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院荐书 | 《孟子章句讲疏》

[1] 书籍信息

邓秉元， 《孟子章句讲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2] 作者简介

邓秉元，原名邓志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经学、中国经学史、思想史、史学史研讨。着有《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2004，增订本2020）、《周易义疏》（2011）、《新文化运动百年祭》（2019）等，主编《新经学》集刊。

[3] 书籍简介

孟子其人不只是先秦诸子之一，其书也是宋以来“十三经”或“四书”之一，两千余年来所影响于中国思想学术与中国人之心灵者甚大。自东汉赵岐作注以来，历代注释解说极伙，每随学术之进展与时期之变更而有所发明，于中亦可见《孟子》所蕴之深，能够不时探求阐释。本书作者自2004年起在复旦大学“中国经学史”课上开端讲授《孟子》，其后研精覃思，取精用宏，耗时十余年，撰成本书。

本书为对《孟子》一书的注释和解读，每卷开头为解题，概述该卷大旨，下列章旨结构图，勾勒一卷之整体脉络。原文之下，分简注与讲疏两部分。前者疏浚文义，对《孟子》原文中对普通读者来说了解相对有艰难的，或历来有争议、有误解的字词进行扼要注释，讲疏则细致阐释《孟子》原文的基本含义及其中所包含的义理。

[4] 目录

自序

原序

凡例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离娄章句上

卷八 离娄章句下

卷九 万章章句上

卷十 万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5] 精彩书摘

孟子论“王政”与“公共性君主”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然后止，或五十步然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霸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能够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能够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能够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但是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讲疏】梁惠王焦心费神，自以为尽心于民事矣，而与他国之不尽心者效果相侔，故此中心不平，发为此言。孟子故以“五十步笑百步”喻之，言其虽似尽心于民事，实与他国诸侯同一不知为政者也。

然则君之为物究属何义？近世以来，所谓君主专制颇成国人反传统之口实，闻君臣之称则勃然动乎颜色者大有人在，其意之诚似不可诬，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亦可哀矣。夫“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学者之论虽不外稍偏，傥推之于外，则于人心之邪正，世运之污隆，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尚书·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二义颇有不同。盖《泰誓》所言之君，乃就人类社会之统体而言。《白虎通》：“君之为言群也。”能和合民众，使之成群——群犹今日所谓社会——是则君也。《荀子》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道篇》）此儒者公共之义。无君则人群无以结为一体，故君乃人群之所公共，古人以社稷当之，上可达于天道，下能遂于民生。汉儒以通天地人曰王者以此。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此一含义之君，犹今日普通所谓“政治权益”，予故名之曰“公共性君主”，其与民众结成“公共性统治（君臣）关系”。《说文》所言之君，则专就为君者言之。盖无论政体如何，皆需由某一私人（或集团）予以践行之。此其为君，与其僚属及民构成“私人性统治（君臣）关系”，其相结之准绳乃视细致时空而定。故所谓君，就其公共性言，则为笼统之政治权益；就其私人性言，则为细致之长官权益。公之与私，亦犹夫义之与利，自天道之统体而言，则为公，为义；自人道之分位而言，则为私，为利。韩非子所谓“背私为公”者，以此。《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后人惟即文字之孳乳言，盖未明古人造字之本。故政治之基本问题，在君主惟知以私人性君主见于世，而失其公共性之义，以义利之辨言，是亦“小人喻于利”也。

然则君权何以表示其公共性？曰制度是也。梁惠王虽知尽心于民事，然其所谓尽心纯出于一己之私意（此际所行乃小善，亦是私也），不知返其基本，于制度本源处痛下时间，尽其所以为公共性君主之心，以《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旨律之，是知尽其人心而未能尽其道心者也。故“子产为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论之曰：“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离娄下》）非言子产不善，然此善仅出于作为个人之子产，而非为政者之子产也。须知私人性君主亦属一位，不外制度之一环节，此虽天子亦然。黄宗羲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

按黄氏以内外言，稍有未谛，孟子所着眼者一在爵位（政权），一在职位（治权）。然此处不用纠缠于此。

惟君主所以表示其公共性者，要在统摄群位，使皆素位而行，设官分职而能执其本。故儒者所以言“君心为天下之大本”者，此君心乃公共性君主之心也，惟此公共性君主之心亦必由私人性君主之心见之耳。故王政之本要在“格君心之非”，即格其以私人性君主自处而未知其公共性之义之非。盖既以私人性君主自处，虽或不无善念之发（如移其民于河东之类），然视臣下为其私人，民众为其私属，社稷国度为其私产，不知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君者之职，当使万民遂性，各得其所也。观梁惠王之所为，虽不失为善举，然失其所以为君之职矣。然则所谓“尽心”，所谓“为政”，亦义利有别也。

