒂(Elia Diodati,1576—1661)。迪奥达蒂是伽利略后期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620年开端与伽利略通讯,1626年曾在佛罗伦萨与伽利略见面。伽利略被判刑后,他们通讯更为频繁,主要是为推进伽利略著作在意大利以外的出版和传播。1642年伽利略逝世后,迪奥达蒂了解到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 de’ Medici,1610—1670)没有伽利略的肖像,于是大方地将这幅肖像赠送给了他。费迪南德二世对这幅画欣然接受,并珍爱有加。这是目前所知伽利略在暮年被监禁中的第一幅肖像。 图1 列奥尼的伽利略素描肖像 伽利略逝世后,迪奥达蒂还曾计划出版他的全集,可惜未能胜利。直到19世纪,意大利学者费瓦罗(Antonio Favaro,1847—1922)经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完成这一宏愿,完成14卷《伽利略全集》(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的编辑,并于1890—1909年陆续出版,成为研讨伽利略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文集编辑过程中,费瓦罗对伽利略的生平和工作中止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包含伽利略在被判刑后走出宗教裁判所时能否说过“可它[地球]还在动嘛”( E pur si move ) 这句话,结果引出了另一桩关于伽利略暮年肖像画的公案。 依照费瓦罗的考证,这个故事最早出往常意大利文艺评论家兼诗人巴瑞笛(Giuseppe Baretti,1719—1789)于1772年用英文出版的《意大利图书馆》(Italian Library)一书中。在引见伽利略《对话》时,穆瑞罗以诗人特有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写道:“这就是著名的伽利略,就由于他说地球运动,结果被宗教裁判所关了六年,并遭到刑罚。在重获自由的时辰,他望了一眼天,又看了一眼地,跺了跺脚,蔑视地说, E pur si move ,意义是,可它还在动嘛。他说的是地球。” ([1],p.57) 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费瓦罗十分狐疑。但是,1911年,他收到一封来自比利时鲁瑟拉勒(Roeselare)的信。发信人范·贝勒(Jules Van Belle)号称:他藏有一幅名为《狱中伽利略》(Galileo in Prison)的油画,作于1643—1645年之间(图2),其中的伽利略手中拿着一根钉子,眼睛看着监室墙壁;最近,他把这幅画送去做清洁,结果发现当初装框时被折起来很大一部分,内容包含墙面上刻着的一幅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简图,下面还有那句著名的 E pur si move 。依据画上不太分明的签名,范·贝勒认定画的作者是17世纪的西班牙画家穆瑞罗 (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1682)。凭着范·贝勒随信寄来的一张照片,费瓦罗彻底消弭了自己对上述故事的疑虑,并在几份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这幅画的发现加以引见。后来,著名的伽利略研讨权威德雷克(Stillman Drake,1910—1993)也置信了这个说法,并分离伽利略的囚禁过程,对这幅画产生的时间和背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推想。 图2 范·贝勒原藏《狱中的伽利略》 伽利略被判刑后,托斯卡纳公国驻教廷大使尼科利尼(Francesco Niccolini,1639—1650)恳讨教皇原谅伽利略,但遭到拒绝。不外,教皇同意把他的监禁地从罗马改到锡耶纳(Siena),由那里的大主教皮科洛米尼(Ascanio Piccolomini,1596—1671)监管。皮科洛米尼曾经跟随伽利略的好友、数学家卡瓦列里(Bonaventura Francesco Cavalieri,1598—1647)学习数学。伽利略于1633年7月9日抵达锡耶纳。当时,他还未从宗教裁判所判决的阴影中走出来,整夜嚎啕大哭,狂乱地挥舞着双手在住处游荡。但皮科洛米尼为伽利略营造了一个平和的环境。他让伽利略参与各种讨论,并同朋友举行聚餐,好对伽利略中止安抚,让他恢复宁静。他的努力十分奏效,伽利略很快压制住了几个月来的痛苦和焦虑,开端继续《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说话与数学推演》( 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 ,下文简称《说话》) 一书的写作。这种状况惹起了当地一些教士的不满,他们向教皇密告,说伽利略岂但没有被作为犯异端罪的囚徒,反倒被奉为上宾。至少部分的由于这些密报,当尼科利尼在1633年11月13日恳讨教皇允许伽利略回到阿切特里的别墅时,教皇在12月1日同意了这一央求,条件是伽利略要尽少接待客人,并且不得宣讲自己的学说。伽利略因而在12月中旬启程回到佛罗伦萨。 德雷克把这件事同巴瑞笛所讲的那段故事联络起来,也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推测:“在分开对他盛情款待的好朋友皮科洛米尼的时辰——也就是在登上恭候已久的马车之前,他跺了跺脚,可能还挤了挤眼,并说出了那段名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契合伽利略的性格了。”