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湜《高乡与低乡》获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

2019年10月27日，北京幽兰文化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讨所发布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选结果。共有五部著作获奖，分别是《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陈侃理著）、《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气、契约和权益——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讨》（杜正贞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胡鸿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中央诸侯》（李碧妍著）、《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天文研讨》（谢湜著）。其中谢湜作品《高乡与低乡》201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书将11—16世纪上下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演化、聚落变更和土地开发以及政区沿革等置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调查，并分离剖面剖析和时段剖析两种措施，阐释了上下乡区域结构的三个重要转变时段。

高乡与低乡

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天文研讨

谢湜 著

平装，480页

“历史·田野”丛书

68.00元 2015年7月

ISBN：9787108052261

作者简介

谢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博雅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获教育部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两次获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中组部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曾任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讨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历史天文学、明清史、社会经济史的研讨和教学。

内容简介

本书将11—16世纪上下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演化、聚落变更和土地开发以及政区沿革等置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调查，并分离剖面剖析和时段剖析两种措施，阐释了上下乡区域结构的三个重要转变时段：11世纪农田水利大延展的时期，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上下乡在繁重赋税压力和海上漕运体制下加速开发的时期，16世纪上下乡政区格局基本定型、市场走向整合的时期。在“剖面剖析→时段调查→结构研讨”的论证体系中，本书将三个专题的内容联络在一同，试图提示自然环境变更机制、官方财政机制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等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结构的变更。

目 录

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序文 葛剑雄

导论

第一节　变动的区域：时空连续体

第二节　区域的变动：时段与剖面

第三节　区域结构史：上下乡视野

上编 上下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构成和演化

第一章　11 世纪上下乡农田水利格局的构成

第一节　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

第二节　冈身·冈门·冈身路：高乡开发

第三节　塘路·塘浦·圩田：低乡开发

第四节　11 世纪的上下乡水利与水学

本章小结

第二章　12—15 世纪上下乡水利格局的演化

第一节　南宋低乡围田与东北东南浚浦

第二节　元代淞江疏浚和浏河黄浦发育

第三节　明初太湖整体蓄泄格局的改动

本章小结

第三章　16 世纪上下乡水利的治与不治

第一节　东北港浦淤塞与争佃升科

第二节　高乡专浚干河与不究水利

第三节　万历常熟治水的稍纵即逝

本章小结

上编小结

中编 上下乡的聚落变更与土地开发

第四章　13—15 世纪高乡开发与市镇延展

第一节　元代海漕时期的高乡拓殖

第二节　明初至宣德时期权力的延展

第三节　正统后“主姓”市镇的创建

第四节　倭乱后的变数与市镇兴衰

本章小结

第五章　15、16 世纪乡镇商贸与市场发育

第一节　官布、货布与土纱

第二节　棉业市镇与商业水网

第三节　布行、布庄与布商

第四节　棉业市场与米粮市场

本章小结

第六章　15、16 世纪赋役变革与荒地开垦

第一节　抛荒、坍涨与分圩

第二节　从“均粮”到“积荒”

第三节　嘉定方式：“折漕”与“复熟”

第四节　上下乡拓荒中的“异乡甲”

本章小结

中编小结

下编 上下乡政区变动和政区间关系

第七章　10 —14 世纪政区增设的趋向

第一节　唐宋低乡营田与“吴江”问题

第二节　嘉定创县与官方的高乡管理

第三节　华亭升府和上海立县的基础

第四节　松江定府和昆山移治的经过

本章小结

第八章　14—16 世纪太仓的区划沿革

第一节　平海：太仓由镇成卫

第二节　安民：太仓因卫建州

第三节　博弈：嘉靖“废州案”

