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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日本名校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一度还是日本一万元纸币上的“封面人物”（1984—2019），其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在当时发行了数百万册，“影响力空前”。 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不过，推崇西方文明的福泽谕吉，似乎一直对中国（清朝）缺乏“善意” 。 他在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中指出， “支（中国）那、朝鲜虽为余（指代日本）邻国，但与其交往时，不必为此而有所偏颇，完全可按照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 简单地说，就是建议 日本政府同西方列强一起“侵略并征服朝鲜与中国”。
日本版《脱亚论》截图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轨迹，还是“蔑视中国”的价值取向，无疑都是中国（清朝）“由衰转衰”的集中体现 （拓展阅读： 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质？ 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前期的“中国观”：批判中国 江户时代的日本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大多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比如德川幕府尊儒学为“官学”，并作为武士阶层追求的“基本修养”得以广泛传播。 换言之，至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之前，绝大部分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将中国视为“文化发达、物质丰富”的强大国家。
江户时代繁华的贸易景象 不过，清朝接连被西方列强击败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日本知识分子们，对过往尊崇并提倡的儒学思想产生了动摇，其中就包含了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在今天看来，他的“抵制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他认为，中国（清朝）之所以陷入落后挨打的不利局面，根本原因在于“ 固守古人之言”，“盲目自大，不去努力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明”。 在《唐人往来》（1864）中，他讥讽道： “...（中国）不擅于变革之国，一千年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根本不知随机应变，盲目自大之风强劲……此次祸端即起于视其国为天下最尊贵之物，甚至不知仿照他国改革国事，盲目自大之病而起。.....”
《南京条约》的签订，让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儒学 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论》中指出，世界有“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之分。其中， “欧洲、美洲富强，亚洲、非洲积弱”。 尤其是中国（清朝）、奥斯曼土耳其和印度，成为了其阐述论点的“反面教材”： “中国（清朝）割地赔款，早没有了“天朝上国”的威风；奥斯曼土耳其被列强瓜分，政府名存实亡，百姓民不聊生；印度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惟一可做之事”就是生产鸦片，毒杀中国人。” 福泽谕吉进一步指出，即便是“文明”， 也分为“外表的事物”和“内心的精神”。 其中，“外表的事物”容易学习，但“内心的精神”的学习很难。对于日本的未来，他认为 “（日本）要想迈入文明国家行列，必须先苦学其内心精神”。
《文明论概率》封面 2）后期的“中国观”：对中国使用武力 19世纪70年代中期，福泽谕吉开始系统学习西方“进化论”，并将这一思想“转嫁”到了国际关系问题上。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有着极为浓重的“优胜劣汰”思想。 比如在《通俗国权论（1878）》中，他如是写道： “亲善条约也好，万国公法也好，虽然好像极为美丽，但只是外表名目，交际之实只为贪权争益。试看古今政界之事实。众人皆知，鲜见贫弱无智之小国依赖条约和公法保全独立….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在他的认知中，世界是弱肉强食的舞台，“武力才能决定一切”。日本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强化军备，并在合适的时机“抢占亚洲”。
《通俗国权论》中文版封面 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对皇室和日本普通民众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不仅认为“智愚由遗传决定”，甚至得出了“ 与其让民众学习知识，不如向他们灌输宗教更有效” 的“惊天暴论”。 从1882年起，他极力宣扬“官民调和论”和“天皇的盛德”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主张皇室应该成为“高尚学问之中心”，民众在政治争论环节“不能危及皇室的尊严和其神圣地位”。
明治维新，让日本快速“起飞” 1883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外交论》。 在文章中，他将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概述为“禽兽相接相互吞食”。其中，吞噬其他国家的是“文明国家”，被吞噬的国家是“半开化国家”或“野蛮国家”。 显而易见，日本的目标是成为“文明国家”。 1884年，福泽谕吉在得知中法战争中南洋水师惨败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东亚的波兰》一文。在文中，他将中国（清朝）比喻为“第二个波兰”，并认为“ 中国（清朝）的亡国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2为福泽谕吉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 对于近邻中国和朝鲜，他在文章中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 他认为，两国是 “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日本）不仅从两国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数。” 他还指出， “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与中国和朝鲜均同处东亚，但已经成长为一个文明国家”，“对于中朝两国，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照顾’，（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国和朝鲜。”
甲午战争浮世绘之双方谈判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在专题文章中将这场战争“赞颂”为“神圣之战争”，还将日本战胜的事实比喻为“梦想已久的胜利”。在中日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将旅顺、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等中国领土“必须收入囊中”，“胃口颇大”。 1901年2月，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复发去世。他去世后， 日本各大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悼词，使他身后“备享哀荣”。 3）结语 面对19世纪日本所面临的困境（ 拓展阅读： 从“脱亚入欧”到“普通国家”，小议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脱困”的唯一方法就是“文明开化”。 站在日本的角度，他的“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等理论，不仅加深了日本普通民众对民族危机的理解，也为“全面倒向西方”扫清了障碍。
“黑船事件”，让日本开始反思 伴随着“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力量即正义”成为了他“文明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对此，日本学者远山茂树（1914—2011，主张按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日本近代历史）指出， “福泽谕吉是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前驱者”。 在福泽谕吉的“理论指导”下，日本先后侵略了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他们的对外侵略，不仅深深地伤害到了亚洲各国人民，也让自己陷入到了战争泥潭，并吞下了全面战败的苦果（ 拓展阅读： 东瀛志：“大东亚圣战”阴影下的日本妇女，要不要为战败负责？ ）
麦克阿瑟与裕仁 当然，当今的国际局势 ，已经与福泽谕吉所处的乱世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日本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因此，对于他宣扬的一系列“暴论”，我们没有必要以“追责”的心态加以批判， 只需以平常心看待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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