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犯皇权：论鲍勋之死

鲍勋是魏朝重臣，且是鲍信之子、勋烈之后，却因构衅曹丕、干犯皇权而惨遭诛杀。

鉴于鲍勋曾得罪郭夫人之弟，因此历代史家往往将鲍勋之死，归咎于其与郭皇后的宿怨；实际考诸史料，可知鲍勋之死的始末因由十分复杂，与郭氏干系有限。

或曰：（鲍信）有功于太祖，何如（鲍勋）得罪于郭夫人。--《三国志集解》

鲍勋的真正死因，在于结党营私，公器私用。鲍勋下狱时群臣众口一词的劝谏则进一步激化了曹丕的猜忌之心，加速了鲍勋之死；而背后反映的乃是士族臣僚与曹魏皇权之间的争衡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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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勋与曹丕的关系探究

诚如学者孙英刚所言，后世之人读前代之史，往往会陷入“倒放电影”的弊端当中——即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下，以结果倒推过程，为历史人物的行为构建逻辑联系，因而扭曲历史真相。《鲍勋传》对传主与曹丕关系的记录，即是如此。

由于后世史官撰写史书是倒放电影，又要保证叙述逻辑和政治正确，严重扭曲了当时的历史画面。--《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

鉴于鲍勋被曹丕所诛，因此《勋传》便不遗余力地强调鲍勋与曹丕的历史恩怨。实际文帝一朝犯颜直谏者并不为少，真正遭到曹丕诛杀者，不过寥寥数人。可知鲍勋之死，绝非单纯出于曹丕挟私报复。

如若探究史料，可以发现曹丕与鲍勋虽然屡有抵牾，但始终对鲍勋委以重任，可知曹丕虽不喜鲍勋之行迹，但亦知鲍勋之忠良，可谓公私分明。

以下略具数例，加以论证。

（1）鲍勋与郭夫人的宿怨问题

建安末期，鲍勋为魏郡西部都尉，其下辖的曲周县吏郭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而郭氏恰好是郭夫人之弟，曹丕遂“数手书为之请罪”，而鲍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因此构衅于曹丕。

（鲍勋）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魏书 鲍勋传》

显而易见，鲍勋“具列上”的对象，乃是时在谯县的曹操，而“具（俱）”则表示鲍勋不仅将郭氏盗窃的罪证交予曹操，连曹丕亲手撰写的求情书信也被一并上报。

毫无疑问，鲍勋刻板的执法方式严重损害了曹丕的政治声望，尤其考虑到鲍勋昔日曾在东宫供职，这一行为便显得更加不近情理。

（建安）二十二年，立太子，以（鲍）勋为（太子）中庶子。--《魏书 鲍勋传》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续汉书 百官志》

曹丕在东宫，鲍勋为太子中庶子

曹丕替妻弟求情，是通过私下途径；而鲍勋将曹丕的求情书信上交曹操，却是通过公开方式，确实有欠考虑。成熟的处理手段，是只上报郭氏盗窃的罪证，而隐匿曹丕求情的书信，如此既可以秉公执法，也不至得罪曹丕。

鲍勋这种铁面无情的做法，当然令曹丕不满，曹丕遂“密敕中尉奏免勋官”，加以回敬。从“密敕”的描述上看，曹丕明显更懂得官场规则，即假手于人，避免公开构衅。

会（广平）郡界休兵有失期者，（曹丕）密敕中尉奏免（鲍）勋官。--《魏书 鲍勋传》

需要特别注意，曹丕虽然令人“奏免勋官”，但他登基之后，旋即擢拔鲍勋为驸马都尉、侍中，这是陪銮伴驾、出入帷幄的近臣，可知曹丕虽与鲍勋有嫌隙，但亦知鲍勋之忠诚。

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鲍）勋以驸马都尉兼侍中。--《魏书 鲍勋传》

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续汉书 百官志》

据此可以明确断定，鲍勋与郭夫人的宿怨，并未构成其仕途的阻碍，因为按照曹丕的狭隘心性，他绝不会愚蠢到令一个眼中钉在面前晃悠（参见他对待曹植党羽杨俊的职位安排，见后文）；因此鲍勋能够担任侍中、驸马都尉，便意味着他与曹丕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曹丕登基之后（220），仍将鲍勋视作东宫旧臣，颇有提携之意。