德雷克还推想,为了伽利略的保险,这句话没有被普遍传播,但极有可能在皮科洛米尼家族内部传播,并传到了他弟弟奥塔维奥(Ottavio Piccolomini,1599—1656)的耳中;当时奥塔维奥作为雇佣军驻守在马德里,在听到伽利略逝世的音讯后,他就请西班牙画家穆瑞罗画了这幅画。德雷克最后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往常毫无疑问,那句著名的话在伽利略逝世前就曾经被归于他,而不是尔后一个多世纪才被编造出来以突显他性格的。”([2],p.357) 不外,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利维奥(Mario Livio,生于1945年)对这个故事抱有狐疑[3]。经过长期搜索,他发现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立圣尼古拉斯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 Sint-Niklaas)藏有一幅完整相同的油画。依据该博物馆的档案,这幅画题为《狱中的伽利略》,是弗莱芒画家范·马尔德根(Romaan-Eugeen Van Maldeghem, 1793—1841)在1837年的作品,最初被捐赠给该市的珍藏家费尔施特雷腾(Lodewijk Verstraeten),在1904或1905年入藏该馆。这幅画与范·贝勒的那幅画毫无区别,只不外其中墙上的日心模型和下面的那段名言愈加明晰(图3)。由于1842年和1859年出版的两部关于弗莱芒艺术家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中都列有范·马尔德根这幅画的名字,并且没有说它是临摹品;再加上经过两位西班牙油画审定师的审定,这幅画不太可能是穆瑞罗和他门徒的作品;所以,利维奥基本承认了范·贝勒关于这幅画出处的观念。后来,他又找到了范·贝勒珍藏的那幅相同油画的下落:它于2007年被他的家人经过安特卫普Campo & Campo艺术馆拍卖给了一位私人藏家,细致的审定也未发现该幅作品的作者署名和创作日期。 图3 范·马尔德根《狱中的伽利略》部分 的确,在18—19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伽利略遭到宗教裁判所判刑的故事被人们作为宗教压制科学、神权压制理性的典型事情加以宣传,备受关注,一时间涌现出很多反映这一事情的艺术作品[4],狱中的伽利略也变成了一个颇有吸收力的题材。1822年前后,法国画家劳伦特(Jean-Antoine Laurent,1763—1832)就创作了一幅《狱中的伽利略》(图4),作品被始建于1821年的法国多勒精密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Dole)珍藏。始建于1835年的意大利帕维亚市民博物馆(Musei Civici di Pavia)也珍藏有一幅同样题材的油画(图5),作者是意大利画家本内韦罗(Cesare Della Chiesa di Benevello,1788—1853)。两张画中也都呈现了伽利略手拿绘图工具(前一幅画中是钉子,后一幅画中是圆规),看着墙上的日心肠动模型的场景。由此能够看出,利维奥的质疑的确是有道理的,他所讨论的那两幅《狱中的伽利略》油画看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只不外这样一来,伽利略生前能否真的说过那句名言的事情又变成了一个历史谜案。 图4 劳伦特《狱中的伽利略》 图5 本内韦罗《狱中的伽利略》 回到阿切特里不久,伽利略又遭遭到两大打击。首先,复发的疝气让他疼痛难忍。他向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央求让自己在佛罗伦萨就医,但遭到拒绝,同时收到正告,今后再做相似央求就会遭受入狱监禁的结果。就在他收到这份正告的第二天,也就是1634年4月2日,他最为钟爱的女儿维吉尼亚(Virginia Galilei,1600—1634,教名Maria Celeste)因患急病忽然逝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伽利略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庞大的煎熬。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疝气复发,比一开端愈加严重;我脉搏紊乱,心悸频发;我感到庞大的悲痛和哀伤,毫无食欲;我痛恨自己,不时听到我钟爱的女儿在向我召唤。”([2],p. 360) 但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还是以十分惊人的毅力从这样的打击中挺了过来,继续投入《对话》的写作,并向远在巴黎的迪奥达蒂写信表示,自己一定要出版这部计划已久的著作。1636年,这部著作曾经大部完成。但是,教皇在1633年底曾经命令各地的宗教裁判官,不得为伽利略任何新老著作的出版提供答应。由于这道禁令以及耶稣会从中作梗,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出版该书的计划均未能完成。经过迪奥达蒂的布置,在新教统治下的莱顿兴办印书馆的艾泽维尔(Lodewijk Elzevir,约1540—1617)接下了这个业务,并亲身将第一批书稿带出意大利,最终在1638年6月完成全书的印刷([5],pp. 345—354)。该书立刻成为抢手货,第一批书(估量有50本)于1639年1月运抵罗马出卖,很快被抢购一空,宗教裁判所也未因而书的出版对伽利略施加新的优待。