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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 是 | 摄 | 影 | 本文翻译自《摄影书的历史》第1卷 媒介与信息-政治宣传用途的摄影书 翻译：甘至悦 1929年至1953年，在斯大林政权统治下的苏联，照片是一种谎言。 -史蒂芬·考亨（Stephen F Cohen） 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词典中，“政治宣传”一词的定义如下：“有组织的团队或政府系统性地传播信息或思想，以影响人们的观念，特别是通过提供不完整的事实或是暗暗地强调对于事实片面的看法。”可以说，许多摄影作品和摄影书的出版都是政治宣传性的，特别是那些明确为了出版而拍摄的照片，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呈现某种特定的观点，并以此影响民主。但上述定义中的第二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在政治宣传中，为了构建一个华而不实的论点，事实可以被强调，甚至被篡改，它不允许反对，也没有质疑和议论空间。因此，我们倾向于将“政治宣传”一词留给极权主义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任何公布的信息都必须遵循党的路线，不可以存在中立的思想，任何反对的观点都将被无情地禁止。因此，将政治宣传和极权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带着贬义的看法，而且严格来讲，这种联系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民主”社会认为，政治宣传是极权主义国家所实行，而民主所反对的东西。但在民主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如果如实描述一件事，那它肯定是事实，而用来说服人们的艺术可以被称为“劝服”，或“广告“，甚至“记录”。简而言之，被一方认为是宣传的，对另一方来说就是真相。 然而，这里主要讨论的政治宣传书籍，是在政治宣传活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主要在极权国家实施的一种极端宣传形式，大约从193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例如，虽然美国新政政府在1930年代传播的许多纪录片都是为了使人们认同政府的观点，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宣传家”，但是民主国家的“信息”部门和一个极权国家的宣传部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某些人来说，任何区别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歪曲事实和彻头彻尾的撒谎之间分出个高下。他们声称，企业广告活动，资本主义公关公司，或者像美国之声这样的组织的宣传，与任何苏联或纳粹的政治宣传一样阴险、空洞。当然，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极权主义政治宣传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绝对的。国家对其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有着绝对的控制。最关键的是，极权国家中不存在其他不同来源的信息和反对的意见。 在一些人心目中，“苏联”和“政治宣传”几乎成了同义词，事实上，苏联人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宣传机器的发明者。但如果考虑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人对于政治宣传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1917年后，特别是在1918-20年的内战期间，红军将政治宣传作为武器使用。列宁认为最有效的媒介是电影，因为俄国群众中，大多数是文盲。然而，电影制作是一个复杂，漫长且昂贵的过程，并且需要特殊的放映条件，但摄影图像，同样可信却相对容易，印刷起来快捷又便宜，可以印在书上，还可以印在布尔什维克的终极宣传武器——海报上。这些海报可以大量印刷，并贴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否包含摄影信息，其简单粗暴的平面设计，都可以避免文盲看不懂的问题。苏联的海报是共产主义实验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并一直被不间断地使用，尤其是在战争或威胁时期，但从未比内战和红军胜利后的那几年取得更大的效果。在内战胜负未定之际，著名的“政治宣传列车”——移动电影院、肥皂盒和广告牌，传递着布尔什维克的消息。有人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列宁令人叹服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他的政治宣传机器 俄罗斯的前卫艺术，特别是摄影，与政治宣传工作的关系很有意思。显然，摄影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是极具价值的。此外，建构主义者在诸如摄影、排版和平面设计中许多形式上的创新，正如在INKhUK（艺术文化研究所）和VKhUTEMAS（莫斯科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等学校中教授的，虽然不是专门为政治宣传目的而构想的，但却是为社会，也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很容易被宣传委员们所利用。人们常说，政治宣传的技术与资本主义广告的技术非常相似。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宣传与推广宣传和谐共存，埃尔·利希茨基（El Lissitsky）同时为国际博览会上的苏联展台设计了推广广告和政治宣传海报，而亚历山大·罗钦可（Alexander Rodchenko）则在侦探小说的封面设计上运用了摄影蒙太奇。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巩固了其对权力的掌控，恐怖统治正式开始后，人们普遍认为，像利希茨基和罗钦可这样的艺术家是在威胁和胁迫下非自愿地制作政治宣传书的，不然他们至少也会因为自己的才能无法被用于更高尚的事而感到沮丧。然而，这给了他们利用前卫思想和技术的机会，甚至将他们带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尽管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虚伪的幌子下。正如玛格丽塔·图皮岑（Margarita Tupitsyn）所指出的，那些与国家艺术出版社签订合同的人都收入不菲，并获得了只有精英才享有的特权。