认识到这一问题，再回过头看《勋传》中的“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便很容易嗅出刻意编排的味道，即史家为了论证鲍勋之死，而将之归咎于传主早年与曹丕的宿怨，造作之意显见。

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魏书 鲍勋传》

（2）鲍勋谏阻曹丕行猎问题

按《勋传》，曹丕受禅后曾外出行猎，鲍勋虽然在事前谏阻，以至曹丕“手毁其表”，但仍能以侍中、驸马都尉的身份随驾出游，可见曹丕对鲍勋的直谏行为也谈不上反感——若曹丕真的厌恶鲍勋，是绝不可能允许鲍勋随驾出行、影响其游玩心情的。

文帝将出游猎，（鲍）勋停车上疏……（文）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魏书 鲍勋传》

照此看来，所谓的“手毁其表”是否确有其事，都需要打一个问号，这或许只是后世史家为了强调曹、鲍二人的历史恩怨，而刻意渲染的史料。陈寿并非魏人，其《魏志》沿袭自王沈《魏书》，王沈党附司马氏，其修史立场亦颇受诟病，史有明载。

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 正史篇》

至行猎途中，曹丕与侍中刘晔探讨“行猎”与“音乐”在娱乐方面的功效，刘晔顺着曹丕的心意表示“猎胜于乐”，而同为侍中的鲍勋则弹劾“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指桑骂槐，毫无人臣之礼，曹丕讪讪不悦，行猎遂草草结束。

（文帝）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鲍）勋抗辞……因奏：“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帝怒作色，罢还。--《魏书 鲍勋传》

文帝问侍臣：猎之为乐，何如八音

按《魏略》，彼时“盛夏炎暑，行者或中暍（即中暑）”，可知鲍勋直言犯谏确实事出有因。因此行猎结束后，曹丕也并未对鲍勋加以惩处，只是将其出为“右中郎将”。

魏文帝猎北邙上，时盛夏炎暑，行者或中暍，鲍勋切谏。--《太平御览》引《魏略》

帝怒作色，罢还，即出（鲍）勋为右中郎将。--《魏书 鲍勋传》

按《续汉书 百官志》，右中郎将与侍中（鲍勋故职）平级，皆为比二千石，且执掌郎卫，属于宿卫系统的一员。中郎系统隶属光禄勋，分为左、右、五官三署（另有虎贲、羽林郎将），如曹丕登基前曾为五官中郎将；可知鲍勋地位依然显赫，只是不再陪銮伴驾。侧面反映出曹丕绝非昏君，公私分明。

右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续汉书 百官志》

（3）鲍勋担任御史中丞问题

按《勋传》，黄初四年（223）陈群、司马懿举鲍勋为“宫正”（御史中丞），曹丕“不得已而用之”，此言恐为事后攀附之语，意在替曹丕诛杀鲍勋寻找论据。

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鲍）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文）帝不得已而用之。--《魏书 鲍勋传》

御史中丞在东汉三公“荣衔化”的背景下，取代御史大夫（司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御史台主，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称为“三独坐”，地位显赫。曹丕若真怨恨鲍勋，怎可能令其先后担任侍中、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将帷幄、宿卫、监察之任拱手相付？

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后汉书 宣秉传》

若曹丕真想诛杀鲍勋，根本不会把他留在洛阳，直接丢到外任，之后找借口处死即可。例如曹植党羽杨俊，便是在南阳太守任上被冠以“市不丰乐”的罪名遭到处决。

（杨俊）称临菑（曹植）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驾至宛，（曹丕）以巿不丰乐，发怒收（杨）俊。--《魏书 杨俊传》

曹丕盛年即位，政由己出，宗室、外戚皆畏其威势；他违众诛杀杨俊时，群臣“叩头流血”亦不能止，可谓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怎可能被陈群、司马懿逼至“不得已”？

（孙）权尝从容问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诸卿以为如何？”--《吴录》

（曹丕）发怒，收（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魏书 杨俊传》

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曹洪）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魏书 曹洪传》

文帝以曹洪舍客犯法，下狱当死

且按《勋传》可知传主在御史中丞任上履职长达两年（223-225），因此这一任免必定出自曹丕本意，至少曹丕是认可这一方案的。

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鲍）勋为宫正……（黄初）六年秋，帝欲征吴，群臣大议，（鲍）勋面谏。--《魏书 鲍勋传》