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成立的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的名字就取自艾泽维尔的印书馆。 在完成《说话》的出版后,伽利略的眼睛完整失明。所以,等拿到样书时,他却无法阅读以至看它一眼。在此之后,苏斯特曼斯为伽利略画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幅肖像(图6)。这幅肖像现藏英国国立航海博物馆。依据该馆的藏品引见,其画布背面企图大利文标注有“ No 51./Galile/da Giusto Sustermans /della Casa Pandolfini/a Firenza ”,阐明它出自苏斯特曼斯(Giusto是意大利雇主给苏斯特曼斯起的意大利名)之手,原来属于潘多斐尼 (Pandolfini)家族。该家族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与美第奇家族有世交。佛罗伦萨皮蒂宫(Pitti Palace)藏有这幅画的一个复本,但却是从画框上裁切下来的,其底部裁切过多,剩下的部分只到望远镜的圆口处。另外,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也藏有一个早期复本,是伽利略的学生维维安尼(Vincenzo Viviani,1622—1703)在1661年的赠品。另外,市面上还呈现过两三次其他复本的报道。或许当初苏斯特曼斯曾经认识到这幅画的特殊和可贵,也或许是有多个雇主向他中止了订制,因而他才绘制了多个复本。 图6 苏斯特曼斯的第二幅伽利略肖像 画中的伽利略默默端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右手握着一只自己制造的望远镜,双唇紧闭,双眉微锁,眼光低徊,面色肃然,显显露一丝悲悯和忧伤。同苏斯特曼斯在1635年所作的那幅半身肖像相比,这幅画中伽利略的双眼完整没有了当时的那种光亮和神采,也同他左手戒指上宝石的清澈光亮构成了明显对比。画家或许是想经过这种方式坦率地暗示,此时的伽利略曾经双目失明。 教皇坚持的判决对伽利略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随后提出的种种禁令对伽利略来说也构成了极大的压制。好在伽利略在此之前曾经取得的庞大社会名望,再加上包含托斯卡纳大公和乌尔班八世的侄子、红衣主教弗兰西斯科·巴贝瑞尼(Francesco Barberini,1597—1679)等朋友的调停,他得以在罗马以外接受监禁,并遭到了普通囚徒所难以企及的自由——除了研讨和著述,他还能够自由地同朋友通讯、接待重要来访者、以至继续同反对《对话》的逍遥派哲学家中止书面争辩。除了完成《说话》,他还取得了其他一些新成果,包含对月球物理天平动现象的发现、经过木星卫星表的编制辅佐荷兰政府处置海上经度丈量问题、完成对摆钟擒纵装置的初步设计,等等。 更重要的是,人身监禁并没有真正阻断伽利略的著作和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对话》固然在意大利遭到遏止,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却得到普遍传播,遭到佩里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1580—1637)、毕克曼(Isaac Beeckman,1588—1637)、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费马(Pierre Fermat,1601—1665)等一批“新科学家”的推崇,并很快被翻译成拉丁文于1635年出版。梅森在1634年还对当时已完成的《说话》内容中止了法文翻译和注释,并公开出版。关于教廷的宣判,这些人也都表示出激烈的不满([2],p. 358)。 从这时开端,伽利略事情就变成了罗马教廷压制科学和理性的坏典型。1644年,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出版《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ament of England ) 一书,对出版答应证法令中止了猛烈抨击。书中就把这一事情作为背面教材加以罗列:“上议员与下议员们,或许有人会对你们说:有学问的人非议这项法令的理由都是浮夸之辞,而不是真实的说法。为了避免这一点,我能够把我在宗教裁判所猖獗一时的国度所看到和一切听到的一切复述出来。我有幸和他们的博学之士交往。他们都以为在英国哲学理论是能够自由发抒的,并以为我能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是很大的侥幸。而他们自己却不住埋怨自己的学术堕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自得大利聪慧的光辉一蹶不振。近年来除了奉承奉承之词以外,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我就在这里会晤了年迈力衰的老人——伽利略。他由于在天文学上的见解和圣·方济各会以及圣·多明我会的检察员的思想分歧,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来。”([6],页36—37) 弥尔顿于1638年5月到1639年7、8月间到法国和意大利中止了为期15个月的访问,于1638年7月抵达佛罗伦萨,因而应该是在此时会晤了伽利略。