《建设中的苏联》（USSRin Construction） 任何关于30年代苏联政治宣传摄影书的讨论都不能从某一本个别的书开始，而是要从一本杂志开始。1930年至1940年间，《建设中的苏联》（USSRin Construction）雇佣了最优秀的苏联摄影记者和平面设计师。这些摄影师中，有马克思·阿尔珀特（Max Alpert），阿尔卡迪·谢赫特（Arkadi Shaikhet），乔治·泽玛（Georgi Zeima），鲍里斯-伊格纳托维奇（Boris Ignatovich），塞门-弗里德兰（SemenFridland），乔治·谢赫特（Georgi Shaikhet）。设计师包括埃尔·利希茨基（El Lissitsky）和索菲·库珀斯（Sophie Küppers）的夫妻组合，以及亚历山大·罗钦可（Alexander Rodchenko）和瓦尔瓦拉·斯蒂帕诺娃（Varvara Stepanova）。他们无疑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而该杂志的性质，即以俄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以及后来的西班牙语）四个独立版本出版的豪华月刊，使该杂志的编辑部成为了思想的温床。利希茨基，罗钦可等人设计的政治宣传摄影书的所有视觉策略，包括复杂的蒙太奇、创意摄影，折页和透明的覆盖层等等，都是在《建设中的苏联》这本杂志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二十世纪制作最精美的杂志之一。 至关重要的是，该杂志出版的时代，斯大林宣布建构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是苏维埃俄国唯一可以接受的艺术形式。但是，照片作为建构主义者采用的主要媒介，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和纪实性的媒介，用照片进行说服工作，是政治宣传的理想选择。摄影是真实的，可信的，可塑性强的。通过摄影蒙太奇，图像可以通过剪切和粘贴来重建，完全虚构的场景可以被编造出来，但即使是最神奇的照片，也保留了其作为照片的最大价值——可信度。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例如，他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照片很少，他在那些重大事件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然而，他的宣传艺术家们用剪刀，浆糊，再加上一点想象力，就可以“证明“在革命期间，他确实是每个重要事件的核心人物，忠实地站在列宁这一边。 可以添加到照片上的东西也可以被剔除，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形象，他是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共同缔造者，这是斯大林所没有的，因此尤其被格鲁吉亚暴君所憎恨。托洛茨基，还有成千上万的政委和党内官员因为得罪斯大林而被肃清，而他们经历的第二次谋杀，是他们的形象在所有官方照片上都被删除了，这一政策简直需要一支修图师大军。如果某张照片已经印在印刷品上了，它的所有者如果不想遭受同样的命运，就有责任把被清洗者的脸剪下来，或者用墨水涂掉。事实上，罗钦科被迫在他自己的一本书上涂污，这本书是他设计的一本伟大的摄影书《乌兹别克斯坦十年》(Ten Years of Uzbekistan, 1934)，而书中描述的许多乌兹别克斯坦政党领导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谋杀。 END 未完待续...... 译者 甘至悦 关于《摄影书的历史 》 2004年至2014年间，马丁·帕尔（Martin Parr）和盖里·巴杰（Gerry Badge）合作编辑、出版了三卷《摄影书的历史》，展现了摄影书自诞生以来所呈现的各种可能性。 第一卷：本卷依据不同主题和时间顺序介绍了超过200册摄影书，并附上提供背景信息的短文简介，强调在某一特定时期，政治和艺术氛围对摄影书产生的影响。选择书籍的范围从19世纪早期摄影诞生之初，到20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主义和政治宣传书籍，再到60、70年代日本激进的摄影书籍，摄影书的发展历程在本卷中得到了全面的概述。 第二卷：从爱德华-德尼·巴尔德斯(Edouard-Denis Baldus)1861年为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制作的宏伟画册，到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的《美国表面》(American Surfaces,2005)，本卷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本摄影书。并为研究摄影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集中在摄影的发展与其出版形式，包含各重要的艺术流派。分成艺术家摄影书、正式出版物和现代生活与摄影书等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篇论文开始，并从封面到内页插图对每册书进行详细的讨论，这些都是讲述摄影书历史的主要手段。 第三卷：本卷探讨了当下摄影书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及当代摄影书。选书范围更具全球化、个性化，自出版及各种形式的摄影书开始出现。探讨了当代宣传书籍与其对立面之间的共生关系，摄影师对自身环境的审视，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摄影书籍本质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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