一言蔽之，黄初六年（225）之前的鲍勋，不过是寻常的犯颜直谏之臣，且被曹丕视作东宫旧人，多有回护。

孙邕事件始末探讨

孙邕案是鲍勋之死的导火索，事件隐藏细节颇多，既掩盖了鲍勋的劣迹，亦丑化了曹丕的形象。

事件背景是曹丕伐吴失利（225），自寿春还洛阳，经过陈留郡界，遂筑营于此。鲍勋时为“治书执法”，随驾从征，陈留太守孙邕因事欲见鲍勋，遂“邪行不从正道”，即未走大道，而从小路穿营而过，违背了军法。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魏书 鲍勋传》

按律，孙邕当死，但鲍勋却以“堑垒未成”为借口，利用其司法官的权势遮掩此事，还做通了举报人刘曜的工作，令其放弃举报，暂时弭平此案。

军法，营垒已成而妄行其中者，杀。--吴金华

（鲍）勋为治书执法……（孙）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鲍）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魏书 鲍勋传》

在鲍勋的逻辑中，“堑垒未成”便意味着临时性质的防御工事不能算作真正的“营垒”，因此孙邕穿行而过，不算违背军法。其实彼时虽然“堑垒未成”，但工事周边已“立标埒”，因此鲍勋的说辞，颇有巧辩之意。

更加讽刺的是，大军还洛之后（226），鲍勋却过河拆桥，倒打一耙，反过来举报刘曜，欲免其官。刘曜不甘受辱，遂捅出旧案，告发鲍勋徇私枉法。曹丕闻讯大怒，痛斥鲍勋“指鹿作马”，将之罢官下狱。

大军还洛阳，（刘）曜有罪，（鲍）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文帝）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魏书 鲍勋传》

从时间背景看（226），彼时曹丕刚刚班师，且伐吴无功，士气颓丧，理应加强营地戒备，“堑垒未成”显然不能成为孙邕“不从正道”的理由，因此鲍勋徇私枉法，不仅是个人私欲的体现，也侧面增加了营地守备的隐患，威胁到曹丕的人身安全。

且鲍勋事前（225）便阻挠伐吴，事后又回护犯法之人（孙邕），甚至信口雌黄，打击举报者（刘曜），这无疑会令曹丕怀疑鲍勋的忠诚之心与政治立场。

六年秋，（文）帝欲征吴，群臣大议，（鲍）勋面谏。--《魏书 鲍勋传》

文帝欲征吴，群臣大议，鲍勋面谏

从某种意义上讲，鲍勋此前虽屡次冲撞曹丕，却能始终留在洛阳，且居于最高权力阶层，是因为曹丕相信鲍勋的犯谏之举，纯粹出于公心。而鲍勋在孙邕案中的表现，可谓执法标准混乱，私心暴露无遗，再无借口赦免，甚至会令曹丕怀疑自己之前所托非人，识人不明。

需要特别注意，孙邕事件仅是鲍勋之死的导火索，而非核心原因。因为从后续记载看，事件核心人物之一的孙邕并未遭到严惩，此人在明帝、齐王时代还入朝担任过侍中，可见“穿营”事件的后果并无想象中严重，因此鲍勋之死，另有原因。

（卢）毓举常侍郑冲，（明）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举吾所未闻者。”乃举阮武、孙邕，帝于是用（孙）邕。--《魏书 卢毓传》

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荐（管）宁。--《魏书 管宁传》

鲍勋之死

鲍勋之死的真正原因，在于士族与皇权的博弈争衡。从记载上看，鲍勋下狱后，士人集团的偏袒之心、进谏之举，已近乎逼宫，极大强化了曹丕的杀意。

（1）鲍勋的士族身份

鲍勋出身高门大姓，是士族集团的代表人物。其家族源自司隶校尉鲍宣之后；其祖父鲍丹在东汉为侍中、少府；其父鲍信为破虏将军、济北国相。

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也，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魏书 鲍勋传》

（鲍）信父（鲍）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显。少有大节，宽厚爱人，沈毅有谋。--王沈《魏书》