第四节　定局：太仓存州复道

本章小结

第九章　 16 世纪州县关系和政区定局

第一节　高乡水利协作与州县关系

第二节　松江均粮变革与青浦设县

本章小结

下编小结

结论

第一节　三次大转变

第二节　中时段变更

第三节　转变的机制

第四节　持续的记忆

附 录

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讨

一、分县由来

二、分县谋划

三、常熟县分县划界的过程

四、分县后的行政运作

五、从清末自治到辛亥并县

六、结语：从“区划”迈向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空间连续体

变

动

的

区

域

（选自《高乡与低乡》导论第一节）

文丨谢湜

马克 ·布洛赫（Marc Bloch）在他的《法国乡村史》一书《导言》中，曾打了一个好比，解释他在导论中提出研讨想象，并深思研讨措施的必要性。他说，一个探险者在钻入茂密的丛林之前，总要简单地环顾周围，由于一旦钻入密林，他的视野就不再开阔了。[1]关于本书来说，要讨论六百年间太湖流域的区域历史，笔者愈加面临着在密林探险中迷路的风险。这片密林，就位于20 世纪以来国内外中国史研讨者长期开辟、学术成就斐然的“江南”地域，这是一个古代文献卷帙浩繁、人文底蕴深沉的地域，又是一个近一千年来持续开发、至今可谓中国经济最兴隆的地域。十年来，笔者好像一个猎奇的孩童，经常闯进这片丛林，泛舟于太湖、淀山湖的风涛之中，追思于各个老县城的旧院古碑之前，徜徉于许多小镇的石板街之上，醉心于馆阁雅乐以及乡村俗曲之间。往常，当笔者要将搜集到的文献和萌发过的想法诉诸文字，铺设一条穿越密林的小路之时，难免需求自创前辈们勾勒的“江南”图景和道路图，并参考学术史上一些比较胜利的密林探险经验，对此行的起点和目的略作思索。

《法国乡村史》， [法] 马克·布洛赫 著，余中先 / 张朋浩 / 车耳 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依据题目所示，这项研讨很可能会被归入区域历史天文的范畴。许多区域历史天文的研讨者，常常会在研讨开端时，先明白界定区域的范围。这种界定在为研讨提供某种叙说上的方便的同时，也常常会带来不少搅扰。由于在历时性的调查中，很难找到稳定的区域边疆，而一旦设定某种区域边疆，在寻求区域的特性，或者追溯区域格局的来源时，许多问题和要素常常无法落入圈定的范围。这种矛盾的呈现，既削弱了最初树立这个研讨区域的有效性，也影响了对区域格局变更过程的剖析。要处置这一矛盾，从基本上说，就是同时处置时间中的空间变更，以及空间中的时间变更的问题，而这显然是过于庞大的工程。在这里，笔者将问题稍微简化一些，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思索：首先是如何引入时空连续体的观念，用变动的江南区域视野替代被圈定的江南区域范围；其次是如何有效运用时段和剖面的剖析工具，追述区域变动的过程；再者是如何综合剖析天文格局变动，进而调查区域结构及其转变。然后就能够解释，为何选择“高乡与低乡”这个视野，来研讨11—16 世纪江南的区域结构变更。

开端写作这部书的时分，笔者就身处太湖流域东部。不外，用这种自然天文的空间表述，在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令人觉得奇特，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描画处所的区划概念，大多不是自然天文区划，而是行政区划、文化区划或者经济区划。这些区划与自然区划虽有契合之处，但更多的时分并不重合，不只如此，行政、文化和经济的区划还常常因时而变。法国天文学家维达尔·布拉什（P. Vidal de la Blache）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区域学派最重要的奠基人，在树立区域理论时，他就已对区域的多样性有深化认识，并还强调过大城市在区域构成中的作用，即城市创建了区域，正是城市的吸收力，决议了区域的范围。他还预示了区域的不稳定性，随时间延展而起落不定。维达尔的这些观念在“二战”前简直没有得到展开，只需里昂城从那时起，常常作为“里昂地域”的凝聚中心而被提及，但没有得到深化论述。[2]今天的状况简直印证了一百年前维达尔的预见，许多人早已习气了用城市型政区或者经济区域来定位处所，好比应该说在上海，或者说在长三角地域，后者固然也是自然天文区划，但更多是作为一种经济区的单元。

法国天文学家维达尔·布拉什（P. Vidal de

la Blache），19 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区域学派最重要的奠基人

假定身在元、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们能够用府县的政区概念，好比说自己处于松江府或者上海县。假定在元以前，也答应以说身处浙西之类。当然，在古代或现代，还能够用一种笼统的表述，称身处“江南”，不外，这个所谓“江南”，基本上是边疆比较含糊、范围可大可小的文化区的概念，绝非像现代天气预告中所说的圈定了明白范围的江南地域。