明乎此，则知孟子下文皆从制度着眼，所言“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此皆《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所言王者之政令。能行此政，则万物之生机可复，民众之衣食可足，遂其生矣。固然，此不外霸道之始耳，非霸道之成也。盖民众虽养生丧死无憾，亦不外生物学意义上之人耳，犹禽兽也。《礼记·曲礼上》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必由利而返义，由小人而进之于君子，则顶天立地，为万物之灵长矣，是所谓遂性。顾“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为使民能有恒，故“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能够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能够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能够无饥矣”。《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富之矣。既富之，故《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免于禽兽矣。所以先富后教者，盖因富而好之礼，礼乐之仪文耳，非由返本而得也。故必“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是教之以仁也。民既好礼而知仁，霸道之成也。此章所言皆与孔子密合，是孟子之承接孔子处。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讲疏】孟子至梁之前，已游于齐，时盖威王之世也。齐自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为齐相田和所篡，且立为诸侯，是为齐太公。太公卒，子桓公立。六年，桓公子威王立，仿楚庄故技，“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威王初即位亦不治，委政卿大夫，与之颇类。威望大振，后与魏惠王徐州相王，为战国初年又一霸主。孟子初至齐，未得威王信誉，故之他国，及威王已死，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谈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威、宣欲重振齐桓、晋文之威，此五霸之道也。孟子不答，言仲尼之徒不以齐桓、晋文为法，故鲜称道之者。昔人或以孟子之语与孔子当年言管仲“如其仁”者不符，不知圣贤立言无方，各随其时耳。盖霸者虽以力假仁，犹能行仁也，故孔子称之；傥原其心，则与霸道有基本之异，故孔门鲜道之者。孔孟所言，各有攸当。以，已，止。“无已，则王乎”，犹言傥必欲言之，则不如以霸道为言。

曰：“德何如，则能够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能够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庶民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庶民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庶民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庶民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缺乏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庶民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庶民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庶民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讲疏】王政之基本在于保民，其义已如上述，然则德何如始能够保民？依当时世俗之见，五帝三王之道陈义甚高，渺乎难及，反不如五霸之以力假仁亲切有味。故宣王之意颇不敢自任其事，而云“若寡人者，能够保民乎哉”！是所谓“自弃”者也。盖普通人视圣贤过高，以为与己不类，故敬而远之，而以俗人自处。下文齐王唯以好俗乐自嘲，亦是此意。或因当时儒门达者，如子夏之伦，颇以博学于文自傲于人，过居师道，故时人亦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语云“水至清则无鱼”，信夫！

故孟子所言，皆以诱宣王入道为的，初读似颇戏之，实则有深意存焉。宣王见杀牛衅钟，因易之以羊，庶民皆知其心有所吝，宣王心下亦知，然以不忍牛之觳觫自解。孟子明知其意，而不道破，其故有二：

一、 若宣王确因不忍，而以羊易牛，则其不忍之心，即是霸道之本源，下文更有详论。至于见牛未见羊之仁术亦有说，盖牛乃当下细致所见，羊则尚存于想象当中，以切己言之，是牛近而羊远，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此怜惜之心当下呈现，《易》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物来而顺应者，非虚拟一笼统之名相，何者为仁，何者为义也。古人为保此仁根，故制礼以节之，所谓“君子远庖厨”是也：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莫夕月，所以明有别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茨》，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二、 若宣王此举实出于吝惜，孟子所以不予道破者，亦端在宣王能招认其不忍之心。盖人皆有此心，不在其时时保任不失，而在其能偶尔发露，无论其发露之机缘若何也。是即人之所以为人之规则性。宣王既能直认亦有是心，故引《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即人皆能够为尧舜之心也。既云人同此心，何以能恩及禽兽（如不忍见牛之觳觫）而功不至于庶民，去尧舜之所为者甚远？非力有所不能，是不为也。傥若不能，则虽欲恩及禽兽而不可得焉。由不为，是其与圣贤同然之本心终不外为一可能性而已，永无完成之一日。

人有此能者，本心也；能为之者，推恩也。推恩即后文所言扩展。人皆知老吾老，幼吾幼，是爱亲之仁也。若能推己及人，扩展此德，及于天下，则民归往之矣，故云“天下可运于掌”。若不推此恩，则“无以保妻子”，盖人于父母妻儿之爱，亦不外此仁根之外显，已是推恩所致。顾孟子所言推恩，当由近及远，“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禽兽则人类之外也。此天下之公义也。为君者能此，是知其所以为公共性君主之职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庶民”，岂非仍以私人性君主自处之故欤！恩及禽兽，是利之也。利而不义，是亦不为也，非不能也。盖所以能义者，即于其能利之心见之，否则亦不能利之矣。孟子所以谆谆以告宣王者，皆欲其自反本心，坚其心志，是所谓“度之”也。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缺乏于口与？轻暖缺乏于体与？抑为采色缺乏视于目与？声音缺乏听于耳与？便嬖缺乏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能够敌大，寡固不能够敌众，弱固不能够敌强。海内之中央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讲疏】此段乃孟子教人抑扬之法。盖明知宣王之志，乃故抑之以骄其志，待其洋洋自得之际，当头棒喝，直谕以“缘木求鱼”，欲其幡然猛醒，有以自反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是亦征利也。天下诸国既以利相搏，亦不夺不餍，齐国虽强，他国皆起而抗之，是其或有后灾也。如能反本，发政施仁，则天下归往之矣。宣王即位，富于春秋，且承威王之霸业，显赫异常，故好大喜功，其与孟子之谈论有如儿戏，诚难化者也。本章孟子之言，初则即其不忍之心，欲动之以情；继则辨不为与不能，是晓之以理；终则言必有后灾，遂恫之以利。小人之难化有如此者。