到19世纪,这件事也激起了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如英国画家卢西(Charles Lucy,1814—1873)就创作了油画《弥尔顿会晤伽利略》(The Interview of Milton with Galileo,图7),现藏英国施普利美术馆(The Shipley Art Gallery)。意大利画家伽蒂(Annibale Gatti,1828—1909)则创作了油画《伽利略接待弥尔顿》(Galileo Receives Milton,图8)和《伽利略与弥尔顿》(Galileo and Milton,图9),前者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Welcome Library),后者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Muso Galileo)。到了1912年,意大利雕塑家奥瑞里(Cesare Aureli,1844—1932)还雕琢了《伽利略向弥尔顿展示他的天文仪器》( Galileo Showing his Astronomic Model to Milton ) 大理石雕像(图10为其早期照片,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捐赠给罗马大学。 图7(左)卢西《弥尔顿会晤伽利略》;图8(右)伽蒂《伽利略接待弥尔顿》 图9(左) 伽蒂 《伽利略与弥尔顿》;图10(右) 奥瑞里 《伽利略向弥尔顿展示他的天文仪器》的早期照片 在这类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哈特(Solomon Alexander Hart,1806—1881)在1847年完成的油画《弥尔顿访问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 Milton Visiting Galileo when [He Was] a Prisoner of the Inquisition ,图11) ,该画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画面中,弥尔顿刚刚走进由狱卒翻开的牢门。从装束来看,这位狱卒是一位天主教修士,手里拿着两把庞大的牢门钥匙。弥尔顿右手拿着一本书,书名是意大利文GUIDA di SCIENZE,也就是《科学指南》(图12)。弥尔顿的食指插在书里的某个页面之间,显然是准备就那一页的问题向伽利略讨教,请他提供“科学指南”。同弥尔顿急切前趋的动态相对照,伏案工作的伽利略右手拿着圆规正在静静地中止度量,完整沉浸在思索之中。背景的墙上同样画着一个日心说的模型(图11部分),画得有点隐晦——其中的大圆上没有画出地球,但经过左下角的满月和与它相对180°的中央的弯月,暗示了大圆其实是地球的绕日轨道。之所以画得这么隐晦,应该是为了反响此时伽利略已被迫对日心说坚持禁声的事实。墙边的柜子上摆着一架望远镜,目镜朝上,物镜朝下(图11部分),可能暗示伽利略曾经耐久未用它中止观测。望远镜后的墙上则挂着意大利画家提坦(Tiziano Vecelli,普通被称为Titan,约1488/9—1576)的油画《刺杀殉道者圣彼得》( The Assassination of Saint Peter Martyr )(图11部分) 。画的主题是关于意大利北部隆巴蒂州( Lombardy ) 的宗教裁判官彼得(Peter of Verona,画面中倒地的那位,死后被追封为殉道者圣彼得,1205—1252)的故事,他因在布道中公开将东正教斥为异端而被该派教徒刺杀。哈特把它放在这里,当然大有深意。 图11 哈特《弥尔顿访问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及其部分 图12 弥尔顿手里的书 致谢:本文图12中的书名蒙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家文铮教授辅佐辨认和翻译,特表谢忱! 版权声明:本文原刊于《科学文化评论 》第 19卷 第 2期( 2022): 119-128,《赛先生》经受权转载,略有修订。
[1] Baretti, G.. The Italian Library,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he Most Valuable Authors of Italy[M]. London, 1772. [2] Drake, S.. Galileo at Work: His scientific biograph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3] Livio, M.. Did Galileo Truly Say, “And yet it moes”? A Modern Detective Story[J]. Galilana, 2020, (XVII): 289—296. [4]吕凌峰,朱晓珂. 画家眼中的伽利略审问[J]. 科学文化评论, 2012, 9(4): 80—90. [5] Sober, D.. Galileo’s Daughter: 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 Faith and Love[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0. [6](英)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M]. 吴之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制版|马修 欢送关注我们,投稿、受权等请联络 saixiansheng@zhishifenz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