面对着一个文化内涵深广，但范围难以肯定的“江南”，二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在从事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研讨时，对历史上“江南”的天文范围变更进行了许多讨论，并试图圈定一些合适于专题研讨的“江南”的范围。近年来，不少太湖地域相关研讨论著存在一个明显现象，即直接套用了其他学者圈定的“江南”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是以政区为单位界定“江南”的范围，诸如八府一州说、六府说等，笔者将之概括为“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向。这一趋向的兴起，受两个过程的影响。

首先，在20世纪80到90年代，沈学民[3]、 周振鹤[4]等学者对历史上的“江南”概念的演化进行了调查。周振鹤指出，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域，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其时江南范围很大，南界直到南岭一线，在当时的交通格局下，今皖南、苏南一带多被称作江东。到了汉代，由于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建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从广陵到丹徒之间的南北交通成为渡江要道，以会稽郡北部即太湖地域为江南的概念才油但是生。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了唐代才最终构成。唐代江南道设立，其后又分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而唐代人所说的江南，并非限于政区，而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太湖地域仍多被称作江东。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两浙地域之中，浙西北部，也即太湖地域最为富庶。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农业生产高度延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此外，镇江府和杭州府也常与五府并称。但镇江、杭州两府税粮远逊于其他五府，且杭州在太湖流域之外，镇江则在近代以来因文化心理要素的缘故，被扫除在江南以外，所以清代晚期以后，七府并提的状况就少见了。在回想了江南概念的演化之后，周振鹤以为，“从江南一语含义的变更，我们能够看到，江南岂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天文学问的扩展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兴隆的范围”。[5]

《释江南》一文收入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2001年版

古“太湖三江”表示图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学者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讨中，其实曾经对江南的范围进行了不同的圈定。这些讨论常常就是用政区圈定“江南”的范围。

20 世纪80 年代初，王家范在讨论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时以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在明代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络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江南经济区事实上曾经初步构成。[6]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讨明代江南乡村社会时，则明白阐明他所谓“江南”，是指南直隶的苏、松、常三府和浙江的嘉、湖两府，即太湖周边五府的范围。[7]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端，将江南概念用所含府级政区来表示的趋向曾经普遍呈现[8]，但学者们划定的范围并不相同。

鉴于学者对“江南”范围意见各异，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李伯重从明清经济史研讨角度动身，在《简论“江南地域”的界定》一文中，试图对作为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域”进行界定，他的划分规范首先是天文完好性、生态条件的相对统一；其次是长期历史延展招致内部经济联络和经济水平接近，被人们视为一个与毗连地域有显著差别的特定地域。依据这两个规范，他以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一州，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域”的范围是合理的。[9]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在发表之后，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尔后十年间，李伯重自己对“八府一州”说还进行了一些弥补和阐明，譬如，他在2000 年出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开篇，便将“江南地域”作为“几个主要概念”的第一个概念继续进行辨析。他强调，“八府一州”的经济区，和施坚雅对经济区的界定不尽相同，由于“八府一州”中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以及一些专业化市镇的贸易范围，大大超出了此地域的边疆。[10] 在2003 年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一书中，李伯重把《简论“江南地域”的界定》一文作为该书的附录（收入书中

时改名为“‘江南地域’之界定”），但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订，把原来的两个规范扩展为三个。其中，保存第一个规范即“江南地域的天文完好性”，第二个尺度绳一分为二，分红“江南地域的经济一体性”和“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概念的江南地域”，这显然是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书中的“经济区”辨析基础上有所调整。在提出三个规范之后，他还列出一节“‘江南’一词涵义的历史演化”，最后，他将《简论“江南地域”的界定》一文的结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域，应当是上述八府一州的地域”，改为“经济史研讨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11]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附录《“江南地域”之界定》，“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