申言之，孟子所以以此教宣王者，盖本于三达德：动其不忍者仁也，晓之以理者智也，恫之以利者勇也。孟子所言一出于自然，不露痕迹，其所养已臻化境矣。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之制民之产，仰缺乏以事父母，俯缺乏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难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能够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能够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能够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但是不王者，未之有也。”

【讲疏】《易》云：“恒者，久也。”（《序卦传》）能久，是有定也。《大学》“知止然后有定”，夫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故能自正其心，正者止于一之谓也，是所谓有定，即孟子所云“恒心”。盖虽人同此心，而有恒有不恒，其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因其有所养也。其有恒产斯有恒心者，则民也，盖民者萌也，蒙昧之人，未闻大道，尚未知止，何来有定。故徒明一己之小利，其放辟邪侈，无所不为，宜其然也。明君知此，抢先遂其生，使之养生丧死无憾；次富之，使仓廪实而知礼节；继致郛，则反本而知仁。是进小人于君子，使能守此恒心，于是人人尧舜而比屋可封，霸道成矣。若不教而诛，“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犹张收罗雀，“置阱于国中”，失仁甚矣。

即此观之，民众之思想实制度咏男臆造之。如水在盘盂，“盘圆而水圆”，“盂方而水方”；“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能够南能够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能够黄能够黑”。其能守本心不失，不为方圆所限者，何其少也！孟子作此有恒无恒之剖判，非欲强尊士大夫，实于斯民有大悲悯焉。盖君权既为社会之枢纽，故社会人群之义务不当责诸民众，而当责难于君，是亦“肉食者谋之”之意也。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左传》隐公五年所谓“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近世以来，国运不昌，学者倡为国民性理论（按所谓民者，非可浑沦言之，往常之所谓“人民”也。盖古来一切社会，因政体结构各异，故民亦各随其时，显现自身，落实于不同民族抑或国度，即所谓民族（国民）性也。然由此亦当知，所谓民族性、国民性者固可笼统言之，然其细致形态则非可独立存在，以为政体之基础；而实则为其各自之政体所塑造。予故云，近世有以为国度之不振乃源于民众素质之低下，不知此固与民无尤，所当责者时君世主也。士大夫不知自反，徒迁怒于民，是诚何心哉！

民众之精神既为君权所塑造，欲使担国度社会之责，亦抢先富后教，俾其有恒，是王政之本也。春秋以前，尚存乡遂之制、国野之分。所谓野人居于郊外，有遂以统之；其国人居于城内，有乡以统之。后者既属贵族，相互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故多有参与社会及政治之责。其未仕者称士，其有位者称君子。春秋以降，迄于战国，井田阡陌渐开，文化日趋盲目，国野之分不在，君子小人无别，但以编户齐民视之，国人权益大失。士大夫以功利相尚，一变为新型官僚，私人性君主权益渐张。此春秋以来礼崩乐坏所表示于社会政治范畴者。文化既已盲目，士君子不复以身份划分，其有德者称君子，有恒者为士，未开化者称野人。此其大约也。孔子有见于此，虽明世运之不可挽，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学而优则仕”相倡，俾士大夫以礼乐精神为本，以销其功利之习；孟子亦有见于此，以霸道责诸时君世主，欲进民众于君子之列。孔子之时，官僚制度将成未成，私人性君主权益未张，故但责士大夫之为政者；孟子之时，官僚制度已成，君之使臣如人运其手足，故径以“格君心之非”为言。貌似有异，其实无别，时不同也。

综合言之，本卷孟子所以告齐、梁诸君者，其大旨皆言王政，即合理之君权也。顾孟子教三君之法颇有不同，于梁惠王，知其含垢忍耻以图一血国恨，故即其气而激之以仁义；于梁襄王，知其缺乏与有为，故但勉之以不嗜杀；于齐宣王，知其未能自信，自甘凡俗，故即其所论而诱之入道。激之，勉之，诱之，是皆随其材而成就之也，其教人之法岂不大哉！

来源：政治哲学研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