按王沈《魏书》，泰山鲍氏“世以儒雅显”，可知必有家学传承，应入士流。另外由于鲍信亲善曹操且死于国事，因此鲍勋同时兼备了士族代表与勋烈后裔的双重身份，显赫无比。

在鲍勋下狱之际，为其请罪的臣僚有：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

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魏书 鲍勋传》

钟繇、陈群、辛毗皆出自颍川大姓（颍川辛氏祖居陇西，在凉州亦为著姓）；卫臻之父卫兹“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关东起兵时，卫兹又“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荥阳”，亦是高门豪右；华歆为青州冠冕，号称“龙头”；高柔为袁绍之甥，家族传承可以追溯至王莽时代。

（卫）兹字子许。不为激诡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虑渊深，规略宏远。为车骑将军何苗所辟，司徒杨彪再加旌命。--《先贤行状》

（高）靖（即高柔之父）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为淮阳太守所害，以烈节垂名。--《陈留耆旧传》

（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魏略》

华歆与邴原、管宁号为一龙，歆为龙头

上述诸人不仅位尊爵厚，且皆为高门望族之代表，此刻他们联名上表援救鲍勋，无疑是同气连枝，携手施压；对曹丕而言，如此行径近乎逼宫。

（2）刑罚议定的偏袒性

彼时魏朝的高门士族不仅极力替鲍勋请罪求情，在司法层面的回护之意亦不加遮掩。

士族替鲍勋请罪的理由是“勋父信有功于太祖”，可知士家大族亦知鲍勋欺君，罪无可恕，因此无法替鲍勋做无罪辩护，只好搬出鲍信、曹操等先辈人物，借此向曹丕施压。

太尉钟繇、司徒华歆……等并表“（鲍）勋父（鲍）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魏书 鲍勋传》

鲍勋是东宫旧臣，曹丕将之下狱，本有以儆效尤的意味，群臣若能体恤圣意，便应从严执法，将赦免之权交予皇帝；但曹魏的司法系统却对鲍勋百般回护，越俎代庖，令曹丕难堪至极。

一审时，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二审时，廷尉三官改判：“罚金二斤。”从判决结果来说，廷尉高柔对鲍勋已有所回护，廷尉三官（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更是得寸进尺，皇帝钦点的罪犯被以“罚金二斤”的处罚方式草草结案，近乎罚酒三杯。

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駮：“依律罚金二斤。”--《魏书 鲍勋传》

从出土文物来看，“金二斤”的实际体积大约就是半个巴掌大小的金饼，具体形制可参考两汉陪葬品中的马蹄金。按鲍勋之父鲍信在初平元年（190）起兵时便能够“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堪称富甲一方；可知“罚金二斤”对鲍勋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鲍）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王沈《魏书》

（3）十鼠同穴

廷尉府颠倒黑白、得寸进尺的行径大大刺激了曹丕，令其出离愤怒，痛斥鲍勋与廷尉三官为“鼠”，并将一众赃官、污吏统统下狱，美其名曰“十鼠同穴”。

（文）帝大怒曰：“（鲍）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魏书 鲍勋传》

其实不仅是廷尉三官遭到严惩，连廷尉高柔都未能幸免。按《柔传》，传主于黄初四年（223）已是廷尉，在黄初七年（226）却被记载为“守廷尉”，应是因此案遭到曹丕迁怒而被夺官，以罪臣身份代理廷尉之职。

（黄初）四年，迁为廷尉。--《魏书 高柔传》

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魏书 鲍勋传》

从“十鼠同穴”的辞令语气来看，曹丕已将廷尉三官视作尸位素餐、公器私用的蟊贼，侧面反映出魏朝的司法系统已被士族侵蚀渗透，乃至皇帝的意志都难以推行——彼时曹丕“欲诛鲍勋，而（高）柔固执不从诏命”，曹丕无奈，被迫将高柔诱至他处，派遣皇使赴大理寺秘密处决鲍勋。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高）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同“承旨”）至廷尉考竟（同“拷竟”，即处决）勋，（鲍）勋死，乃遣（高）柔还寺。--《魏书 高柔传》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杀人活人，天子之柄。曹丕身为开国之君，想要处决一个欺君之臣，竟然如此曲折，简直闻所未闻。

鲍勋在文帝世（220-226）曾谏阻曹丕伐吴，陈群在明帝世（226-239）亦曾谏阻曹叡伐蜀。陈群、司马懿又曾共举鲍勋为御史中丞（见前文注引），可知诸人私下必有勾结。

六年秋，（文）帝欲征吴，群臣大议，（鲍）勋面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臣窃以为不可。”--《魏书 鲍勋传》