固然李伯重等学者对“江南”范围的界定，都强调是特定的研讨语境下的处置，好比明清经济史研讨。但是，不少学者还是愿意借助这些依据政区界定的范围来进行不同专题的研讨。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笔者概括的“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向。一方面，它与关于江南概念历史内涵的讨论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太湖流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讨的延展有密切关系。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两个方面的联络呢？

从逻辑上，既然江南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变更较大，本就无所谓对“江南”的范围进行界定，即便到了明清，当时人对“江南”的概念也没有统一过。正如李伯重所指出的，从元代以后，“江南”不再被作为行政区称号，所以江南一词的运用也比较随意，有时仅指苏南，有时又扩展到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以外，即便是在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以内，也常常只用来指其中几个州府，由此构成的紊乱，大约就是今日“江南”一词没有统一地域界线的本源。[12]在此就能够了解，为何周振鹤的研讨旨在解释“江南”概念和天文范围变动的缘由，并未作任何的“界定”，同时也能够了解，为何李伯重强调是在“明清经济史研讨的前提”下界定“八府一州”的范围。

徐茂明在《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更》一文中，从自然天文、行政天文、经济天文、文化天文四个角度，讨论了界定“江南”天文范围时触及的历史要素。他在文末以为，从“江南”的历史演化看，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天文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更趋向，这一变更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延展的历史是完整合拍的。“江南”这一称号已由单纯的天文概念演化为包含天文、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当人们运用“江南”一词时，在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厚的内涵，这就是兴隆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13]这一剖析确认了历史上“江南”概念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概念演化与地域历史的关系，也点到了人们对“江南”进行定义的文化心理，是富有启示的。不外，在最后他还是以政区化的界定作结，以为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较为“合理”，但没有限定其“合理性”适用的范围。

质言之，历史上的“江南”，无论从概念演化角度，还是人们对其范围认知角度，都是多变的。所谓的“科学”界定，实践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关于研讨者来说，如何界定江南地域的范围，主要是取决于细致的研讨专题，也就是说，把“江南”作为一种剖析框架和工具，作为一种研讨区域。这种区域界定是允许多样性的，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关于其他研讨者来说，只须思索其设定合分歧理，而无须进行客观或不客观的正误判别，亦不用强求在细致范围上达成共识。

江南三角洲构成过程表示图

既然区域界定取决于研讨专题，要检验其范围设定合分歧理，关键就是经过历时性的调查，掌握这一研讨区域与研讨主题的关系。在这样的思绪下，对“江南”范围的讨论，首先要将区域视为一个动态的视野，从中调查区域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更过程。至于如何理论这一研讨思绪，回想20 世纪以来天文学和历史学对区域理论的延展，能够取得启示。

区域作为学术研讨的概念，首先来源于天文学。自从区域概念提出之后，它既成为天文学的中心概念，也成为极富争议性的概念。德国近代天文学区域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1859—1941）指出，历史学的中心精神，在于探求事物的时间变更过程，以及各种不同延展系列的内在联络，而天文学的中心精神，在于运用区域的观念，“从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界和它们各自不同的表示方式的并存和相互影响的了解，来认识地域和地点的特性，从各大陆、各地域、各中央和各地点的地表的自然划分中了解整个地表”。[14]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哈特向（R. Hartshorne，1899—1992）的区域理论与赫特纳的思想一脉相承。哈特向以为，天文学研讨主要包含系统天文学和区域天文学这两种措施，天文学的终极目的是研讨世界的地域差别，只需经常坚持与区域天文学的联络，系统天文学才干牢牢抓住天文学的目的，而不至于消逝于别的科学之中。[15]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美各国天文学与历史学的延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学术源流不尽相同，各国学界针对区域的天文和历史（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展开了不同的讨论。

在法国，维达尔的人文天文学说在20 世纪初期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法国天文学者越来越注重文化与自然、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调查这种相互关系的产物——“区域”和“地点”。历史学者则从天文环境决谈论转而信奉环境或然论。[16]这种学术延展趋向直接促成了“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降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1922 年发表了《大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天文学导论》一书，直接论述了如何以或然论调查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复杂影响。[17]在20 世纪前半期，“年鉴”学者力图重新认识空间，经过将史学进一步引入对空间现象的研讨，复兴了天文学，并促成了历史学与天文学的联姻。[18]

《天文学与历史学》， [英]阿兰·R.H.贝克 著，阙维民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新史学》，雅克·勒高夫 / 诺拉 著，姚蒙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在德国，赫特纳的区域天文思想，主要是遭到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影响，而李特尔和洪堡的思想则源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康德的天文学思想是以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为基础的，时、空是分别的，康德主张“区域”和“时期”都是一种研讨的框架，空间相似一种笼统容器。在这种观念之下，在天文学中思索时间性，乃至进行历史天文学研讨，都面临着艰难。[19]赫特纳深受这种天文学思想影响，他以为：

同样有对过去时期的天文学的调查，就像有对往常的天文学调查一样，事实上确是存在一门历史天文学和一门古天文学。实质的区别不在于天文学偏重于一个一定的时间即往常，而在于对天文学来说，时间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它不是从时间的角度来注视过程……只是为了解释在选定的时间中的状况时才援用时间的延展。天文学需求有关来源的观念，但不得变成历史学。……天文学的调查总必须针对着某一个特定的时间。[20]

如前所述，美国天文学家哈特向的区域理论源自赫特纳，他完整赞同赫特纳对区域时间性的认识，哈特向对区域天文与历史的关系则表述如下：

研讨一个地域的学者岂但并无调查该区各“延展”阶段的逻辑必要性，而且展示这样一种历史横断面的次第，也未必就能提供了解现状的最好手段。……固然解释区域天文中的个别特征常常需求学者返回过去时期的天文，但区域天文却不用以历史延展的观念来研讨。相反，除非研讨者要着手同时描画一个区域中历史和天文的雄心勃勃的艰难任务，那么他就需求明白分辨这两个观念：即按时间研讨对象的联络的观念，和按地点研讨现象的联络的观念。[21]

从赫特纳到哈特向，他们一直不愿强调区域天文的时间性，于是，在追溯区域天文要素的历史本源时，就很难切入区域历史调查。正如英国天文学家大卫·哈维总结的那样，区域天文解释仍面暂时间错误称问题，为了使得因果解释恰当地发挥作用，就需求指定某种闭合系统。[22]

哈特向倡议天文学应把自己局限于生态的或者功用的解释，而排斥解释“发作”的过程，这等于降低了历史天文学的价值。就在哈特向的《天文学的性质——当前天文学思想述评》发表不到一年，美国天文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就坚决反对他的观念。1941 年，索尔在美国天文学协会的就职演说中，批判哈特向将历史天文学置于天文学的边疆位置是天文学的大倒退。他坚决主张：

天文学者一定要做历史重建。假若天文学是研讨地域的长大，也就是肯定和了解各种人文组合，则我们一定要知道其散布（聚落）及活动（土天时用）的延展构成过程。一个族群在一个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营生方式，触及对文化特质的了解，文化特质可能是自创的，也可能是外来的。像这样的文化区研讨，便是历史天文。对文化区的深化了解，就是来源与过程的剖析。整个目的，就是文化的空间差别。研讨人，同时要做溯源剖析，就必须求思索时间上的先后次第……所以历史天文学者一定要是一位区域专家，由于他岂但要知道该区今日的容颜，而且也要充沛了解其细致状况，这样他才能够追溯该区过去的历史轨迹，他也必须了解该区的文化特质，他才能够明白在过去的状况下该区当年的状况。[23]

索尔不时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他和他的学生从事的研讨工作，既不包含认真重建过去的天文环境，也不包含区域边疆的周密思索，而是倡导一种普遍的历史天文学，来追述地域文化景观构成的过程。[24]20 世纪40 年代，索尔的理论倾向实践上代表了历史天文学延展的趋向，从更大的视野上看，以至能够说，这种学术观念的推进，反映了现代历史天文学的真正树立。