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陈）群以为“……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不可不熟虑也”。（明）帝从（陈）群议。（曹）真复表从子午道（伐蜀）。（陈）群又陈其不便。--《魏书 陈群传》

曹真复表从子午道，陈群又陈其不便

昔日杨俊构衅曹丕，司马懿（河内士族代表）便“叩头流血”；今日鲍勋（泰山士族代表）构衅曹丕，陈群（颍川士族代表）等人又联袂上表；回护之心、结党之势昭然若揭。

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杨）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魏书 杨俊传》

按鲍勋死后“二旬（即二十日），文帝亦崩”，可知曹丕彼时已病入膏肓，在病重之中遭遇群臣逼宫，其心情可知；亦可侧面解释其绕过廷尉强行处决鲍勋的历史背景：曹丕既然命不久矣，那不杀鲍勋便再无机会。

（鲍勋死）后二旬，文帝亦崩。--《魏书 鲍勋传》

若曹丕彼时不诛鲍勋，那他死后鲍勋必被魏朝群臣保释出狱，甚至很可能再登高位。比如案件的另一重要嫌犯孙邕，便在明帝、齐王时代官至侍中（见前文注引）。

按《傅子》与《刘表传》，昔日荆州大姓韩嵩曾劝说刘表向曹操纳质子，刘表虽怒，但迫于对方“楚国之望”的豪右身份，只得“弗诛而囚”。结果刘表刚刚去世（208），韩嵩就率领荆州群僚降曹，可见韩嵩在刘表死后便已被荆州大姓保释出狱。

（刘）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弗诛而囚之。--《傅子》

会曹操军至新野，（刘）琦走江南。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刘）琮归降。--《后汉书 刘表传》

前世之事，后世之师，曹丕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当然清楚群臣的自私自利与阳奉阴违，因此非诛鲍勋不可。

综上所述，与其说曹丕强诛鲍勋是公报私仇，不如说是曹丕在临终之际欲借鲍勋的人头震慑群臣，尤其是震慑士族，以压制结党干政的不良风气，替承继之君扫清障碍。同年（226）年初曹丕曾将曹洪下狱，应该亦属此类。只不过诛曹洪是虚张声势，诛鲍勋却是势在必行。

（黄初）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晋书 天文志》

曹丕死后（226），士族大姓不思追悼君王，反而“莫不为（鲍）勋叹恨”；如此行径，与杨俊死后“众冤痛之”如出一辙，可见魏朝国柄在文帝时已遭门阀侵蚀。

（鲍勋死）后二旬，文帝亦崩，莫不为勋叹恨。--《魏书 鲍勋传》

（杨俊）遂自杀。众冤痛之。--《魏书 杨俊传》

若非曹叡“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在任时平衡朝野势力，并借“浮华案”打击勋贵团体，暂时压制了士族的夺权浪潮，只怕易姓革命会提前多年爆发。

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明）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魏书 董昭传》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魏书 曹爽传》

小结

从更深层面来看，鲍勋与曹丕之间的冲突，并非单纯的君臣嫌隙，它反映出汉魏之际士族与庶族间的利益争衡。

魏室出自宦官之后，家富而位卑，虽然曹嵩一度位登三司，但曹操仍被视作“赘阉遗丑”。曹魏三祖皆好法、术，这是庶族君主的典型特质，即族望门第有限，不得不求诸刑名之学，驭使群臣。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 傅玄传》

（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王沈《魏书》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以鲍勋为代表的士族高门则不然，他们出身豪贵，富甲一方，且多有家学传承，至汉魏之际已成门阀巨族，不可复止。可以说，这些屈于下位的士族大姓，在内心深处是不甘心久居臣僚之位的；鲍勋、高柔在文帝朝公器私用；陈矫在明帝朝敢于公然赏皇帝闭门羹；皆属这一心态的现实反映与自然流露。

（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明）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返）。--《魏书 陈矫传》

魏武、魏文、魏明，或有王霸之姿，或为雄猜之主，可以通过娴熟手腕暂时压制住士族反扑的历史大势；但齐王幼弱，曹爽德薄，无力平衡朝野局势，遂遭司马氏的强势反扑，天下权柄由庶族转入士族之手，曹氏祖孙短暂建立的寒门政治亦宣告瓦解。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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