日本历史天文学家菊天时夫总结了20 世纪中期的这场学术转变：

20 世纪下半叶，将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严厉分辨开来的观念，已向相对空间与相对时间密切融为一体的观念转移。应当指出，近代历史天文学与近代天文学是终间科学，而现代历史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则是时空科学。作为时空科学的空间，一切物体、现象都占有某一特定的时辰位置，只需这一物体、现象继续存在，这一空间也就将按时间系列持续下去。这样的空间就叫做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ty）。它是一个在时空间不时变更着的整体，特定时辰的物体、现象，是这一时空连续体的横断面。基于绝对空间的近代历史天文学中时间断面上的天文，是康德所说的静止的历史，是由无时间性的时间薄片所构成的空间。但时空连续体中时间断面上的天文，则不是没有时间性的空间，而是包含着“时间分节”（Spatial-temporal segment）在内。[25]

概括起来，这场学术转变的中心内容，其实就是将区域作为一个变动过程，固然天文学的区域研讨对象指向空间，但必须明白这个空间是一个时空连续体。分开历史天文学，区域天文的格局及其来源便无法得到解释。

在简单梳理了20 世纪以来区域天文学术延展脉络之后，笔者对“江南”区域界定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讨论“江南”区域问题，除了认识历史时期“江南”的概念和文化意涵的多样性，认识古人指称的“江南”范围的多变性，更重要的，还在树立“江南”区域的剖析工具之后，进一步调查其变动的过程，一直明白必须把“江南”区域作为一个时空连续体进行调查。

因而，某一种“江南”的区域范围界定，不是为了确认各种天文格局的静态“统一性”，而是为调查各种天文格局的变动，提供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譬如学者们在论证“江南地域的天文完好性”时依据的“太湖水系的完好性”，就需求在历时性调查中重新推敲。本书上编将细致追述11—16 世纪太湖以东农田水利格局的变更，并叙及太湖整体水系格局的演化。其中，太湖整体蓄泄格局在明代发作了较大转变，14 世纪后期到15 世纪初，明朝官方经过改筑东坝、掣淞入浏、凿范家浜导黄浦出海这三个大工程，逐步突破了此前的水势均衡，惹起了太湖入水、泄水格局的整体改动。太湖以东泄水格局呈现了淞、浏并淤，以黄浦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这种演化曾经使得太湖东面、南面的苏、松、嘉、湖四府的水系，与常、镇诸府水系的关系变得疏远，明清的水利学家关于八府水利统一性的表述，其实是因循了宋元时期的水利学说，表白一种综合整治水利的理念，并不反映当时实践的水系格局。总体上说，在明代以后，在“八府一州”的范围里，水系格局已非统一。

太湖东北水系变更表示图

另一方面，能够从政区沿革自身，深思前述“江南”范围界定的“政区化”趋向。例如，“八府一州”说中的一州，是指太仓州，但在明代，用“八府一州”的连称是不紧密的。由于太仓州是在明代弘治十年（1497）才设立的，此前只需卫所的建制。在清初太仓州升为直隶州之前，太仓州一直从属于苏州府，其政区层级居于苏州府之下，府和州是统属关系，不能平级并称。

当然，笔者绝不会因而把太仓剔出视野，太仓的区划故事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元代昆山曾将治所移至太仓，明初太仓立卫，明代中期由卫建州之后，嘉靖年间太仓却面临被废置的风险，其后“废州”不成，太仓才保住了州的建制。本书下编就将讨论这个生动的区划故事，并从中剖析太仓区划沿革与太湖以东的土地开发以及官方行政的关系。谈到这一点，又触及一个重要的区域天文研讨专题——政区沿革与区域变更的关系。

首先看看“八府一州”中府级政区的沿革。八府的格局在元代曾经构成，但其中松江府迟至元代才设立，其中还阅历了废府和复府的过程，松江府设立后，“苏松”的连称在文献中便常常呈现，并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讨中的“江南重赋”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关于此点，第七章将进行细致的剖析。

假定进一步将调查点放到县级政区的变动，不同时期区域开发的状况就会显现出来，下编将分别触及吴江、嘉定、上海、青浦等县的区划沿革状况，还将剖析不同时期政区设立后，在行政运作中的相互关系。

总的来说，本书不以政区单位肯定区域范围，而是经过综合调查政区变动的基础和机制，把“江南”概念从文化多变性和范围不定性中解放出来，转而剖析“江南”作为“时空连续体”的地域开发过程。之所以采用这种措施，也是从20 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天文学的学术延展脉络中取得启示的。

在19 世纪的西欧，就有不少学者不时地强调历史的天文基础和天文的历史基础。例如在法国，许多历史学家具有较普遍的天文学观念，他们的行政疆域沿革史研讨常常被称作“历史天文学”，其研讨的内容，主要是在被定义为天文区域的这种行政疆域内所发作的历史事情与历史过程。法国著名学者米西莱（J. Michelet）在其所著19 卷本《法国史》书中便主张：“法国历史的真实起点是基于自然与自然分区的政治分区，首先，历史学完整是天文学。”由此，米西莱提出了法国的区域天文学描画法，这种用天文学研讨历史学的措施被称为“法兰西图解”。前面提到的维达尔的人文天文学，就是这种学术趋向持续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天文学者不再将“历史天文学”仅仅作为描画政治区域及其实体沿革的一个术语，转而开端赋予其十分普遍的含义，注重历史的构建和人类的作用。这些学术趋向促发了20 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降生和延展，年鉴学派开创人之一费弗尔以为，历史学与天文学的密切关系是明晰的，但必须不时地向其他学者强调；他力主把法国的人文天文学延展成为历史天文学。[26]20世纪中期，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为代表的年鉴派学者，将该学派关于史地关系以及时空观念的认识继续推进。在布罗代尔的研讨中，天文不是简单地展演历史舞剧的舞台或一个自然环境空间，天文还更是一个动态的有着多种联络的行政疆域框架，历史过程不只发作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而且发作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内。

法国人文天文学的延展进程显显露一条明晰的学术延展脉络，即从行政疆域沿革史研讨向综合的历史天文学转变。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天文学的树立和延展，有着颇为相似的过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时发作，中国古代丰厚的典籍文献使这些变更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基于这些记载，一门特地探求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更的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天文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9 世纪，中国的沿革天文学延展抵达高峰。随着西方现代天文学理论和措施在中国的逐步传播，20 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传统的沿革天文学的坚实根基上，尝试树立历史天文学。当时，方兴未艾的历史天文学仍保存着浓厚的沿革天文颜色。20 世纪中期，以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为代表的学者，正式引入西方历史天文学的学科研讨体系，并参照了西方学科架构，把历史天文学视为现代天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十分强调史学措施以及中国丰厚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充沛继承了中国的舆地学传统。[27]他们在措施和视野上，不时坚持融通，并未因珍爱传统而画地为牢，同时又思索着如何改造沿革天文学，使其焕发生机。谭其骧在传统的行政区划沿革史基础上，就进行了一些新的探求，他认识到中国的县制不只关于中央行政制度史至关重要，而且能够成为研讨地域历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1947 年，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域的开发过程》这篇重要论文中指出，中国的“县”是历代中央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历代设县规范大致相似，虚置滥设者较少，一中央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设县的动力正是来自新县以前所从属之旧县，应用中国的丰厚中央文献调查分县序列，很可能为中国的地域开发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28]谭其骧的研讨虽只是简单梳理了浙江各地域开发的过程，但其提出的研讨措施是意义深远的。

太湖流域地形表示图

可见，从传统的政区沿革考究迈向区域综合研讨，本就是中外历史天文学延展的趋向。要剖析区域作为时空连续体的转变过程，就必须在综合的视野下调查政区沿革。哈特向的区域理论中有关区域与部门（按：或称系统、专题）两种剖析途径的辩证关系，是颇具启示性的，他以为：

只需在部门研讨，而不是在区域研讨，我们才干树立明白的客观划分的区域。再则经验表明：这样划分的区域在部门研讨中，对决议有限数目因子之间的共同变异水平是最有用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矛盾：我们企图树立区域的技术概念作为区域天文研讨的工具，实践上却在部门研讨中树立和应用这些概念。[29]

在这一意义上，假定将研讨区域树立在细致政区上，政区沿革的动力、机制和影响，需求分离其他专题剖析去了解。假定把研讨区域树立在更大的时空连续体之上，则区域中的政区变动，只是调查时空连续体变动的一个专题。

基于以上思索，本书的研讨思绪，首先就是放弃将“江南”区域的界定作为研讨前提，而是一直将“江南”视为一个变动的研讨区域，视为一个时空连续体，笔者把这个研讨区域树立在太湖以东地域。然后，将这个时空连续体放入时间轴，进行综合调查。在综合调查中，本书选择了三个研讨专题，分别是水利格局的构成和演化、聚落变更与土地开发、政区变动和政区间关系，三者都运用历时性的论述。

本书的章节布置，初步展示了三个研讨专题的联络，但是在细致的内容中，文献和问题不可避免地呈现交叉。之所以按三个研讨专题进行历时性剖析，那是由于，很难在一条时间线程中把各种要素及其关系表述出来。时空连续体的树立，就是以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为前提，不同的天文要素的时间、空间属性是不同的。不外，专题与专题、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则是共时性的。

那么，如何在三条专题线程中，尽量避免专题间、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不被湮没呢？笔者用一种类似计算机软件中的“超链接”（hyperlink）命令，在三个专题叙说中，参与一些提示语，以便树立不同专题间的内容联络。于是，本书行文将充溢着“某编某章提到”、“某编某章已提及”等等“超链接”语句，不外，以这样的方式提示联络，显然比较蠢笨，以至构成阅读上的某些干扰，这是笔者需求致歉的。

“超链接”的树立，其实是基于笔者对专题间相互关系的剖析，而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剖析，触及历史天文学研讨两个重要的概念：剖面和时段。正是它们将三个专题维系在时空连续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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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马克·布洛赫：《法国乡村史》，《导言》，余中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页。

〔2〕［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天文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0 页。

〔3〕沈学民：《江南考说》，手刻油印稿，约20世纪80年代初。转引自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更》，《史林》，2002年第3期。

〔4〕周振鹤：《释江南》，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49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入周振鹤：《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324—334 页。

〔5〕周振鹤：《释江南》，第324—334 页。

〔6〕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7〕［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乡村社会の研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 年。

〔8〕譬如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域社会经济史研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9〕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域”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1991 年第1期。

〔1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

〔1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附录《“江南地域”之界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47—462页。

〔12〕李伯重：《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附录《“江南地域”之界定》，第461—462 页。

〔13〕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更》，《史林》，2002年第3期。

〔14〕［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天文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措施》，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1页。

〔15〕［美］理查德·哈特向：《天文学的性质——当前天文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587页。

〔16〕Alan R. H. Bake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 中译本为［英］阿兰·R. H. 贝克：《天文学与历史学——逾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页。

〔17〕Lucien Febvre,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6. (First publish as 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Paris: Armand Colin, 1922.)

〔18〕［法］雅克 ·勒高夫：《新史学》，收入［法］J. 勒高夫、P. 诺拉、R. 夏蒂埃、J. 勒韦尔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9—30页。

〔19〕［日］菊天时夫：《历史天文学措施论》，东京：大朋堂，1977年，第15—19页。中文选译系列参［日］菊天时夫：《历史天文学基本概念的改造——〈历史天文学导论〉选载之二》，辛德勇译，《中国历史天文论丛》，1987年第2 期，第140—145页。

〔20〕［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天文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措施》，第151页。

〔21〕［美］理查德·哈特向：《天文学的性质——当前天文学思想述评》，第211—213页。

〔22〕［英］大卫·哈维：《天文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5—486页。

〔23〕［美］索尔：《历史天文学引论》，姜道章译，载《中国历史天文论丛》，1998 年第4期，第48—50页。［这篇演讲稿最初刊登在1941 年美国天文学协会的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31,1941) 上，1963 年收入《天文与人生》(Carl O. Sauer,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edited by John Leigh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一书。

〔24〕［英］R. J. 约翰斯顿：《天文学与天文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天文学》，唐晓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25〕［日］菊天时夫：《历史天文学措施论》，第26—27页。中文选译系列参辛德勇译，《中国历史天文论丛》，1987年第2期，第152页。

〔26〕［英］阿兰·R. H. 贝克：《天文学与历史学——逾越楚河汉界》，第19—21页。

〔27〕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天文研讨》，《历史研讨》，2002年第3期。